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西域記/蘭州•酒泉•敦煌•柳園•吐魯番•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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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端端多出來的時間,往往是獨自一人旅行最佳的時刻,因為那等于無端端撿到了多餘的“自由”時間,可以更加逍遙一些,也可以更深入地去看看一個小鎮。
于是,我先買好了一張到吐魯番去的硬座車票,再把行李寄存在火車站内,便到鎮上去逛了。
柳園是個典型的“火車拉來的市鎮”,顯然特别為了到敦煌去的旅客而建。
鎮上的居民,十之七八屬于鐵路局的員工。
像中國許多小鎮的火車站一樣,柳園站也建得很有特色。
低低矮矮的單層建築物,呈長方形,為了配合鐵軌,建在一個高墩上。
建築物的外表漆上一種很奇特的綠色,不像中國慣有的顔色,倒讓人想起了歐陸或北美某些小鎮的火車站。
我在唯一的一條大街上行走,突然被路邊一個小攤子上的葡萄幹吸引去。
“吐魯番的葡萄幹,很好吃。
”攤主說。
他是維吾爾人,留一把山羊胡子,戴一頂瓜皮小帽。
一大袋一大袋的葡萄幹,分成幾個等級,發出誘人的金黃或翡玉色澤。
最上好的一級,也才不過兩塊多錢一斤。
我忍不住買了一斤。
邊走邊吃,果然很好吃,甜中帶點甘甘的滋味,和美國加州的産品很不一樣。
但沒想到葡萄幹是那麼輕的東西,一斤有好大的一袋。
我後來一直吃到烏魯木齊,吃到北京,吃到洛陽,還沒有把這一斤吃完。
在鎮上走了不到一小時,便把大街兩旁的商店都逛完了。
它們的生意都很冷清,售賣的物品也大緻相同。
最顯眼的,經常是那幾十個搪瓷漱口大杯,整整齊齊地擺在架上。
在比較大的國營商店裡,老百姓最喜歡背着手,癡癡地盯着玻璃櫥中的物品,往往看得入了神,許久許久,一動也不動,仿佛在仔細欣賞一件稀世的古董。
幾個售貨員則坐在那裡,聊天,打毛線,或者看報。
大家互不幹涉,相安無事。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發現,我也感染了内地同胞的這種購物習慣。
我也喜歡上這些國營商店去“欣賞古董”,像香港人所說的,去“八”一“八”,覺得真是旅行中的一大樂事。
售貨員不來招呼,再好不過。
這樣一來,大家就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閑情,去慢慢觀賞物品,慢慢比價錢了。
對我來說,内地的好些商品,有時真的是古董。
我想,我那麼喜歡去“八”,恐怕是因為這些商品,常常會勾起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美麗回憶。
比如,這次在柳園的國營百貨商店,我就見到一盒盒上海出産的“英雄牌”鋼筆,真有如睹故人般的喜悅,因為在幾乎整個小學和中學時代,我在學校寫字,用的就是這種中國内地的“英雄牌”鋼筆。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是中國銷到國外賺取外彙的商品,售價極其便宜。
當時,中國香港地區和東南亞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窮學生,用的恐怕都是這種中國鋼筆。
想不到,隔了二十多年,我竟然在大西北的邊陲小鎮,見到我年少時用來寫字的工具,而且款式還一模一樣,一樣老土可愛。
二十多年沒變。
可惜,當時不知怎地,我竟忘了買下這一種“英雄牌”鋼筆,留作紀念。
現在回想起來,仍不免覺得是一大憾事。
