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水邊多麗人／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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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年八月底，秋天快到的時候，我終于動身到西安去了。
仲夏，從汕頭乘大船回到香港後，我便在殷切等待秋天的來臨，等天涼了，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這一回，方才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我準備進入中國内地後，從廣州乘搭兩天兩夜的火車，先到西安去。
然後，再從西安乘火車，沿着河西走廊，到酒泉和敦煌。
遊過莫高窟後，到遠在新疆的吐魯番和天山以外的烏魯木齊。
從那裡，我将再乘坐兩天兩夜的火車，返回蘭州。
接着，再沿着黃河的流向往北，到唐肅宗即位的靈武，即今甯夏回族自治區的銀川。
那兒，就是杜詩所說的“五城何迢迢”的起點了。
當然，要親身體會“五城何迢迢”的滋味，更是非坐火車不可。
銀川過後，賀蘭山就将在火車的左邊窗口出現。
火車将在唐代的豐州，如今的五原附近，和黃河一樣做一個巨大的、幾乎九十度的大轉彎，往東直奔向呼和浩特去。
那附近的武川，就是知名的北魏六鎮之一的遺址，也是唐代許多大将軍，包括它的開國主李淵，出身培訓的地方。
我會途經那兒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
從草原回來後，又将繼續乘火車到大同。
那裡便是北魏遷都洛陽、徹底漢化之前的國都——平城。
從大同，我才上北京去。
從北京再往太原，李淵起兵推翻隋朝的地方。
最後，到洛陽，唐代的東都，《洛陽伽藍記》的洛陽。
我選擇這些地點，正因為這都是唐代軍隊在一千多年前最活躍的地方。
他們曾經在這些地方駐守、屯田、作戰，流血流汗。
我想追随他們的腳步，一個人去走一回。
我仔細計算過，全部旅程，如果全以火車來完成的話，約莫一萬一千三百公裡，也就是兩萬兩千華裡，正好等于走了兩回“萬裡路”。
在等待秋涼出發的空當中，我對第一次的内地“暖身行”，做了一個全盤的檢讨，想看看哪些地方要“改進”，哪些地方得注意，以便為我的第二次内地行，做好充分的準備。
畢竟，西安即唐代的京城長安，整個大西北又是唐代的邊防重鎮。
我這個念唐代文史的，不禁也有些緊張起來了。
首先，我想必須“改進”的，便是旅行的衣着。
第一次回去，穿的是在香港一家百貨公司買的普通短袖上衣，和一條在洋服店裁的長褲。
但因為在廣州開往長沙的火車上，被那位長沙經理認出上衣的外國牌子，和長褲的來源，我才驚覺自己穿得“好”了，和周圍的風景不配，決心“改善”。
所以，回到香港後，準備秋天的第二次旅程時，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一家國貨公司，買了兩件内地出品的短袖上衣。
内地外銷到香港地區的這些成衣，向來以“式樣老土、價格便宜”見稱。
香港一般愛時髦的年輕小夥子，是不穿的。
穿的人，恐怕都是上了年齡的中、老年人，或者那些反洋派、“熱愛祖國”的人士。
可是，我發現，這種國産成衣，正好非常适合穿到内地去旅行。
那樣，不但很能和周圍的環境相配，而且還很寬松、舒服。
于是，我花了港币一百大元不到，買了兩件，準備穿到長安去，融入當地的風景裡。
還有，我那雙“名牌”的運動鞋，也可以扔了，也在國貨公司，買了一雙上海出品的熊貓牌布膠鞋。
這雙熊貓牌鞋，其實很舒服，而且還勾起了我許多童年和少年的甜美回憶，因為在我們那個時代，一切還很簡樸，沒有什麼名牌的運動鞋。
在我整個小學和中學時代，大家一律都穿着這種價廉物美的熊貓牌。
