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程的一半／拱北•廣州•長沙•嶽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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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多年前，我還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念博士的時候，經常有機會和教我宋史及近代史的劉子健教授，在東亞系那間雅緻的壯思堂，喝茶聊天。
有一天，劉老師對我說：“你是念唐史的，應該到西安去看看。
”跟着，劉老師突然站了起來，用雙臂做了一個環抱的姿勢說：“西安南部都被整個終南山包圍着。
你去看了，就知道為什麼唐朝要選在長安建都，因為那裡可守啊！” 劉老師的這一番話和他那個生動的環抱手勢，正好打動了我内心深處，一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當時還以為，到了西安，隻要站在市區，往南一看，就可以見到終南山！從此，我更下定決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還要走遍整個中國大地。
當然，我這個走遍整個中國的夢，并不是在普林斯頓時開始的。
我記得，早在中學時代，讀了許多新文學作品和武俠小說，我的幻想已經到了黃河、長江、峨眉山、大理等地。
不巧，中學時期，大陸都處于“文化大革命”中，對外深鎖。
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書，大陸開始慢慢開放，但我是窮學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
所以，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處了。
在普林斯頓五年，我改行專治中國文史，其中一個原因，恐怕也是因為這些幻想和欲望，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實現的另一種反映。
既然到不了中國大陸，那麼在故紙堆中，捕捉中國的影子，也是一種補償吧。
不料，這樣做真的是愈陷愈深。
書本上的中國，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選的是《唐代的軍事與邊防制度》。
這題目正好可以讓我在幻想中，奔馳在整個大唐帝國的廣大版圖上，從西北邊疆跑到西南邊界，再随着隋唐大運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國各地的軍事部署，當然要先弄清楚整個唐代的曆史地理。
在這方面，一般的曆史地圖集是不足以應付的。
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已故的嚴耕望院士，是這方面名滿國際的權威，世界上恐怕沒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
當年我讀他的一系列論文，和他那套大部頭的專書《唐代交通圖考》，都深為傾倒，也常常在想，什麼時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圓了我少年時代的一個夢，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幾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詩《塞蘆子》的起首兩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曆代注釋杜詩的學者，對“五城”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盡相同。
連博學的錢謙益，也隻引了幾則前人互相矛盾的說法了事，把讀者弄得更糊塗了。
據嚴耕望的考證，這裡應當取朱鶴齡的注。
這“五城”其實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區的五座主要的軍城：豐安、定遠、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東受降城。
這五座軍城，對唐代的西北國防太重要了，所以連杜甫寫詩，也要提上一筆。
它們的位置和距離，在《元和郡縣圖志》等唐代的地理書中，都說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遠，有多“迢迢”，我就沒法體會了。
所以，我常想，總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車，沿着黃河，走這一段路。
從現代的蘭州出發，往北走，經中衛、銀川、平羅、五原和包頭，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頓期間，我靠獎學金過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沒有多餘的閑錢去旅行。
到中國内地去的機緣，一直等到在普大寫完了論文，轉到香港去教書後，才給我碰上。
1988年的秋天，我決定接受香港嶺南學院的聘約，到翻譯系去教中英翻譯。
我想促使我接受聘約的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因為香港和内地，隻隔了一座短短的羅湖橋。
我心想，從此住在中國這個南方的門戶，必定有許多機會，經常回内地去圓夢。
嶺南的這份教職，也是我幾乎十多年來，一直在大學裡頭讀書，沒有正常工作後的第一份“正業”。
我這才開始有了“正規”的收入。
嶺南的暑假長達三個多月，“閑”我也有了。
于是，到香港後的第一個暑假，我終于踏上去往中國内地之路了。
