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水邊多麗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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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大“發現”，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絕對見不到山的。
連遠山朦胧的影子也難以見到。
剛抵達西安火車站時，我想起老師劉子健教授好些年前對我說的那一番話，連忙往南一看。
可是，哪有終南山的影子！這終南山離西安城，至少還有三十公裡路。
即使在天氣晴朗的日子，恐怕也是望不到的。
至于唐太宗皇帝遠在醴泉縣的墳墓昭陵，更是在七八十公裡以外，在長安城中更不可能望見。
奇怪的是，唐代的詩人們寫起詩來總喜歡說，他們當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
比如，公元850年，杜牧即将離開長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樂遊原，寫下那首《将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裡面就有一句“樂遊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辭行，依依不舍的樣子。
杜甫和許多其他唐代詩人們，也都寫過類似的詩句。
看來，唐詩中這些“望昭陵”的舉動，都隻是一種象征的姿勢，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
長安城中是絕不可能望見昭陵的。
當年杜甫、岑參等大詩人登臨過的大雁塔 我之所以那麼關注山跟西安的關系，很可能是一種“職業病”，因為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所寫的那本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唐代的軍事與邊防制度》的。
而山和防禦，關系太密切了。
其實，我這次來西安，其中一個目的，也是要解開一個困擾了我幾乎十年的“謎”：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見到周圍的那些名山？ 從書本上得到的印象，曆史上的長安似乎是個被群山包圍着的城市。
比如，最常見的一種描述，是說長安位于“關中”，四面都是天然的屏障：南有屬于秦嶺一部分的翠華山和終南山，北有北山山脈的嵯峨山，西有周人祖先的發源地岐山，東有楊貴妃避冬的骊山。
從地圖上看，這城市四周也确是被山環抱着，看來十足像個山城。
唐人詩中那些“望昭陵”“望乾陵”的詩句，更經常給人一個印象，仿佛站在城中，就可以見到這些名山似的。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樂遊原遺址。
在國外，當然沒有辦法解開這個謎。
我甚至翻查過美國國防部屬下一個國防地圖繪測單位所出版的《航空導航圖》（OperationNavigationCharts）的中國部分。
這是當時美國公開出版的最詳細的中國地圖，但也并非什麼機密，可以用郵購方式在美國的政府出版物銷售處買到。
這地圖有部分的資料，還是在“冷戰”期間，美軍用高空偵察飛機和人造衛星來探測所得的數據。
由于是給飛行員使用的地圖，所以它對高山的處理，是很仔細的，甚至連城市周圍那些高聳的工廠大煙囪，也都清楚标示了出來。
在這地圖上，最接近西安城區的，南有翠華山，東有骊山，高度都超過一千米，而且看來都鄰得那麼近。
雖然，我知道這些山和西安的确切距離，可是，沒有親身的體驗，我依然不能确定，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見到這些高山。
然而，今早一走出西安火車站，在廣場上擡頭一望，便已經解開了那困擾了我十年的謎了。
我幾乎可以肯定，西安城中是見不到這些山的。
現在，登上大雁塔，登高望遠，更可以證實這一點。
看來，這幾座山距離西安城區，其實都太遠，連最近的翠華山、骊山，都遠在至少三十公裡外。
所以，它們在曆史上對長安的防衛價值，可能并不如我當初想象中的那麼重要，而且可能也沒有曆代史家和詩人所詠贊的那麼險峻。
如果說長安有山險可守，都不免是一種史家的濫調。