萬萬沒想到，在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時，我又有機會穿回這種熊貓牌，到我青少年的“夢土”去。
最後，還有行李。
我第一次回内地，“提”的是一個小行李袋，但這袋子是從前在美國念書時買的，質料特殊，拿到内地去，很輕易就被人認出是外來者。
所以，我也在國貨公司，換了一個國産的中型提包。
說到行李，我不禁想起國外那些所謂的“背包客”。
他們背着一個大背包，一個人走在街頭，引人注視，以為十分浪漫。
如果是在歐洲或美洲，這種裝扮可能非常合适。
但在中國内地，這樣的裝扮就十分“刺眼”了，而且和周圍的環境完全不相容。
事實上，恐怕還很危險和不便。
危險，因為背着那樣的一個背包，走在内地的街頭，尤其是在一些小鎮，無疑等于告訴人家：“來啊！看啊！我是浪漫的‘背包客’啊！從國外來的啊，帶着不少美鈔和外彙券啊！” 不便，是因為國内的市内公車或長途汽車，經常都擠滿了人，絕對沒有地方讓人擺放那樣的一個大包包。
好幾次，在内地的公車上，見到那些浪漫的老外“背包客”，背着個大包包，無處放置，擠在人群中，弄得好不狼狽，而且那大包包還往往堵着其他乘客的路。
這樣不但給自己，也給别人帶來許多不便。
所以，在國内自助旅行，我想是不宜“背着一個背包”的。
最好的辦法，莫如學當地的老百姓，“提”一個小包包。
我後來慢慢發現，西方所謂“輕便旅行”這個觀念，國内人們早已行之有年，而且還把這個觀念，發揮到極緻，遠遠把老外抛在後頭。
一般老外的輕便旅行，免不了還得帶幾件替換衣服，幾樣個人用品，幾本書。
國内人們出門公幹或旅行，則真是輕便得很，往往隻帶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條面巾和一個搪瓷大杯而已，裝在一個黑色的上海牌或北京牌的小包包裡。
在大城小鎮的街頭，特别是火車站和汽車站一帶，到處可以見到他們提着或“挽”着這種黑色小包包，甚至常常連一件替換的衣服也不帶。
所以，一般招待國内同胞的旅館，都有間盥洗房，裡面有一兩排洗衣槽，讓旅客自己洗衣。
那年整個八月，我就在一種又興奮、又有點緊張的心情下，籌備我的第二次内地行。
每天，都在翻查地圖和《全國鐵路列車時刻表》，計算裡程。
出發前一個星期，到香港的中國旅行社，買了一張從廣州開往西安的軟卧車票。
日子一天比一天涼快了。
到了那年八月的最後一天，我終于提起我的提包，穿上我的熊貓牌，踏上往中國内地之路了。
二 從隧道走上來，一腳踏上廣州火車站的第六站台，就見到那列蒼綠色的272次火車，停在那裡。
列車中央的一個車廂外，挂着一塊牌子，寫着“廣州—西安”。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西安這地名，挂在一列火車上。
已經很久沒有這種興奮了。
上回這麼興奮，恐怕還是年少時第一次乘火車，離家到外地工作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十八歲出門遠行，太年輕了。
那年的興奮，隻怕還多過離愁。
如今，在國外漂泊了十多年後，終于第一次到西安去，興奮還是難免的。
我找到那節軟卧車廂。
一名穿着制服的中年女列車員，彬彬有禮地站在車門邊，檢查車票。
“請上車。
”她說。
“到長安的嗎？”我随口問。
“長安？”她愣了一下。
“哦，對！您是指西安吧。
” 看來，我又把長安和西安混在一起了。
出發前，我重讀了向達教授三十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名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也重溫了一些唐代史料，心裡不免老是念着長安。
在往後的幾天，我依然經常把西安說成長安。
進了卧室，放好簡單的行李，倚着窗子，觀望站台上人來人往的熱鬧場面。
這裡有一種飛躍的、忙亂的生命節奏。
甚至，還有人把小貨車開到站台上去載貨或卸貨，橫沖直撞，好不危險。
空氣中也凝結着一種期待。
我的心沒有一刻得以安甯：又是興奮，又是緊張，又是盼望。
