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永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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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司。
兩次撥款，一共三千三百兩，對于建一座上下天光着實不多。
如果按照張永利所構想的造整個方壺勝境那樣的大景，當年耗資一萬兩千兩，與此時的三千三百兩差出太多。
然而，經曆了庚子賠款的清政府，哪裡還有幾萬兩白銀拿出來蓋房子。
看着内務府撥款給練兵處軍令司，卻隻是為了重建一座圓明園舊景，也是為其唏噓不已。
三月十日第二次撥款，這個和《營造檔》從三月九日開始記錄，顯然有着直接的聯系。
這其中，方宗勝到底運作了多少，尚不可知。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張永利恐怕對《營造檔》是相當重視的，畢竟他是一個想要邁過雷氏家族這座高山、站在營造頂峰上的匠人。
再繼續翻邵靖發來雜亂無章的檔案文獻，兩份時間上完全對得上的文獻被我發現。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和四月八日，練兵處軍令司采購大木、磚瓦石、石灰、琉璃等建築物料運至後湖北岸上下天光原址。
費用記錄翔實，第一次物料、運輸、人力加在一起為九百六十兩白銀，第二次合計是一千七百兩。
我是萬分相信邵靖檢索文獻的能力，再往後看，皆無任何追加開支，也就是說，在算房洪廣家的控制下，他将建築資金原本的三千三百兩克扣出了足足六百四十兩白銀。
這個錢去向何方…… 我不由得再拿出《營造檔》的筆記來看。
洪廣家第一次出現在後湖北岸，正是三月十三日。
也就是第一批物料運至的第二天。
洪廣家和張永利見面就針鋒相對地大吵，看來張永利是對洪廣家的克扣物料款行為極為不滿。
第二次物料運至，洪廣家變本加厲，張永利卻沒有更多心思去吵，看來是認命，打算就在有限的材料下，完成自己無限的夢想。
不得不說，我認為在四月八日之後肯定還有什麼，特别是在學生們和上下天光有了瓜葛之後。
抱有這種想法，我重新翻閱淩亂的文獻，果不其然，還是有所看漏，因為依舊沒有“上下天光”和“圓明園”的關鍵詞。
然而，當我發現這條文獻時，感到又有什麼東西連到了一起。
文獻内容是練兵處軍令司和内務府互通的電報檔案。
軍令司提出撥款暫緩請求，要求今後費用全力支持日本川崎造船所歸國留學生強國項目。
内務府立允撤回第三批撥款三千兩白銀，但歸國留學生費用不在内務府範疇之内，請軍令司另求他人。
看到這份電報檔案，我幾乎是大笑出聲，原來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簡單。
說實話，我是完全不相信内務府打算撥出這三千兩白銀的，軍令司的請求大概正中他們下懷，順勢把事情做得漂漂亮亮還不用掏一兩銀子，何樂而不為。
但這其中，恐怕最痛恨這個決定的是洪廣家。
所謂“撤回”，自然是早有預算，即便沒有三千兩白銀，至少該有一千兩，到嘴的鴨子，竟然因為兩個日本歸國留學生給飛了，他絕對不會高興，甚至……同樣擁有了強烈的殺人動機。
“殺人動機已經确定得這麼清楚，反倒變得麻煩了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按捺不住地去找邵靖聊這個案子。
“進展很多嘛。
” 邵靖的态度一點都不激動，真是意料之中了。
“可是隻有強烈的殺人動機，還是解不了上下天光的密室之謎啊。
” “強烈的殺人動機？還不夠吧。
” “不夠？張永利一心想要靠上下天光超越雷廷昌，結果被半路殺來的兩個學生給攪局，甚至工程暫停，扼殺了人家理想。
洪廣家因為學生的到來，至少得少撈幾百兩銀子，斷了人家财路。
再說馬全安，在檔案裡都有兩處記錄過他直接向指手畫腳的兩個學生喊‘不準拿他當個奴才使喚’，恐怕他本來就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的人，更何況在案發前四天，檔案裡明确記錄了馬全安對學生之一孟指然大打出手，到底打到什麼程度檔案沒有記錄，但是從結果來看，早晨打了孟指然，楊繼攙扶離開，之後兩天學生兩人都再沒來過現場，直到案發前一天，兩個學生才在下午到了上下天光，準備第二天為陸軍部演示，對，就是咱們推斷出的，演示電報遙控汽輪，随後隔日案發了。
咱們不說馬全安到底有沒有算着日子大打出手，就說他下手之狠，能将一個年輕力壯的學生打到當場隻能攙扶離開，第二天都無法出門，其殺意盡現了吧。
”我一下子沒能收住，說了很多，發現邵靖隻是無動于衷的表情，不認可也不否定，更是令人着急惱火。
“我是說了‘殺人動機确定得清楚反倒麻煩’這樣的話，但麻煩的意思是三個人動機的充分度不分伯仲，依舊完全不可能從動機上剔除掉哪怕一個人。
不是你想的那種，所以怎麼會有‘不夠’一說？” “我所說的‘不夠’當然不是說他們幾個的殺人動機不夠，”邵靖終于等到最佳時機一樣說話了，“而是你看得還不夠全面。
” “何解？” “從你的這個角度來看，有殺人動機的不止他們三個人。
” “你是想說方宗勝？” “算他一個。
” 我一時語塞，不過不能在此就敗下陣來：“确實到了七月之後，學生們和方宗勝有過不多的争論。
七月十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日，三次現場争論，檔案裡沒有記錄具體争論了什麼，但最終還是讓方宗勝說服，繼續進行他們的試驗……”此時，我硬是想起了邵靖發給我的那份訂購單，果然他早就從中看出問題，“所以，兩個學生是在問那個訂購的小型蒸汽發電機到底什麼時候到？” “必然如此，訂購單都發出去了。
等不來貨，誰不着急。
” “确實沒等來，不然最後他們不會繼續用連電線的老方法給陸軍部高官演示成果，等等，所以那台小型蒸汽發電機一直就沒到，”這不是争面子的時候，我立刻在自己電腦上，把邵靖昨天發給我的文檔打開，迅速找了一下，便有了結果，“這筆訂購款，确實不是從内務府出的，内務府管不到練兵處那邊去，但……” “練兵處軍令司自己出了一筆訂購款，對不對？” “軍令司有運籌科，有這個财務自由權。
” “可是甚至連訂購單都沒有發到貨方手上。
軍令司撥出來訂購發電機還有電力元件的銀子到了誰的手裡？從學生們期待的态度來看，不可能是他們，所以……”邵靖故意拖長了聲音。
“所以，這麼說來，方宗勝也有殺人動機了。
殺人滅口，幾次争論，會不會是學生們知道了太多。
” 這當然就是邵靖想要聽到的回答，他滿意地用力撐了撐交叉的十指，說：“不是會不會，而是學生們絕對知道，因為他們最後一次争執是在八月十号，而案發是九月二十号，如果還在等發電機，中間一個月零十天，這麼長時間的平靜，太不正常。
而且，在陸軍部的人來觀看演示之前幾天，無論如何也會确認到發電機運不到的消息，沒有任何臨時抱佛腳改變計劃的慌亂，也說明他們早有準備。
” 邵靖把方宗勝的如意算盤一語道破。
雖然扣下小型蒸汽發電機等一系列電器設備的訂購款，方宗勝并不會撈幾個錢，但從這一項就忽然能說通很多的事情，比如為什麼是練兵處軍令司忽然想要重建上下天光，又為什麼在重建到一定程度，又弄來兩個歸國留學生搞稀奇古怪的試驗。
前者，就像洪廣家所盯上的一樣，肯定更能大撈一筆，而後者恐怕就是要給上面的人做出些更好看的成績來充門面掩蓋醜行。
隻是中途，大撈油水的行為被多事的學生們發現，恐怕他們不隻是發現了克扣發電機訂購款這麼簡單，還有其他事情最終激起了方宗勝的殺心也未可知。
我歎了口氣，本來想靠殺人動機排除一些人，結果反倒又加一個。
“你還是太天真。
” 我忽然想起剛才邵靖說的是“算他一個”，那就是說還有其他人？這一次，我多少有些無處下手，隻好認輸地說：“沒有第五個人了啊。
” “真的嗎？你再仔細看看筆記。
” “在繪圖的張永利、在算賬的洪廣家、在調碧紗櫥的馬全安、在等待觀看公開演示的方宗勝，隻有這四個人……啊！你是說那個調試完儀器走了的日本國友？” “你看，自己已經找到第五人了。
” “可是他已經走了。
” “你是想說，他有完全的不在場證明？可是這樣來說，所有人都有，我們又繞圈子回來了。
” “說是這麼說，可是走了的人……” 當我第三次說出“走了”這個動作時，忽然明白了邵靖的用意。
這家夥對文獻的洞察力未免太強，我心中多少有些不服氣，甚至是賭氣地說：“福爾摩斯先生，那為什麼您不親自來探案？” “我隻是因為旁觀，所以看得清，幫你把好不容易做出的邏輯推理挑挑蟲，理理清而已。
該辛苦還得是您自己，華生小老弟。
”他說完就站起來準備回去工作了。
一開始我還以為邵靖這家夥難得地體諒一次别人的心情，結果一個結尾的稱謂，他真心的想法全都毫不掩飾地暴露了…… 真不愧是我的摯友，哦不，文獻之交的朋友邵靖。
合上自己的電腦，我準備去一趟圓明園，實地走一走勢在必行，我與邵靖各奔東西。
北京的十月，本應該是秋高氣爽萬裡無雲最爽快的時節，結果我出了曆史檔案館，發現天氣已經和早晨大不同，有點像深秋帶雨意的陰天，不是那種夏末會有的厚重積雨雲壓來的雨意，現在的天一丁點蒼茫和凝重都沒有，灰蒙蒙一片，沒有下雨地面卻濕漉漉的，渾濁得不像個秋日，隻有陰冷和壓抑。
