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水邊多麗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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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步行？隔天早上起來，想到我今天也将循他的腳步去昭陵，心裡就有一種悠悠的曆史感。
吃過早飯後，在飯店門前等曹師傅的車，想起杜甫“詩史”的美名，不禁感歎。
他确是用詩來詠史，替曆史作見證的。
一千多年來，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來了。
五 甚至到20世紀90年代的今天，唐太宗的昭陵依然是很“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
最神秘的是，這陵墓連它的照片都不容易見到。
我真懷疑，世界上有多少人，見過昭陵的照片。
在香港，臨出發到西安前，我曾經想找一張昭陵的照片來看看，但翻遍了旅遊資料，甚至查了昭陵的考古探測報告，竟然連一張都找不着。
到了西安，也沒有找到昭陵的照片。
相反的，乾陵的照片多得是，宛然變成了唐代陵墓的一個代表。
當然，這種神秘感，反而更使我想到昭陵去看看。
最初對昭陵發生興趣，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所專攻北朝隋唐史，剛開始研讀《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鑒》這些基本唐代史料的時候。
當時，讀到太宗朝那些人物的列傳時，經常會發現他們死後，都“陪葬昭陵”，而且照史書的描述來看，這是一種無上的榮耀。
“陪葬昭陵”這幾個字的字面意義，當然不難理解，但“陪葬”的方式是怎樣的，卻難以想象。
于是，那天早上，乘着曹師傅的小面包車，我終于來到了昭陵。
曹師傅年約五十，高高胖胖的，經年在外開出租車，皮膚都曬黑了。
他的教育程度看來不錯，至少念過高中，談吐用字，都很有水平。
可能因為他自己是個體戶，所以他對國内的“大鍋飯”制度，頗為不滿。
他批評有些工廠工人：“制造出來的東西，全是廢品！” 他這輛小面包車，後頭有兩排座位，可坐六人。
車子漆上深紅色，我感到不解。
一問之下，才知是因為“紅色最好”。
曹師傅有點自豪地說：“有人結婚，都喜歡請我這輛紅車，去載新娘呢！”聽他這麼一說，不覺感到好笑。
原來我今天是乘了一輛新娘車，去“谒昭陵”的。
昭陵博物館邊的李勣墓和神道碑。
墓後有三座小山。
李勣神道碑的碑頭，刻的是螭首。
車子停在昭陵博物館門前。
“昭陵到了。
”曹師傅說。
博物館旁有一通極高大的李勣碑，碑後是隆起的李勣墓，高約十米。
登上這墓冢的最高處，才知昭陵的範圍極大，遼闊而靜寂，如今全是一片片的農田。
農田上，散布着一座座隆起的墓冢。
我終于解開了從前的迷惑，明白那些便是昭陵的陪葬墓了。
原來陪葬的形式便是如此。
隻是把這些功臣，都葬在陵墓區内，讓他們在一片秀麗的風景環抱下，長陪太宗。
但昭陵呢？昭陵在哪裡呢？“在九嵕山，”曹師傅指指北面一座奇突的高山說，“離博物館這裡還有好幾公裡呢！” “車子到得了嗎？”我試探着問。
“路不好走，不好去。
”曹師傅說，不很熱心。
于是，先到昭陵博物館去。
這裡擺滿了從昭陵陪葬墓區運回來的墓碑和墓志：房玄齡、溫彥博、尉遲敬德、阿史那忠、孔穎達等人，全都是我從前在《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中見過的人物。
如今，站在他們高大的墓碑前，甚至可以用手去觸摸冰涼的碑身，我仿佛也在觸摸着曆史。
唐代經學大師孔穎達的神道碑 陝西曆史博物館各建築物屋頂上都有這種唐代的鸱尾，草地上的石馬來自某座唐陵。
