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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再度正式來臨，某個星期五，成蜂蜜消失了三天。
這次消失的時間略久——她跟着她爸爸去了上海的迪士尼樂園。
算是成機長給成蜂蜜慶祝四歲生日的辦法。
為了方便照顧她，這回成機長連蘇阿姨的機票和門票都一起買了，雖然我不太服氣，不過得承認，他倒是無意中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
但是從上海回來之後，成蜂蜜對我就格外地不友好。
“不友好”真的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說法了——比如說，我隻不過是問問她在迪士尼最喜歡玩哪個項目，她便毫不猶豫地給我一拳；我跟副駕上的崔蓮一說話，說起什麼時候我們可以一起帶着蜂蜜去看煙火秀，她媽媽還沒來得及說什麼，成蜂蜜已經狂暴地在兒童座椅中踢我的駕駛座：“大熊壞！大熊壞！”……吃飯的時候，成蜂蜜在學習着用筷子，不太順利，我完全是想鼓勵她，可能我鼓勵的時機不對，恰好在那個雞翅掉下來的時候脫口而出了“真棒”——我真的沒想到她已經成功夾起來了的東西依然會在運送途中難以維持平衡，蜂蜜仰起臉，胸有成竹地大聲說：“媽媽——大熊他打我！” 我就這樣成了毋庸置疑的反派角色，還不能問為什麼。
崔蓮一曾經跟我說過，小孩子說别人“打她”，未必是刻意捏造事實，她隻是想表達她自己“被傷害了”——據說這是專家告訴她的，既然專家都這麼說了，我也不能不信。
我還必須谄媚地告訴她：“你應該說，大熊嘲笑我。
”她的蘋果臉略微一垂，随即生動地再度揚起：“媽媽，大熊他打了我以後還嘲笑我……” 有時候我也在想，會不會是因為崔蓮一最近在跟我冷戰的緣故，讓蜂蜜受了點影響呢？當然崔蓮一不至于把發生過的事情講給她聽，可這個小動物敏銳地感知到了某種氣場，或者是某種難以言表的氛圍，總之她模糊感知到了“她需要在這兩個人裡做選擇”，然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和媽媽并肩作戰，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這幾天，崔蓮一對我非常冷淡，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也再不會在空閑的時候發好笑的動圖給我看。
我裝作若無其事，沒有回應什麼——因為我知道，眼前的事情，并不是我态度好壞就能解決的。
蜂蜜四歲生日那天，我接完那個來自老闆的電話，繼續若無其事地回去桌子前面坐下，我沒有跟任何人讨論那個電話的内容，這其實是我的一個習慣，在我需要做重大決定之前，我需要先跟自己商量一下。
但是我根本還沒來得及商量出來一個結果，星期一早晨剛剛走出我的辦公室所在那層樓的電梯，就已經有人滿面春風地過來恭喜我了。
當然這種恭喜有真有假。
我将被派去倫敦，為期兩年，嚴格說不是升遷，不過會被很多人視為某種信号。
時代變了，倫敦的駐派早已不似十幾年前的那種含金量。
隻不過，用我老闆的話說：“大熊，必須是你。
你好好地在那邊給我打配合，為了讓倫敦那邊認可你，真是耗掉了我半條老命……還可是什麼？大熊你今年幾歲了？你再不抓緊這幾年拼一把，你拿什麼退休……” 這其實與我無關，是我的老闆與另一位老闆之間的戰争。
去倫敦的是我，代表我的老闆又進了一個球。
在他眼裡這說不定還是一個三分球。
所以這些對我笑臉相迎的同事們，他們期待我變成一坨會走路的橡皮泥，可以把他們臉上每一個熱情的微笑都準确無誤地拓下來，轉達給我的老闆。
我的下屬們叫嚣着要我請客，我也請了，幾壺清酒之後大家推心置腹。
“大熊哥，”一個非常聰明但是我不那麼喜歡的年輕人過來給我倒酒，“誰都知道，等你從倫敦回來，要不了多久，年會的時候就是partner（合夥人）那桌上的人了……” 我應付着他，偷眼看了看我的手機屏幕。
兩個小時前我發給崔蓮一的信息依舊靜靜地在那裡，沒有回複。
哪怕蜂蜜給我發幾個表情包也好——不過此刻已經九點，蜂蜜應該正在被蘇阿姨驅趕着上床睡覺，勢必拼命抵賴一番，忙得很。
那個周六我需要去上班，因為周日我得出差，這樣趕得上在周一上午見到客戶。
所以我在周六傍晚直接去了崔蓮一那裡，我答應了蜂蜜，給她帶去新出爐的栗子蛋糕，隻可惜等我進門的時候，她已經把栗子蛋糕的事兒忘了。