我想,下回有機會一定要去買一支“英雄牌”。
否則,再過幾年,這種筆就要被淘汰掉了。
下午5點多,無所事事,提前吃晚飯。
火車站對面隻有一家餐廳,像是鐵路局員工合開的。
六七張小木桌和長闆凳,疏疏落落地擺在一個大廳裡。
地上什麼也沒鋪,還是原始自然的泥沙地。
仿佛走進了中古世紀,或古裝片的一個拍攝場景,一切全像是道具擺設。
我在門前的櫃台,翻看那本沾滿油漬的“菜譜”。
幾乎全都是蔬菜炒肉的,沒有魚。
點了蓮花白炒肉,外加一碗蛋花湯。
買了餐票,從大廳後牆上的那個小窗洞,把票子傳到廚房去。
在内地行走,碰到各地吃的用語的不同,有趣又有點混亂。
台灣所說的“菜單”,到了西北一帶,全變成“菜譜”。
卷心菜變成“蓮花白”,有些地方幹脆叫大白菜,極易和台灣的大白菜搞亂了。
長豆和豆角的分别,許多地方也不一樣,有時甚至正好完全相反。
所以,點菜時得問服務員: “長豆,是不是這麼長的?”還得比個一兩尺長的手勢。
要不然,極可能吃到我不喜歡吃的短豆角,即我們家鄉所說的“烏龜豆”,或美國人所說的“法國豆”。
至于四季豆?“對不起,沒聽過!” 菜來了,得自己去後牆那小窗洞處領取。
我的蓮花白炒肉加了不少花椒。
蛋花湯黑烏烏的,加了不少黑醋。
原以為,隻有湖南人吃辣。
跑遍幾乎整個中國大地後,才發現中國的吃辣區分布極廣。
連雲南、四川、貴州、湖北、山西、陝西乃至整個大西北,炒菜、煮面都喜歡加進許多辣子。
吃完晚飯,還不到下午6點。
在候車室等車,寫了幾張明信片,拿到火車站對面的小郵局去寄。
晚上8點多,69次特快車終于到站了。
這是一列“過路車”,我買的硬座票當然不對号入座。
我原準備上車再補一張卧鋪的,但列車到了柳園,許多旅客都下車轉往敦煌去了,硬座車上的位子多得很。
在我那節車廂,隻有寥寥十幾個乘客,座位卻有整百個,每個人幾乎可以占有五六張位子。
于是,有人索性倒在那些三人座的長椅上,把它當睡鋪了。
我看位子多得是,也懶得再去補卧鋪了,準備就在硬座上睡一覺。
在我對面,坐着一位20世紀50年代移居新疆的幹部。
五十多歲,愛聊天。
談起來,他熱情地告訴我怎樣去遊烏魯木齊的天池,還在我的記事簿上寫下: “從烏市火車站坐8路車,到黃河路口,青少年宮下車,找去天池的班車。
” 後來到了烏市,我果然就憑着他提供的這點珍貴資料,自己找到班車去遊了天池回來。
淩晨1點多到了哈密,站台上仍然鬧哄哄的。
鐵路局的員工,推着小車在叫賣香煙、啤酒、飲料,還有哈密瓜。
這回進新疆,在九月中,正好趕上了葡萄和哈密瓜的季節。
但那位幹部說: “哈密的瓜不行。
要買好瓜,還得到吐魯番或烏魯木齊去。
” 然而,站台上賣瓜的叫賣聲太誘人了。
“一塊錢一個。
”我終于忍不住,伸頭伸手出車窗外買了一個,取出随身帶着的水果刀切開一嘗,平淡無味,恨不聽他的話。
這時,幹部又有話說了: “買哈密瓜,要看它表皮上的那些裂痕。
裂痕越多越密,瓜就越甜。
” 細看剛買的那瓜,光溜溜的,的确沒有什麼裂痕。
往後到了吐魯番和烏魯木齊,我都謹記着他的話,果然吃到又甜又脆的好瓜。
半夜兩點過後,我伏在硬座的小茶幾上,朦朦眬眬地睡了。
淩晨醒來,手臂都麻木了。
整個車廂的人東歪西倒地熟睡着。
車頂上的風扇,不知何時都關了。
看着列車奔過漆黑的戈壁灘,過了一會兒,我又沉沉睡去。
六 清早抵達吐魯番,乘了一輛毛驢車,到吐魯番賓館去投宿。
趕車的維吾爾年輕小夥子叫沙立,一見毛驢跑得慢,就往驢身上抽一鞭,口中不斷在喊:“嗨啊!嗨啊!嗨啊!” 吐魯番塵土飛揚,路兩旁種着高聳的白楊,似乎也阻擋不了什麼風沙。
一到賓館大門,有伊斯蘭式的藍白圓頂,也有中國傳統的紅色柱子,高高矗立在廣場上。
付了錢,沙立用生硬的普通話問我: “去不去,遊高昌故城?交河城?我的朋友開出租車,可以載你去。
” “多少錢?” “租車一天兩百元。