一轉身，猛然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物體，擺在展示櫃内。
西安火車站的屋頂上，左右兩邊，不就是這東西嗎？後來落成的陝西曆史博物館，所有建築屋頂上，更全部采用了這種裝飾，像一隻勇猛的老鷹——鸱尾。
原以為火車站上的鸱尾，雖根據文獻，但仍屬現代人想象的作品。
萬沒想到，唐代的鸱尾，居然還有實物在昭陵的一個廢墟上出土傳世。
這鸱尾塑造得強勁有力。
那彎彎的鷹喙部分，充滿線條張力。
比起後代屋頂上常見的龍鳳裝飾，鸱尾更顯得淳樸，也很有中亞的風味，很可能是突厥遺風，唐代“胡化”的結果。
我終究忍不住，央求曹師傅載我去九嵕山，一探昭陵的真面目。
“我也沒去過，”他說，“不過我看您好像是搞研究的，我們就去看看吧。
” 但昭陵在哪裡呢？清代的金石學家畢沅，在乾隆年間出任陝西巡撫時，曾經四處尋訪漢、唐帝王的陵墓，并且立碑為記。
像漢武帝的茂陵和唐高宗的乾陵前面，都有畢沅在兩百多年前所立的石碑标記。
遊客來到這裡，好比放下心頭大石：“沒錯，這就是茂陵。
”“啊，這就是乾陵。
”然後，他們站在這些石碑前，拍照留念，表示到此一遊過了。
但我們來到九嵕山腳下時，完全見不到那通熟悉的畢沅碑，也見不到任何顯著的陵墓遺迹或廢墟，更沒有任何翁仲和石獅等大型雕刻。
這裡，隻有農田和農舍。
曹師傅停車問了好幾位當地農人，他們都指着九嵕山頂說：“昭陵就在上頭。
” 曹師傅很夠義氣，幹脆把車子開上九嵕山。
路是狹窄的黃泥路，不好走，沿途經過許多梯田和窯洞。
看來，山上如今還住了不少人家，不知他們是否是當年唐太宗的守陵人的後代？越往上，梯田越少，幾乎沒有什麼樹木，但山坡上長滿了蒼翠的綠草，遠遠看去，如地毯般柔軟，有牛羊在吃草。
車子走了整整半個多小時，才開到約三分之二的山腰上，無路可去了。
站在九嵕山上往下望，風景絕佳。
前面的山腳下，便是著名的渭河，緩緩流過這一大片關中平原。
這裡有山有水，環境清幽，确是第一流的風水，難怪當年唐太宗要選擇在這裡安葬。
在山腰上，仰望那尖突的主峰，覺得它好孤單寂寞。
我決定爬到這主峰上去。
我提着一瓶水和相機，請曹師傅在山腰上等我，然後就獨自往主峰上爬了。
這兒一片寂清，連種田的農人也見不到，更不要說遊客了。
我一邊沿着一條小路爬山，一邊感覺到，在選擇陵墓地點上，唐太宗比唐高宗和武則天高明許多。
他的墓，建築在這座海拔1188米的九嵕山上，确是遺世而獨立。
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遊客也難以到達，索性都不來玩了。
大家全都擠到高宗的乾陵去。
比起昭陵，乾陵低矮得多了。
然而，我想太宗是甯願死後清靜的。
要不然，他當年也就不會選擇這座如此高的孤峰，來作他的“長生殿”了。
爬了幾乎一個小時，才登上主峰。
唐太宗便長眠在這主峰深處。
據《唐會要》的記載，他的墓室深入山峰南面達“七十五丈”，約230米，可見當年鑿山工程之浩大，難怪營建了整整一十三年。
如今，這主峰南面，已經毫無任何陵墓遺迹，亦無任何标記，表明這兒是一座唐代皇帝的墓。
隻有一大片綠茸茸的柔軟青草，覆蓋着峰頂。
也不知何人，在峰南的一小片平地上，種了一小畝的油菜，和一叢叢的秋菊。
這裡不像帝皇墓園，倒有一種田園的恬靜。
唐太宗的昭陵，就建在這座九嵕山的山峰頂上。
九嵕山的主峰。
唐太宗便長眠在那山峰内。
在唐代，昭陵當然是十分神聖，不可侵犯的。
像我那樣爬上去玩，或像那名農人，在太宗的墳頭上，種菜種花，恐怕都是“欠砍頭”的。
杜甫曾經兩次路經昭陵，但我想他并未曾登峰，也不可能登峰，所以他寫的昭陵，隻能遠遠從山下低處取景： 陵寝盤空曲，熊罴守翠微。
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提到昭陵，許多文獻資料都說它開了“唐代帝王依山為陵”的先例。
當然，漢代已經有依山為陵的例子。
唐太宗隻是第一位采用這種葬法的唐代皇帝而已。
然而，“依山為陵”這句話，其實并不好懂。
