峽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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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了，馬小芸等不得跟别人了，巫延光把馬小芸殺了，巫延光又把自己殺了。
我聽完想了一會兒，問父親道，這是彭伯伯的事啊，跟你有啥關系？父親想了一會兒說，是啊，跟我有啥關系？頓了頓又說，你還不懂，我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後來這故事我聽過好些遍，每次父親的重點都略有不同，不變的是主角永遠是他和彭伯伯。
雖然在我看來，巫延光殺死馬小芸再自殺，這件事離父親和彭伯伯都有點遠。
像父親說的，這事發生前，他和彭伯伯連巫延光長什麼樣都忘記了。
如果說彭伯伯還有馬小芸這層關聯，馬小芸和巫延光的死對他是個刺激，那父親切身的，不過是在峽谷邊發現了巫延光的屍體。
父親隻有高中文化，講起故事來平鋪直叙，毫無吸引力。
最開始我以為這是本地罕見的情殺加自殺案，父親才會講。
慢慢又覺得父親可能有些同情馬小芸，畢竟她罪不至死。
但随着細節越堆越多，甚至離題千裡，跟故事裡的人有關沒關的親戚同學都被講了個遍，我開始覺得，父親對我隐瞞了什麼。
我不經意間跟母親提起過，想讓她說一個她知道的版本，可是她毫無興趣，還說，你爸啊，不就因為那之後，彭宥年就走了麼？走去哪兒，我問。
調動走了，去農學院了，以前不是在附中教生物麼，後來才慢慢成教授的呀，母親說。
我是不太理解。
彭伯伯雖然工作變動了，但跟父親還是好朋友，家裡沒事兩人就在一起消磨時間。
項目單調，不是鬥地主就是喝酒，持續到父親生病前。
即使後來酒吧多了，他們也不愛出去，還是把對方的客廳當自己半個家。
兩人見面從不預約，想起了随時拔腿就往對方家去，撲空的話才想着打電話。
遇上對方家裡有客人，也不回避，坐在那裡自己看電視喝茶。
我一度對父親失去耐性，煩他不懂人和人，準确地說是成年人之間該有的距離。
大概因為我長大了，有一套自以為合理的行為邏輯。
比如我總反駁他說，什麼事那麼重要非得見面？時間多麼寶貴，你為什麼一定要跑到人面前才能說話？跟我越來越多對他的反駁、否定激起的反應相同，他總是怒不可遏，不斷提醒我，三歲看老，我從小玩過的玩具轉頭就扔，沒心沒肺。
我自然不甘示弱，甚至有意刺激父親，說我的手是拿手術刀的，不是抓方向盤的，我是靠腦子吃飯的，不是靠賣力氣。
父親竟然沉默了，然後讓我有多遠就滾多遠。
我也确實滾了。
憑實力滾到澳大利亞，夠了。
直到現在，我隻能用黃色和藍色色塊來區分和聯結我和父親。
或許不止于此，如果我和父親之間真如黃色與藍色色塊一般泾渭分明，我不會介意我竟然不了解他，更不會覺得因為對他欠缺了解，所以我自身的許多地方也漸漸不可解釋。
我打下句号，另起一段，猶豫着要不要把夢的結尾、我複歸自己身體時的感受打出來。
與父親的身體脫離前的片刻，我的手拍在三十出頭的彭伯伯的肩膀上時，他的肌肉反作用于我的手掌，輕微地震顫。
即使是在夢中，我的手掌仍被導入了一股電流，傳至我的中樞神經激起一陣波動。
我知道大腦在迅速比對，這一經驗有無類比，該如何歸檔及儲存，也很快告知答案——這體驗是我沒有過的。
不隻是親密，還有别的，是兩個顔色極接近但又不同的色塊的相互覆蓋，彼此一部分的消融。
能量在其間湧動，循環，邊界消逝，歸于平靜。
或許父親說得對，我太無知了，根本不懂一生的朋友意味着什麼。
