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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那堆人群就像一粒糖塊上的螞蟻，越聚越多，然後有穿制服的物業工作人員來維持秩序了，站在我前面的七八個人自動讓出來一條通道，我看到擔架擡出來——救護車應該是沒什麼用了，擔架上的那個人已經被裝進了一個藍色的袋子裡，從拉鍊的縫隙中，隐隐地看見一點頭發。
人群裡，有人說真是可憐，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也有人說是他自己太貪心了，一下子加一百倍杠杆，這本來就是作死的節奏；站在離我最近的位置的某人說：“這下完蛋了，出了一個跳樓的人，整個小區的房價都得跌。
”一個我看着眼熟，穿着房産中介外套的小哥急得漲紅了臉：“不會的不會的，我了解過了，這個人他是從最頂層的健身房跳下來的，這麼說的話連他自己的那個房子都不算是兇宅，您千萬不要傳播恐慌信息……” “你這人怎麼說話的？我傳播什麼恐慌信息了？”語氣開始有攻擊性。
“您别誤會我，我們店有快一半的賣房客戶都是咱們小區的業主，我們利益是一緻的，沒有人希望房子貶值，您說對不對呀……” 遠處傳來一聲恐怖的号啕聲，那種粗粝和原始的悲怆，讓我起初還以為是什麼動物。
争執的雙方都停了下來，齊齊地往那個聲音的方向看。
我轉過身，全速跑進了我那棟樓。
我渾身發冷，寒意沿着脊柱，還有兩條胳膊的外側，輕快利索地畫出一條光滑的直線。
我下雪了，成蜂蜜發明的這句話真的很好用。
我認出來了，那個号啕的女人——我在小區的超市裡見過她，那天成蜂蜜想要的酸奶隻剩下了最後一盒，我的手和她的手同時伸向了冰櫃的那一層。
然後我打算讓給她，可是她看了看蜂蜜，她說，我不能跟小朋友搶。
然後她的電話響了，她接起來，先用普通話說，爸，然後換了家鄉話——沒事，我在超市，方便說話。
我驟然回頭的時候，她已經走遠了。
那是我們那個小城的方言——對，那種年輕的，強行混合了好幾個地方的口音和用詞，已經在衰敗的方言。
我不可能聽錯，即使我已經太多年沒有使用過它，它也依然以最準确的形态沉睡在我的意識深處。
我一口氣沖回自己的客廳，再沖進成蜂蜜和蘇阿姨那間小屋。
蘇阿姨已經在廚房裡準備早餐了，謝天謝地，成蜂蜜還在熟睡。
昨晚她是在客廳的地闆上睡着的，把她抱進房間的時候沒有拆辮子，兩隻辮子已經蓬亂成了兩把毛茸茸的草。
但是蘋果臉上一片靜谧，日光之下發生的事，暫時沒有對她構成任何驚擾。
她的床頭貼着一張幼兒園發的手繪的獎狀——就是一個類似獎狀的東西吧，上面會在一個小朋友表現最優秀的方面貼上小星星。
成蜂蜜小朋友獲得小星星最多的是兩個方面：畫畫，以及吃飯。
我轉身走出去，獨自蜷縮在一片狼藉的沙發上，早餐的香氣已經飄出來，我突然很想來一杯——加冰的，但是不行，早上八點就喝，未免太堕落。
沙發前面的地闆上，是成蜂蜜的玩具廚房。
她說要假裝制作草莓奶昔，她往她的玩具廚具裡倒了水，混合了一些水晶泥，以及，在我和蘇阿姨說了幾句話的那個空當，她把她媽媽的一支沒用過幾回的口紅齊根掰斷，丢進了那碗混合液體裡——口紅很快化了，所謂草莓奶昔裡面的紅色，就是這麼來的。
我還沒有想好要怎麼跟崔蓮一說這件事。
此刻我突然想起餘老師。
為什麼呢？也許是因為我剛剛目睹了一個陌生人的死。
也許因為陌生人的未亡人是我的同鄉。
初二那年，我們原本的班主任老師急性胃穿孔，住院開刀，所以餘老師隻能暫時做了半個學期代理班主任的工作。
原來的班主任是數學老師，最喜歡的就是我，餘老師教語文——他好像，誰也不喜歡。
從沒聽說過餘老師表揚過什麼人，絕大部分人的作文分數都差不多，在75—85分之間，極少數人分數更低。
那種——某個語文老師在一群少年人中發現一雙熱愛文學的眼睛從而開始啟蒙——我是說，這類故事，在餘老師身上，不存在。