事實上，回想起來，唐代的長安城就曾經被人攻破了好幾次。
安祿山來過，黃巢也來過，甚至連“外國”的吐蕃軍隊都曾經攻進去過，掠奪了好幾個星期才退兵。
難怪，隋唐皇朝要在城四周圍，建起一道長長的城牆，來作為第一道防線了。
那天一整個下午，我就一個人騎着車，在城中四處遊蕩。
遊過大雁塔後，沿着小寨路東行，再北轉入充滿曆史聯想的朱雀大街，到小雁塔去。
當年，玄奘從天竺取經回到長安時，唐太宗曾命人在朱雀大街上設盛典，迎接他的歸來。
西安小雁塔，比大雁塔更古拙可愛。
在西安市内騎車，我更深深感覺到，這個城市地勢之平坦，騎起車來幾乎不費什麼氣力。
城裡不僅沒有山，連小小的斜坡都沒有。
後來更發現，除了市區以北的唐大明宮廢墟一帶，以及東南部唐代的樂遊原遺址區外，整個西安市内的大街小巷，簡直平坦得像一條條飛機跑道一樣。
怪不得，當年李商隐“向晚意不适”時，要“驅車登古原”，登上地勢比較高的樂遊原去散散心，去捕捉“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斜照餘韻。
現在，終于明白了，為什麼他要“驅車登古原”。
為什麼他會用了一個“登”字，來描述他的行程。
因為，他走過的路，正好是長安城中罕有的上坡路。
這樣一想，仿佛可以見到，一千多年前，李商隐在夕陽下，趕着車，“吃力”地登上樂遊原的樣子。
那一年，他已年過四十，喪了偶，心情想來确是“不适”的。
四 每天早上，西安火車站前的廣場和解放飯店門前一帶，都有不少國營和個體經營的旅遊車，在兜生意，拉客到東、西線去觀光。
那些拉生意的婦女，手裡拿着手提擴音機，不斷在重複她們那一套廣告詞： “來啊，東線一日遊啊：兵馬俑、秦始皇陵、骊山華清池、西安半坡。
每位十元，包去包回啊。
車子馬上就要開了！請各位同志們，趕快抓緊時間，買票上車啊。
請抓緊時間，買票上車啊！” 至于西線一日遊，她們的廣告詞也差不多一樣，隻是把旅遊地點改為“乾陵、永泰公主墓、茂陵、鹹陽博物館”而已。
在這麼多叫喊聲中，以秦始皇的兵馬俑，聲勢最大、最響亮。
早上走在廣場上，随時會被人攔着問：“兵馬俑，去不去？”兵馬俑不僅變成了西安的象征，也成了這些旅遊團一個最重要的“賣點”。
這恐怕是秦始皇留給鹹陽後人最好的遺産，一棵取之不盡的搖錢樹。
這些旅遊車的對象，主要是國内同胞。
車子老舊，但車費也極便宜，确是物有所值。
我試了東線一日遊，和四十多名國内老百姓，擠在一輛大客車裡，去看了秦始皇帝的兵馬俑和楊貴妃當年出浴的洗澡池，發現這種國内旅遊團還真不錯。
很“文明”，很有原始的旅行情趣。
這種國内團，最讓我欣賞的，就是它沒有導遊，沒有所謂的“地陪”。
生平旅行，最怕導遊給我“講解”那些名勝古迹的曆史，也最怕他們重複那些捏造的“美麗傳說”。
所以，我甯可獨自走遍整個中國大地。
現在可好了，這種旅行團沒有導遊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動。
買了票，走上車去，票價跟内地老百姓的一樣。
這時，有幾名紅發碧眼的老外，也想加進來，享受和中國人一起去旅行的樂趣。
可是，司機一看他們的樣子，馬上說要收“外賓價”，比國内同胞的票價貴一倍。
争執了一陣。
最後，老外可能覺得受了“歧視”，決定不參加了，賭氣走了。
司機也懶得理會他們。
車裡除了司機和乘客外，就沒有其他人，連跟車的都沒有，更不必說導遊了。
車子每到一處，司機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時間去遊玩，什麼時候該回來等細節。
然後，大家就高高興興地下車，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導遊趕着走，像趕鴨子似的。
這正是我喜歡的旅行方式。
然而，從東線回來後，我卻沒有去參加西線遊。
因為，我也想步唐代詩人們的後塵，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樣去“谒昭陵”。
但由于昭陵遠了些，不順路，所有西線遊的主辦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隻去唐高宗和武則天合葬的乾陵。
可是，在唐代詩人和後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絕對高過乾陵的。
到了長安，怎可不去“谒”昭陵呢？我決定自己找一輛出租車去“谒”昭陵，回程再順道去“遊”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帶一面閑逛，一面尋找出租車去昭陵。