一種思維的積習是：當身體出現疾病，人要到身體以外去尋找救助方法。
我的問題不是由身體原發的，但很難界定病竈的位置。
蘇格拉底的看法是，大部分人終生都在夢遊，從來沒問過自己在幹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那麼做。
他們吸收了父母的價值觀和信念，或者父母的文化，毫不質疑地接受下來。
但如果他們剛好吸收了錯誤的信念，他們就會生病。
我是這樣麼？不是這樣麼？ 記下那次我變成父親的夢之後，我再沒做過夢。
夢神在懲罰我。
我竟然用人類的語言和文字來與之對抗。
但除此之外，沒有别的辦法。
漸漸地，我失去了邊界感，晝與夜，醒着與做夢，說話與呓語，它們之間甚至不需要衣櫥裡的一扇納尼亞之門，而是豪華酒店的旋轉門，流光溢彩間，你被推送出來，再推送回去。
而我既然無法再做夢，對意識的控制力就平移到醒着的時間裡。
很長一段，我不确定什麼是真的發生過的，而什麼不是。
乘務員推着酒水車過來了。
成年人大多要了啤酒。
天氣正熱，從珀斯到新加坡的飛行時間是五個多小時，啤酒是最佳選擇。
車推到我面前，乘務員問道，先生，也是啤酒嗎？我說，不，謝謝。
那你想來點什麼？他是個亞裔，但聽不出口音。
噢不用了，我說。
鄰座的女人先給兒子來了杯牛奶，再給自己來了杯冰茶。
“多一點冰塊。
”她說。
乘務員把冰茶從我臉前遞過去時，我聽到了冰塊的滋滋聲，“給我一杯啤酒吧，謝謝”。
淡黃色的泡沫湧進嘴裡，我才意識到，這新鮮的感覺幾乎像第一次嘗到酒的滋味。
我的夢境控制計劃持續了七個月，也就是說，從至少七個月以前開始，我就再沒喝過茶、咖啡和任何含有咖啡因的飲料。
酒斷得更早。
如果沒記錯的話，第一次起念要戒酒，是在看了父親的腦部CT之後。
從考進醫學院開始，八年求學、四年工作，似乎我所受的訓練就是為了讓我能看懂這張該死的CT圖。
外人都以為父親是因為肺癌死的，畢竟，談癌色變。
但我清楚，跟癌症相比，真正讓父親放棄希望的是大腦的萎縮。
如果他沒有意外摔破腦袋去檢查，答案不會那麼早就被給出。
在醫生群體裡，有些可以并願意給自己的親人做手術，另一些則不能并拒絕。
我屬于後者。
但父親的腦部CT圖仍印刻在了我的記憶裡。
我有該死的好得不得了的記憶力。
“是去旅行嗎？”鄰座的年輕母親問我。
“看親戚。
”我說。
“我也是。
你是新加坡人？” “中國人。
” “我也有親戚在中國，上海。
” “你是新加坡人？” “馬來西亞。
” 孩子打翻牛奶。
她左手抱起孩子，右手用紙巾擦拭小桌闆。
突然靠近我的孩子有一雙藍眼睛，是個混血兒。
眼睛之外的五官很像他的母親，這張臉對于男孩來說太好看了些。
等她收拾停當，我主動說，“我可以幫你抱他一會兒。
如果你想喝完這杯茶的話”。
她把孩子遞給了我。
孩子的腦袋剛好在我下巴下面幾寸，我忍不住低頭聞了聞他的頭頂。
“我猜你還在讀書吧？”她笑着說。
“我是個醫生。
” “這孩子看起來很健康吧？” “聞起來健康極了。
” 我們一起笑了。
我讓乘務員再給她加了點茶。
她叫朱莉安娜，在一家石油天然氣公司工作。
我開玩笑問是不是該買更多的能源股票，她很認真地給我推薦了幾個公司，建議我關注，還說其中沒有她所在的公司。
乘務員把杯子收走後，她給孩子講起了繪本故事。
孩子叫羅伊，三歲了。
機艙遠處響起鼾聲，慢慢地，孩子睡着了。
朱莉安娜抱着孩子也閉上了眼睛。
我撿起那本故事書，書名叫《大衛，不可以》。
書裡，一個頭發像毛刺、龇牙咧嘴的小男孩正在搞破壞。
用鍋碗瓢盆奏樂、用棒球打碎家裡的花瓶、把盆子裡的雞腿和土豆組裝成小人……作者就叫大衛，在短短的作者自述裡，大衛說，這本書來自母親的禮物。
