南極 South 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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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山峰實際上離我們遠得很，最近的也有兩公裡。
我們兩人一間帳篷，帳篷比我想象的寬敞許多，兩張行軍床中間還有一張小折疊桌。
晚上我們睡在睡袋裡。
那些睡袋非常厚實暖和，我并沒有遇到N之前提醒的晚上睡覺會非常冷的問題。
有時候甚至熱得得把胳膊伸出來。
在南極我睡了這幾年最好的幾覺。
實在是太安靜了。
後來達克——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選手——在臉書上寫道：“在南極我不得不盡量小心翼翼地走路，以避免靴子踩在雪地上發出的吱吱呀呀聲破壞這片神聖的靜谧。
”準确極了。
我是在待了好幾天後才猛然想起找出耳機開始聽音樂的，那會兒我正往我們的營地餐廳——營地最大的那個帳篷——走去，音樂響起的時候我愣在原地，因為我感覺以前聽過的音樂都白聽了。
由此看來南極本身是個巨大的降噪耳機。
我們原定于到達南極的第二天進行比賽，但這也因天氣推遲了，營地的科學家告訴我們第三天的天氣更适合跑步。
于是我們繼續等待。
在營地并沒有太多可做的事情。
有小型圖書角，不過擺放的絕大部分是和南極有關的書籍。
大部分時候我們在餐廳待着。
營地可以洗澡，全程手動，一次可以洗三分鐘（那是一桶熱水勻速流出的時間）。
到了第二晚我因忍受不了想要洗澡時，他們極力将我勸阻住了，為了避免在比賽前感冒，節外生枝。
所有人都開始向着原始人的方向發展。
我們到點吃飯，到點睡覺，到點在餐廳一起坐着發呆和打牌，對話弱智而無聊。
好像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智力低下的單細胞生物，但這樣倒也非常幸福。
大腦空空，大腹便便。
有時我們在帳篷裡打牌，M和W是野生佛教愛好者，打牌的同時W會放《心經》當背景音樂。
我終于忍不住呵斥道：“能不能不要在打牌的時候放這玩意兒！”我出離自己審視這幅畫面，四個中國人的帳篷裡，《心經》的背景音樂傳響整個營地，他們在裡面既非打坐亦非冥想，而是在掼蛋。
我不由得疑惑，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在幹什麼？ 到比賽那天，我有一種體察，所有人迫切想要跑完這42公裡的主要原因都是跑完就可以洗澡了。
比賽路線大緻是以營地為起點跑兩圈，一圈是半程。
前一晚開會時，科學家們已經給我們分析了路線的細節，諸如跑到哪些部分會有強風，有人的補給點和無人的補給點大緻在什麼位置等。
前一天我們跑了幾公裡熱身，比賽的難點倒不在溫度，當你跑起來的時候，會散發大量的熱，我們跑了一小段就汗流浃背。
真正的難點在于，在雪地上跑，毫無借力，不僅速度會很慢，還會消耗大量的體力。
雪地不夠平坦，在積雪中一腳深一腳淺會讓人随時有失去平衡的風險。
強風路段也需要注意，氣溫驟降，體感溫度也會下降，必須盡快通過。
毫無疑問，來參加比賽的人幾乎都有着大量的比賽經驗，有不少是來刷七大洲俱樂部成就值的。
在蓬塔頭一次開全員會議的時候，我推開酒店大門先是因為在大廳裡突然看見這麼一大撥人而感到非常興奮，像跳入海洋球的小朋友一樣加入了他們，興緻勃勃地和每個人聊天搭讪，簡短地了解他們的一生，随後就陷入了擔心：我會不會是最後一名？看起來這很有可能。
随後的幾天我一直在這種憂慮中，直到我得知了兩個消息：第一，我們中有一個超級大神，差點入選本屆的裡約熱内盧奧運會，全馬最好成績是2小時17分；第二，我們中還有一個人毫無經驗，南極是他的第一次馬拉松比賽。
前者非常好辨認。
他叫蓋瑞，來自愛爾蘭，體格精瘦袖珍，總是形單影隻，沉默寡言，自帶一股神秘冷峻的氣場，令人難以接近。