從绮春園宮門到後湖的九州景區有相當一段距離，遠不如從一個沒有名字隻有方位的圓明園西南門進去便捷。
但在進園之前，我需要買些東西，而西南門所在的西苑地區我實在不熟，隻好舍近求遠，先到了清華西門附近熟悉的小店，買了一瓶墨汁、一杆毛筆和一本練字用的米字格小冊子，才過了馬路，從绮春園宮門進了圓明園遺址公園。
在如此天氣下，即便遺址公園裡已經植被茂盛郁郁蔥蔥，可是在綠色之後，隻有斑斑駁駁的地基、柱基、殘破的台階、破碎堆砌的磚石，掙紮着讓遊人知道這裡曾經有怎樣宏偉瑰麗的一處庭院。
绮春園多是一些小的水池水系，池塘裡同樣是綠，秋季的綠，荷葉布滿，抑或是蘆葦蕩，微風吹過，三三兩兩的黑天鵝從其間緩行，搖曳得多少有些動人，隻是這天氣，再次給人潑了冷水。
我一邊想着有荷葉或者蘆葦的水池水深，一邊繞過一零一中學，又走了相當長的路，終于到了九州景區，後湖湖畔。
後湖遠不及福海景區的水域寬闊，但比起方才的幾處池塘，還是給人豁然一片水域的開闊感了。
從福海南岸走過來，先抵達的基本就是後湖的東南岸一角，既然距離正南不遠，幹脆先到正南岸看一看。
後湖正南岸是九州清晏遺址，九州清晏是隔開前湖後湖呈矩形的大島，而且是後湖的環湖九島中最大的島，更是圓明園最核心景區。
從它建成那日起，就是皇帝在圓明園的寝宮。
内外十幾進的大型四合院建築群，現在隻剩下些碎石台階，連所謂的殘垣斷壁都不可能見到。
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九州清晏想必比此時要蒼茫許多，現在的綠茵草坪，當時隻能是雜草叢生，遮掩着下面的一片焦土。
不過，既然會有高官來訪，大概會在岸邊搭一些臨時棧道，不至于讓高官走在草叢中。
走到岸邊，看了看平整的草坪緩坡，才笑自己竟妄想看到什麼一百多年前木樁的痕迹，随即擡頭認真遙望湖對岸。
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湖面之間，依然隻是綠瑩瑩的環湖島景。
上下天光是偏西一邊，在南岸望去，除了能看到有走進水中的台階遺迹，以及台階西側是小小的土坡之外，别的什麼都看不出來。
我又根據遠觀台階遺迹構想了一下二層樓的規模，如果沒有乾隆時期樓體左右對稱的水上曲橋，或者鹹豐時期加蓋在樓前的天棚，那隻能是一座遠在湖對岸、幾乎沒有什麼倒影可映、孤零零光秃秃的二層木樓而已，即使和在湖中冒着滾滾黑煙的永和輪比起來，也不會有什麼吸引力可言。
在這樣遠的距離，就算上下天光上層是開放性的，上層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看得清楚，何況它有大屋頂遮掩，所以從陸軍部衆人這邊發掘出什麼目擊文獻的想法，恐怕是落空了。
環湖九島之間都有拱橋相連，我從後湖西岸走過去，分别路過武陵春色、坦坦蕩蕩、杏花春館三島。
在走過去的路上，不禁再次唏噓。
《營造檔》最後一次記錄，皆是以“汽輪撞西岸前覆沒”的方式記錄，無一人寫下是将撞到坦坦蕩蕩還是杏花春館的岸。
庚子年才過去了七年，什麼輝煌瑰麗全都會迅速被遺忘，忘得幹幹淨淨。
從西邊上到上下天光這座島上來，需要繞行那個土坡小丘。
我選擇從後面繞過來，這樣自己的視角正好能和上下天光的觀景視角一緻，面前是世人渴望的湖光山色，雖然隻是一片陰冷壓抑灰暗渾濁。
上下天光的遺迹現在隻剩下樓體建築台基和月台。
台基高于地面，正後方并沒有台階供人登上。
然而，我并不覺得這樣有什麼違和，因為最開始考古到上下天光時，隻是一些被燒到完全碳化的柱子和旁邊散亂堆放的大塊磚石。
現在所能看到的完整台基和月台，不過是在二〇〇四年草率地修複之後的結果。
到底根據的是哪個有依據的圖樣版本都不好說了。
登上台基，我再次想象了一下如果這裡有樓，将是如何一種場景。
又在想象中的牆體後面，觀察樓梯、西次房、月台以及窗外的空場。
沒有真正的樓梯，所以我不可能登上二樓，再去考察身處二樓的視野和感觸。
我估算了一下，先是站到了大概是東側樓梯邊的位置，拿出了在清華西門現買來的墨汁、毛筆和米字格練字冊子。
站在台基上，僅憑想象出來的牆壁、樓梯、桌椅，是無法依靠的。
所以，我手中有三樣東西，怎麼都無法站立完成任務。
無奈下，隻好在想象中的北牆和樓梯交界的空當處，面朝後湖席地而坐。
沒有多買一個紙杯放墨汁，實在是失策。
我隻好擰開墨汁瓶，用毛筆直接探進去蘸了蘸，在米字格冊子上寫起來。
憑借對爛熟于心的場景記憶，不按格子，隻是從右往左豎着用小楷字體寫下來：十五點鐘，方總監督穿堂至月台…… 直至寫完“展示汽輪成果準備”，我一共蘸了十次墨，可以說我用的筆和墨質量着實不行，平均下來每寫九個字就要蘸一次。
不過，再回想一下，《營造檔》裡枯筆甚多，應該根本沒給四個檔案太監備好筆好墨，和我這裡恐怕算是半斤八兩了。
在寫的過程中，因為蘸墨和回憶場景組織字句，耗費了不少的時間。
寫完最後一個字後，我看了一下時間，全程耗時六分鐘。
随即又到了想象中的西次間位置，以及樓外東南、西南兩角，把《營造檔》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十五時的發生騷動之前的内容寫了一遍。
寫完計時，皆在五到八分鐘之間。
耗費半個多小時，我又冷又累地坐到了上下天光的月台遺址上，看着依舊灰蒙蒙一片慘淡的後湖，對自己歎了口氣。
就算是先入為主的定向思維，也無法彌補我真實的愚蠢。
現在我還依稀記得，在第一次聽到邵靖描述這起命案之後，我和他都想到的是，《營造檔》就是一盤監控錄像。
監控錄像……真的是太異想天開了，這隻是一個比喻手法，結果卻完全影響了我的思維和邏輯推演。
在晚清，當然絕不可能有真正的監控錄像，比喻成監控錄像的《營造檔》，在我剛才的實踐中已經明顯看出差别。
監控錄像，就算是古老的卡帶方式記錄，那也是實時記錄，也就是說所看到的就是當時那個時刻所發生的。
我之前的誤區就在于此。
比照監控錄像，清代的檔案記錄，即便是像《營造檔》這樣一個小時記一次，也絕不可能是實時記錄這一點我一直沒有去思考過。
更進一步說，雖然《營造檔》每一條記錄都會标明時間點鐘，但那并不代表檔案太監們可以和攝像機一樣，瞬間就将那一時刻的場景記錄下來。
如果說以一個時刻凝固住的記錄是錄像，不如說更像是照片才對。
并且在我的潛意識裡，确實也是這樣認為的，每一個小時的記錄都是該時刻的場景重現。
我所有的推理和構想出來的謎題，都基于此，直到邵靖一語中的。
“日本國友走了。
” 我特意再去看《營造檔》太監之二的記錄是：日本國友于上層調試完畢，回新立水師學堂待命，離開。
要比“走了”更加明顯，可是我當時完全被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所誤導，以緻沒有注意到，這是一個系列動作，并非一張照片式的記錄。
換言之，這位日本國友絕不可能在一個時間點上做出“樓上調試儀器”“下樓”和“離開”這些三個動作。
再進一步說，重新思考《營造檔》到底是什麼樣的記錄機制，就顯而易見了。
記錄需要時間，并且在記錄的時候無法觀察，兩者形成矛盾，解決的辦法隻有一個就是把兩者錯開。
觀察的時候不記錄，到了記錄的時候就專心記錄即可。
如此推論下來，《營造檔》自然不可能是一個即時記錄儀，而是回憶式記錄冊。
顯而易見的事情，我居然繞了這麼大的圈子才發現。
後湖的水面上略起微瀾，微風更讓人感到陰冷難耐。
我依舊坐在冰冷的月台石階上，似乎這樣能讓自己的大腦略微清醒一點。
那麼繼續進一步說，案發記錄的四條，永和輪急行猛轉之前的記錄，自然就是四個檔案太監等到了十六點之前幾分鐘或十分鐘的時候，憑借回憶開始為十五點開始的事情做總結式記錄，這樣的記錄方式，效率最高，錯誤也應該最小，他們半年來都是如此操作，早已熟練。
直到真正的突發事件發生，在高官大員親臨的重大場面下，汽輪突然翻船，二層圍欄被扯斷，甚至還有一人被殺。
無論之前還有什麼沒有記到，此時肯定都立刻轉來記錄突發事件。
并且尚未進入十六點，仍記錄在十五點條目中，無可厚非。
由此順便可以推斷出，原來案發并非在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十五點整，而是十五點五十五分前後。
案發時間并不怎麼重要，重要的是四個檔案太監開始記錄十五點條目的動作和過程。
假設他們都是在每個點鐘的五十分開始記錄，最快的一個是太監之三，大約用了五分鐘記錄完成，那麼兇手就是在十五點五十分到五十五分之間作案完成，并離開現場即可。
五分鐘，最遠的大概是正在雕碧紗櫥的馬全安，也足夠上樓殺人，同時胡亂操作永和輪使其翻船，再下樓走掉。
在五分鐘之内，無論誰看到兇手的行為，都不會去記錄，因為早已用半年的時間磨成的規則，這十分鐘的後幾分鐘順序記到下一個點鐘條目裡便是，無需在記錄的過程中徒增麻煩。
然而，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十五點的條目卻是《營造檔》整本檔案的終結。
永遠不可能看到十六點條目中記上兇手的行為了。
自己可笑至極，還認為所有人都具有嚴密的不在場證明，而現實是所有人都不具有，哪怕是那個被邵靖提及的調試儀器後走掉的日本國友，足可以回來殺人再離去。