從唐代開始，長安就是個“胡化”很深的城市。
貞觀初年，平定突厥後，遷到長安的突厥人，據《唐會要》說，有“近萬家”之多。
今天在西安，恐怕還有不少人是他們的後裔。
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詩人們，都有胡人的血統。
唐太宗的大兒子承幹，不就喜歡在宮中說突厥語，穿突厥服嗎？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将”，那更是以突厥人為主幹的。
于是，這種胡漢交織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犷、豪邁的一面，和南宋以後江南的漢文化，給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
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還是處處可見的。
解放路兩旁的小巷裡，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經營的小吃店。
阿拉伯文刻在它們的招牌上，或者寫在店門口的那塊布幔上，随風飄揚。
店夥計頭纏白巾，或頭戴白帽，在烹煮牛羊。
而伊斯蘭教正是在唐代傳入中國的。
而且，那還是唐代大将高仙芝（又一位番将），于公元751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場敗仗以後的結果。
走在解放路兩旁的那些小巷，閉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濃烈的牛、羊味。
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馍。
嗅到這種味道，我的“鄉愁”竟也要被它勾起來了。
因為我從小在馬來西亞的新山市長大，中學放學後，常去吃那裡印度人賣的羊肉湯，而西安的羊肉泡馍，竟有幾分像我中學時代常吃的那種印度羊肉湯。
或許，西安羊肉泡馍的做法，原本就是師承自印度回教師傅的。
我終于在解放路一家集體承包經營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輛出租車。
在那裡辦事的一位媽媽型中年婦人，說她的先生是開出租車的，可以載我去“谒”昭陵，收費一天人民币兩百元。
我和她約好，第二天一早7點鐘，由她的先生曹師傅，來解放飯店門前接我。
杜甫當年“谒昭陵”，不知是怎麼去的？騎馬，騎驢，
連遠山朦胧的影子也難以見到。
剛抵達西安火車站時，我想起老師劉子健教授好些年前對我說的那一番話，連忙往南一看。
可是，哪有終南山的影子！這終南山離西安城，至少還有三十公裡路。
即使在天氣晴朗的日子，恐怕也是望不到的。
至于唐太宗皇帝遠在醴泉縣的墳墓昭陵，更是在七八十公裡以外，在長安城中更不可能望見。
奇怪的是，唐代的詩人們寫起詩來總喜歡說，他們當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
比如，公元850年，杜牧即将離開長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樂遊原，寫下那首《将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裡面就有一句“樂遊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辭行，依依不舍的樣子。
杜甫和許多其他唐代詩人們，也都寫過類似的詩句。
看來，唐詩中這些“望昭陵”的舉動，都隻是一種象征的姿勢，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
長安城中是絕不可能望見昭陵的。
當年杜甫、岑參等大詩人登臨過的大雁塔 我之所以那麼關注山跟西安的關系，很可能是一種“職業病”，因為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所寫的那本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唐代的軍事與邊防制度》的。
而山和防禦，關系太密切了。
其實，我這次來西安，其中一個目的，也是要解開一個困擾了我幾乎十年的“謎”：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見到周圍的那些名山？ 從書本上得到的印象，曆史上的長安似乎是個被群山包圍着的城市。
