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西域記／蘭州•酒泉•敦煌•柳園•吐魯番•烏魯木齊
關燈
小
中
大
然後，又像剛抵西安那樣，先睡它三個小時的“早覺”，補充兩夜來在火車上不足的睡眠。
九月中的酒泉，已經很有些秋意了。
睡醒時，有一種秋高氣爽的舒暢。
我決定去看嘉峪關，從縣汽車站搭公車去。
站在嘉峪關高高的城牆上，見到一列載貨的蒸汽火車，噴出白煙，駛過關外北面的大漠，往西域奔去。
火車走後，那條白煙仍久久不散，像一根柱子一樣浮挂在空中。
真是個“大漠孤煙直”的景象。
嘉峪關遊人不多，寂寥得很。
駐守在關外附近的一連解放軍，集體乘坐了七輛大軍車來玩。
年輕的軍人，大概難得有一天的假期，好像一群出門遠足的小學生，蹦蹦跳跳。
中午，在一棵樹下的小吃攤前，等班車回酒泉，吃了一碗關外的麻辣涼面皮。
有幾名解放軍也在吃。
面皮做得像個圓鼓鼓的白色大年糕，足足有四五寸厚，直徑兩尺左右。
攤主用一個特制的小鐵器，随手在上面輕輕轉個圈，就有一條條的面皮被刮了下來，再淋上一些油和調料。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酒泉是個理想的中途栖息站。
這幹淨的小鎮，隻有東、西、南、北幾條大街。
鎮太小，連公車也不必要了。
下午，我租了一輛自行車，在溫暖的秋陽下，不到半小時，就繞完小鎮一周，覺得好悠閑自在。
從酒泉公園回來，時間依然多得很。
一整個下午，我便在鎮上逛一家又一家的國營商店，補充旅途上的一些必需品。
我先到東家去買了一條“祝君早安”的洗臉毛巾，又到西家去買了一卷衛生紙，再往南門市場，買了一瓶山西汾酒，最後才到北關車站去，買了明天早上到敦煌的班車票。
這真有些像古樂府詩中所寫的，當年花木蘭代父從軍前所做的事，隻是她買的東西和我買的不太一樣。
她是“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鞯，南市買辔頭，北市買長鞭”。
傍晚，回賓館的餐廳吃飯。
偌大的一個餐廳，隻有一桌坐滿人。
“請問您幾位？”服務員迎上來問。
“一個人。
” “那不如包餐吧，一個人十元。
”她笑着說。
“好，那就包餐。
”我在那一桌人對面坐下。
看樣子，那似乎是一位廠長，在宴請一批十幾歲的少年男女工人吃飯，慶祝什麼似的。
菜一道一道地上，有洋芋焖肉、青椒炒肉、紅燒牛肉、蒜苗炒肉、排骨花生湯，還有主食大米飯和饅頭。
饅頭堆得高高的，像座小山。
包餐來了。
我發現，我吃的正和對面那桌的一模一樣，隻是分量少一些，盛在一個一個比較小的碟子裡端上來。
原來這就叫“包餐”，像台灣所說的“和菜”。
十元人民币吃了四菜一湯，用香港的消費标準來說，太便宜了，而且這是酒泉最好一家賓館的餐廳，師傅的水準恐怕也是酒泉市最好的，吃得我非常滿意。
晚上回到房裡，摸摸肚皮，把那瓶山西汾酒開了，對着窗外星月下的祁連山，一個人自酌獨飲。
四 一直覺得，敦煌的地理位置很奇特。
遠在唐代，它就好像偏離通往西域的主要驿道，有點寂寞地孤立在西南一角。
可是，從瓜州（今苦峪城附近），卻又有驿道通往敦煌。
旅客從東面來到瓜州，有兩個選擇。
他可以經常樂縣（今安西），折北往伊州（今哈密）出塞，完全不必經過敦煌。
但他也可以沿着另兩條南北驿道，到敦煌去，再從敦煌西面的玉門故關出塞。
然而這樣一來，好像繞遠路，路程比較長。
所以，玄奘當年到天竺取經，走的便是第一條路。
他就沒有到過敦煌。
事實上，今天的敦煌，依然偏離主道，既不在蘭新公路上，也不在蘭新鐵路線上。
乘搭火車，頂多隻能到柳園站，便需轉換班車，往南走一百二十公裡，才到得了敦煌。
這樣的轉換太麻煩了。
所以，連我這個“火車迷”去敦煌，也不坐火車了。
坐火車也到不了敦煌。
酒泉有定時班車直達敦煌。
我前一天已買好了票，說是豪華空調旅遊車，票價人民币十八元，比普通客車的貴幾塊錢。
上車對号入座，很有秩序。