日本國友……這個日本國友真的也有殺人動機？然而，殺人動機之前，先要知道他是誰才行。
看來我接下來又要多一項新的調查任務不可了。
隐約聽到一零一中學放學的音樂聲，以及學生們叽叽喳喳滿是活力的嘈雜聲，才意識到竟已是傍晚時分，而整個後湖九州景區已經暗得陰森起來。
我顫抖了一下，收拾筆墨，萬分想念起園外的熱咖啡，此時應該趕緊離開了吧。
關于日本人，我之前的閱讀摘抄筆記确實有所疏忽。
現在不得不趕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去了清華的建築學院資料室，借來《營造檔》，從頭到尾把自己的筆記重新補充一遍。
大概在學生管理員眼裡看到，我這個熟悉的外校人火急火燎地又走掉了。
沒辦法，時間不等人，第二天又要去葵井小姐那裡報告，今天我還是要繼續開小差，那麼就隻能更加抓緊時間了。
回到家裡，先是攤開新的筆記，認真梳理。
果然自己看漏了太多細節，此前一直沒有注意過日本人的動态，現在總結來看，确實還有太多地方需要深入調查。
這一次因為着重點在于《營造檔》裡所提及的日本人，所以在整理筆記時，梳理工作變得比較輕松。
很快我就确認了所有日本人，前前後後一共出現七個，但其中僅有一人記錄了名字，他名叫藤枝新次郎。
之所以其他人沒有名字，隻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被人介紹過，檔案太監自然不知名字，隻能記錄人數。
七個人中有包括藤枝新次郎在内的六個人有另外一個共性，就是他們都是川崎造船所為組裝永和輪派來的。
這樣來說，可以知道藤枝新次郎是六人中的頭領，從而在他們和零散分裝的永和輪一起抵達圓明園後湖岸邊時，方宗勝隻介紹了藤枝一個人給在場所有的工匠和學生。
那麼七人中多出來的那位，自然就更為顯眼。
而這位顯眼的第七人，正是邵靖讓我注意的那位日本國友。
如此明顯的一個可疑人物一直被我忽略，我确實是傻了。
這位日本國友第一次出現，是和兩位學生一起。
檔案中記錄到他是水師學堂的外籍教師，其他什麼也沒有記錄，隻是記下他每次來到上下天光都是上到上層。
可以說，被邵靖推斷出來的那座電報遙控器，得以完成和使用，恐怕有一半是這位日本國友的功勞了。
而他沒有像另外四個案發時的在場人一樣，具備明顯的殺人動機，一直以來，隻是平平淡淡地來，沒有任何争吵，沒有任何沖突，把自己要做的工作做完，離開。
和案發當天他的行為并無兩樣。
即便如此，依舊不能把他排除在外。
況且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人，實在讓我不甚放心。
不過，想查到他的名字，不是難事。
記錄過很多次，他任教于水師學堂。
僅此一點，足夠把他挖出來。
原本設立在頤和園昆明湖畔的京師水師學堂，經曆了甲午戰争、庚子之變後早已不複存在，倒是上海的江南水師學堂、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還有威海水師學堂，等等，随之發展起來。
換言之，在庚子之後，北京城包括周邊，不再有新的水師學堂成立。
那麼，這位日本國友所任教的地方又是怎麼回事？實際上，這又是袁世凱計劃中的一個環節。
袁世凱一步步的軍事改革中，不僅大刀闊斧給陸軍軍制重新編制，借甲午失利的餘波，一躍站到了海軍之上，并且極為看重軍隊操練，從而才有了練兵處，當然練兵處幾乎就等于是他自己的親兵，這一點辛亥革命後完全暴露。
除練兵處之外，袁世凱同樣把目光投向了國家治安重點：警務。
改革警務學堂的教育，開設新型警務學堂，培養高級的警察人才，同樣成了袁世凱大棋中的一步。
在初步改革之時，為了步步為營并且不打草驚蛇，就出現了各式各樣挂名的軍事學堂，成為袁世凱警務學堂改革的預備點、緩沖地。
這個水師學堂，想必也是其中一員。
袁世凱打算引進的是日本式的警察學校教學體系，那麼作為預備點的水師學堂，聘請日本人做教師，更是合情合理。
想找到一個災後獨苗的水師學堂的信息，并不是難事。
隻要是學堂，總會在報紙上發布各式信息，包括學堂的地址、教學理念、課表安排以及師資儲備。
我是抱着大海撈針的決心進入一九〇七年前後北京的報紙海洋裡的，但沒想到撈上來的竟是一個寶箱。
從報紙的招生廣告，很容易就找到了這所水師學堂自辦的校刊。
區區一所名不見經傳的水師學堂，居然還辦了校刊，我姑且翻了兩眼，發現記錄相當詳盡。
如此詳盡反倒讓它的存在合理化了，顯然是袁世凱希望能在成型之前監控得到每一個預備點的角角落落而特意為之。
有校刊在手，什麼都逃不掉了。
打開校刊，很快就看到了水師學堂唯一的日籍教師的名字，當然，在我看到他的名字時，忽然也明白作為一個單獨行動比較重要的人物，還被兩個學生介紹過一次，卻偏偏在《營造檔》上沒有記錄下名字的原因了。
他名叫“大友健助”，恐怕在學生介紹的時候，直接稱他為“大友先生”而讓檔案太監們産生了是學生們友人的誤解，結果一直隻記錄成為“日本國友”而非“大友”之類。
這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誤解，亦可看出檔案太監們是有多麼看不起兩個學生和大友本人，抑或其他人，他們也并未看得起過。
這個水師學堂自然不可能像甲午前的京師水師學堂那樣設立在皇家園林頤和園裡，但是離圓明園不算太遠，在海澱鎮。
說是水師學堂，比曾經在昆明湖裡練海戰還要像個玩笑，隻是在萬泉河邊上就算是水師操練場了。
不過，看課程倒是一目了然，根本沒有任何水師操練，陸軍的課程反倒占了大半。
而大友健助教授的亦是對口——電學。
基本信息已經确認，接下來直搗黃龍，翻到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看看會不會有什麼發現，毫無發現也是一種确認。
然而，讓我最失望的是，看到這一天的課表，剛好下午四點鐘有一堂大友健助的電學課。
下午四點，如果按照我對《營造檔》重新的推斷來計算，大友健助離開上下天光的時間最晚不會超過十五點五十分。
而太監之二所記錄大友健助離開是在第二句，之後還有洪廣家馬全安的對話，以及楊繼在上層調試機器的聲響，這樣的内容。
從而可以進一步推斷大友健助離開時間至少不會晚于二十五分才是。
半個多小時從圓明園回到海澱鎮，并無大礙。
他的離開，隻是為了銜接上自己的課程。
課程成了他絕不可能停留在上下天光等到十五點五十分殺害學生的完美不在場證明。
失望之餘，我隻是慣性地又往後翻了幾天，可沒想到，正是這種無意的翻閱，竟讓我眼前的火花再度燃起。
這個學堂的校刊專門有一個學生寫感想的欄目，多是學生發表一些學習觀感以供交流。
在九月二十四日的校刊上，學生的感想是抱怨。
而抱怨的内容讓我激動，學生抱怨道，原本就聽不大明白的電學課，老師已經缺席三天了，同學們心急火燎，希望快些重新開課。
三天，不計算印刷報紙的二十四日，剛好就是從二十日開始缺席的。
也就是說，方才我還認為是完美不在場證明，現在已經被學生們給揭穿。
大友健助從上下天光離開後根本沒有按照課程安排回學校去教課，而且接下來的幾天，他也沒再出現過，這樣的行迹使他變得極為可疑。
至此，疑犯再多一人。
而且如果從楊繼的死狀來看，是被電死的，教授電學的大友健助，顯然又多一層嫌疑。
按捺不住發現的喜悅，我立刻把這些整理成為一封郵件發給了邵靖。
發完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個發現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不是排除掉一個嫌疑人，而且還又增加一個。
不過，還沒來得及讓我多想，我已經收到邵靖的回信。
從發送到回信，隻隔了一分鐘，這一次未免反應太過迅速了些吧。
我皺着眉打開了郵件，發現内容隻是幾個字：“大友健助？” 什麼意思？他似乎是對這個名字十分在意？我猜不透這封郵件的用意，能做的隻有等待。
不過，這個等待時間并不算久，邵靖的郵件再次發來。
我立即點開來看。
郵件沒有正文，隻有附件。
這種形式早已習慣，點開附件來看即可。
附件隻有一頁，全日文内容，顯然是明治時期的日語，而從文字形式來看，是電報文。
電報自然有時間、地點、收發件人信息。
一目了然的事情，先從時間開始，是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對日本的紀年不算熟悉，換算一下才知道，那正是一九〇七年，而十月二十六日，便是光緒三十三年的九月二十日這一天了。
算明白日期，我不耐煩地用食指敲了敲桌子，有很多不安冒出，隻好繼續往下看。
發件方信息非常全，在大清國的京師北京，發件人名：大友健助。
收件方是日本神戶大友電氣。
看來這家夥在日本還有自己的産業。
看到這裡我已經明白大友健助是我列出的所有嫌疑人中第一個擁有絕對不在場證明的人了。
不過，我還是堅持把電報的内容看完。
明治時期的日語，漢字偏多，但語法與現代日語有不小的出入，讀起來多少有點困難。
但終究還是能讀懂個大概。
電報内容是大友健助打報告一樣，發給收件人說：最後調試完成，保證楊、孟設備沒有違反《萬國電報公約》，請放心。
我不完全懂電報内容，但幾個關鍵詞更加清晰明确地讓大友健助變得絕對清白。
如此明确地提到楊、孟設備，還說了是調試完成，可見是在二十日十五點調試之後再去發的電報。
