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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清晨,我常去的那家洗車店大門緊閉,還加了一把鎖,不知道是不是要關門倒閉的意思。

    所以我隻好跟着導航去找附近的另一家,就這樣,被導航帶到了一條離我家很近但是我從沒來過的街上。

    我就是在這裡看見了那所傳說中的小學。

    我聽老楊說過,這些名叫“什麼什麼胡同小學”的學校,至少都有個七八十年的曆史。

    當然老楊說的話,也不能全信就對了。

    校門口貼着招生說明會的告示和指示牌,于是我把車停在路邊,也走了進去。

    一層的禮堂裡已經有很多家長了,他們聊天的時候嘴裡說的那些名詞我都聽不太懂,也許是“準小學生家長”之間通行的黑話。

    我耐心地排了一會兒隊,然後問那位負責接待的年輕女老師,我們╳╳小區的孩子屬于這個學區麼,除了這個還有沒有别的要求…… 女老師問我:“隻能說根據今年的劃片政策,屬于這個學區。

    明年也許又會變的——孩子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2015年,9月7号。

    ”——蜂蜜的生日不多不少,剛好比我早整整一個月。

     女老師難以置信地看着我,可能很少見到像我這麼無知的大人:“那她明年不能來上學,明年的一年級新生隻能是2015年9月1号之前出生的孩子,她剛好不在這個範圍裡。

    ” 我像是聽不懂中文一樣,呆立在原地。

     女老師倒是态度很好,同情地微笑着:“您後年春天再來咨詢吧。

    ” 我知道崔蓮一一定會很震驚和沮喪——因為她從來就沒考慮過這一個星期的差别意味着什麼。

    不過我自己倒是覺得,從天而降的并不全是噩耗,比如這件事,就非常不錯。

     那一天,崔蓮一正好也起得很早。

    老楊滞留在厄瓜多爾,可是楊嫂複查的日子到了,所以她得陪着楊嫂去醫院。

     崔蓮一說,那天她們叫了一輛滴滴專車。

    遇到塞車,足足在路上耗了快一個小時。

    而楊嫂不知道怎麼回事,也許起床氣尚未消散,一路上一半的時間都在罵老楊:老楊從年輕時候就是個貪玩不靠譜的人,沒想到四十多歲了還這個德行;蓮一起初為難地替老楊說了一句話,她說你當初看上老楊,不就是因為他很有趣?然而蓮一很快就意識到了,楊嫂其實根本不需要有人和她對話,于是知趣地保持沉默,控訴完貪玩罪狀之後,楊嫂接着控訴老楊去年炒股票虧了非常大的一個數字,還企圖夥同大熊瞞着她——虧了多少錢我就不說了,你回家去問大熊吧;最後終于放出了大殺器:他其實依賴性特别重,家裡什麼事情都要靠我決定,我就像是養了三個孩子一樣,我的癌症多半也是這麼多年心累的結果……話題這就轉到了化療的過程,身體的各種的反應,一次一次等待檢查報告的宣判,以及比她更不幸的病友,總之——楊嫂的結論是,女人的一生真的是太難了。

     好不容易到了醫院,崔蓮一總算是松一口氣。

    沒想到楊嫂關起車門的那一刻,卻也暗暗地來了個深呼吸。

    她們走到電梯旁邊的時候,楊嫂才說:“剛剛那個滴滴司機,他是我初中同學。

    ” 看着崔蓮一在發呆,楊嫂終于笑了:“他是做旅行社的,我之前聽同學群裡有人說,他被公司裁員了。

    你看剛我們上車的時候,他也沒有跟我打招呼——所以啊,我得讓他知道,其實我過得也不好,特别不好。

    ” 既然後年才能上學,原本可以有兩年非常珍貴的時光,帶蜂蜜四處走走,隻是此時此刻,一切都談不上了。

    崔蓮一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們盡量找周末或者我們倆都有空的日子,帶蜂蜜出去吃飯,去不了湖南我們至少可以吃湘菜,蜂蜜不知道四川在哪就先去吃一次川菜,粵菜這個龐大的體系先暫時擱置,因為總有一天蜂蜜是要跟着我回去深圳玩幾天的,如果疫情稍緩,我們打算暑假帶着她去内蒙古自駕一圈,那就先吃一次蒙古包烤肉就當是放預告片……這樣有目的地吃一圈,就很容易發現,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菜和“蘇東坡”有關——或真或假吧,蘇東坡被貶黃州的時候有東坡肉,被貶惠州的時候告訴大家荔枝有多美,被貶儋州的時候據說吃過生蚝……這個倒黴的老家夥他究竟被貶過多少次?但是我依然得告訴蜂蜜:大熊最喜歡的一個古時候的人,就是這個名叫蘇東坡的倒黴的老家夥。