“幾年前，我的母親寄來一本書。
那是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期的作品，書名叫作《大衛，不可以》。
書裡的畫全是我小時候不被允許做的事。
裡頭的文字則幾乎都是‘大衛’和‘不可以’（這是那時我唯一會寫的字）。
重新創作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我猜想這會很有趣，同時也是紀念‘不可以’這個國際通行、在每個人成長過程中必會聽到的字眼。
‘可以’、‘很好’當然是很棒的詞，不過，它顯然沒有辦法阻止蠟筆遠離客廳的牆壁。
” 客廳的牆壁，嗯，父親受民營電站行賄受賄案牽連後，曾被調到電站三年。
說是調動，其實是下放，從小車班的副班長，變成電站工地上的拖鬥車司機。
他自己住在電站的宿舍，母親帶着我還住城裡。
每次去電站看父親我都很高興，沒人管我在不在牆壁上亂塗亂畫。
那段時間母親的心思不在我身上，她到處托人求人，想要把父親弄回城去。
很快，我跟電站的孩子們熟悉起來，在打了幾次架，而我勝多敗寡後，我們沿着峽谷一路往前，無論是白天還是夜裡，大壩都像張着嘴的怪獸吞吐着河流。
很快我們也發現，在水電站下遊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座火電站，遍地的煤渣、煤燃燒後噴出的黑煙讓那一帶肮髒不堪。
火電廠的孩子連挂着的鼻涕都是黑色的。
我問過母親，發那麼多電幹嗎，母親說，賣給用電的地方。
我問，哪裡？母親說，珠江的下遊。
母親保留着我小時候的玩具和塗鴉，其中一張畫印證或加強了我的記憶。
一條黑色的龍在噴火，噴出的火焰是一個個三角形，綠色的。
雖都是三角形，但塗上不同的綠色，深深淺淺，長大後我看着這幅畫，想起了綠色是什麼，綠色是峽谷的雨霧、水滴，所以綠色三角形才
我聽完想了一會兒，問父親道，這是彭伯伯的事啊，跟你有啥關系？父親想了一會兒說，是啊，跟我有啥關系？頓了頓又說，你還不懂，我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後來這故事我聽過好些遍，每次父親的重點都略有不同，不變的是主角永遠是他和彭伯伯。
雖然在我看來，巫延光殺死馬小芸再自殺，這件事離父親和彭伯伯都有點遠。
像父親說的，這事發生前，他和彭伯伯連巫延光長什麼樣都忘記了。
如果說彭伯伯還有馬小芸這層關聯，馬小芸和巫延光的死對他是個刺激，那父親切身的，不過是在峽谷邊發現了巫延光的屍體。
父親隻有高中文化，講起故事來平鋪直叙，毫無吸引力。
最開始我以為這是本地罕見的情殺加自殺案，父親才會講。
慢慢又覺得父親可能有些同情馬小芸，畢竟她罪不至死。
但随着細節越堆越多，甚至離題千裡，跟故事裡的人有關沒關的親戚同學都被講了個遍，我開始覺得，父親對我隐瞞了什麼。
我不經意間跟母親提起過，想讓她說一個她知道的版本，可是她毫無興趣，還說，你爸啊，不就因為那之後，彭宥年就走了麼？走去哪兒，我問。
調動走了，去農學院了，以前不是在附中教生物麼，後來才慢慢成教授的呀，母親說。
我是不太理解。
彭伯伯雖然工作變動了，但跟父親還是好朋友，家裡沒事兩人就在一起消磨時間。
項目單調，不是鬥地主就是喝酒，持續到父親生病前。
即使後來酒吧多了，他們也不愛出去，還是把對方的客廳當自己半個家。
兩人見面從不預約，想起了随時拔腿就往對方家去，撲空的話才想着打電話。
遇上對方家裡有客人，也不回避，坐在那裡自己看電視喝茶。