” “讓我想一想,等我辦好住宿再說。
” “好,我在門口等你。
” 吐魯番賓館看來長期住着不少外國人。
辦理住宿登記時,見到一疊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寄來的航空信,給
于是,我先買好了一張到吐魯番去的硬座車票,再把行李寄存在火車站内,便到鎮上去逛了。
柳園是個典型的“火車拉來的市鎮”,顯然特别為了到敦煌去的旅客而建。
鎮上的居民,十之七八屬于鐵路局的員工。
像中國許多小鎮的火車站一樣,柳園站也建得很有特色。
低低矮矮的單層建築物,呈長方形,為了配合鐵軌,建在一個高墩上。
建築物的外表漆上一種很奇特的綠色,不像中國慣有的顔色,倒讓人想起了歐陸或北美某些小鎮的火車站。
我在唯一的一條大街上行走,突然被路邊一個小攤子上的葡萄幹吸引去。
“吐魯番的葡萄幹,很好吃。
”攤主說。
他是維吾爾人,留一把山羊胡子,戴一頂瓜皮小帽。
一大袋一大袋的葡萄幹,分成幾個等級,發出誘人的金黃或翡玉色澤。
最上好的一級,也才不過兩塊多錢一斤。
我忍不住買了一斤。
邊走邊吃,果然很好吃,甜中帶點甘甘的滋味,和美國加州的産品很不一樣。
但沒想到葡萄幹是那麼輕的東西,一斤有好大的一袋。
我後來一直吃到烏魯木齊,吃到北京,吃到洛陽,還沒有把這一斤吃完。
在鎮上走了不到一小時,便把大街兩旁的商店都逛完了。
它們的生意都很冷清,售賣的物品也大緻相同。
最顯眼的,經常是那幾十個搪瓷漱口大杯,整整齊齊地擺在架上。
在比較大的國營商店裡,老百姓最喜歡背着手,癡癡地盯着玻璃櫥中的物品,往往看得入了神,許久許久,一動也不動,仿佛在仔細欣賞一件稀世的古董。
幾個售貨員則坐在那裡,聊天,打毛線,或者看報。
大家互不幹涉,相安無事。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發現,我也感染了内地同胞的這種購物習慣。
我也喜歡上這些國營商店去“欣賞古董”,像香港人所說的,去“八”一“八”,覺得真是旅行中的一大樂事。
售貨員不來招呼,再好不過。
這樣一來,大家就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閑情,去慢慢觀賞物品,慢慢比價錢了。
對我來說,内地的好些商品,有時真的是古董。
我想,我那麼喜歡去“八”,恐怕是因為這些商品,常常會勾起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美麗回憶。
比如,這次在柳園的國營百貨商店,我就見到一盒盒上海出産的“英雄牌”鋼筆,真有如睹故人般的喜悅,因為在幾乎整個小學和中學時代,我在學校寫字,用的就是這種中國内地的“英雄牌”鋼筆。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是中國銷到國外賺取外彙的商品,售價極其便宜。
當時,中國香港地區和東南亞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窮學生,用的恐怕都是這種中國鋼筆。
想不到,隔了二十多年,我竟然在大西北的邊陲小鎮,見到我年少時用來寫字的工具,而且款式還一模一樣,一樣老土可愛。
二十多年沒變。
可惜,當時不知怎地,我竟忘了買下這一種“英雄牌”鋼筆,留作紀念。
現在回想起來,仍不免覺得是一大憾事。
我想,下回有機會一定要去買一支“英雄牌”。
否則,再過幾年,這種筆就要被淘汰掉了。
下午5點多,無所事事,提前吃晚飯。
火車站對面隻有一家餐廳,像是鐵路局員工合開的。
六七張小木桌和長闆凳,疏疏落落地擺在一個大廳裡。
地上什麼也沒鋪,還是原始自然的泥沙地。
仿佛走進了中古世紀,或古裝片的一個拍攝場景,一切全像是道具擺設。
