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心動的感覺

關燈
有梯子當然是好事。

     隻是,這梯子對我來說——相信對大家來說也一樣——就像上天偷桃的把戲,梯子這一端在我眼前,另一端在雲霄裡。

    誰有這樣的好身手和勇氣,往看不到盡頭的天上爬呢? 乖乖地在牢裡,還能落個全須全尾,不自量力往上爬,沒勁了掉下來還不摔個粉身碎骨。

    隻想想,我心裡都害怕。

     散會後回宿舍的路上,我心裡别扭得很,戴維這樣做,是成心不讓人過安生日子。

    我快步往回走,在驟起的潮熱的風裡搓搓臉,努力讓自己忘掉入校這陣子自己做的那些荒唐事。

     哎——這個同學——你過來—— 此刻的我喝着果汁,對着窗外校園的無邊夜色,仿佛又一次聽到姚曼老師喊我了。

     在無數次回憶中,四年前東技學院九月的夜晚燈火昏暗,空氣中彌漫着花草的清甜,那個即将拂動豆蔻絲弦的少年,皺着眉頭,步履匆匆。

     哎——這個同學——你過來—— 少年停下腳步,向兩邊看看,近旁無人,于是微微伸起脖子,繼續向前。

     哎——叫你呢——就你—— 這回他弄清了聲音的方向,叫他的人,站在湖邊假山旁兩棵柳樹下。

    他停下腳,向着那裡指指自己的胸口。

     對,就是你,過來過來。

     他就過去了。

     夜并不黑,隻是假山和柳絲擋住了湖邊的路燈,叫他的人縮在那團漆黑中。

    他小跑幾步,湊到跟前,才認清是一個女老師扶着一個腿受傷的女孩。

    女孩頭發很長,遮着臉,一條腿屈着輕點着地,同側的手支在柳樹上。

    另一個短發女孩緊靠着她站着,不停地甩着額前的頭發,看着老師。

     屈着腿的女孩在哭,聲音讓他想起了小時候在大姨家見的三隻剛出生的小奶貓。

     少年走上前,很自然地把姚曼老師攙着的手臂接到手裡。

    姚曼老師向他們揮了下手,說,你們先去醫務室,我去接杜大夫。

    說着接通了電話,連聲說,你現在就到小區門口吧,我這就過來,十來分鐘就到。

     我至今記得女孩胳膊在我手掌中的感覺,細細的,無力的,同時又那麼沉重,随着她的主人往前一跳,我就使上周身的力氣往上托一下。

     這樣走得既小心又艱難,短發女孩在那邊嘀咕老師應該多叫幾個人的。

     我來吧。

     我說。

     在我抱起受傷的女孩大踏步往前走了十來米之後,短發女孩還在硬生生拖着受傷女孩的一隻胳膊,要不是我讓她松開,估計她一路上都不會放手。

    受傷的女孩開始時拿手推了我一把,但很快就不由自主地拽住我T恤的袖子,沒走幾步,就拽得我露了半個背。

     我真想告訴她松下手啊,擔心再走幾步真要把我衣服扯爛,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說,隻好咬牙硬撐着往前走,好在不遠。

     醫務室門外站着兩個穿着白大褂的人,看樣子應該早知道要來人,遠遠地看到我們就把門推開。

    我進門把女孩放在靠東牆的醫療床上,其中一個穿白大褂的人端着消毒用品,蹲在地上查看女孩的腿。

    我往旁邊靠了靠,說,行了吧?另一個穿白大褂的人拿來一卷白棉紗布,邊拆封裝邊白了我一眼,說,行了吧?啥叫行了吧?你這想走啊,同學受傷了,你連等會兒的耐心都沒有啊?先等等吧,沒準得送醫院。