我知道，這将是我一生中，少數幾個難忘的旅程之一。
從廣州到西安，乘飛機隻要兩個多小時就能到達，乘火車則要整整三十六個小時，将近兩天兩夜。
但第一次去長安，就坐飛機，飛在高空中，沿途的風景什麼也見不到，太沒意思了。
我這個“火車迷”，當然選擇火車，而且兩天兩夜的火車，我這一生都還沒試過呢。
下午1點多，火車緩緩開出廣州站。
在這個四鋪位的卧室，隻有我和另一位旅客。
他五十多歲，溫文儒雅，是西安武警學院的一位英語教授，和我的專業非常接近。
他顯然也經曆過不少曲折。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是學俄語、教俄文的，但如今卻教起英語來了。
這一回乘火車，我有了經驗。
先換上短褲和拖鞋，再把上衣脫了，隻穿着一件背心，仿佛就跟在家中一樣舒服自在。
我把那瓶在廣州火車站買的五糧液開了，坐在軟卧鋪位上獨飲。
綠油油的稻田，在窗外像一幅手卷般慢慢打開。
五糧液果然是好酒，不比茅台差。
那位英語教授原來是到深圳去，探望在那兒工作的女兒。
他說，由于他的“職級”達到規定，他這回到南方，來回乘坐軟卧的費用，都可以向他的工作單位“報銷”。
否則，以他每月三百元的收入，那是沒有辦法的。
這位教授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對英語教學法的見解，反而是他對深圳和廣州的吃的評語。
他和唐代那位來自内陸的韓愈一樣，完全不欣賞南方人的海鮮和水産，隻覺得“腥臊”。
最妙的是，他對廣州粥的評語。
“廣州人竟然把魚啊、肉啊、豬肝啊，統統往稀飯裡頭擱！好腥！我受不了。
我們早上喝稀飯，就是為了嘗嘗那米的清香味。
現在他們把魚啊、肉啊，都往裡頭擱，完全破壞了那種米香！”他說。
我這才第一次醒悟：香港和廣州的所謂及第粥、魚片粥，确是“擱”了不少魚啊、肉啊的東西。
這種吃法，确是廣州一帶特有，其他地方未見。
就連潮汕的粥，也隻另外配葷素小菜，并沒有把魚啊肉啊往裡頭“擱”。
這以後，我在華北一帶旅行，早上吃典型的北方早餐稀飯油條，若覺得味道“清淡”時，常常會想起這位西安教授所說的這一套“米香”理論。
第一天夜裡，火車碾過鐵軌的聲音，好像催眠曲一般，伴我入睡。
夜裡，列車停在某
仲夏，從汕頭乘大船回到香港後，我便在殷切等待秋天的來臨，等天涼了，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
這一回，方才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我準備進入中國内地後，從廣州乘搭兩天兩夜的火車，先到西安去。
然後，再從西安乘火車，沿着河西走廊，到酒泉和敦煌。
遊過莫高窟後，到遠在新疆的吐魯番和天山以外的烏魯木齊。
從那裡，我将再乘坐兩天兩夜的火車，返回蘭州。
接着，再沿着黃河的流向往北，到唐肅宗即位的靈武，即今甯夏回族自治區的銀川。
那兒，就是杜詩所說的“五城何迢迢”的起點了。
當然，要親身體會“五城何迢迢”的滋味，更是非坐火車不可。
銀川過後，賀蘭山就将在火車的左邊窗口出現。
火車将在唐代的豐州，如今的五原附近，和黃河一樣做一個巨大的、幾乎九十度的大轉彎，往東直奔向呼和浩特去。
那附近的武川，就是知名的北魏六鎮之一的遺址，也是唐代許多大将軍，包括它的開國主李淵，出身培訓的地方。
我會途經那兒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
從草原回來後，又将繼續乘火車到大同。
那裡便是北魏遷都洛陽、徹底漢化之前的國都——平城。
從大同，我才上北京去。
從北京再往太原，李淵起兵推翻隋朝的地方。
最後，到洛陽，唐代的東都，《洛陽伽藍記》的洛陽。
我選擇這些地點，正因為這都是唐代軍隊在一千多年前最活躍的地方。
他們曾經在這些地方駐守、屯田、作戰，流血流汗。
我想追随他們的腳步，一個人去走一回。
我仔細計算過，全部旅程，如果全以火車來完成的話，約莫一萬一千三百公裡，也就是兩萬兩千華裡，正好等于走了兩回“萬裡路”。