他上完課就拿起教案走人，從不跟任何人多說一句話。
倒是聽過其他老師聊天，說他很多業餘的時間都用來研究我們那個城市的方言，在某些我也沒見過的語言學雜志上發表過論文——好像他還寫了一本書，講計劃經濟時代我們那個城市方言的誕生與演變——不知道出版了沒有。
餘老師長什麼樣子，其實我已經忘了。
他不是那種外形上有明顯特征的人。
不高不矮，比較瘦，一件深藍色的粗線毛衣總是從十一月穿到次年二月。
我覺得，我們整個班的人，都有點怕他——倒不全是因為他不苟言笑，而是他渾身上下都散發着一種很明确的厭倦的氣息。
一個扔在人堆裡就會泯然衆人的平庸中年人，卻如此明白無誤地厭倦着我們，甚至不屑于掩飾。
這種訊号會讓人不安，也會讓一些驕傲的孩子感覺自己被冒犯了——比如十四歲的我。
那應該是一個深秋，每個星期五的下午第二節課，是班主任主持的班會。
通常情況下，班會課是一周的結束，周末的開始，班主任需要做的，隻是總結一下本周有誰不守紀律，安排下一周怎麼打掃衛生，僅此而已。
但是那天的餘老師不知道怎麼了，他空着手走上了講台，說不用起立了，然後他轉過身，完全不理會整間教室泛起來的低低的噪音。
他開始在黑闆上寫字。
他的粉筆字也并不像隔壁班那位特級教師那麼漂亮。
他在黑闆上寫的，是一些奇怪的東西，一些我們似乎從來沒在學校的黑闆上見到過的東西。
坐我前面的那個男孩用一種誇張的嗓音念着黑闆上的内容：“……冰川紀過去了，為什麼到處都是冰淩？好望角發現了，為什麼死海裡千帆相競……傻╳吧，冰川紀過去了不等于就沒有冰川了呀……”我們前後幾排的人都“哄”的一聲笑了，笑聲中那個男生愈發得意，繼續點評：“好望角在非洲，死海在亞洲，哪兒哪兒都不挨着，你說這是不是傻╳……”他是地理課代表，此時此刻，充滿了優越感。
我同桌的女生也在吃吃地笑：“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大熊，”她用胳膊肘戳了戳我，“你說這個人是不是有神經病？” 教室裡的噪聲越來越放肆了，我也跟着前後左右的人笑，但是我笑得并不那麼由衷，不知為何，黑闆上這個奇怪的東西，有兩句話看得我心裡微微一顫：“我來到這個世界上，隻帶着紙，繩索，和身影。
”我覺得這兩句沒頭沒腦的話，好像是在說餘老師。
餘老師看樣子是寫完了，他轉了過來，臉色陰沉，教室裡的喧嚣并沒有因為他轉過來而停止。
不知道是誰在用我們那邊方言的腔調，誇張地念着：“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嘲諷的歡快笑聲此起彼伏地響，已經很難再找到源頭。
随後就是“嘭”的一聲巨響，我沒來得及反應上來，隻覺得那個響動在我眼前炸裂開，同桌女生一聲尖叫，我才看到，一隻黑闆擦已經準确地丢在了我的課桌上。
一片粉塵蕩漾起來，整間教室頓時靜了音。
死寂之中，隻聽得見餘老師的吼聲：“熊漠北，你給我站起來。
” 我錯愕地站了起來。
他繼續吼，聲若洪鐘，不得不說，他有一副與外表一點都不相稱的好嗓子：“你說誰是傻╳？說啊！誰是傻╳？你不是很聰明嗎？你不是知道好望角在非洲嗎？誰是傻╳？你現在怎麼老實了……” “不是我說的……”但我很快就住了口——算了，已經這樣了，犯不着再出賣地理課代表，本來就是前後桌，擡頭不見低頭見的。
“狡辯有意思嗎？”他怒吼出來的普通話居然比平時更加字正腔圓，像是在演舞台劇，“抖機靈有意思嗎？無知，愚蠢，不可救藥！你就站着吧！” 我不知道我究竟哪裡不可救藥，隻是我看出來，他根本不在乎那句“傻╳”事實上是什麼人說的，總之他非常希望是我說的，就對了。
站着就站着，有什麼了不起。
餘老師總算暫時放過我，轉向了全班同學：“這一節既然是班會課，可以學習一點課本上沒有的東西，比如今天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朦胧詩……詩歌呢，不是隻有唐詩宋詞而已，所謂現代詩……” 獨自站在那裡有點無聊，餘老師到底在說什麼一句也聽不進去，地理課代表偷偷地從他的位置上扭過頭來看我，眼睛裡全是可憐巴巴的複雜情