我一度對父親失去耐性，煩他不懂人和人，準确地說是成年人之間該有的距離。
大概因為我長大了，有一套自以為合理的行為邏輯。
比如我總反駁他說，什麼事那麼重要非得見面？時間多麼寶貴，你為什麼一定要跑到人面前才能說話？跟我越來越多對他的反駁、否定激起的反應相同，他總是怒不可遏，不斷提醒我，三歲看老，我從小玩過的玩具轉頭就扔，沒心沒肺。
我自然不甘示弱，甚至有意刺激父親，說我的手是拿手術刀的，不是抓方向盤的，我是靠腦子吃飯的，不是靠賣力氣。
父親竟然沉默了，然後讓我有多遠就滾多遠。
我也确實滾了。
憑實力滾到澳大利亞，夠了。
直到現在，我隻能用黃色和藍色色塊來區分和聯結我和父親。
或許不止于此，如果我和父親之間真如黃色與藍色色塊一般泾渭分明，我不會介意我竟然不了解他，更不會覺得因為對他欠缺了解，所以我自身的許多地方也漸漸不可解釋。
我打下句号，另起一段，猶豫着要不要把夢的結尾、我複歸自己身體時的感受打出來。
與父親的身體脫離前的片刻，我的手拍在三十出頭的彭伯伯的肩膀上時，他的肌肉反作用于我的手掌，輕微地震顫。
即使是在夢中，我的手掌仍被導入了一股電流，傳至我的中樞神經激起一陣波動。
我知道大腦在迅速比對，這一經驗有無類比，該如何歸檔及儲存，也很快告知答案——這體驗是我沒有過的。
不隻是親密，還有别的，是兩個顔色極接近但又不同的色塊的相互覆蓋，彼此一部分的消融。
能量在其間湧動，循環，邊界消逝，歸于平靜。
或許父親說得對，我太無知了，根本不懂一生的朋友意味着什麼。
一種思維的積習是：當身體出現疾病，人要到身體以外去尋找救助方法。
我的問題不是由身體原發的，但很難界定病竈的位置。
蘇格拉底的看法是，大部分人終生都在夢遊，從來沒問過自己在幹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那麼做。
他們吸收了父母的價值觀和信念，或者父母的文化，毫不質疑地接受下來。
但如果他們剛好吸收了錯誤的信念，他們就會生病。
我是這樣麼？不是這樣麼？ 記下那次我變成父親的夢之後，我再沒做過夢。
夢神在懲罰我。
我竟然用人類的語言和文字來與之對抗。
但除此之外，沒有别的辦法。
漸漸地，我失去了邊界感，晝與夜，醒着與做夢，說話與呓語，它們之間甚至不需要衣櫥裡的一扇納尼亞之門，而是豪華酒店的旋轉門，流光溢彩間，你被推送出來，再推送回去。
而我既然無法再做夢，對意識的控制力就平移到醒着的時間裡。
很長一段，我不确定什麼是真的發生過的，而什麼不是。
乘務員推着酒水車過來了。
成年人大多要了啤酒。
天氣正熱，從珀斯到新加坡的飛行時間是五個多小時，啤酒是最佳選擇。
車推到我面前，乘務員問道，先生，也是啤酒嗎？我說，不，謝謝。
那你想來點什麼？他是個亞裔，但聽不出口音。
噢不用了，我說。
鄰座的女人先給兒子來了杯牛奶，再給自己來了杯冰茶。
“多一點冰塊。
”她說。
乘務員把冰茶從我臉前遞過去時，我聽到了冰塊的滋滋聲，“給我一杯啤酒吧，謝謝”。
淡黃色的泡沫湧進嘴裡，我才意識到，這新鮮的感覺幾乎像第一次嘗到酒的滋味。
我的夢境控制計劃持續了七個月，也就是說，從至少七個月以前開始，我就再沒喝過茶、咖啡和任何含有咖啡因的飲料。
酒斷得更早。
如果沒記錯的話，第一次起念要戒酒，是在看了父親的腦部CT之後。
從考進醫學院開始，八年求學、四年工作，似乎我所受的訓練就是為了讓我能看懂這張該死的CT圖。
外人都以為父親是因為肺癌死的，畢竟，談癌色變。
但我清楚，跟癌症相比，真正讓父親放棄希望的是大腦的萎縮。
如果他沒有意外摔破腦袋去檢查，答案不會那麼早就被給出。