大友健助的不在場推理就非常簡單了。
首先他發的是國際電報，為了防止間諜和洩密行為，清廷要求國際電報必須本人發送不得代發，并經檢查，電報内容方可發出。
這一點已經證明大友健助必須親自去電報局才可。
其次，在北京雖然已經有不少電報分所，但可以發國際電報的，隻有位于東單二條的北京電報中心局。
接下來隻要明确兩個點就清楚地知道大友健助是不可能在上下天光等到十五點五十分之後再趕去。
其一，是圓明園在北京城的西北郊區，比海澱鎮還要靠北不少，距離東單二條至少有三十公裡的路程。
其二，北京城每日在日落時将會關閉城門，圓明園在城外，東單二條電報中心局在城内。
中秋過後的北京，日落時間大概在下午五點半鐘。
從圓明園趕到最近的城門西直門，有二十公裡的路途，即便搭了馬車至少也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而從西直門到東單二條，沒法搭乘城外的馬車，乘坐人力車全速奔跑，也要一個小時才能抵達。
假設他作案之後從上下天光出發，也就是将近十六點的時間，一個小時抵達西直門，十七點鐘。
西直門尚未關閉城門，再用一個小時才能抵達東單二條。
然而，在進入西直門之後半小時，太陽便落山了，一個小時，徹底黑下來，即便抵達電報中心局，那裡也已經下班關門，不可能給他發出标注“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的電報。
因此，他離開上下天光的時間必須早于十六點至少半小時以上才能确保抵達電報中心局時可以發得了當天的電報。
無論大友健助到底用了什麼方式，他都必須在十五點之後出發，十七點半之前進入西直門并盡快抵達東單二條，不到兩個半小時的時間，三十公裡的路途，經不起一丁點的耽擱和停留。
很好，至少還是沒有增加新的嫌疑人。
我這樣勸說着自己，好讓自己不會太過失落，突然就又收到一封新的郵件。
還是邵靖發來的？我猜不到是什麼内容，隻好點開來看。
竟沒有附錄，隻有一句話的正文：另外幾個日本人，叫什麼名字？ 他察覺到了什麼？并且是我未能察覺的？無法去揣測，隻能把另外六個川崎造船所派來的技師名字和記錄全都發給了邵靖。
等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邵靖的回信終于來了。
郵件依舊沒有附件，正文一句話：藤枝新次郎，這個人有确鑿的殺人動機。
我看着這句話愣了許久，卻并沒有再給邵靖回信。
雖然這句話着實讓我陷入沉思，但今晚我已經沒有時間和他周旋。
我打開了另外的文檔，把楊繼、孟指然設計的是電報改造的遙控裝備，而銅箔應該是遙控裝備的數據記錄卡的推斷做了詳細的報告，發到了葵井小姐的郵箱。
“收到，謝謝。
” 這是她第一次給我回信，連“明天見”這樣的客套話也并未出現。
我忍不住再次悄悄看了看她的那個社交平台，最後一條仍是在成田機場的那條，并未更新。
仍是一如既往的冰冷。
秋日下午的清冷日光，映着不大的一片湖光和四周的荒蕪。
隻有湖的北岸，一座嶄新的二層樓閣，風風火火的樣子和湖邊全景格格不入。
二層樓閣卻不在意，它隻是專注于湖中那艘與它相連的古怪的小型蒸汽輪。
小型蒸汽輪樣子異于尋常，駕駛艙等一切甲闆上的艙房全部卸掉，兩個水面上半圓明輪變得更加明顯突兀，像是判官高聳的肩膀，頭頂還有一根粗大的煙囪，開始冒着滾滾黑煙。
然而它不僅是這樣的怪異，即便在岸邊遠觀，也能看得到有一個三臂的龐然大物，正坐在船的中央，三根泛着金屬光澤的機械搖臂在同一個鍋爐氣缸的蒸汽驅動下，看似笨拙地按照指令前後推着蒸汽輪的操縱杆。
船就在機械聲和黑煙中，自行走動起來。
在荒蕪的圓明園後湖中，在格格不入的上下天光的注視下，終究算得上是一幅奇景了。
我清楚這隻是想象，而且有太多不合理之處，甚至根本沒有去顧及一直在船上的孟指然的作用。
因此，這種不着邊際的想象，隻能讓它們停留在腦子裡了，不能讓它們真的跳出來被别人發現。
然而，我這個不争氣的腦子，就是停不下各種胡思亂想，因為此時，葵井小姐正全神貫注地看着我做的《營造檔》機械元件采購記錄總結表。
被按日期和種類重新整理過的那些機械元件，就在此時拼了命地往我腦子裡鑽，吵着要組成新的機體。
“好聰明的設想。
”不知葵井小姐看到哪個地方，忽然發自内心地感歎道。
雖然我很想把邵靖的原話“遠在美國，特斯拉已經發明出更為簡便直接的遙控船裝置了”這個殘酷的事實告訴她，但此時我已然被面前這位與上一周判若兩人的甲方所吸引。
她完全專注到我做的表格之中，有那種沉迷的表情，她時不時會在她的本子上記上一筆，就像是在給一百多年前學生們笨拙的遙控汽船設計批改疏漏準備答辯一樣，這些幾乎讓我為其怦然心動。
我注意到她與我見三次面了，換過不同的套裝，但并沒有換過鞋。
旅途不易，行李能精簡便精簡了，為此發現，我竟是燃起了一絲愧意。
幸好，我還有基本的理智，在和上周同樣的頂層咖啡館，同樣的座位，同樣的遠離窗邊，我明确地知道這位甲方，對我是毫無期待的。
我禮貌地點點頭，作為對葵井小姐方才的驚歎的回應。
感覺就此已經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從我昨天發出郵件之後，已然沒有了懸念。
所以，我打算把最後的完結符畫上，開始把這場報告拉入正題，講解銅箔和忽斯登收報機以及學生們所設計的電報遙控裝備之間的關系。
被改造的永和輪一直處在試驗階段，試驗就需要有試驗記錄，又因為是行船試驗，普通的電報紙條會有沾水損壞丢失寶貴試驗記錄的風險，所以他們選擇了不怕水又容易打孔記錄的銅箔。
換言之，那卷銅箔就是…… 我本來是在組織語言做最後的告别報告，思維突然定住。
之前怎麼一直沒有注意到這個關鍵點。
既然是試驗記錄，而且從《營造檔》可以看出，他們成功運轉的試驗至少有五六次，那麼至少應該有五六卷銅箔，為什麼偏偏是這一卷，或者更準确地說為什麼偏偏是最後一卷留在了永和輪上。
而且，把記憶回溯到第一次和邵靖見到葵井小姐時，所描述銅箔發現的位置，是在鍋爐和爐殼之間的縫隙裡發現。
那種地方絕對不是随随便便掉進去的。
換言之，不是掉進去，而是有意塞進去的。
雖然這個結論早就有之，但一直沒有像現在這樣明确，明确它的特殊性。
而這種特殊性又代表了什麼？為什麼孟指然在那麼危機的時刻，率先做的不是逃命，而是将試驗記錄用的銅箔藏到那麼隐蔽的地方？我忽然想看一下銅箔，不是銅箔的照片，而是它的全貌，或許隻有看到上面所記錄下來的全部信息，才有可能解開謎題。
原來葵井小姐的委托，和我所關注到的命案是如此息息相關。
“謝謝你。
” 我一定是走神兒太嚴重，竟完全沒有明白葵井小姐在謝我什麼，隻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盡顯癡呆的疑惑表情回敬她的謝意。
葵井小姐似乎并不介意我這種反應，讓我看到她最真誠的帶着酒窩的甜甜的笑容，像是在安慰我一樣，說：“你做的工作非常專業，所以謝謝你。
” 哦，原來是久等的完結告别。
我沒有說話。
“今天收獲滿滿，”她把記了滿滿一個對頁的筆記大大方方展示給我看，“所以非常期待你的進一步調查。
”又是甜甜的全無往日冰冷的笑。
告别得有些漫長……等等！ “進一步調查？”我太過吃驚，直接把心裡話問出了聲。
“是呀，現在的報告還有很多隻停留在推斷上，不是嗎？我們需要的是更确鑿的文獻證據。
”說到專業話題，葵井小姐立刻嚴肅起來，方才那種隻有孩子見到夢寐以求的玩具的那種癡迷感煙消雲散。
我滿腦子都是銅箔與爐殼的事，全然無法去準确理解她說的推斷是哪些，證據又是哪些，隻好點頭回應，别無他法。
“那麼，下周見。
” 說完，葵井小姐和上周一樣地率先站起來，拿着咖啡結賬單，去了前台結賬，離開了。
也許是錯覺，她背影終究與上周有所不同。
回到家裡，我平靜些許時間後，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所關注的這起一死一失蹤的百年密室案件，即便查出了如此之多的新材料，通往真相的線索仍舊是一團亂麻，毫無起色。
殺人動機……重新回到殺人動機上。
大概因為上午與葵井小姐的談話，我的思路忽然有所不同。
之前言之鑿鑿的那些殺人動機，現在看起來也并不是那麼無堅不摧。
在推斷出來時就感到些許異樣感，現在變得更加明顯清晰。
不過，在此之前，我還有更需要在意的事，就是邵靖發來的那封郵件的意思。
我現在又有了整一周的時間，看來足夠再任性地查些自己想要查的東西。
畢竟葵井小姐還是不會對我有太高期待的。
藤枝新次郎有确鑿的殺人動機…… 邵靖的郵件裡是這樣說的，那麼當務之急就是先查出藤枝新次郎到底是誰。
顯然邵靖是查出來了，但他偏偏跟我打啞謎，不肯直接告訴我。
那麼，這一次的遊戲，我隻有再次接招了。
藤枝新次郎并不難查，從《營造檔》裡即可知道他是由川崎造船所派來，協助清國人員現場組裝永和輪的技師。
因此，去找當年川崎造船所的相關文獻，終究可以找到蛛絲馬迹，順藤摸瓜地把這個人查清。
這就是我最擅長的辦法。
因為擅長，導緻結果過于簡單地擺在眼前，并過早地讓我為之一驚了。
怪不得邵靖給出那樣的判斷，這個藤枝新次郎果然不是普通技師。
隻要把他的經曆往前追溯半年，就能看出端倪。
藤枝新次郎是在一九〇六年底入職川崎造船所，并擔任造船執事的。
此條看上并無特别之處。
然而，如果連同藤枝的入職檔案記錄來看，就會發現異樣。