我在門前的櫃台,翻看那本沾滿油漬的“菜譜”。
幾乎全都是蔬菜炒肉的,沒有魚。
點了蓮花白炒肉,外加一碗蛋花湯。
買了餐票,從大廳後牆上的那個小窗洞,把票子傳到廚房去。
在内地行走,碰到各地吃的用語的不同,有趣又有點混亂。
台灣所說的“菜單”,到了西北一帶,全變成“菜譜”。
卷心菜變成“蓮花白”,有些地方幹脆叫大白菜,極易和台灣的大白菜搞亂了。
長豆和豆角的分别,許多地方也不一樣,有時甚至正好完全相反。
所以,點菜時得問服務員: “長豆,是不是這麼長的?”還得比個一兩尺長的手勢。
要不然,極可能吃到我不喜歡吃的短豆角,即我們家鄉所說的“烏龜豆”,或美國人所說的“法國豆”。
至于四季豆?“對不起,沒聽過!” 菜來了,得自己去後牆那小窗洞處領取。
我的蓮花白炒肉加了不少花椒。
蛋花湯黑烏烏的,加了不少黑醋。
原以為,隻有湖南人吃辣。
跑遍幾乎整個中國大地後,才發現中國的吃辣區分布極廣。
連雲南、四川、貴州、湖北、山西、陝西乃至整個大西北,炒菜、煮面都喜歡加進許多辣子。
吃完晚飯,還不到下午6點。
在候車室等車,寫了幾張明信片,拿到火車站對面的小郵局去寄。
晚上8點多,69次特快車終于到站了。
這是一列“過路車”,我買的硬座票當然不對号入座。
我原準備上車再補一張卧鋪的,但列車到了柳園,許多旅客都下車轉往敦煌去了,硬座車上的位子多得很。
在我那節車廂,隻有寥寥十幾個乘客,座位卻有整百個,每個人幾乎可以占有五六張位子。
于是,有人索性倒在那些三人座的長椅上,把它當睡鋪了。
我看位子多得是,也懶得再去補卧鋪了,準備就在硬座上睡一覺。
在我對面,坐着一位20世紀50年代移居新疆的幹部。
五十多歲,愛聊天。
談起來,他熱情地告訴我怎樣去遊烏魯木齊的天池,還在我的記事簿上寫下: “從烏市火車站坐8路車,到黃河路口,青少年宮下車,找去天池的班車。
” 後來到了烏市,我果然就憑着他提供的這點珍貴資料,自己找到班車去遊了天池回來。
淩晨1點多到了哈密,站台上仍然鬧哄哄的。
鐵路局的員工,推着小車在叫賣香煙、啤酒、飲料,還有哈密瓜。
這回進新疆,在九月中,正好趕上了葡萄和哈密瓜的季節。
但那位幹部說: “哈密的瓜不行。
要買好瓜,還得到吐魯番或烏魯木齊去。
” 然而,站台上賣瓜的叫賣聲太誘人了。
“一塊錢一個。
”我終于忍不住,伸頭伸手出車窗外買了一個,取出随身帶着的水果刀切開一嘗,平淡無味,恨不聽他的話。
這時,幹部又有話說了: “買哈密瓜,要看它表皮上的那些裂痕。
裂痕越多越密,瓜就越甜。
” 細看剛買的那瓜,光溜溜的,的确沒有什麼裂痕。
往後到了吐魯番和烏魯木齊,我都謹記着他的話,果然吃到又甜又脆的好瓜。
半夜兩點過後,我伏在硬座的小茶幾上,朦朦眬眬地睡了。
淩晨醒來,手臂都麻木了。
整個車廂的人東歪西倒地熟睡着。
車頂上的風扇,不知何時都關了。
看着列車奔過漆黑的戈壁灘,過了一會兒,我又沉沉睡去。
六 清早抵達吐魯番,乘了一輛毛驢車,到吐魯番賓館去投宿。
趕車的維吾爾年輕小夥子叫沙立,一見毛驢跑得慢,就往驢身上抽一鞭,口中不斷在喊:“嗨啊!嗨啊!嗨啊!” 吐魯番塵土飛揚,路兩旁種着高聳的白楊,似乎也阻擋不了什麼風沙。
一到賓館大門,有伊斯蘭式的藍白圓頂,也有中國傳統的紅色柱子,高高矗立在廣場上。
付了錢,沙立用生硬的普通話問我: “去不去,遊高昌故城?交河城?我的朋友開出租車,可以載你去。
” “多少錢?” “租車一天兩百元。
” “讓我想一想,等我辦好住宿再說。
” “好,我在門口等你。
” 吐魯番賓館看來長期住着不少外國人。
辦理住宿登記時,見到一疊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寄來的航空信,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