到南極後，我們所有人都處在咋咋呼呼的旅遊者狀态裡，大家好像不是來參加比賽的，更像是來參加一個派對，隻有蓋瑞始終緊繃着，像一隻養精蓄銳的獵豹。
後者呢？理查德沒有說他是誰，他放出這個消息隻是為了讓諸如我這樣的家夥别太緊張，自然不會公布那個人的姓名。
不過，随後我意外得知了他是誰。
那是一個來自蓬塔本地的選手，我們在餐廳門口聊天時他非常腼腆率直地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比賽。
我安慰了他兩句，就非常開心地回帳篷去了。
澳大利亞人達克是和我最熟悉的一個選手。
實際上和他相處總讓我有些不自在，他身上有一股過于抒情的文藝青年氣質，讓人無所适從。
我們最開始是在去南極前的機場裡認識的，彼此寒暄後，他問：“所以你寫的是什麼樣的書？”我吃了一驚：“你怎麼知道的？”“哦，是通過網站上的簡介。
”我這才發現，原來真的有人把南極馬拉松官網上每個選手的簡介通讀一遍。
他說自己也在寫一本書，希望能和我聊聊。
達克身材修長，長着一副非常接近亞洲人的面孔，學習語言學，會說六國語言，曾經在印度生活過許多年，然後一路遷徙，輾轉不同國家，最終定居澳大利亞，妻子是越南人，育有兩子，大兒子在學習小提琴。
我會這麼了解是因為從南極回到蓬塔後，我在蓬塔又待了幾天，去百内國家公園玩了一圈，在蓬塔的最後一天，達克請我去他那兒吃飯。
一開始我并不想去，從南極回來後，我陷入巨大的失落，整日待在酒店閉門不出，自我反思和厭世。
W、M、Z在回來的第二天中午就匆忙登上了回聖地亞哥的航班，中轉回國。
一直疏離于我們的S自然也不會再和我聯系。
無論如何，和我相比，他們與世界的聯系要密切許多。
W身居要職，某一晚我們幾個散步去找餐廳吃飯時，W感歎：“要在深圳，我是萬萬沒有這樣陪你們散步的機會的。
”Z在南極每天都要和家人打很久的衛星電話，一有網絡頭件事就是和兩個孩子視頻。
M最潇灑，沒心沒肺，看上去永遠不會不快樂。
他們總是用不完衛星電話的時間，就讓我去打，隻是我枯坐在電話亭，想來想去也不知打給誰，最後隻好原樣歸還電話卡。
離開蓬塔的前一晚，我和W、M三人深夜出去謀食，這個小得可憐的海濱城市所有的店都打烊了，最後我們一路走到了整個蓬塔最豪華的那棟建築，它伫立在這個破破爛爛的南美小城之中，簡直像廢墟中的巴别塔，格格不入。
等我們走近才發現這是一個酒店——還能是什麼呢？不管怎樣，我們走了進去，頂層的天空酒吧還在營業，全世界酒店的天空酒吧都是一個樣。
我們找了個位置坐下，幾乎沒有任何服務可言，大概因為這個點真的隻有這裡還營業，所以人滿為患，服務員應接不暇。
好在食物尚可以，我們喝了點酒，現在我已經完全想不起來那一晚我們聊了什麼，隻覺得前一天還在不似人間的南極，後一晚就坐在那個浮誇的夜店聽着糟糕的電子樂，這感覺太恍若隔世了。
在這種極為迥異的環境之間穿梭，有時候我能努力地适應，有時候則感到迷失。
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我先是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像遊戲人物般晃蕩了兩天後終于回到了已經陷入霧霾絕境之中的北京。
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的時候，我從窗戶向外望去，好似來到寂靜嶺。
在北京，由于恢複了坐地鐵的習慣，我又開始使用Kindle了。
如果說冬天有一點什麼好，那就是你可以穿有很大口袋的外套，什麼都可以一股腦裝進去，包括一整個Kindle。
當你出門時雙手空空，你就覺得自己和這座城市緊密聯合在一起，以天為被以地為床，無論把你扔在哪裡，都可以步行回家。
夏天時我通常就帶一把鑰匙和一個手機。
從南極回到蓬塔，又從蓬塔回到智利中部後，我就又回到了夏天。