唐代的史料，如《唐會要》等書，一直沒有解釋什麼是“依山為陵”。
所以，我從前一直有一個疑問：依山為陵，那麼墓室到底在山頂上、在山腰，還是在山腳下？似乎這三者都可能。
甚至現代的考古報告，對“依山為陵”的葬法，也是語焉不詳的。
等我登上了九嵕山頂，才明白什麼叫“依山為陵”了。
幾乎可以肯定，太宗的墓室，應該是高高在山頂上的，在海拔一千多米之上，而不是在山腰或山腳下的。
而且，攀登了九嵕山後，我更能領會，當年下葬時，要把他的靈柩運到那麼高、那麼陡的山上去，這工程是如何的浩大和艱難。
從昭陵回來後，重讀《唐會要》的記載，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可以懂了。
原來，當年還曾經“架梁為棧道”“繞山二百三十步”（約四百米），才能抵達墓室所在的玄宮門。
無疑，這更證明墓室應當是建築在山峰頂上的。
而且，在高宗朝，舊守陵使閻立德曾經上疏建議把這棧道拆掉，為了使墓室“固如山嶽”。
史家在記錄這件事時，有一妙筆，說高宗“嗚咽不許”。
一直到長孫無忌等大臣，引用了《禮記》的權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隻好勉強答應了。
從此，“靈寝高懸，始與外界隔絕”。
從前讀這一段記載，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高宗要哭哭啼啼地“不許”拆棧道。
拆了棧道，太宗的墓室，像閻立德所說的那樣“固如山嶽”，不會有人來盜，不也是好事嗎？有什麼好哭的呢？現在才知道，原來這墓室建在這麼陡峭的高山上，若拆了棧道，那麼就連高宗這個孝子，也不能上山來谒拜他父親的靈寝了，怪不得他要哭哭啼啼。
明白了事情的曲折，我覺得這不僅是史家的妙筆，而且還很寫實，很能刻畫高宗的心思。
三年後，我有機會到河北的滿城縣，親身走進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的山頂墓室，更能肯定唐太宗的墓，應當也像劉勝夫婦墓一樣，是建築在山頂上的。
劉勝夫婦墓是漢代“依山為陵”的一個好例子，而且又經過現代考古學家的科學發掘。
他們的墓室，正是建在滿城縣城西南，陵山東麓的山峰頂上。
或許正因為建得這麼高高在上，這對夫婦
吃過早飯後，在飯店門前等曹師傅的車，想起杜甫“詩史”的美名，不禁感歎。
他确是用詩來詠史，替曆史作見證的。
一千多年來，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來了。
五 甚至到20世紀90年代的今天，唐太宗的昭陵依然是很“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
最神秘的是，這陵墓連它的照片都不容易見到。
我真懷疑，世界上有多少人，見過昭陵的照片。
在香港，臨出發到西安前，我曾經想找一張昭陵的照片來看看，但翻遍了旅遊資料，甚至查了昭陵的考古探測報告，竟然連一張都找不着。
到了西安，也沒有找到昭陵的照片。
相反的，乾陵的照片多得是，宛然變成了唐代陵墓的一個代表。
當然，這種神秘感，反而更使我想到昭陵去看看。
最初對昭陵發生興趣，是十多年前，在研究所專攻北朝隋唐史，剛開始研讀《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鑒》這些基本唐代史料的時候。
當時，讀到太宗朝那些人物的列傳時，經常會發現他們死後，都“陪葬昭陵”，而且照史書的描述來看，這是一種無上的榮耀。
“陪葬昭陵”這幾個字的字面意義，當然不難理解，但“陪葬”的方式是怎樣的，卻難以想象。
于是，那天早上，乘着曹師傅的小面包車，我終于來到了昭陵。
曹師傅年約五十，高高胖胖的，經年在外開出租車，皮膚都曬黑了。
他的教育程度看來不錯，至少念過高中，談吐用字，都很有水平。
可能因為他自己是個體戶，所以他對國内的“大鍋飯”制度，頗為不滿。
他批評有些工廠工人：“制造出來的東西，全是廢品！” 他這輛小面包車，後頭有兩排座位，可坐六人。