在等待秋涼出發的空當中，我對第一次的内地“暖身行”，做了一個全盤的檢讨，想看看哪些地方要“改進”，哪些地方得注意，以便為我的第二次内地行，做好充分的準備。
畢竟，西安即唐代的京城長安，整個大西北又是唐代的邊防重鎮。
我這個念唐代文史的，不禁也有些緊張起來了。
首先，我想必須“改進”的，便是旅行的衣着。
第一次回去，穿的是在香港一家百貨公司買的普通短袖上衣，和一條在洋服店裁的長褲。
但因為在廣州開往長沙的火車上，被那位長沙經理認出上衣的外國牌子，和長褲的來源，我才驚覺自己穿得“好”了，和周圍的風景不配，決心“改善”。
所以，回到香港後，準備秋天的第二次旅程時，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一家國貨公司，買了兩件内地出品的短袖上衣。
内地外銷到香港地區的這些成衣，向來以“式樣老土、價格便宜”見稱。
香港一般愛時髦的年輕小夥子，是不穿的。
穿的人，恐怕都是上了年齡的中、老年人，或者那些反洋派、“熱愛祖國”的人士。
可是，我發現，這種國産成衣，正好非常适合穿到内地去旅行。
那樣，不但很能和周圍的環境相配，而且還很寬松、舒服。
于是，我花了港币一百大元不到，買了兩件，準備穿到長安去，融入當地的風景裡。
還有，我那雙“名牌”的運動鞋，也可以扔了，也在國貨公司，買了一雙上海出品的熊貓牌布膠鞋。
這雙熊貓牌鞋，其實很舒服，而且還勾起了我許多童年和少年的甜美回憶，因為在我們那個時代，一切還很簡樸，沒有什麼名牌的運動鞋。
在我整個小學和中學時代，大家一律都穿着這種價廉物美的熊貓牌。
萬萬沒想到，在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時，我又有機會穿回這種熊貓牌，到我青少年的“夢土”去。
最後，還有行李。
我第一次回内地，“提”的是一個小行李袋，但這袋子是從前在美國念書時買的，質料特殊，拿到内地去，很輕易就被人認出是外來者。
所以，我也在國貨公司，換了一個國産的中型提包。
說到行李，我不禁想起國外那些所謂的“背包客”。
他們背着一個大背包，一個人走在街頭，引人注視，以為十分浪漫。
如果是在歐洲或美洲，這種裝扮可能非常合适。
但在中國内地，這樣的裝扮就十分“刺眼”了，而且和周圍的環境完全不相容。
事實上，恐怕還很危險和不便。
危險，因為背着那樣的一個背包，走在内地的街頭，尤其是在一些小鎮，無疑等于告訴人家：“來啊！看啊！我是浪漫的‘背包客’啊！從國外來的啊，帶着不少美鈔和外彙券啊！” 不便，是因為國内的市内公車或長途汽車，經常都擠滿了人，絕對沒有地方讓人擺放那樣的一個大包包。
好幾次，在内地的公車上，見到那些浪漫的老外“背包客”，背着個大包包，無處放置，擠在人群中，弄得好不狼狽，而且那大包包還往往堵着其他乘客的路。
這樣不但給自己，也給别人帶來許多不便。
所以，在國内自助旅行，我想是不宜“背着一個背包”的。
最好的辦法，莫如學當地的老百姓，“提”一個小包包。
我後來慢慢發現，西方所謂“輕便旅行”這個觀念，國内人們早已行之有年，而且還把這個觀念，發揮到極緻，遠遠把老外抛在後頭。
一般老外的輕便旅行，免不了還得帶幾件替換衣服，幾樣個人用品，幾本書。
國内人們出門公幹或旅行，則真是輕便得很，往往隻帶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條面巾和一個搪瓷大杯而已，裝在一個黑色的上海牌或北京牌的小包包裡。
在大城小鎮的街頭，特别是火車站和汽車站一帶，到處可以見到他們提着或“挽”着這種黑色小包包，甚至常常連一件替換的衣服也不帶。
所以，一般招待國内同胞的旅館，都有間盥洗房，裡面有一兩排洗衣槽，讓旅客自己洗衣。
那年整個八月，我就在一種又興奮、又有點緊張的心情下，籌備我的第二次内地行。
每天，都在翻查地圖和《全國鐵路列車時刻表》，計算裡程。
出發前一個星期，到香港的中國旅行社，買了一張從廣州開往西安的軟卧車票。
日子一天比一天涼快了。
到了那年八月的最後一天，我終于提起我的提包，穿上我的熊貓牌，踏上往中國内地之路了。