那一年，我三十五歲，正好走到了詩人但丁在《神曲》一開頭所說的“人生旅程的一半”。
我有幸在這樣一個意義深長的年齡，開始整個内地行，覺得真是一種美麗的巧合。
二 那年暑假，我籌劃旅程，一開始就決定，火車将是今後中國内地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這可能又是我少年時代的另一個夢想。
在整個中學期間，我們一家就住在一個火車站附近的一座高樓上。
在那個慘綠的，帶點莫名苦悶的年代，我經常無聊地站在門口，望着樓下路過的火車發呆。
久而久之，火車變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火車到站的聲音，常常可以作為我家生活作息的時鐘。
清早第一班從北方開來的客運火車開進站時，我知道是早上7點10分左右，必須趕緊下樓上學去，再遲
有一天，劉老師對我說：“你是念唐史的，應該到西安去看看。
”跟着，劉老師突然站了起來，用雙臂做了一個環抱的姿勢說：“西安南部都被整個終南山包圍着。
你去看了，就知道為什麼唐朝要選在長安建都，因為那裡可守啊！” 劉老師的這一番話和他那個生動的環抱手勢，正好打動了我内心深處，一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當時還以為，到了西安，隻要站在市區，往南一看，就可以見到終南山！從此，我更下定決心，有一天不但要到西安去，而且還要走遍整個中國大地。
當然，我這個走遍整個中國的夢，并不是在普林斯頓時開始的。
我記得，早在中學時代，讀了許多新文學作品和武俠小說，我的幻想已經到了黃河、長江、峨眉山、大理等地。
不巧，中學時期，大陸都處于“文化大革命”中，對外深鎖。
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台大外文系念書，大陸開始慢慢開放，但我是窮學生，也不敢有太多奢望。
所以，這些幻想和欲望，都被埋在心底深處了。
在普林斯頓五年，我改行專治中國文史，其中一個原因，恐怕也是因為這些幻想和欲望，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實現的另一種反映。
既然到不了中國大陸，那麼在故紙堆中，捕捉中國的影子，也是一種補償吧。
不料，這樣做真的是愈陷愈深。
書本上的中國，反而常常更增添了我的幻想和欲望。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選的是《唐代的軍事與邊防制度》。
這題目正好可以讓我在幻想中，奔馳在整個大唐帝國的廣大版圖上，從西北邊疆跑到西南邊界，再随着隋唐大運河，跑遍江南沿海各地。
要了解唐代在全國各地的軍事部署，當然要先弄清楚整個唐代的曆史地理。
在這方面，一般的曆史地圖集是不足以應付的。
幸好，南港“中央研究院”已故的嚴耕望院士，是這方面名滿國際的權威，世界上恐怕沒有其他人，比他更清楚唐代的地理和交通了。
當年我讀他的一系列論文，和他那套大部頭的專書《唐代交通圖考》，都深為傾倒，也常常在想，什麼時候我能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圓了我少年時代的一個夢，那就好了。
在普大那幾年，我常常想起杜甫一首詩《塞蘆子》的起首兩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
”曆代注釋杜詩的學者，對“五城”何指，不敢确定，看法也不盡相同。
連博學的錢謙益，也隻引了幾則前人互相矛盾的說法了事，把讀者弄得更糊塗了。
據嚴耕望的考證，這裡應當取朱鶴齡的注。
這“五城”其實是指唐代在河套地區的五座主要的軍城：豐安、定遠、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和東受降城。
這五座軍城，對唐代的西北國防太重要了，所以連杜甫寫詩，也要提上一筆。
它們的位置和距離，在《元和郡縣圖志》等唐代的地理書中，都說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有多遠，有多“迢迢”，我就沒法體會了。
所以，我常想，總有一天，我一定要乘搭火車，沿着黃河，走這一段路。
從現代的蘭州出發，往北走，經中衛、銀川、平羅、五原和包頭，一直走到呼和浩特，去感受“五城何迢迢”的滋味。
在普林斯頓期間，我靠獎學金過活，收入正好抵消支出，沒有多餘的閑錢去旅行。
到中國内地去的機緣，一直等到在普大寫完了論文，轉到香港去教書後，才給我碰上。
1988年的秋天，我決定接受香港嶺南學院的聘約，到翻譯系去教中英翻譯。
我想促使我接受聘約的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因為香港和内地，隻隔了一座短短的羅湖橋。
我心想，從此住在中國這個南方的門戶，必定有許多機會，經常回内地去圓夢。
嶺南的這份教職，也是我幾乎十多年來，一直在大學裡頭讀書，沒有正常工作後的第一份“正業”。
我這才開始有了“正規”的收入。
嶺南的暑假長達三個多月，“閑”我也有了。
于是，到香港後的第一個暑假，我終于踏上去往中國内地之路了。
那一年，我三十五歲，正好走到了詩人但丁在《神曲》一開頭所說的“人生旅程的一半”。
我有幸在這樣一個意義深長的年齡，開始整個内地行，覺得真是一種美麗的巧合。
二 那年暑假，我籌劃旅程，一開始就決定，火車将是今後中國内地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這可能又是我少年時代的另一個夢想。
在整個中學期間，我們一家就住在一個火車站附近的一座高樓上。
在那個慘綠的，帶點莫名苦悶的年代，我經常無聊地站在門口，望着樓下路過的火車發呆。
久而久之，火車變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火車到站的聲音，常常可以作為我家生活作息的時鐘。
清早第一班從北方開來的客運火車開進站時，我知道是早上7點10分左右，必須趕緊下樓上學去，再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