車子是揚州車廠出産的旅遊車，高背座椅，确比普通客車“豪華”許多，也幹淨許多。
這以後，我見到揚州車，都比較有好感，也比較放心。
7點半準時開車。
沿途是看不盡的祁連山和戈壁灘。
原以為，到了西域，路必定不好走。
但建在戈壁灘上的蘭新公路，卻出人意料的平坦寬暢，而且經常是筆直的，很少拐彎。
中午在玉門鎮停車吃過午飯後，下午經安西，5點左右便抵達敦煌了。
敦煌用的是北京時間。
下午5點，陽光依然十分猛烈。
如果中國有時差，敦煌這時應當才下午2點左右。
縣裡沒有公車。
我在賓館租了一輛自行車，騎到城南去看鳴沙山和敦煌故城。
回到城裡吃過晚飯，晚上9點鐘了，天才開始暗下來。
晚上回到我住的飛天賓館，有一名中國台灣同胞，在三樓的服務台，“教訓”那名服務員。
“你們這是什麼服務态度！客人等了十幾分鐘，還沒拿鑰匙來！” 那位年輕的女服務員，也不答辯，臉上沒有表情，把鑰匙擲給那名台灣旅客，便轉身到櫃台後的小房去。
敦煌市郊的沙丘 整丘的沙好像大海，和藍天連成一線 這樣的場面我見多了，好像也越來越麻木了。
通常，責罵服務員的，絕大多數是國外或境外的旅客。
内地同胞往往出奇的有耐心，出奇的容忍，不太生氣。
我第一次回内地，也常常生氣。
第二次再來，面對這種場合，我發現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有耐心了，仿佛逐漸被“同化”了，不再輕易生氣了。
畢竟，這些服務員的待遇，每月可能還不到人民币兩百元，生活刻闆，職位别無選擇，心情恐怕是很郁悶的。
怎麼還能對她們苛求“服務态度”呢？ 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在縣汽車站乘了一輛專線車，到莫高窟去。
其實，莫高窟我最想看的，倒不是壁畫。
這些書上都有了，畫冊也不少。
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考古藝術系圖書館，也見過羅氏夫婦在20世紀40年代拍下的那一整批詳細照片。
我最想看的，倒是那個藏經洞第十七窟，當年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與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偷竊經文的地方。
敦煌石窟沉浴在清晨的陽光中 正巧，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員，最先帶我們一行人去看的，便是第十七窟。
洞室很小，很低矮，又不透光。
原本應當是漆暗一片的，現在裝上了一個小燈泡，方便遊人參觀。
敦煌那一大批稀世文書，便從這裡流出來，像花果飄零那樣，散落到世界上好幾個國家的圖書館。
我見過一張照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當年躲在裡頭，點着蠟燭，工作了幾天幾夜，把最好最有價值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挑選出來，劫運回法國。
給他這麼一挑，剩下的就隻是些佛經抄本，沒有太多版本價值的。
如今，洞裡一片安詳寂靜，靜得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
裡面空空洞洞的，隻留下悟真和尚的一尊塑像和一通石碑。
洞裡如今的安詳與寂靜，與伯希和當年在裡頭點着蠟燭，瘋狂挑選文物，形成的對比太強烈了。
一直到離開第十七窟，往其他洞窟去參觀時，我仿佛還可以見到，伯希和的幽靈，還點着蠟燭，在那洞窟裡“工作”，依依不舍離去的樣子。
這意象恐怕也将永遠玷在敦煌的曆史上，洗不淨了。
五 中午從敦煌乘班車來到柳園時，才下午3點多鐘。
從北京開往烏魯木齊的69次特快列車，要到晚上8點14分才到站。