二 從隧道走上來，一腳踏上廣州火車站的第六站台，就見到那列蒼綠色的272次火車，停在那裡。
列車中央的一個車廂外，挂着一塊牌子，寫着“廣州—西安”。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西安這地名，挂在一列火車上。
已經很久沒有這種興奮了。
上回這麼興奮，恐怕還是年少時第一次乘火車，離家到外地工作的時候。
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十八歲出門遠行，太年輕了。
那年的興奮，隻怕還多過離愁。
如今，在國外漂泊了十多年後，終于第一次到西安去，興奮還是難免的。
我找到那節軟卧車廂。
一名穿着制服的中年女列車員，彬彬有禮地站在車門邊，檢查車票。
“請上車。
”她說。
“到長安的嗎？”我随口問。
“長安？”她愣了一下。
“哦，對！您是指西安吧。
” 看來，我又把長安和西安混在一起了。
出發前，我重讀了向達教授三十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名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也重溫了一些唐代史料，心裡不免老是念着長安。
在往後的幾天，我依然經常把西安說成長安。
進了卧室，放好簡單的行李，倚着窗子，觀望站台上人來人往的熱鬧場面。
這裡有一種飛躍的、忙亂的生命節奏。
甚至，還有人把小貨車開到站台上去載貨或卸貨，橫沖直撞，好不危險。
空氣中也凝結着一種期待。
我的心沒有一刻得以安甯：又是興奮，又是緊張，又是盼望。
我知道，這将是我一生中，少數幾個難忘的旅程之一。
從廣州到西安，乘飛機隻要兩個多小時就能到達，乘火車則要整整三十六個小時，将近兩天兩夜。
但第一次去長安，就坐飛機，飛在高空中，沿途的風景什麼也見不到，太沒意思了。
我這個“火車迷”，當然選擇火車，而且兩天兩夜的火車，我這一生都還沒試過呢。
下午1點多，火車緩緩開出廣州站。
在這個四鋪位的卧室，隻有我和另一位旅客。
他五十多歲，溫文儒雅，是西安武警學院的一位英語教授，和我的專業非常接近。
他顯然也經曆過不少曲折。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是學俄語、教俄文的，但如今卻教起英語來了。
這一回乘火車，我有了經驗。
先換上短褲和拖鞋，再把上衣脫了，隻穿着一件背心，仿佛就跟在家中一樣舒服自在。
我把那瓶在廣州火車站買的五糧液開了，坐在軟卧鋪位上獨飲。
綠油油的稻田，在窗外像一幅手卷般慢慢打開。
五糧液果然是好酒，不比茅台差。
那位英語教授原來是到深圳去，探望在那兒工作的女兒。
他說，由于他的“職級”達到規定，他這回到南方，來回乘坐軟卧的費用，都可以向他的工作單位“報銷”。
否則，以他每月三百元的收入，那是沒有辦法的。
這位教授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對英語教學法的見解，反而是他對深圳和廣州的吃的評語。
他和唐代那位來自内陸的韓愈一樣，完全不欣賞南方人的海鮮和水産，隻覺得“腥臊”。
最妙的是，他對廣州粥的評語。
“廣州人竟然把魚啊、肉啊、豬肝啊，統統往稀飯裡頭擱！好腥！我受不了。
我們早上喝稀飯，就是為了嘗嘗那米的清香味。
現在他們把魚啊、肉啊，都往裡頭擱，完全破壞了那種米香！”他說。
我這才第一次醒悟：香港和廣州的所謂及第粥、魚片粥，确是“擱”了不少魚啊、肉啊的東西。
這種吃法，确是廣州一帶特有，其他地方未見。
就連潮汕的粥，也隻另外配葷素小菜，并沒有把魚啊肉啊往裡頭“擱”。
這以後，我在華北一帶旅行，早上吃典型的北方早餐稀飯油條，若覺得味道“清淡”時，常常會想起這位西安教授所說的這一套“米香”理論。
第一天夜裡，火車碾過鐵軌的聲音，好像催眠曲一般，伴我入睡。
夜裡，列車停在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