人群裡，有人說真是可憐，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也有人說是他自己太貪心了，一下子加一百倍杠杆，這本來就是作死的節奏；站在離我最近的位置的某人說：“這下完蛋了，出了一個跳樓的人，整個小區的房價都得跌。
”一個我看着眼熟，穿着房産中介外套的小哥急得漲紅了臉：“不會的不會的，我了解過了，這個人他是從最頂層的健身房跳下來的，這麼說的話連他自己的那個房子都不算是兇宅，您千萬不要傳播恐慌信息……” “你這人怎麼說話的？我傳播什麼恐慌信息了？”語氣開始有攻擊性。
“您别誤會我，我們店有快一半的賣房客戶都是咱們小區的業主，我們利益是一緻的，沒有人希望房子貶值，您說對不對呀……” 遠處傳來一聲恐怖的号啕聲，那種粗粝和原始的悲怆，讓我起初還以為是什麼動物。
争執的雙方都停了下來，齊齊地往那個聲音的方向看。
我轉過身，全速跑進了我那棟樓。
我渾身發冷，寒意沿着脊柱，還有兩條胳膊的外側，輕快利索地畫出一條光滑的直線。
我下雪了，成蜂蜜發明的這句話真的很好用。
我認出來了，那個号啕的女人——我在小區的超市裡見過她，那天成蜂蜜想要的酸奶隻剩下了最後一盒，我的手和她的手同時伸向了冰櫃的那一層。
然後我打算讓給她，可是她看了看蜂蜜，她說，我不能跟小朋友搶。
然後她的電話響了，她接起來，先用普通話說，爸，然後換了家鄉話——沒事，我在超市，方便說話。
我驟然回頭的時候，她已經走遠了。
那是我們那個小城的方言——對，那種年輕的，強行混合了好幾個地方的口音和用詞，已經在衰敗的方言。
我不可能聽錯，即使我已經太多年沒有使用過它，它也依然以最準确的形态沉睡在我的意識深處。
我一口氣沖回自己的客廳，再沖進成蜂蜜和蘇阿姨那間小屋。
蘇阿姨已經在廚房裡準備早餐了，謝天謝地，成蜂蜜還在熟睡。
昨晚她是在客廳的地闆上睡着的，把她抱進房間的時候沒有拆辮子，兩隻辮子已經蓬亂成了兩把毛茸茸的草。
但是蘋果臉上一片靜谧，日光之下發生的事，暫時沒有對她構成任何驚擾。
她的床頭貼着一張幼兒園發的手繪的獎狀——就是一個類似獎狀的東西吧，上面會在一個小朋友表現最優秀的方面貼上小星星。
成蜂蜜小朋友獲得小星星最多的是兩個方面：畫畫，以及吃飯。
我轉身走出去，獨自蜷縮在一片狼藉的沙發上，早餐的香氣已經飄出來，我突然很想來一杯——加冰的，但是不行，早上八點就喝，未免太堕落。
沙發前面的地闆上，是成蜂蜜的玩具廚房。
她說要假裝制作草莓奶昔，她往她的玩具廚具裡倒了水，混合了一些水晶泥，以及，在我和蘇阿姨說了幾句話的那個空當，她把她媽媽的一支沒用過幾回的口紅齊根掰斷，丢進了那碗混合液體裡——口紅很快化了，所謂草莓奶昔裡面的紅色，就是這麼來的。
我還沒有想好要怎麼跟崔蓮一說這件事。
此刻我突然想起餘老師。
為什麼呢？也許是因為我剛剛目睹了一個陌生人的死。
也許因為陌生人的未亡人是我的同鄉。
初二那年，我們原本的班主任老師急性胃穿孔，住院開刀，所以餘老師隻能暫時做了半個學期代理班主任的工作。
原來的班主任是數學老師，最喜歡的就是我，餘老師教語文——他好像，誰也不喜歡。
從沒聽說過餘老師表揚過什麼人，絕大部分人的作文分數都差不多，在75—85分之間，極少數人分數更低。
那種——某個語文老師在一群少年人中發現一雙熱愛文學的眼睛從而開始啟蒙——我是說，這類故事，在餘老師身上，不存在。
他上完課就拿起教案走人，從不跟任何人多說一句話。
倒是聽過其他老師聊天，說他很多業餘的時間都用來研究我們那個城市的方言，在某些我也沒見過的語言學雜志上發表過論文——好像他還寫了一本書，講計劃經濟時代我們那個城市方言的誕生與演變——不知道出版了沒有。