比如，最常見的一種描述，是說長安位于“關中”，四面都是天然的屏障：南有屬于秦嶺一部分的翠華山和終南山，北有北山山脈的嵯峨山，西有周人祖先的發源地岐山，東有楊貴妃避冬的骊山。
從地圖上看，這城市四周也确是被山環抱着，看來十足像個山城。
唐人詩中那些“望昭陵”“望乾陵”的詩句，更經常給人一個印象，仿佛站在城中，就可以見到這些名山似的。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樂遊原遺址。
在國外，當然沒有辦法解開這個謎。
我甚至翻查過美國國防部屬下一個國防地圖繪測單位所出版的《航空導航圖》（OperationNavigationCharts）的中國部分。
這是當時美國公開出版的最詳細的中國地圖，但也并非什麼機密，可以用郵購方式在美國的政府出版物銷售處買到。
這地圖有部分的資料，還是在“冷戰”期間，美軍用高空偵察飛機和人造衛星來探測所得的數據。
由于是給飛行員使用的地圖，所以它對高山的處理，是很仔細的，甚至連城市周圍那些高聳的工廠大煙囪，也都清楚标示了出來。
在這地圖上，最接近西安城區的，南有翠華山，東有骊山，高度都超過一千米，而且看來都鄰得那麼近。
雖然，我知道這些山和西安的确切距離，可是，沒有親身的體驗，我依然不能确定，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見到這些高山。
然而，今早一走出西安火車站，在廣場上擡頭一望，便已經解開了那困擾了我十年的謎了。
我幾乎可以肯定，西安城中是見不到這些山的。
現在，登上大雁塔，登高望遠，更可以證實這一點。
看來，這幾座山距離西安城區，其實都太遠，連最近的翠華山、骊山，都遠在至少三十公裡外。
所以，它們在曆史上對長安的防衛價值，可能并不如我當初想象中的那麼重要，而且可能也沒有曆代史家和詩人所詠贊的那麼險峻。
如果說長安有山險可守，都不免是一種史家的濫調。
事實上，回想起來，唐代的長安城就曾經被人攻破了好幾次。
安祿山來過，黃巢也來過，甚至連“外國”的吐蕃軍隊都曾經攻進去過，掠奪了好幾個星期才退兵。
難怪，隋唐皇朝要在城四周圍，建起一道長長的城牆，來作為第一道防線了。
那天一整個下午，我就一個人騎着車，在城中四處遊蕩。
遊過大雁塔後，沿着小寨路東行，再北轉入充滿曆史聯想的朱雀大街，到小雁塔去。
當年，玄奘從天竺取經回到長安時，唐太宗曾命人在朱雀大街上設盛典，迎接他的歸來。
西安小雁塔，比大雁塔更古拙可愛。
在西安市内騎車，我更深深感覺到，這個城市地勢之平坦，騎起車來幾乎不費什麼氣力。
城裡不僅沒有山，連小小的斜坡都沒有。
後來更發現，除了市區以北的唐大明宮廢墟一帶，以及東南部唐代的樂遊原遺址區外，整個西安市内的大街小巷，簡直平坦得像一條條飛機跑道一樣。
怪不得，當年李商隐“向晚意不适”時，要“驅車登古原”，登上地勢比較高的樂遊原去散散心，去捕捉“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斜照餘韻。
現在，終于明白了，為什麼他要“驅車登古原”。
為什麼他會用了一個“登”字，來描述他的行程。
因為，他走過的路，正好是長安城中罕有的上坡路。
這樣一想，仿佛可以見到，一千多年前，李商隐在夕陽下，趕着車，“吃力”地登上樂遊原的樣子。
那一年，他已年過四十，喪了偶，心情想來确是“不适”的。
四 每天早上，西安火車站前的廣場和解放飯店門前一帶，都有不少國營和個體經營的旅遊車，在兜生意，拉客到東、西線去觀光。
那些拉生意的婦女，手裡拿着手提擴音機，不斷在重複她們那一套廣告詞： “來啊，東線一日遊啊：兵馬俑、秦始皇陵、骊山華清池、西安半坡。
每位十元，包去包回啊。
車子馬上就要開了！請各位同志們，趕快抓緊時間，買票上車啊。
請抓緊時間，買票上車啊！” 至于西線一日遊，她們的廣告詞也差不多一樣，隻是把旅遊地點改為“乾陵、永泰公主墓、茂陵、鹹陽博物館”而已。
在這麼多叫喊聲中，以秦始皇的兵馬俑，聲勢最大、最響亮。
早上走在廣場上，随時會被人攔着問：“兵馬俑，去不去？”兵馬俑不僅變成了西安的象征，也成了這些旅遊團一個最重要的“賣點”。
這恐怕是秦始皇留給鹹陽後人最好的遺産，一棵取之不盡的搖錢樹。
這些旅遊車的對象，主要是國内同胞。
車子老舊，但車費也極便宜，确是物有所值。
我試了東線一日遊，和四十多名國内老百姓，擠在一輛大客車裡，去看了秦始皇帝的兵馬俑和楊貴妃當年出浴的洗澡池，發現這種國内旅遊團還真不錯。
很“文明”，很有原始的旅行情趣。
這種國内團，最讓我欣賞的，就是它沒有導遊，沒有所謂的“地陪”。
生平旅行，最怕導遊給我“講解”那些名勝古迹的曆史，也最怕他們重複那些捏造的“美麗傳說”。