在醫生群體裡，有些可以并願意給自己的親人做手術，另一些則不能并拒絕。
我屬于後者。
但父親的腦部CT圖仍印刻在了我的記憶裡。
我有該死的好得不得了的記憶力。
“是去旅行嗎？”鄰座的年輕母親問我。
“看親戚。
”我說。
“我也是。
你是新加坡人？” “中國人。
” “我也有親戚在中國，上海。
” “你是新加坡人？” “馬來西亞。
” 孩子打翻牛奶。
她左手抱起孩子，右手用紙巾擦拭小桌闆。
突然靠近我的孩子有一雙藍眼睛，是個混血兒。
眼睛之外的五官很像他的母親，這張臉對于男孩來說太好看了些。
等她收拾停當，我主動說，“我可以幫你抱他一會兒。
如果你想喝完這杯茶的話”。
她把孩子遞給了我。
孩子的腦袋剛好在我下巴下面幾寸，我忍不住低頭聞了聞他的頭頂。
“我猜你還在讀書吧？”她笑着說。
“我是個醫生。
” “這孩子看起來很健康吧？” “聞起來健康極了。
” 我們一起笑了。
我讓乘務員再給她加了點茶。
她叫朱莉安娜，在一家石油天然氣公司工作。
我開玩笑問是不是該買更多的能源股票，她很認真地給我推薦了幾個公司，建議我關注，還說其中沒有她所在的公司。
乘務員把杯子收走後，她給孩子講起了繪本故事。
孩子叫羅伊，三歲了。
機艙遠處響起鼾聲，慢慢地，孩子睡着了。
朱莉安娜抱着孩子也閉上了眼睛。
我撿起那本故事書，書名叫《大衛，不可以》。
書裡，一個頭發像毛刺、龇牙咧嘴的小男孩正在搞破壞。
用鍋碗瓢盆奏樂、用棒球打碎家裡的花瓶、把盆子裡的雞腿和土豆組裝成小人……作者就叫大衛，在短短的作者自述裡，大衛說，這本書來自母親的禮物。
“幾年前，我的母親寄來一本書。
那是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期的作品，書名叫作《大衛，不可以》。
書裡的畫全是我小時候不被允許做的事。
裡頭的文字則幾乎都是‘大衛’和‘不可以’（這是那時我唯一會寫的字）。
重新創作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我猜想這會很有趣，同時也是紀念‘不可以’這個國際通行、在每個人成長過程中必會聽到的字眼。
‘可以’、‘很好’當然是很棒的詞，不過，它顯然沒有辦法阻止蠟筆遠離客廳的牆壁。
” 客廳的牆壁，嗯，父親受民營電站行賄受賄案牽連後，曾被調到電站三年。
說是調動，其實是下放，從小車班的副班長，變成電站工地上的拖鬥車司機。
他自己住在電站的宿舍，母親帶着我還住城裡。
每次去電站看父親我都很高興，沒人管我在不在牆壁上亂塗亂畫。
那段時間母親的心思不在我身上，她到處托人求人，想要把父親弄回城去。
很快，我跟電站的孩子們熟悉起來，在打了幾次架，而我勝多敗寡後，我們沿着峽谷一路往前，無論是白天還是夜裡，大壩都像張着嘴的怪獸吞吐着河流。
很快我們也發現，在水電站下遊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座火電站，遍地的煤渣、煤燃燒後噴出的黑煙讓那一帶肮髒不堪。
火電廠的孩子連挂着的鼻涕都是黑色的。
我問過母親，發那麼多電幹嗎，母親說，賣給用電的地方。
我問，哪裡？母親說，珠江的下遊。
母親保留着我小時候的玩具和塗鴉，其中一張畫印證或加強了我的記憶。
一條黑色的龍在噴火，噴出的火焰是一個個三角形，綠色的。
雖都是三角形，但塗上不同的綠色，深深淺淺，長大後我看着這幅畫，想起了綠色是什麼，綠色是峽谷的雨霧、水滴，所以綠色三角形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