藤枝入職前的記錄僅有服兵役期滿一項。
可以說他的履曆是空白的，毫無出色之處。
空白最容易被無視，隐藏到真假難辨的繁雜信息之中，一旦注意到，又是
兩次撥款，一共三千三百兩，對于建一座上下天光着實不多。
如果按照張永利所構想的造整個方壺勝境那樣的大景，當年耗資一萬兩千兩，與此時的三千三百兩差出太多。
然而，經曆了庚子賠款的清政府，哪裡還有幾萬兩白銀拿出來蓋房子。
看着内務府撥款給練兵處軍令司，卻隻是為了重建一座圓明園舊景，也是為其唏噓不已。
三月十日第二次撥款，這個和《營造檔》從三月九日開始記錄，顯然有着直接的聯系。
這其中，方宗勝到底運作了多少，尚不可知。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張永利恐怕對《營造檔》是相當重視的，畢竟他是一個想要邁過雷氏家族這座高山、站在營造頂峰上的匠人。
再繼續翻邵靖發來雜亂無章的檔案文獻，兩份時間上完全對得上的文獻被我發現。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和四月八日，練兵處軍令司采購大木、磚瓦石、石灰、琉璃等建築物料運至後湖北岸上下天光原址。
費用記錄翔實，第一次物料、運輸、人力加在一起為九百六十兩白銀，第二次合計是一千七百兩。
我是萬分相信邵靖檢索文獻的能力，再往後看，皆無任何追加開支，也就是說，在算房洪廣家的控制下，他将建築資金原本的三千三百兩克扣出了足足六百四十兩白銀。
這個錢去向何方…… 我不由得再拿出《營造檔》的筆記來看。
洪廣家第一次出現在後湖北岸，正是三月十三日。
也就是第一批物料運至的第二天。
洪廣家和張永利見面就針鋒相對地大吵，看來張永利是對洪廣家的克扣物料款行為極為不滿。
第二次物料運至，洪廣家變本加厲，張永利卻沒有更多心思去吵，看來是認命，打算就在有限的材料下，完成自己無限的夢想。
不得不說，我認為在四月八日之後肯定還有什麼，特别是在學生們和上下天光有了瓜葛之後。
抱有這種想法，我重新翻閱淩亂的文獻，果不其然，還是有所看漏，因為依舊沒有“上下天光”和“圓明園”的關鍵詞。
然而，當我發現這條文獻時，感到又有什麼東西連到了一起。
文獻内容是練兵處軍令司和内務府互通的電報檔案。
軍令司提出撥款暫緩請求，要求今後費用全力支持日本川崎造船所歸國留學生強國項目。
内務府立允撤回第三批撥款三千兩白銀，但歸國留學生費用不在内務府範疇之内，請軍令司另求他人。
看到這份電報檔案，我幾乎是大笑出聲，原來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簡單。
說實話，我是完全不相信内務府打算撥出這三千兩白銀的，軍令司的請求大概正中他們下懷，順勢把事情做得漂漂亮亮還不用掏一兩銀子，何樂而不為。
但這其中，恐怕最痛恨這個決定的是洪廣家。
所謂“撤回”，自然是早有預算，即便沒有三千兩白銀，至少該有一千兩，到嘴的鴨子，竟然因為兩個日本歸國留學生給飛了，他絕對不會高興，甚至……同樣擁有了強烈的殺人動機。
“殺人動機已經确定得這麼清楚，反倒變得麻煩了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按捺不住地去找邵靖聊這個案子。
“進展很多嘛。
” 邵靖的态度一點都不激動，真是意料之中了。
“可是隻有強烈的殺人動機，還是解不了上下天光的密室之謎啊。
” “強烈的殺人動機？還不夠吧。
” “不夠？張永利一心想要靠上下天光超越雷廷昌，結果被半路殺來的兩個學生給攪局，甚至工程暫停，扼殺了人家理想。
洪廣家因為學生的到來，至少得少撈幾百兩銀子，斷了人家财路。
再說馬全安，在檔案裡都有兩處記錄過他直接向指手畫腳的兩個學生喊‘不準拿他當個奴才使喚’，恐怕他本來就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的人，更何況在案發前四天，檔案裡明确記錄了馬全安對學生之一孟指然大打出手，到底打到什麼程度檔案沒有記錄，但是從結果來看，早晨打了孟指然，楊繼攙扶離開，之後兩天學生兩人都再沒來過現場，直到案發前一天，兩個學生才在下午到了上下天光，準備第二天為陸軍部演示，對，就是咱們推斷出的，演示電報遙控汽輪，随後隔日案發了。
咱們不說馬全安到底有沒有算着日子大打出手，就說他下手之狠，能将一個年輕力壯的學生打到當場隻能攙扶離開，第二天都無法出門，其殺意盡現了吧。
”我一下子沒能收住，說了很多，發現邵靖隻是無動于衷的表情，不認可也不否定，更是令人着急惱火。
“我是說了‘殺人動機确定得清楚反倒麻煩’這樣的話，但麻煩的意思是三個人動機的充分度不分伯仲，依舊完全不可能從動機上剔除掉哪怕一個人。
不是你想的那種，所以怎麼會有‘不夠’一說？” “我所說的‘不夠’當然不是說他們幾個的殺人動機不夠，”邵靖終于等到最佳時機一樣說話了，“而是你看得還不夠全面。
” “何解？” “從你的這個角度來看，有殺人動機的不止他們三個人。
” “你是想說方宗勝？” “算他一個。
” 我一時語塞，不過不能在此就敗下陣來：“确實到了七月之後，學生們和方宗勝有過不多的争論。
七月十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日，三次現場争論，檔案裡沒有記錄具體争論了什麼，但最終還是讓方宗勝說服，繼續進行他們的試驗……”此時，我硬是想起了邵靖發給我的那份訂購單，果然他早就從中看出問題，“所以，兩個學生是在問那個訂購的小型蒸汽發電機到底什麼時候到？” “必然如此，訂購單都發出去了。
等不來貨，誰不着急。
” “确實沒等來，不然最後他們不會繼續用連電線的老方法給陸軍部高官演示成果，等等，所以那台小型蒸汽發電機一直就沒到，”這不是争面子的時候，我立刻在自己電腦上，把邵靖昨天發給我的文檔打開，迅速找了一下，便有了結果，“這筆訂購款，确實不是從内務府出的，内務府管不到練兵處那邊去，但……” “練兵處軍令司自己出了一筆訂購款，對不對？” “軍令司有運籌科，有這個财務自由權。
” “可是甚至連訂購單都沒有發到貨方手上。
軍令司撥出來訂購發電機還有電力元件的銀子到了誰的手裡？從學生們期待的态度來看，不可能是他們，所以……”邵靖故意拖長了聲音。
“所以，這麼說來，方宗勝也有殺人動機了。
殺人滅口，幾次争論，會不會是學生們知道了太多。
” 這當然就是邵靖想要聽到的回答，他滿意地用力撐了撐交叉的十指，說：“不是會不會，而是學生們絕對知道，因為他們最後一次争執是在八月十号，而案發是九月二十号，如果還在等發電機，中間一個月零十天，這麼長時間的平靜，太不正常。
而且，在陸軍部的人來觀看演示之前幾天，無論如何也會确認到發電機運不到的消息，沒有任何臨時抱佛腳改變計劃的慌亂，也說明他們早有準備。
” 邵靖把方宗勝的如意算盤一語道破。
雖然扣下小型蒸汽發電機等一系列電器設備的訂購款，方宗勝并不會撈幾個錢，但從這一項就忽然能說通很多的事情，比如為什麼是練兵處軍令司忽然想要重建上下天光，又為什麼在重建到一定程度，又弄來兩個歸國留學生搞稀奇古怪的試驗。
前者，就像洪廣家所盯上的一樣，肯定更能大撈一筆，而後者恐怕就是要給上面的人做出些更好看的成績來充門面掩蓋醜行。
隻是中途，大撈油水的行為被多事的學生們發現，恐怕他們不隻是發現了克扣發電機訂購款這麼簡單，還有其他事情最終激起了方宗勝的殺心也未可知。
我歎了口氣，本來想靠殺人動機排除一些人，結果反倒又加一個。
“你還是太天真。
” 我忽然想起剛才邵靖說的是“算他一個”，那就是說還有其他人？這一次，我多少有些無處下手，隻好認輸地說：“沒有第五個人了啊。
” “真的嗎？你再仔細看看筆記。
” “在繪圖的張永利、在算賬的洪廣家、在調碧紗櫥的馬全安、在等待觀看公開演示的方宗勝，隻有這四個人……啊！你是說那個調試完儀器走了的日本國友？” “你看，自己已經找到第五人了。
” “可是他已經走了。
” “你是想說，他有完全的不在場證明？可是這樣來說，所有人都有，我們又繞圈子回來了。
” “說是這麼說，可是走了的人……” 當我第三次說出“走了”這個動作時，忽然明白了邵靖的用意。
這家夥對文獻的洞察力未免太強，我心中多少有些不服氣，甚至是賭氣地說：“福爾摩斯先生，那為什麼您不親自來探案？” “我隻是因為旁觀，所以看得清，幫你把好不容易做出的邏輯推理挑挑蟲，理理清而已。
該辛苦還得是您自己，華生小老弟。
”他說完就站起來準備回去工作了。
一開始我還以為邵靖這家夥難得地體諒一次别人的心情，結果一個結尾的稱謂，他真心的想法全都毫不掩飾地暴露了…… 真不愧是我的摯友，哦不，文獻之交的朋友邵靖。
合上自己的電腦，我準備去一趟圓明園，實地走一走勢在必行，我與邵靖各奔東西。
北京的十月，本應該是秋高氣爽萬裡無雲最爽快的時節，結果我出了曆史檔案館，發現天氣已經和早晨大不同，有點像深秋帶雨意的陰天，不是那種夏末會有的厚重積雨雲壓來的雨意，現在的天一丁點蒼茫和凝重都沒有，灰蒙蒙一片，沒有下雨地面卻濕漉漉的，渾濁得不像個秋日，隻有陰冷和壓抑。
從绮春園宮門到後湖的九州景區有相當一段距離，遠不如從一個沒有名字隻有方位的圓明園西南門進去便捷。