車子漆上深紅色，我感到不解。
一問之下，才知是因為“紅色最好”。
曹師傅有點自豪地說：“有人結婚，都喜歡請我這輛紅車，去載新娘呢！”聽他這麼一說，不覺感到好笑。
原來我今天是乘了一輛新娘車，去“谒昭陵”的。
昭陵博物館邊的李勣墓和神道碑。
墓後有三座小山。
李勣神道碑的碑頭，刻的是螭首。
車子停在昭陵博物館門前。
“昭陵到了。
”曹師傅說。
博物館旁有一通極高大的李勣碑，碑後是隆起的李勣墓，高約十米。
登上這墓冢的最高處，才知昭陵的範圍極大，遼闊而靜寂，如今全是一片片的農田。
農田上，散布着一座座隆起的墓冢。
我終于解開了從前的迷惑，明白那些便是昭陵的陪葬墓了。
原來陪葬的形式便是如此。
隻是把這些功臣，都葬在陵墓區内，讓他們在一片秀麗的風景環抱下，長陪太宗。
但昭陵呢？昭陵在哪裡呢？“在九嵕山，”曹師傅指指北面一座奇突的高山說，“離博物館這裡還有好幾公裡呢！” “車子到得了嗎？”我試探着問。
“路不好走，不好去。
”曹師傅說，不很熱心。
于是，先到昭陵博物館去。
這裡擺滿了從昭陵陪葬墓區運回來的墓碑和墓志：房玄齡、溫彥博、尉遲敬德、阿史那忠、孔穎達等人，全都是我從前在《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中見過的人物。
如今，站在他們高大的墓碑前，甚至可以用手去觸摸冰涼的碑身，我仿佛也在觸摸着曆史。
唐代經學大師孔穎達的神道碑 陝西曆史博物館各建築物屋頂上都有這種唐代的鸱尾，草地上的石馬來自某座唐陵。
一轉身，猛然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物體，擺在展示櫃内。
西安火車站的屋頂上，左右兩邊，不就是這東西嗎？後來落成的陝西曆史博物館，所有建築屋頂上，更全部采用了這種裝飾，像一隻勇猛的老鷹——鸱尾。
原以為火車站上的鸱尾，雖根據文獻，但仍屬現代人想象的作品。
萬沒想到，唐代的鸱尾，居然還有實物在昭陵的一個廢墟上出土傳世。
這鸱尾塑造得強勁有力。
那彎彎的鷹喙部分，充滿線條張力。
比起後代屋頂上常見的龍鳳裝飾，鸱尾更顯得淳樸，也很有中亞的風味，很可能是突厥遺風，唐代“胡化”的結果。
我終究忍不住，央求曹師傅載我去九嵕山，一探昭陵的真面目。
“我也沒去過，”他說，“不過我看您好像是搞研究的，我們就去看看吧。
” 但昭陵在哪裡呢？清代的金石學家畢沅，在乾隆年間出任陝西巡撫時，曾經四處尋訪漢、唐帝王的陵墓，并且立碑為記。
像漢武帝的茂陵和唐高宗的乾陵前面，都有畢沅在兩百多年前所立的石碑标記。
遊客來到這裡，好比放下心頭大石：“沒錯，這就是茂陵。
”“啊，這就是乾陵。
”然後，他們站在這些石碑前，拍照留念，表示到此一遊過了。
但我們來到九嵕山腳下時，完全見不到那通熟悉的畢沅碑，也見不到任何顯著的陵墓遺迹或廢墟，更沒有任何翁仲和石獅等大型雕刻。
這裡，隻有農田和農舍。
曹師傅停車問了好幾位當地農人，他們都指着九嵕山頂說：“昭陵就在上頭。
” 曹師傅很夠義氣，幹脆把車子開上九嵕山。
路是狹窄的黃泥路，不好走，沿途經過許多梯田和窯洞。
看來，山上如今還住了不少人家，不知他們是否是當年唐太宗的守陵人的後代？越往上，梯田越少，幾乎沒有什麼樹木，但山坡上長滿了蒼翠的綠草，遠遠看去，如地毯般柔軟，有牛羊在吃草。
車子走了整整半個多小時，才開到約三分之二的山腰上，無路可去了。
站在九嵕山上往下望，風景絕佳。
前面的山腳下，便是著名的渭河，緩緩流過這一大片關中平原。
這裡有山有水，環境清幽，确是第一流的風水，難怪當年唐太宗要選擇在這裡安葬。
在山腰上，仰望那尖突的主峰，覺得它好孤單寂寞。
我決定爬到這主峰上去。
我提着一瓶水和相機，請曹師傅在山腰上等我，然後就獨自往主峰上爬了。
這兒一片寂清，連種田的農人也見不到，更不要說遊客了。
我一邊沿着一條小路爬山，一邊感覺到，在選擇陵墓地點上，唐太宗比唐高宗和武則天高明許多。
他的墓，建築在這座海拔1188米的九嵕山上，确是遺世而獨立。