在聖地亞哥、複活節島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我就隻帶着鑰匙和手機亂轉，同每一個迎面走來的人微笑，感覺自己成了南美大陸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在地鐵裡看一本名叫《巴托比症候群》的書時豁然開朗，這是一本饒有趣味的獺祭書，虛虛實實列舉了許多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家無一例外都是巴托比症的患者。
所謂巴托比症，就是指那些擁有寫作天賦或已經取得寫作成就的作家，某一天起卻拒絕寫作，開始了長達幾十年之久對寫作說“不”的生活。
卡夫卡、塞林格、蘭波、梅爾維爾都是如此。
對我來說，這本笃定地肯定失敗者的小書，無疑比去趟南極要來得安慰得多。
也便宜許多。
亞馬遜的電子版隻要12塊。
在塞林格長達幾十年的不動筆的時間裡，他在幹嗎呢？我不清楚。
隻有一個問題，罹患巴托比症的首要條件是，你必須已經寫出了一本《麥田裡的守望者》。
我還在等。
在酒店送走M他們之後我回到了一個人的房間，一開始我非常不耐煩和人相處，現在則感到一種無法忍受的安靜。
大概是這種共同經曆所締結的友誼促使我在最後一天赴了達克的晚餐邀約。
他獨自租住在離我酒店不遠的一個公寓式旅館裡，進門我微微吃驚，局促的客廳中央擺好了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餐桌上擺盤精緻，我頗覺得有些尴尬，因為這看上去過于羅曼蒂克了。
不過我沒心思琢磨擺盤背後有沒有别的意思，隻顧着和他大吐苦水——我對每一個人散發負能量，這持續有一段時間了，他隻能跟我說一些心靈雞湯。
在過于聰明的中國人眼裡一切都是心靈雞湯。
又或者，我在思考，心靈雞湯和偉大哲理的真正區别在哪裡？我最後認識到這位目前自由職業的兩個孩子的父親，的的确确是自由、無用且不感到一絲焦慮的。
不過在當時，這頓晚餐并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南極同樣沒有。
我們中午12點起跑。
我很快發現想要按照前一天熱身跑時估摸的配速是不可能的，我的速度不
我們兩人一間帳篷，帳篷比我想象的寬敞許多，兩張行軍床中間還有一張小折疊桌。
晚上我們睡在睡袋裡。
那些睡袋非常厚實暖和，我并沒有遇到N之前提醒的晚上睡覺會非常冷的問題。
有時候甚至熱得得把胳膊伸出來。
在南極我睡了這幾年最好的幾覺。
實在是太安靜了。
後來達克——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選手——在臉書上寫道：“在南極我不得不盡量小心翼翼地走路，以避免靴子踩在雪地上發出的吱吱呀呀聲破壞這片神聖的靜谧。
”準确極了。
我是在待了好幾天後才猛然想起找出耳機開始聽音樂的，那會兒我正往我們的營地餐廳——營地最大的那個帳篷——走去，音樂響起的時候我愣在原地，因為我感覺以前聽過的音樂都白聽了。
由此看來南極本身是個巨大的降噪耳機。
我們原定于到達南極的第二天進行比賽，但這也因天氣推遲了，營地的科學家告訴我們第三天的天氣更适合跑步。
于是我們繼續等待。
在營地并沒有太多可做的事情。
有小型圖書角，不過擺放的絕大部分是和南極有關的書籍。
大部分時候我們在餐廳待着。
營地可以洗澡，全程手動，一次可以洗三分鐘（那是一桶熱水勻速流出的時間）。
到了第二晚我因忍受不了想要洗澡時，他們極力将我勸阻住了，為了避免在比賽前感冒，節外生枝。
所有人都開始向着原始人的方向發展。
我們到點吃飯，到點睡覺，到點在餐廳一起坐着發呆和打牌，對話弱智而無聊。
好像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智力低下的單細胞生物，但這樣倒也非常幸福。
大腦空空，大腹便便。
有時我們在帳篷裡打牌，M和W是野生佛教愛好者，打牌的同時W會放《心經》當背景音樂。