崔蓮一還沒回來，蘇阿姨已經把蜂蜜夾在胳膊底下準備去洗澡，在蜂蜜頑強的抵抗聲裡，蘇阿姨熱情地招呼我：“大熊，廚房裡的炒飯還是熱的，你要是沒
這次消失的時間略久——她跟着她爸爸去了上海的迪士尼樂園。
算是成機長給成蜂蜜慶祝四歲生日的辦法。
為了方便照顧她，這回成機長連蘇阿姨的機票和門票都一起買了，雖然我不太服氣，不過得承認，他倒是無意中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
但是從上海回來之後，成蜂蜜對我就格外地不友好。
“不友好”真的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說法了——比如說，我隻不過是問問她在迪士尼最喜歡玩哪個項目，她便毫不猶豫地給我一拳；我跟副駕上的崔蓮一說話，說起什麼時候我們可以一起帶着蜂蜜去看煙火秀，她媽媽還沒來得及說什麼，成蜂蜜已經狂暴地在兒童座椅中踢我的駕駛座：“大熊壞！大熊壞！”……吃飯的時候，成蜂蜜在學習着用筷子，不太順利，我完全是想鼓勵她，可能我鼓勵的時機不對，恰好在那個雞翅掉下來的時候脫口而出了“真棒”——我真的沒想到她已經成功夾起來了的東西依然會在運送途中難以維持平衡，蜂蜜仰起臉，胸有成竹地大聲說：“媽媽——大熊他打我！” 我就這樣成了毋庸置疑的反派角色，還不能問為什麼。
崔蓮一曾經跟我說過，小孩子說别人“打她”，未必是刻意捏造事實，她隻是想表達她自己“被傷害了”——據說這是專家告訴她的，既然專家都這麼說了，我也不能不信。
我還必須谄媚地告訴她：“你應該說，大熊嘲笑我。
”她的蘋果臉略微一垂，随即生動地再度揚起：“媽媽，大熊他打了我以後還嘲笑我……” 有時候我也在想，會不會是因為崔蓮一最近在跟我冷戰的緣故，讓蜂蜜受了點影響呢？當然崔蓮一不至于把發生過的事情講給她聽，可這個小動物敏銳地感知到了某種氣場，或者是某種難以言表的氛圍，總之她模糊感知到了“她需要在這兩個人裡做選擇”，然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和媽媽并肩作戰，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這幾天，崔蓮一對我非常冷淡，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也再不會在空閑的時候發好笑的動圖給我看。
我裝作若無其事，沒有回應什麼——因為我知道，眼前的事情，并不是我态度好壞就能解決的。
蜂蜜四歲生日那天，我接完那個來自老闆的電話，繼續若無其事地回去桌子前面坐下，我沒有跟任何人讨論那個電話的内容，這其實是我的一個習慣，在我需要做重大決定之前，我需要先跟自己商量一下。
但是我根本還沒來得及商量出來一個結果，星期一早晨剛剛走出我的辦公室所在那層樓的電梯，就已經有人滿面春風地過來恭喜我了。
當然這種恭喜有真有假。
我将被派去倫敦，為期兩年，嚴格說不是升遷，不過會被很多人視為某種信号。
時代變了，倫敦的駐派早已不似十幾年前的那種含金量。
隻不過，用我老闆的話說：“大熊，必須是你。
你好好地在那邊給我打配合，為了讓倫敦那邊認可你，真是耗掉了我半條老命……還可是什麼？大熊你今年幾歲了？你再不抓緊這幾年拼一把，你拿什麼退休……” 這其實與我無關，是我的老闆與另一位老闆之間的戰争。
去倫敦的是我，代表我的老闆又進了一個球。
在他眼裡這說不定還是一個三分球。
所以這些對我笑臉相迎的同事們，他們期待我變成一坨會走路的橡皮泥，可以把他們臉上每一個熱情的微笑都準确無誤地拓下來，轉達給我的老闆。
我的下屬們叫嚣着要我請客，我也請了，幾壺清酒之後大家推心置腹。
“大熊哥，”一個非常聰明但是我不那麼喜歡的年輕人過來給我倒酒，“誰都知道，等你從倫敦回來，要不了多久，年會的時候就是partner（合夥人）那桌上的人了……” 我應付着他，偷眼看了看我的手機屏幕。
兩個小時前我發給崔蓮一的信息依舊靜靜地在那裡，沒有回複。
哪怕蜂蜜給我發幾個表情包也好——不過此刻已經九點，蜂蜜應該正在被蘇阿姨驅趕着上床睡覺，勢必拼命抵賴一番，忙得很。
那個周六我需要去上班，因為周日我得出差，這樣趕得上在周一上午見到客戶。
所以我在周六傍晚直接去了崔蓮一那裡，我答應了蜂蜜，給她帶去新出爐的栗子蛋糕，隻可惜等我進門的時候，她已經把栗子蛋糕的事兒忘了。
崔蓮一還沒回來，蘇阿姨已經把蜂蜜夾在胳膊底下準備去洗澡，在蜂蜜頑強的抵抗聲裡，蘇阿姨熱情地招呼我：“大熊，廚房裡的炒飯還是熱的，你要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