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遊客也難以到達，索性都不來玩了。
大家全都擠到高宗的乾陵去。
比起昭陵，乾陵低矮得多了。
然而，我想太宗是甯願死後清靜的。
要不然，他當年也就不會選擇這座如此高的孤峰，來作他的“長生殿”了。
爬了幾乎一個小時，才登上主峰。
唐太宗便長眠在這主峰深處。
據《唐會要》的記載，他的墓室深入山峰南面達“七十五丈”，約230米，可見當年鑿山工程之浩大，難怪營建了整整一十三年。
如今，這主峰南面，已經毫無任何陵墓遺迹，亦無任何标記，表明這兒是一座唐代皇帝的墓。
隻有一大片綠茸茸的柔軟青草，覆蓋着峰頂。
也不知何人，在峰南的一小片平地上，種了一小畝的油菜，和一叢叢的秋菊。
這裡不像帝皇墓園，倒有一種田園的恬靜。
唐太宗的昭陵，就建在這座九嵕山的山峰頂上。
九嵕山的主峰。
唐太宗便長眠在那山峰内。
在唐代，昭陵當然是十分神聖，不可侵犯的。
像我那樣爬上去玩，或像那名農人，在太宗的墳頭上，種菜種花，恐怕都是“欠砍頭”的。
杜甫曾經兩次路經昭陵，但我想他并未曾登峰，也不可能登峰，所以他寫的昭陵，隻能遠遠從山下低處取景： 陵寝盤空曲，熊罴守翠微。
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提到昭陵，許多文獻資料都說它開了“唐代帝王依山為陵”的先例。
當然，漢代已經有依山為陵的例子。
唐太宗隻是第一位采用這種葬法的唐代皇帝而已。
然而，“依山為陵”這句話，其實并不好懂。
唐代的史料，如《唐會要》等書，一直沒有解釋什麼是“依山為陵”。
所以，我從前一直有一個疑問：依山為陵，那麼墓室到底在山頂上、在山腰，還是在山腳下？似乎這三者都可能。
甚至現代的考古報告，對“依山為陵”的葬法，也是語焉不詳的。
等我登上了九嵕山頂，才明白什麼叫“依山為陵”了。
幾乎可以肯定，太宗的墓室，應該是高高在山頂上的，在海拔一千多米之上，而不是在山腰或山腳下的。
而且，攀登了九嵕山後，我更能領會，當年下葬時，要把他的靈柩運到那麼高、那麼陡的山上去，這工程是如何的浩大和艱難。
從昭陵回來後，重讀《唐會要》的記載，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可以懂了。
原來，當年還曾經“架梁為棧道”“繞山二百三十步”（約四百米），才能抵達墓室所在的玄宮門。
無疑，這更證明墓室應當是建築在山峰頂上的。
而且，在高宗朝，舊守陵使閻立德曾經上疏建議把這棧道拆掉，為了使墓室“固如山嶽”。
史家在記錄這件事時，有一妙筆，說高宗“嗚咽不許”。
一直到長孫無忌等大臣，引用了《禮記》的權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隻好勉強答應了。
從此，“靈寝高懸，始與外界隔絕”。
從前讀這一段記載，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高宗要哭哭啼啼地“不許”拆棧道。
拆了棧道，太宗的墓室，像閻立德所說的那樣“固如山嶽”，不會有人來盜，不也是好事嗎？有什麼好哭的呢？現在才知道，原來這墓室建在這麼陡峭的高山上，若拆了棧道，那麼就連高宗這個孝子，也不能上山來谒拜他父親的靈寝了，怪不得他要哭哭啼啼。
明白了事情的曲折，我覺得這不僅是史家的妙筆，而且還很寫實，很能刻畫高宗的心思。
三年後，我有機會到河北的滿城縣，親身走進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的山頂墓室，更能肯定唐太宗的墓，應當也像劉勝夫婦墓一樣，是建築在山頂上的。
劉勝夫婦墓是漢代“依山為陵”的一個好例子，而且又經過現代考古學家的科學發掘。
他們的墓室，正是建在滿城縣城西南，陵山東麓的山峰頂上。
或許正因為建得這麼高高在上，這對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