所以，我甯可獨自走遍整個中國大地。
現在可好了，這種旅行團沒有導遊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動。
買了票，走上車去，票價跟内地老百姓的一樣。
這時，有幾名紅發碧眼的老外，也想加進來，享受和中國人一起去旅行的樂趣。
可是，司機一看他們的樣子，馬上說要收“外賓價”，比國内同胞的票價貴一倍。
争執了一陣。
最後，老外可能覺得受了“歧視”，決定不參加了，賭氣走了。
司機也懶得理會他們。
車裡除了司機和乘客外，就沒有其他人，連跟車的都沒有，更不必說導遊了。
車子每到一處，司機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時間去遊玩，什麼時候該回來等細節。
然後，大家就高高興興地下車，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導遊趕着走，像趕鴨子似的。
這正是我喜歡的旅行方式。
然而，從東線回來後，我卻沒有去參加西線遊。
因為，我也想步唐代詩人們的後塵，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樣去“谒昭陵”。
但由于昭陵遠了些，不順路，所有西線遊的主辦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隻去唐高宗和武則天合葬的乾陵。
可是，在唐代詩人和後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絕對高過乾陵的。
到了長安，怎可不去“谒”昭陵呢？我決定自己找一輛出租車去“谒”昭陵，回程再順道去“遊”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帶一面閑逛，一面尋找出租車去昭陵。
從唐代開始，長安就是個“胡化”很深的城市。
貞觀初年，平定突厥後，遷到長安的突厥人，據《唐會要》說，有“近萬家”之多。
今天在西安，恐怕還有不少人是他們的後裔。
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詩人們，都有胡人的血統。
唐太宗的大兒子承幹，不就喜歡在宮中說突厥語，穿突厥服嗎？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将”，那更是以突厥人為主幹的。
于是，這種胡漢交織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犷、豪邁的一面，和南宋以後江南的漢文化，給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
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還是處處可見的。
解放路兩旁的小巷裡，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經營的小吃店。
阿拉伯文刻在它們的招牌上，或者寫在店門口的那塊布幔上，随風飄揚。
店夥計頭纏白巾，或頭戴白帽，在烹煮牛羊。
而伊斯蘭教正是在唐代傳入中國的。
而且，那還是唐代大将高仙芝（又一位番将），于公元751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場敗仗以後的結果。
走在解放路兩旁的那些小巷，閉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濃烈的牛、羊味。
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馍。
嗅到這種味道，我的“鄉愁”竟也要被它勾起來了。
因為我從小在馬來西亞的新山市長大，中學放學後，常去吃那裡印度人賣的羊肉湯，而西安的羊肉泡馍，竟有幾分像我中學時代常吃的那種印度羊肉湯。
或許，西安羊肉泡馍的做法，原本就是師承自印度回教師傅的。
我終于在解放路一家集體承包經營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輛出租車。
在那裡辦事的一位媽媽型中年婦人，說她的先生是開出租車的，可以載我去“谒”昭陵，收費一天人民币兩百元。
我和她約好，第二天一早7點鐘，由她的先生曹師傅，來解放飯店門前接我。
杜甫當年“谒昭陵”，不知是怎麼去的？騎馬，騎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