我終于忍不住呵斥道：“能不能不要在打牌的時候放這玩意兒！”我出離自己審視這幅畫面，四個中國人的帳篷裡，《心經》的背景音樂傳響整個營地，他們在裡面既非打坐亦非冥想，而是在掼蛋。
我不由得疑惑，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在幹什麼？ 到比賽那天，我有一種體察，所有人迫切想要跑完這42公裡的主要原因都是跑完就可以洗澡了。
比賽路線大緻是以營地為起點跑兩圈，一圈是半程。
前一晚開會時，科學家們已經給我們分析了路線的細節，諸如跑到哪些部分會有強風，有人的補給點和無人的補給點大緻在什麼位置等。
前一天我們跑了幾公裡熱身，比賽的難點倒不在溫度，當你跑起來的時候，會散發大量的熱，我們跑了一小段就汗流浃背。
真正的難點在于，在雪地上跑，毫無借力，不僅速度會很慢，還會消耗大量的體力。
雪地不夠平坦，在積雪中一腳深一腳淺會讓人随時有失去平衡的風險。
強風路段也需要注意，氣溫驟降，體感溫度也會下降，必須盡快通過。
毫無疑問，來參加比賽的人幾乎都有着大量的比賽經驗，有不少是來刷七大洲俱樂部成就值的。
在蓬塔頭一次開全員會議的時候，我推開酒店大門先是因為在大廳裡突然看見這麼一大撥人而感到非常興奮，像跳入海洋球的小朋友一樣加入了他們，興緻勃勃地和每個人聊天搭讪，簡短地了解他們的一生，随後就陷入了擔心：我會不會是最後一名？看起來這很有可能。
随後的幾天我一直在這種憂慮中，直到我得知了兩個消息：第一，我們中有一個超級大神，差點入選本屆的裡約熱内盧奧運會，全馬最好成績是2小時17分；第二，我們中還有一個人毫無經驗，南極是他的第一次馬拉松比賽。
前者非常好辨認。
他叫蓋瑞，來自愛爾蘭，體格精瘦袖珍，總是形單影隻，沉默寡言，自帶一股神秘冷峻的氣場，令人難以接近。
到南極後，我們所有人都處在咋咋呼呼的旅遊者狀态裡，大家好像不是來參加比賽的，更像是來參加一個派對，隻有蓋瑞始終緊繃着，像一隻養精蓄銳的獵豹。
後者呢？理查德沒有說他是誰，他放出這個消息隻是為了讓諸如我這樣的家夥别太緊張，自然不會公布那個人的姓名。
不過，随後我意外得知了他是誰。
那是一個來自蓬塔本地的選手，我們在餐廳門口聊天時他非常腼腆率直地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比賽。
我安慰了他兩句，就非常開心地回帳篷去了。
澳大利亞人達克是和我最熟悉的一個選手。
實際上和他相處總讓我有些不自在，他身上有一股過于抒情的文藝青年氣質，讓人無所适從。
我們最開始是在去南極前的機場裡認識的，彼此寒暄後，他問：“所以你寫的是什麼樣的書？”我吃了一驚：“你怎麼知道的？”“哦，是通過網站上的簡介。
”我這才發現，原來真的有人把南極馬拉松官網上每個選手的簡介通讀一遍。
他說自己也在寫一本書，希望能和我聊聊。
達克身材修長，長着一副非常接近亞洲人的面孔，學習語言學，會說六國語言，曾經在印度生活過許多年，然後一路遷徙，輾轉不同國家，最終定居澳大利亞，妻子是越南人，育有兩子，大兒子在學習小提琴。
我會這麼了解是因為從南極回到蓬塔後，我在蓬塔又待了幾天，去百内國家公園玩了一圈，在蓬塔的最後一天，達克請我去他那兒吃飯。
一開始我并不想去，從南極回來後，我陷入巨大的失落，整日待在酒店閉門不出，自我反思和厭世。
W、M、Z在回來的第二天中午就匆忙登上了回聖地亞哥的航班，中轉回國。
一直疏離于我們的S自然也不會再和我聯系。
無論如何，和我相比，他們與世界的聯系要密切許多。
W身居要職，某一晚我們幾個散步去找餐廳吃飯時，W感歎：“要在深圳，我是萬萬沒有這樣陪你們散步的機會的。
”Z在南極每天都要和家人打很久的衛星電話，一有網絡頭件事就是和兩個孩子視頻。
M最潇灑，沒心沒肺，看上去永遠不會不快樂。
他們總是用不完衛星電話的時間，就讓我去打，隻是我枯坐在電話亭，想來想去也不知打給誰，最後隻好原樣歸還電話卡。
離開蓬塔的前一晚，我和W、M三人深夜出去謀食，這個小得可憐的海濱城市所有的店都打烊了，最後我們一路走到了整個蓬塔最豪華的那棟建築，它伫立在這個破破爛爛的南美小城之中，簡直像廢墟中的巴别塔，格格不入。