但在進園之前，我需要買些東西，而西南門所在的西苑地區我實在不熟，隻好舍近求遠，先到了清華西門附近熟悉的小店，買了一瓶墨汁、一杆毛筆和一本練字用的米字格小冊子，才過了馬路，從绮春園宮門進了圓明園遺址公園。
在如此天氣下，即便遺址公園裡已經植被茂盛郁郁蔥蔥，可是在綠色之後，隻有斑斑駁駁的地基、柱基、殘破的台階、破碎堆砌的磚石，掙紮着讓遊人知道這裡曾經有怎樣宏偉瑰麗的一處庭院。
绮春園多是一些小的水池水系，池塘裡同樣是綠，秋季的綠，荷葉布滿，抑或是蘆葦蕩，微風吹過，三三兩兩的黑天鵝從其間緩行，搖曳得多少有些動人，隻是這天氣，再次給人潑了冷水。
我一邊想着有荷葉或者蘆葦的水池水深，一邊繞過一零一中學，又走了相當長的路，終于到了九州景區，後湖湖畔。
後湖遠不及福海景區的水域寬闊，但比起方才的幾處池塘，還是給人豁然一片水域的開闊感了。
從福海南岸走過來，先抵達的基本就是後湖的東南岸一角，既然距離正南不遠，幹脆先到正南岸看一看。
後湖正南岸是九州清晏遺址，九州清晏是隔開前湖後湖呈矩形的大島，而且是後湖的環湖九島中最大的島，更是圓明園最核心景區。
從它建成那日起，就是皇帝在圓明園的寝宮。
内外十幾進的大型四合院建築群，現在隻剩下些碎石台階，連所謂的殘垣斷壁都不可能見到。
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九州清晏想必比此時要蒼茫許多，現在的綠茵草坪，當時隻能是雜草叢生，遮掩着下面的一片焦土。
不過，既然會有高官來訪，大概會在岸邊搭一些臨時棧道，不至于讓高官走在草叢中。
走到岸邊，看了看平整的草坪緩坡，才笑自己竟妄想看到什麼一百多年前木樁的痕迹，随即擡頭認真遙望湖對岸。
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湖面之間，依然隻是綠瑩瑩的環湖島景。
上下天光是偏西一邊，在南岸望去，除了能看到有走進水中的台階遺迹，以及台階西側是小小的土坡之外，别的什麼都看不出來。
我又根據遠觀台階遺迹構想了一下二層樓的規模，如果沒有乾隆時期樓體左右對稱的水上曲橋，或者鹹豐時期加蓋在樓前的天棚，那隻能是一座遠在湖對岸、幾乎沒有什麼倒影可映、孤零零光秃秃的二層木樓而已，即使和在湖中冒着滾滾黑煙的永和輪比起來，也不會有什麼吸引力可言。
在這樣遠的距離，就算上下天光上層是開放性的，上層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看得清楚，何況它有大屋頂遮掩，所以從陸軍部衆人這邊發掘出什麼目擊文獻的想法，恐怕是落空了。
環湖九島之間都有拱橋相連，我從後湖西岸走過去，分别路過武陵春色、坦坦蕩蕩、杏花春館三島。
在走過去的路上，不禁再次唏噓。
《營造檔》最後一次記錄，皆是以“汽輪撞西岸前覆沒”的方式記錄，無一人寫下是将撞到坦坦蕩蕩還是杏花春館的岸。
庚子年才過去了七年，什麼輝煌瑰麗全都會迅速被遺忘，忘得幹幹淨淨。
從西邊上到上下天光這座島上來，需要繞行那個土坡小丘。
我選擇從後面繞過來，這樣自己的視角正好能和上下天光的觀景視角一緻，面前是世人渴望的湖光山色，雖然隻是一片陰冷壓抑灰暗渾濁。
上下天光的遺迹現在隻剩下樓體建築台基和月台。
台基高于地面，正後方并沒有台階供人登上。
然而，我并不覺得這樣有什麼違和，因為最開始考古到上下天光時，隻是一些被燒到完全碳化的柱子和旁邊散亂堆放的大塊磚石。
現在所能看到的完整台基和月台，不過是在二〇〇四年草率地修複之後的結果。
到底根據的是哪個有依據的圖樣版本都不好說了。
登上台基，我再次想象了一下如果這裡有樓，将是如何一種場景。
又在想象中的牆體後面，觀察樓梯、西次房、月台以及窗外的空場。
沒有真正的樓梯，所以我不可能登上二樓，再去考察身處二樓的視野和感觸。
我估算了一下，先是站到了大概是東側樓梯邊的位置，拿出了在清華西門現買來的墨汁、毛筆和米字格練字冊子。
站在台基上，僅憑想象出來的牆壁、樓梯、桌椅，是無法依靠的。
所以，我手中有三樣東西，怎麼都無法站立完成任務。
無奈下，隻好在想象中的北牆和樓梯交界的空當處，面朝後湖席地而坐。
沒有多買一個紙杯放墨汁，實在是失策。
我隻好擰開墨汁瓶，用毛筆直接探進去蘸了蘸，在米字格冊子上寫起來。
憑借對爛熟于心的場景記憶，不按格子，隻是從右往左豎着用小楷字體寫下來：十五點鐘，方總監督穿堂至月台…… 直至寫完“展示汽輪成果準備”，我一共蘸了十次墨，可以說我用的筆和墨質量着實不行，平均下來每寫九個字就要蘸一次。
不過，再回想一下，《營造檔》裡枯筆甚多，應該根本沒給四個檔案太監備好筆好墨，和我這裡恐怕算是半斤八兩了。
在寫的過程中，因為蘸墨和回憶場景組織字句，耗費了不少的時間。
寫完最後一個字後，我看了一下時間，全程耗時六分鐘。
随即又到了想象中的西次間位置，以及樓外東南、西南兩角，把《營造檔》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十五時的發生騷動之前的内容寫了一遍。
寫完計時，皆在五到八分鐘之間。
耗費半個多小時，我又冷又累地坐到了上下天光的月台遺址上，看着依舊灰蒙蒙一片慘淡的後湖，對自己歎了口氣。
就算是先入為主的定向思維，也無法彌補我真實的愚蠢。
現在我還依稀記得，在第一次聽到邵靖描述這起命案之後，我和他都想到的是，《營造檔》就是一盤監控錄像。
監控錄像……真的是太異想天開了，這隻是一個比喻手法，結果卻完全影響了我的思維和邏輯推演。
在晚清，當然絕不可能有真正的監控錄像，比喻成監控錄像的《營造檔》，在我剛才的實踐中已經明顯看出差别。
監控錄像，就算是古老的卡帶方式記錄，那也是實時記錄，也就是說所看到的就是當時那個時刻所發生的。
我之前的誤區就在于此。
比照監控錄像，清代的檔案記錄，即便是像《營造檔》這樣一個小時記一次，也絕不可能是實時記錄這一點我一直沒有去思考過。
更進一步說，雖然《營造檔》每一條記錄都會标明時間點鐘，但那并不代表檔案太監們可以和攝像機一樣，瞬間就将那一時刻的場景記錄下來。
如果說以一個時刻凝固住的記錄是錄像，不如說更像是照片才對。
并且在我的潛意識裡，确實也是這樣認為的，每一個小時的記錄都是該時刻的場景重現。
我所有的推理和構想出來的謎題，都基于此，直到邵靖一語中的。
“日本國友走了。
” 我特意再去看《營造檔》太監之二的記錄是：日本國友于上層調試完畢，回新立水師學堂待命，離開。
要比“走了”更加明顯，可是我當時完全被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所誤導，以緻沒有注意到，這是一個系列動作，并非一張照片式的記錄。
換言之，這位日本國友絕不可能在一個時間點上做出“樓上調試儀器”“下樓”和“離開”這些三個動作。
再進一步說，重新思考《營造檔》到底是什麼樣的記錄機制，就顯而易見了。
記錄需要時間，并且在記錄的時候無法觀察，兩者形成矛盾，解決的辦法隻有一個就是把兩者錯開。
觀察的時候不記錄，到了記錄的時候就專心記錄即可。
如此推論下來，《營造檔》自然不可能是一個即時記錄儀，而是回憶式記錄冊。
顯而易見的事情，我居然繞了這麼大的圈子才發現。
後湖的水面上略起微瀾，微風更讓人感到陰冷難耐。
我依舊坐在冰冷的月台石階上，似乎這樣能讓自己的大腦略微清醒一點。
那麼繼續進一步說，案發記錄的四條，永和輪急行猛轉之前的記錄，自然就是四個檔案太監等到了十六點之前幾分鐘或十分鐘的時候，憑借回憶開始為十五點開始的事情做總結式記錄，這樣的記錄方式，效率最高，錯誤也應該最小，他們半年來都是如此操作，早已熟練。
直到真正的突發事件發生，在高官大員親臨的重大場面下，汽輪突然翻船，二層圍欄被扯斷，甚至還有一人被殺。
無論之前還有什麼沒有記到，此時肯定都立刻轉來記錄突發事件。
并且尚未進入十六點，仍記錄在十五點條目中，無可厚非。
由此順便可以推斷出，原來案發并非在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十五點整，而是十五點五十五分前後。
案發時間并不怎麼重要，重要的是四個檔案太監開始記錄十五點條目的動作和過程。
假設他們都是在每個點鐘的五十分開始記錄，最快的一個是太監之三，大約用了五分鐘記錄完成，那麼兇手就是在十五點五十分到五十五分之間作案完成，并離開現場即可。
五分鐘，最遠的大概是正在雕碧紗櫥的馬全安，也足夠上樓殺人，同時胡亂操作永和輪使其翻船，再下樓走掉。
在五分鐘之内，無論誰看到兇手的行為，都不會去記錄，因為早已用半年的時間磨成的規則，這十分鐘的後幾分鐘順序記到下一個點鐘條目裡便是，無需在記錄的過程中徒增麻煩。
然而，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十五點的條目卻是《營造檔》整本檔案的終結。
永遠不可能看到十六點條目中記上兇手的行為了。
自己可笑至極，還認為所有人都具有嚴密的不在場證明，而現實是所有人都不具有，哪怕是那個被邵靖提及的調試儀器後走掉的日本國友，足可以回來殺人再離去。
日本國友……這個日本國友真的也有殺人動機？然而，殺人動機之前，先要知道他是誰才行。
看來我接下來又要多一項新的調查任務不可了。
隐約聽到一零一中學放學的音樂聲，以及學生們叽叽喳喳滿是活力的嘈雜聲，才意識到竟已是傍晚時分，而整個後湖九州景區已經暗得陰森起來。