無端端多出整整五個小時，在柳園這個荒涼的小鎮，不知該如何打發。
然而，我也知道，這
九月中的酒泉，已經很有些秋意了。
睡醒時，有一種秋高氣爽的舒暢。
我決定去看嘉峪關，從縣汽車站搭公車去。
站在嘉峪關高高的城牆上，見到一列載貨的蒸汽火車，噴出白煙，駛過關外北面的大漠，往西域奔去。
火車走後，那條白煙仍久久不散，像一根柱子一樣浮挂在空中。
真是個“大漠孤煙直”的景象。
嘉峪關遊人不多，寂寥得很。
駐守在關外附近的一連解放軍，集體乘坐了七輛大軍車來玩。
年輕的軍人，大概難得有一天的假期，好像一群出門遠足的小學生，蹦蹦跳跳。
中午，在一棵樹下的小吃攤前，等班車回酒泉，吃了一碗關外的麻辣涼面皮。
有幾名解放軍也在吃。
面皮做得像個圓鼓鼓的白色大年糕，足足有四五寸厚，直徑兩尺左右。
攤主用一個特制的小鐵器，随手在上面輕輕轉個圈，就有一條條的面皮被刮了下來，再淋上一些油和調料。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酒泉是個理想的中途栖息站。
這幹淨的小鎮，隻有東、西、南、北幾條大街。
鎮太小，連公車也不必要了。
下午，我租了一輛自行車，在溫暖的秋陽下，不到半小時，就繞完小鎮一周，覺得好悠閑自在。
從酒泉公園回來，時間依然多得很。
一整個下午，我便在鎮上逛一家又一家的國營商店，補充旅途上的一些必需品。
我先到東家去買了一條“祝君早安”的洗臉毛巾，又到西家去買了一卷衛生紙，再往南門市場，買了一瓶山西汾酒，最後才到北關車站去，買了明天早上到敦煌的班車票。
這真有些像古樂府詩中所寫的，當年花木蘭代父從軍前所做的事，隻是她買的東西和我買的不太一樣。
她是“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鞯，南市買辔頭，北市買長鞭”。
傍晚，回賓館的餐廳吃飯。
偌大的一個餐廳，隻有一桌坐滿人。
“請問您幾位？”服務員迎上來問。
“一個人。
” “那不如包餐吧，一個人十元。
”她笑着說。
“好，那就包餐。
”我在那一桌人對面坐下。
看樣子，那似乎是一位廠長，在宴請一批十幾歲的少年男女工人吃飯，慶祝什麼似的。
菜一道一道地上，有洋芋焖肉、青椒炒肉、紅燒牛肉、蒜苗炒肉、排骨花生湯，還有主食大米飯和饅頭。
饅頭堆得高高的，像座小山。
包餐來了。
我發現，我吃的正和對面那桌的一模一樣，隻是分量少一些，盛在一個一個比較小的碟子裡端上來。
原來這就叫“包餐”，像台灣所說的“和菜”。
十元人民币吃了四菜一湯，用香港的消費标準來說，太便宜了，而且這是酒泉最好一家賓館的餐廳，師傅的水準恐怕也是酒泉市最好的，吃得我非常滿意。
晚上回到房裡，摸摸肚皮，把那瓶山西汾酒開了，對着窗外星月下的祁連山，一個人自酌獨飲。
四 一直覺得，敦煌的地理位置很奇特。
遠在唐代，它就好像偏離通往西域的主要驿道，有點寂寞地孤立在西南一角。
可是，從瓜州（今苦峪城附近），卻又有驿道通往敦煌。
旅客從東面來到瓜州，有兩個選擇。
他可以經常樂縣（今安西），折北往伊州（今哈密）出塞，完全不必經過敦煌。
但他也可以沿着另兩條南北驿道，到敦煌去，再從敦煌西面的玉門故關出塞。
然而這樣一來，好像繞遠路，路程比較長。
所以，玄奘當年到天竺取經，走的便是第一條路。
他就沒有到過敦煌。
事實上，今天的敦煌，依然偏離主道，既不在蘭新公路上，也不在蘭新鐵路線上。
乘搭火車，頂多隻能到柳園站，便需轉換班車，往南走一百二十公裡，才到得了敦煌。
這樣的轉換太麻煩了。
所以，連我這個“火車迷”去敦煌，也不坐火車了。
坐火車也到不了敦煌。
酒泉有定時班車直達敦煌。
我前一天已買好了票，說是豪華空調旅遊車，票價人民币十八元，比普通客車的貴幾塊錢。
上車對号入座，很有秩序。
車子是揚州車廠出産的旅遊車，高背座椅，确比普通客車“豪華”許多，也幹淨許多。
這以後，我見到揚州車，都比較有好感，也比較放心。
7點半準時開車。
沿途是看不盡的祁連山和戈壁灘。