等我們走近才發現這是一個酒店——還能是什麼呢？不管怎樣，我們走了進去，頂層的天空酒吧還在營業，全世界酒店的天空酒吧都是一個樣。
我們找了個位置坐下，幾乎沒有任何服務可言，大概因為這個點真的隻有這裡還營業，所以人滿為患，服務員應接不暇。
好在食物尚可以，我們喝了點酒，現在我已經完全想不起來那一晚我們聊了什麼，隻覺得前一天還在不似人間的南極，後一晚就坐在那個浮誇的夜店聽着糟糕的電子樂，這感覺太恍若隔世了。
在這種極為迥異的環境之間穿梭，有時候我能努力地适應，有時候則感到迷失。
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我先是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像遊戲人物般晃蕩了兩天後終于回到了已經陷入霧霾絕境之中的北京。
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的時候，我從窗戶向外望去，好似來到寂靜嶺。
在北京，由于恢複了坐地鐵的習慣，我又開始使用Kindle了。
如果說冬天有一點什麼好，那就是你可以穿有很大口袋的外套，什麼都可以一股腦裝進去，包括一整個Kindle。
當你出門時雙手空空，你就覺得自己和這座城市緊密聯合在一起，以天為被以地為床，無論把你扔在哪裡，都可以步行回家。
夏天時我通常就帶一把鑰匙和一個手機。
從南極回到蓬塔，又從蓬塔回到智利中部後，我就又回到了夏天。
在聖地亞哥、複活節島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我就隻帶着鑰匙和手機亂轉，同每一個迎面走來的人微笑，感覺自己成了南美大陸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在地鐵裡看一本名叫《巴托比症候群》的書時豁然開朗，這是一本饒有趣味的獺祭書，虛虛實實列舉了許多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這些作家無一例外都是巴托比症的患者。
所謂巴托比症，就是指那些擁有寫作天賦或已經取得寫作成就的作家，某一天起卻拒絕寫作，開始了長達幾十年之久對寫作說“不”的生活。
卡夫卡、塞林格、蘭波、梅爾維爾都是如此。
對我來說，這本笃定地肯定失敗者的小書，無疑比去趟南極要來得安慰得多。
也便宜許多。
亞馬遜的電子版隻要12塊。
在塞林格長達幾十年的不動筆的時間裡，他在幹嗎呢？我不清楚。
隻有一個問題，罹患巴托比症的首要條件是，你必須已經寫出了一本《麥田裡的守望者》。
我還在等。
在酒店送走M他們之後我回到了一個人的房間，一開始我非常不耐煩和人相處，現在則感到一種無法忍受的安靜。
大概是這種共同經曆所締結的友誼促使我在最後一天赴了達克的晚餐邀約。
他獨自租住在離我酒店不遠的一個公寓式旅館裡，進門我微微吃驚，局促的客廳中央擺好了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餐桌上擺盤精緻，我頗覺得有些尴尬，因為這看上去過于羅曼蒂克了。
不過我沒心思琢磨擺盤背後有沒有别的意思，隻顧着和他大吐苦水——我對每一個人散發負能量，這持續有一段時間了，他隻能跟我說一些心靈雞湯。
在過于聰明的中國人眼裡一切都是心靈雞湯。
又或者，我在思考，心靈雞湯和偉大哲理的真正區别在哪裡？我最後認識到這位目前自由職業的兩個孩子的父親，的的确确是自由、無用且不感到一絲焦慮的。
不過在當時，這頓晚餐并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南極同樣沒有。
我們中午12點起跑。
我很快發現想要按照前一天熱身跑時估摸的配速是不可能的，我的速度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