     我們不是同學。

     我想也沒想,脫口而出。

     受傷的女孩擡起頭朝我看了眼,馬上又低下頭去。

     ——隻是,這一眼就夠了。

     直到現在,我仍然無法用語言形容那是種怎樣的感受。

     天哪!我聽到我心裡喊了一聲。

    女孩擡頭的瞬間,我看到了那張帶着淚珠的圓臉,很白,很小,下巴很尖,小小的鼻子,上嘴唇微微翹着,有幾根頭發沾在腮邊的淚水上,她擡起眼睑朝我投來的目光那麼鋒利,像薄薄的刀片,把我的心割傷了。

     我們不是同學。

     我說。

     說完逃也似的跑了出去。

     沒等跑出門,我就後悔了。

     一種生離死别之感湧進我胸口,我想就此趴在腳下長滿小草的镂空磚塊地上放聲大哭。

    但我不敢停下腳步,感覺後腦勺、背,如千萬針紮着,一種别樣的恐懼讓我倏忽汗流浃背,風一吹,冰涼冰涼的。

    而當我穿過來,走過重檐小亭和一段花間小路,再一次到達湖邊之時,我想也沒想,直接跳了下去。

     入水的感覺十分奇妙,如山般沉重又似羽片輕盈,我能聽到濺起的水花嘩啦一聲落到水面上、蓮葉上,落到突出水面的一塊太湖石上,我的下颌栽進淤泥,腐臭嗆進鼻孔,我不由自主張開手臂,瞬間被水下的狐尾藻和蓮葉纏繞托舉到水面。

    頭露出水面的一刹那,我在水面的反光中看到了一大片碎光和蕩出很遠的波圈,我嗆了水,一大股黏稠經由我的鼻腔進入氣管,也許是肺裡,童年時在城外野地上放風筝的畫面一幀幀在我眼前閃過:姐姐穿着鵝黃色抓絨夾克,馬尾揚得老高,邊叫着我的名字,邊牽着線往遠處跑;母親站在竈前炸肉條,一隻手用長筷子在鍋裡撥弄,另一隻手捏起盤子裡炸好的肉塊放在嘴邊吹吹涼,放在我嘴裡——小學校門口那個賣竹筒粽子的伯伯剛推着車經過,香味剛剛飄進我的鼻孔,我就被從水裡拉起來了。

     幾隻手強硬野蠻地把我從水裡拉起來,我這才發現,水剛剛沒過我的膝蓋。

     我被一左一右兩個人拽到岸上,一陣猛烈地咳嗽幹嘔過後,一個人捶捶我的後背,問,裡面堵嗎? 嗯。

     我點點頭。

     他又轉到我前面,拿手在我胸口敲了幾下,這裡堵嗎? 嗯。

     我又點着頭,突然想起,我的帽子! 是,帽子,就在那叢睡蓮旁邊。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我喊着,重新跳進水裡,踉跄着撲過去抓起來捂到頭上。

     剛才下水的兩個人中的一個已經又跳了下來,看我往回走,就又爬上去了。

     這邊沒有路燈,我僥幸地想,也許他們沒人注意我染了頭發。

     我不知道是在我入水前還是出水後,湖岸上很快聚了二三十個同學,他們七嘴八舌地指責農建系,說他們春天整修這邊的設施時,沒有注意早已磨得溜滑的岸沿兒。

    一個人說,該換上花磚或火燒闆,最好再裝上護欄。

    又有一個人說,他們湖邊就換了新石闆,沖着路口的地方,還種上了花草和樹。

     每次想起這些,想象着雁栖湖裝上護欄的模樣,我都不禁發笑。

    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太容易忽略極端事件的核心,而把其中能考慮到的周邊因素,橫加指責和幹預。

    忘了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該具備必要的生活常識,雖然什麼樣的年齡階段該具備哪個範疇的常識,并沒有嚴格的标準。

    比如,跳樓和跳水自殺的人的家屬要向建築所有者索賠,說他或他們沒有盡到管理責任;在學校受到批評回家喝藥自殺的學生家長同時向學校和賣農藥的商戶索賠;在商場電梯上嬉戲的孩子夾到手要向商場方面索賠——這些現象,有時候讓我感覺這是因為我們進入了法治社會,但轉而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