原以為，到了西域，路必定不好走。
但建在戈壁灘上的蘭新公路，卻出人意料的平坦寬暢，而且經常是筆直的，很少拐彎。
中午在玉門鎮停車吃過午飯後，下午經安西，5點左右便抵達敦煌了。
敦煌用的是北京時間。
下午5點，陽光依然十分猛烈。
如果中國有時差，敦煌這時應當才下午2點左右。
縣裡沒有公車。
我在賓館租了一輛自行車，騎到城南去看鳴沙山和敦煌故城。
回到城裡吃過晚飯，晚上9點鐘了，天才開始暗下來。
晚上回到我住的飛天賓館，有一名中國台灣同胞，在三樓的服務台，“教訓”那名服務員。
“你們這是什麼服務态度！客人等了十幾分鐘，還沒拿鑰匙來！” 那位年輕的女服務員，也不答辯，臉上沒有表情，把鑰匙擲給那名台灣旅客，便轉身到櫃台後的小房去。
敦煌市郊的沙丘 整丘的沙好像大海，和藍天連成一線 這樣的場面我見多了，好像也越來越麻木了。
通常，責罵服務員的，絕大多數是國外或境外的旅客。
内地同胞往往出奇的有耐心，出奇的容忍，不太生氣。
我第一次回内地，也常常生氣。
第二次再來，面對這種場合，我發現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有耐心了，仿佛逐漸被“同化”了，不再輕易生氣了。
畢竟，這些服務員的待遇，每月可能還不到人民币兩百元，生活刻闆，職位别無選擇，心情恐怕是很郁悶的。
怎麼還能對她們苛求“服務态度”呢？ 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在縣汽車站乘了一輛專線車，到莫高窟去。
其實，莫高窟我最想看的，倒不是壁畫。
這些書上都有了，畫冊也不少。
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考古藝術系圖書館，也見過羅氏夫婦在20世紀40年代拍下的那一整批詳細照片。
我最想看的，倒是那個藏經洞第十七窟，當年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與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偷竊經文的地方。
敦煌石窟沉浴在清晨的陽光中 正巧，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員，最先帶我們一行人去看的，便是第十七窟。
洞室很小，很低矮，又不透光。
原本應當是漆暗一片的，現在裝上了一個小燈泡，方便遊人參觀。
敦煌那一大批稀世文書，便從這裡流出來，像花果飄零那樣，散落到世界上好幾個國家的圖書館。
我見過一張照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當年躲在裡頭，點着蠟燭，工作了幾天幾夜，把最好最有價值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挑選出來，劫運回法國。
給他這麼一挑，剩下的就隻是些佛經抄本，沒有太多版本價值的。
如今，洞裡一片安詳寂靜，靜得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
裡面空空洞洞的，隻留下悟真和尚的一尊塑像和一通石碑。
洞裡如今的安詳與寂靜，與伯希和當年在裡頭點着蠟燭，瘋狂挑選文物，形成的對比太強烈了。
一直到離開第十七窟，往其他洞窟去參觀時，我仿佛還可以見到，伯希和的幽靈，還點着蠟燭，在那洞窟裡“工作”，依依不舍離去的樣子。
這意象恐怕也将永遠玷在敦煌的曆史上，洗不淨了。
五 中午從敦煌乘班車來到柳園時，才下午3點多鐘。
從北京開往烏魯木齊的69次特快列車，要到晚上8點14分才到站。
無端端多出整整五個小時，在柳園這個荒涼的小鎮，不知該如何打發。
然而，我也知道，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