餘老師長什麼樣子，其實我已經忘了。
他不是那種外形上有明顯特征的人。
不高不矮，比較瘦，一件深藍色的粗線毛衣總是從十一月穿到次年二月。
我覺得，我們整個班的人，都有點怕他——倒不全是因為他不苟言笑，而是他渾身上下都散發着一種很明确的厭倦的氣息。
一個扔在人堆裡就會泯然衆人的平庸中年人，卻如此明白無誤地厭倦着我們，甚至不屑于掩飾。
這種訊号會讓人不安，也會讓一些驕傲的孩子感覺自己被冒犯了——比如十四歲的我。
那應該是一個深秋，每個星期五的下午第二節課，是班主任主持的班會。
通常情況下，班會課是一周的結束，周末的開始，班主任需要做的，隻是總結一下本周有誰不守紀律，安排下一周怎麼打掃衛生，僅此而已。
但是那天的餘老師不知道怎麼了，他空着手走上了講台，說不用起立了，然後他轉過身，完全不理會整間教室泛起來的低低的噪音。
他開始在黑闆上寫字。
他的粉筆字也并不像隔壁班那位特級教師那麼漂亮。
他在黑闆上寫的，是一些奇怪的東西，一些我們似乎從來沒在學校的黑闆上見到過的東西。
坐我前面的那個男孩用一種誇張的嗓音念着黑闆上的内容：“……冰川紀過去了，為什麼到處都是冰淩？好望角發現了，為什麼死海裡千帆相競……傻╳吧，冰川紀過去了不等于就沒有冰川了呀……”我們前後幾排的人都“哄”的一聲笑了，笑聲中那個男生愈發得意，繼續點評：“好望角在非洲，死海在亞洲，哪兒哪兒都不挨着，你說這是不是傻╳……”他是地理課代表，此時此刻，充滿了優越感。
我同桌的女生也在吃吃地笑：“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大熊，”她用胳膊肘戳了戳我，“你說這個人是不是有神經病？” 教室裡的噪聲越來越放肆了，我也跟着前後左右的人笑，但是我笑得并不那麼由衷，不知為何，黑闆上這個奇怪的東西，有兩句話看得我心裡微微一顫：“我來到這個世界上，隻帶着紙，繩索，和身影。
”我覺得這兩句沒頭沒腦的話，好像是在說餘老師。
餘老師看樣子是寫完了，他轉了過來，臉色陰沉，教室裡的喧嚣并沒有因為他轉過來而停止。
不知道是誰在用我們那邊方言的腔調，誇張地念着：“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嘲諷的歡快笑聲此起彼伏地響，已經很難再找到源頭。
随後就是“嘭”的一聲巨響，我沒來得及反應上來，隻覺得那個響動在我眼前炸裂開，同桌女生一聲尖叫，我才看到，一隻黑闆擦已經準确地丢在了我的課桌上。
一片粉塵蕩漾起來，整間教室頓時靜了音。
死寂之中，隻聽得見餘老師的吼聲：“熊漠北，你給我站起來。
” 我錯愕地站了起來。
他繼續吼，聲若洪鐘，不得不說，他有一副與外表一點都不相稱的好嗓子：“你說誰是傻╳？說啊！誰是傻╳？你不是很聰明嗎？你不是知道好望角在非洲嗎？誰是傻╳？你現在怎麼老實了……” “不是我說的……”但我很快就住了口——算了，已經這樣了，犯不着再出賣地理課代表，本來就是前後桌，擡頭不見低頭見的。
“狡辯有意思嗎？”他怒吼出來的普通話居然比平時更加字正腔圓，像是在演舞台劇，“抖機靈有意思嗎？無知，愚蠢，不可救藥！你就站着吧！” 我不知道我究竟哪裡不可救藥，隻是我看出來，他根本不在乎那句“傻╳”事實上是什麼人說的，總之他非常希望是我說的，就對了。
站着就站着，有什麼了不起。
餘老師總算暫時放過我，轉向了全班同學：“這一節既然是班會課，可以學習一點課本上沒有的東西，比如今天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朦胧詩……詩歌呢，不是隻有唐詩宋詞而已，所謂現代詩……” 獨自站在那裡有點無聊，餘老師到底在說什麼一句也聽不進去，地理課代表偷偷地從他的位置上扭過頭來看我，眼睛裡全是可憐巴巴的複雜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