     “蘇東坡是中國人?”成蜂蜜問我。

     “當然了,蘇東坡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

    ”我很認真地看着她。

     “你也是中國人?”成蜂蜜歪了歪腦袋。

     “沒錯。

    我也是中國人,我不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我隻不過是中國人裡面——非常一般的那種。

    ” “那月球人是中國人嗎?”她看起來像是要追究到底。

     “這個嘛——反正月亮隻有一個,全世界每個國家的人用的都是同一個月亮。

    所以月球人應該也沒有國籍。

    ”我稍微想了想,“你們幼兒園是不是教過?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就是寫給月亮的詩,就是蘇東坡寫的,要說給月亮寫詩這件事,咱們中國人真的很厲害。

    ” “可是Alice就跟我們說過,明月幾時有很漂亮,但是她小時候沒學過,她也是第一次聽說。

    ”——Alice是幼兒園裡的英語老師,來自都柏林,會說一點不太流利的中文。

     “對啊,因為Alice是愛爾蘭人,她小時候當然沒學過明月幾時有。

    ” “所以嘛,中國人和愛爾蘭人,用的肯定不是一個月亮。

    我是中國人,也是月球人,我是中國月球人。

    ”她得意地揚起了下巴。

     我認輸了,還是随她去吧——這種事,有時候随着時間推移,自己就懂了。

    沒想到幾個月後,她在電視上看到了中國航天員登月的畫面。

    她更加胸有成竹地指着屏幕說:“你看吧,大熊,中國月球人在電視裡。

    ” 再後來,我們就去吃法國菜。

    也是某天很偶然地遇上了一個法國餐館,就帶着蜂蜜進去了。

    當我們知道法國菜其實也分東南西北的時候,就覺得不如刻意地打卡搜集一下。

    有一回我們為了讓蜂蜜嘗嘗據說正宗的普羅旺斯炖菜,在一個周五的晚上帶着她坐傍晚的航班去了上海——當然了,在疫情經常零星複燃的時候,為了吃一頓飯,帶着一個五歲的小孩從北京跑到上海,這種事情不能讓我媽或者崔太知道。

     這逐漸變成了我們三個人的遊戲。

     再再後來,蜂蜜吃過了意大利菜,日本菜,泰國菜,中東菜,印度菜——我也是在日壇附近的那家印度小館裡才知道,原來北京有這麼多的印度人。

    我們吃過的所有餐廳裡,有幾家并沒能撐到看見曙光的時刻,就倒閉了——有的時候我也有一點感慨,這跟我小時候,成堆的遊客蜂擁跑去深圳看世界之窗能有多大區别呢?可是崔蓮一從頭到尾都不覺得這件事可笑,“就算哪裡都去不了,蜂蜜就不能看世界了嗎?我才不信。

    ” 也對,無論怎樣也要看世界的,哪怕是粗制濫造的微縮景觀,哪怕是荒腔走闆的各路口味,有那麼一點點關于“世界”的蛛絲馬迹都好,也得讓蜂蜜知道。

     當然,最常吃的,依然還是蘇阿姨牌炒飯和炸醬面。

     年底,她們終于搬了過來。

    折騰了好幾天,人仰馬翻,好不容易收拾停當,發現還是弄丢了蜂蜜的木馬——但是奇迹般地,由于她對新環境充滿好奇,一時沒發現木馬不見了。

    她像隻貓那樣在屋子裡來回逡巡,又發現了一把帶着輪子的椅子——這把式樣古怪的椅子應該是前一任房東留下來的,我一直丢在那裡懶得管,如今變為成蜂蜜的玩具,她把她的幾個玩偶堆在上面,開始玩假扮公共汽車司機的遊戲,詢問幾隻玩偶分别在哪一站下車。

    看來我起初的擔心是多餘的,我擔心她會讨厭我這裡,她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新家比她原來的家面積要小。

     “我記得幾年前聽一個兒童心理學專家說過,”崔蓮一在我耳邊低聲說,“她說好像是五歲以前的孩子,對體積啊空間啊這些事情的認知,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 “可是她不是已經滿五歲了嗎?”我嘴上雖然這麼說,但心裡其實很慶幸。

     一個十二月的周日,我一大早從日壇公園跑步,然後一如既往,很沒有出息地打車回來。

    幾天前,崔蓮一拿着核酸證明急匆匆地去了機場,拖延了大半年的戲總算要開機了。

    小區門口有警車停着,當我從出租車上下來的時候,救護車也來了。

    我往人群的方向走,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