我顫抖了一下，收拾筆墨，萬分想念起園外的熱咖啡，此時應該趕緊離開了吧。
關于日本人，我之前的閱讀摘抄筆記确實有所疏忽。
現在不得不趕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去了清華的建築學院資料室，借來《營造檔》，從頭到尾把自己的筆記重新補充一遍。
大概在學生管理員眼裡看到，我這個熟悉的外校人火急火燎地又走掉了。
沒辦法，時間不等人，第二天又要去葵井小姐那裡報告，今天我還是要繼續開小差，那麼就隻能更加抓緊時間了。
回到家裡，先是攤開新的筆記，認真梳理。
果然自己看漏了太多細節，此前一直沒有注意過日本人的動态，現在總結來看，确實還有太多地方需要深入調查。
這一次因為着重點在于《營造檔》裡所提及的日本人，所以在整理筆記時，梳理工作變得比較輕松。
很快我就确認了所有日本人，前前後後一共出現七個，但其中僅有一人記錄了名字，他名叫藤枝新次郎。
之所以其他人沒有名字，隻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被人介紹過，檔案太監自然不知名字，隻能記錄人數。
七個人中有包括藤枝新次郎在内的六個人有另外一個共性，就是他們都是川崎造船所為組裝永和輪派來的。
這樣來說，可以知道藤枝新次郎是六人中的頭領，從而在他們和零散分裝的永和輪一起抵達圓明園後湖岸邊時，方宗勝隻介紹了藤枝一個人給在場所有的工匠和學生。
那麼七人中多出來的那位，自然就更為顯眼。
而這位顯眼的第七人，正是邵靖讓我注意的那位日本國友。
如此明顯的一個可疑人物一直被我忽略，我确實是傻了。
這位日本國友第一次出現，是和兩位學生一起。
檔案中記錄到他是水師學堂的外籍教師，其他什麼也沒有記錄，隻是記下他每次來到上下天光都是上到上層。
可以說，被邵靖推斷出來的那座電報遙控器，得以完成和使用，恐怕有一半是這位日本國友的功勞了。
而他沒有像另外四個案發時的在場人一樣，具備明顯的殺人動機，一直以來，隻是平平淡淡地來，沒有任何争吵，沒有任何沖突，把自己要做的工作做完，離開。
和案發當天他的行為并無兩樣。
即便如此，依舊不能把他排除在外。
況且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人，實在讓我不甚放心。
不過，想查到他的名字，不是難事。
記錄過很多次，他任教于水師學堂。
僅此一點，足夠把他挖出來。
原本設立在頤和園昆明湖畔的京師水師學堂，經曆了甲午戰争、庚子之變後早已不複存在，倒是上海的江南水師學堂、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還有威海水師學堂，等等，随之發展起來。
換言之，在庚子之後，北京城包括周邊，不再有新的水師學堂成立。
那麼，這位日本國友所任教的地方又是怎麼回事？實際上，這又是袁世凱計劃中的一個環節。
袁世凱一步步的軍事改革中，不僅大刀闊斧給陸軍軍制重新編制，借甲午失利的餘波，一躍站到了海軍之上，并且極為看重軍隊操練，從而才有了練兵處，當然練兵處幾乎就等于是他自己的親兵，這一點辛亥革命後完全暴露。
除練兵處之外，袁世凱同樣把目光投向了國家治安重點：警務。
改革警務學堂的教育，開設新型警務學堂，培養高級的警察人才，同樣成了袁世凱大棋中的一步。
在初步改革之時，為了步步為營并且不打草驚蛇，就出現了各式各樣挂名的軍事學堂，成為袁世凱警務學堂改革的預備點、緩沖地。
這個水師學堂，想必也是其中一員。
袁世凱打算引進的是日本式的警察學校教學體系，那麼作為預備點的水師學堂，聘請日本人做教師，更是合情合理。
想找到一個災後獨苗的水師學堂的信息，并不是難事。
隻要是學堂，總會在報紙上發布各式信息，包括學堂的地址、教學理念、課表安排以及師資儲備。
我是抱着大海撈針的決心進入一九〇七年前後北京的報紙海洋裡的，但沒想到撈上來的竟是一個寶箱。
從報紙的招生廣告，很容易就找到了這所水師學堂自辦的校刊。
區區一所名不見經傳的水師學堂，居然還辦了校刊，我姑且翻了兩眼，發現記錄相當詳盡。
如此詳盡反倒讓它的存在合理化了，顯然是袁世凱希望能在成型之前監控得到每一個預備點的角角落落而特意為之。
有校刊在手，什麼都逃不掉了。
打開校刊，很快就看到了水師學堂唯一的日籍教師的名字，當然，在我看到他的名字時，忽然也明白作為一個單獨行動比較重要的人物，還被兩個學生介紹過一次，卻偏偏在《營造檔》上沒有記錄下名字的原因了。
他名叫“大友健助”，恐怕在學生介紹的時候，直接稱他為“大友先生”而讓檔案太監們産生了是學生們友人的誤解，結果一直隻記錄成為“日本國友”而非“大友”之類。
這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誤解，亦可看出檔案太監們是有多麼看不起兩個學生和大友本人，抑或其他人，他們也并未看得起過。
這個水師學堂自然不可能像甲午前的京師水師學堂那樣設立在皇家園林頤和園裡，但是離圓明園不算太遠，在海澱鎮。
說是水師學堂，比曾經在昆明湖裡練海戰還要像個玩笑，隻是在萬泉河邊上就算是水師操練場了。
不過，看課程倒是一目了然，根本沒有任何水師操練，陸軍的課程反倒占了大半。
而大友健助教授的亦是對口——電學。
基本信息已經确認，接下來直搗黃龍，翻到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看看會不會有什麼發現，毫無發現也是一種确認。
然而，讓我最失望的是，看到這一天的課表，剛好下午四點鐘有一堂大友健助的電學課。
下午四點，如果按照我對《營造檔》重新的推斷來計算，大友健助離開上下天光的時間最晚不會超過十五點五十分。
而太監之二所記錄大友健助離開是在第二句，之後還有洪廣家馬全安的對話，以及楊繼在上層調試機器的聲響，這樣的内容。
從而可以進一步推斷大友健助離開時間至少不會晚于二十五分才是。
半個多小時從圓明園回到海澱鎮，并無大礙。
他的離開，隻是為了銜接上自己的課程。
課程成了他絕不可能停留在上下天光等到十五點五十分殺害學生的完美不在場證明。
失望之餘，我隻是慣性地又往後翻了幾天，可沒想到，正是這種無意的翻閱，竟讓我眼前的火花再度燃起。
這個學堂的校刊專門有一個學生寫感想的欄目，多是學生發表一些學習觀感以供交流。
在九月二十四日的校刊上，學生的感想是抱怨。
而抱怨的内容讓我激動，學生抱怨道，原本就聽不大明白的電學課，老師已經缺席三天了，同學們心急火燎，希望快些重新開課。
三天，不計算印刷報紙的二十四日，剛好就是從二十日開始缺席的。
也就是說，方才我還認為是完美不在場證明，現在已經被學生們給揭穿。
大友健助從上下天光離開後根本沒有按照課程安排回學校去教課，而且接下來的幾天，他也沒再出現過，這樣的行迹使他變得極為可疑。
至此，疑犯再多一人。
而且如果從楊繼的死狀來看，是被電死的，教授電學的大友健助，顯然又多一層嫌疑。
按捺不住發現的喜悅，我立刻把這些整理成為一封郵件發給了邵靖。
發完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個發現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不是排除掉一個嫌疑人，而且還又增加一個。
不過，還沒來得及讓我多想，我已經收到邵靖的回信。
從發送到回信，隻隔了一分鐘，這一次未免反應太過迅速了些吧。
我皺着眉打開了郵件，發現内容隻是幾個字：“大友健助？” 什麼意思？他似乎是對這個名字十分在意？我猜不透這封郵件的用意，能做的隻有等待。
不過，這個等待時間并不算久，邵靖的郵件再次發來。
我立即點開來看。
郵件沒有正文，隻有附件。
這種形式早已習慣，點開附件來看即可。
附件隻有一頁，全日文内容，顯然是明治時期的日語，而從文字形式來看，是電報文。
電報自然有時間、地點、收發件人信息。
一目了然的事情，先從時間開始，是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對日本的紀年不算熟悉，換算一下才知道，那正是一九〇七年，而十月二十六日，便是光緒三十三年的九月二十日這一天了。
算明白日期，我不耐煩地用食指敲了敲桌子，有很多不安冒出，隻好繼續往下看。
發件方信息非常全，在大清國的京師北京，發件人名：大友健助。
收件方是日本神戶大友電氣。
看來這家夥在日本還有自己的産業。
看到這裡我已經明白大友健助是我列出的所有嫌疑人中第一個擁有絕對不在場證明的人了。
不過，我還是堅持把電報的内容看完。
明治時期的日語，漢字偏多，但語法與現代日語有不小的出入，讀起來多少有點困難。
但終究還是能讀懂個大概。
電報内容是大友健助打報告一樣，發給收件人說：最後調試完成，保證楊、孟設備沒有違反《萬國電報公約》，請放心。
我不完全懂電報内容，但幾個關鍵詞更加清晰明确地讓大友健助變得絕對清白。
如此明确地提到楊、孟設備，還說了是調試完成，可見是在二十日十五點調試之後再去發的電報。
大友健助的不在場推理就非常簡單了。
首先他發的是國際電報，為了防止間諜和洩密行為，清廷要求國際電報必須本人發送不得代發，并經檢查，電報内容方可發出。
這一點已經證明大友健助必須親自去電報局才可。
其次，在北京雖然已經有不少電報分所，但可以發國際電報的，隻有位于東單二條的北京電報中心局。
接下來隻要明确兩個點就清楚地知道大友健助是不可能在上下天光等到十五點五十分之後再趕去。
其一，是圓明園在北京城的西北郊區，比海澱鎮還要靠北不少，距離東單二條至少有三十公裡的路程。
其二，北京城每日在日落時将會關閉城門，圓明園在城外，東單二條電報中心局在城内。
中秋過後的北京，日落時間大概在下午五點半鐘。
從圓明園趕到最近的城門西直門，有二十公裡的路途，即便搭了馬車至少也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而從西直門到東單二條，沒法搭乘城外的馬車，乘坐人力車全速奔跑，也要一個小時才能抵達。
假設他作案之後從上下天光出發，也就是将近十六點的時間，一個小時抵達西直門，十七點鐘。
西直門尚未關閉城門，再用一個小時才能抵達東單二條。
然而，在進入西直門之後半小時，太陽便落山了，一個小時，徹底黑下來，即便抵達電報中心局，那裡也已經下班關門，不可能給他發出标注“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的電報。
因此，他離開上下天光的時間必須早于十六點至少半小時以上才能确保抵達電報中心局時可以發得了當天的電報。
無論大友健助到底用了什麼方式，他都必須在十五點之後出發，十七點半之前進入西直門并盡快抵達東單二條，不到兩個半小時的時間，三十公裡的路途，經不起一丁點的耽擱和停留。
很好，至少還是沒有增加新的嫌疑人。
我這樣勸說着自己，好讓自己不會太過失落，突然就又收到一封新的郵件。
還是邵靖發來的？我猜不到是什麼内容，隻好點開來看。
竟沒有附錄，隻有一句話的正文：另外幾個日本人，叫什麼名字？ 他察覺到了什麼？并且是我未能察覺的？無法去揣測，隻能把另外六個川崎造船所派來的技師名字和記錄全都發給了邵靖。
等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邵靖的回信終于來了。
郵件依舊沒有附件，正文一句話：藤枝新次郎，這個人有确鑿的殺人動機。
我看着這句話愣了許久，卻并沒有再給邵靖回信。
雖然這句話着實讓我陷入沉思，但今晚我已經沒有時間和他周旋。
我打開了另外的文檔，把楊繼、孟指然設計的是電報改造的遙控裝備，而銅箔應該是遙控裝備的數據記錄卡的推斷做了詳細的報告，發到了葵井小姐的郵箱。
“收到，謝謝。
” 這是她第一次給我回信，連“明天見”這樣的客套話也并未出現。
我忍不住再次悄悄看了看她的那個社交平台，最後一條仍是在成田機場的那條，并未更新。
仍是一如既往的冰冷。
秋日下午的清冷日光，映着不大的一片湖光和四周的荒蕪。
隻有湖的北岸，一座嶄新的二層樓閣，風風火火的樣子和湖邊全景格格不入。
二層樓閣卻不在意，它隻是專注于湖中那艘與它相連的古怪的小型蒸汽輪。
小型蒸汽輪樣子異于尋常，駕駛艙等一切甲闆上的艙房全部卸掉，兩個水面上半圓明輪變得更加明顯突兀，像是判官高聳的肩膀，頭頂還有一根粗大的煙囪，開始冒着滾滾黑煙。
然而它不僅是這樣的怪異，即便在岸邊遠觀，也能看得到有一個三臂的龐然大物，正坐在船的中央，三根泛着金屬光澤的機械搖臂在同一個鍋爐氣缸的蒸汽驅動下，看似笨拙地按照指令前後推着蒸汽輪的操縱杆。
船就在機械聲和黑煙中，自行走動起來。
在荒蕪的圓明園後湖中，在格格不入的上下天光的注視下，終究算得上是一幅奇景了。
我清楚這隻是想象，而且有太多不合理之處，甚至根本沒有去顧及一直在船上的孟指然的作用。
因此，這種不着邊際的想象，隻能讓它們停留在腦子裡了，不能讓它們真的跳出來被别人發現。
然而，我這個不争氣的腦子，就是停不下各種胡思亂想，因為此時，葵井小姐正全神貫注地看着我做的《營造檔》機械元件采購記錄總結表。
被按日期和種類重新整理過的那些機械元件，就在此時拼了命地往我腦子裡鑽，吵着要組成新的機體。
“好聰明的設想。
”不知葵井小姐看到哪個地方，忽然發自内心地感歎道。
雖然我很想把邵靖的原話“遠在美國，特斯拉已經發明出更為簡便直接的遙控船裝置了”這個殘酷的事實告訴她，但此時我已然被面前這位與上一周判若兩人的甲方所吸引。
她完全專注到我做的表格之中，有那種沉迷的表情，她時不時會在她的本子上記上一筆，就像是在給一百多年前學生們笨拙的遙控汽船設計批改疏漏準備答辯一樣，這些幾乎讓我為其怦然心動。
我注意到她與我見三次面了，換過不同的套裝，但并沒有換過鞋。
旅途不易，行李能精簡便精簡了，為此發現，我竟是燃起了一絲愧意。
幸好，我還有基本的理智，在和上周同樣的頂層咖啡館，同樣的座位，同樣的遠離窗邊，我明确地知道這位甲方，對我是毫無期待的。
我禮貌地點點頭，作為對葵井小姐方才的驚歎的回應。
感覺就此已經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從我昨天發出郵件之後，已然沒有了懸念。
所以，我打算把最後的完結符畫上，開始把這場報告拉入正題，講解銅箔和忽斯登收報機以及學生們所設計的電報遙控裝備之間的關系。
被改造的永和輪一直處在試驗階段，試驗就需要有試驗記錄，又因為是行船試驗，普通的電報紙條會有沾水損壞丢失寶貴試驗記錄的風險，所以他們選擇了不怕水又容易打孔記錄的銅箔。
換言之，那卷銅箔就是…… 我本來是在組織語言做最後的告别報告，思維突然定住。
之前怎麼一直沒有注意到這個關鍵點。
既然是試驗記錄，而且從《營造檔》可以看出，他們成功運轉的試驗至少有五六次，那麼至少應該有五六卷銅箔，為什麼偏偏是這一卷，或者更準确地說為什麼偏偏是最後一卷留在了永和輪上。
而且，把記憶回溯到第一次和邵靖見到葵井小姐時，所描述銅箔發現的位置，是在鍋爐和爐殼之間的縫隙裡發現。
那種地方絕對不是随随便便掉進去的。
換言之，不是掉進去，而是有意塞進去的。
雖然這個結論早就有之，但一直沒有像現在這樣明确，明确它的特殊性。
而這種特殊性又代表了什麼？為什麼孟指然在那麼危機的時刻，率先做的不是逃命，而是将試驗記錄用的銅箔藏到那麼隐蔽的地方？我忽然想看一下銅箔，不是銅箔的照片，而是它的全貌，或許隻有看到上面所記錄下來的全部信息，才有可能解開謎題。
原來葵井小姐的委托，和我所關注到的命案是如此息息相關。
“謝謝你。
” 我一定是走神兒太嚴重，竟完全沒有明白葵井小姐在謝我什麼，隻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盡顯癡呆的疑惑表情回敬她的謝意。
葵井小姐似乎并不介意我這種反應，讓我看到她最真誠的帶着酒窩的甜甜的笑容，像是在安慰我一樣，說：“你做的工作非常專業，所以謝謝你。
” 哦，原來是久等的完結告别。
我沒有說話。
“今天收獲滿滿，”她把記了滿滿一個對頁的筆記大大方方展示給我看，“所以非常期待你的進一步調查。
”又是甜甜的全無往日冰冷的笑。
告别得有些漫長……等等！ “進一步調查？”我太過吃驚，直接把心裡話問出了聲。
“是呀，現在的報告還有很多隻停留在推斷上，不是嗎？我們需要的是更确鑿的文獻證據。
”說到專業話題，葵井小姐立刻嚴肅起來，方才那種隻有孩子見到夢寐以求的玩具的那種癡迷感煙消雲散。
我滿腦子都是銅箔與爐殼的事，全然無法去準确理解她說的推斷是哪些，證據又是哪些，隻好點頭回應，别無他法。
“那麼，下周見。
” 說完，葵井小姐和上周一樣地率先站起來，拿着咖啡結賬單，去了前台結賬，離開了。
也許是錯覺，她背影終究與上周有所不同。
回到家裡，我平靜些許時間後，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所關注的這起一死一失蹤的百年密室案件，即便查出了如此之多的新材料，通往真相的線索仍舊是一團亂麻，毫無起色。
殺人動機……重新回到殺人動機上。
大概因為上午與葵井小姐的談話，我的思路忽然有所不同。
之前言之鑿鑿的那些殺人動機，現在看起來也并不是那麼無堅不摧。
在推斷出來時就感到些許異樣感，現在變得更加明顯清晰。
不過，在此之前，我還有更需要在意的事，就是邵靖發來的那封郵件的意思。
我現在又有了整一周的時間，看來足夠再任性地查些自己想要查的東西。
畢竟葵井小姐還是不會對我有太高期待的。
藤枝新次郎有确鑿的殺人動機…… 邵靖的郵件裡是這樣說的，那麼當務之急就是先查出藤枝新次郎到底是誰。
顯然邵靖是查出來了，但他偏偏跟我打啞謎，不肯直接告訴我。
那麼，這一次的遊戲，我隻有再次接招了。
藤枝新次郎并不難查，從《營造檔》裡即可知道他是由川崎造船所派來，協助清國人員現場組裝永和輪的技師。
因此，去找當年川崎造船所的相關文獻，終究可以找到蛛絲馬迹，順藤摸瓜地把這個人查清。
這就是我最擅長的辦法。
因為擅長，導緻結果過于簡單地擺在眼前，并過早地讓我為之一驚了。
怪不得邵靖給出那樣的判斷，這個藤枝新次郎果然不是普通技師。
隻要把他的經曆往前追溯半年，就能看出端倪。
藤枝新次郎是在一九〇六年底入職川崎造船所，并擔任造船執事的。
此條看上并無特别之處。
然而，如果連同藤枝的入職檔案記錄來看，就會發現異樣。
藤枝入職前的記錄僅有服兵役期滿一項。
可以說他的履曆是空白的，毫無出色之處。
空白最容易被無視，隐藏到真假難辨的繁雜信息之中，一旦注意到，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