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後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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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是清峻，通脫。
這幾段話從曹操政權的特色講到了曹操思想和漢末魏初文章的主要特色，把當時時代、政治和文章變化的關系，把曹操在當時思想解放運動中和在促進當時文風轉變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作了十分清楚的闡釋。
當然，此前已經有人談過類似的問題。
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中曾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
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
”又說：“建武以還，士民秉禮。
迨及建安，漸尚通脫。
”如果再往前推，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曾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
”也就是劉師培所說的“魏武治國，頗雜刑名”的意思。
魯迅的說法顯然從前人那裡接受了影響，但他進一步講到了政治和文章風格的關系，指出并肯定了曹操在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則是他的新貢獻。
魯迅不僅講到了曹操在文風轉變中所發揮的首倡的作用，還講到了曹操的創作實踐，說： 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
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改造文章的祖師”，是魯迅對曹操所作的一個很高的評價。
“改造”二字，突出了曹操的革新精神，“祖師”二字，贊美了曹操對一代新風的開啟作用。
曹操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響，又有突出的創作實績，對于當時文學的發展自然能夠發揮顯著的作用。
魯迅對于曹操文章的通脫感受尤深，特别舉例說：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
這又是别人所不敢說的。
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
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
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于何處何處，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确實是“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确實是“膽子很大”，充分體現了“通脫”的特色。
魯迅自己在創作上是“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因此他對曹操的“通脫”也就特别感興趣，特别予以強調，并進而從中接受了鼓舞和影響。
當然，魯迅對于曹操也并不是一味肯定的。
對于曹操殺孔融，魯迅便有自己的看法，說： 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魯迅進一步揭露了曹操以不孝之名殺孔融的實質： 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将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對于曹操的網羅方士文士，魯迅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曹操“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是為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也就是說，曹操網羅文士，不僅僅是由于個人對文學的喜好和繁榮文學創作的需要，也是别有政治目的的。
對于曹操在文學上的提倡之功，魯迅也并沒有無限制地誇大，而是認為：“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
”這些意見，無疑都是既别具隻眼，又實事求是的。
總之，魯迅的曹操評論在千餘年來的曹操評論史上是别具特色的。
魯迅所評重點在文學，但又決不局限于文學，而是涉及了政治、思想、社會風習等方面的問題，而且将各種問題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談，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魯迅的曹操評論徹底擺脫了“帝魏寇蜀”或“帝蜀寇魏”之類的傳統觀念的影響，擺脫了南宋以來尊劉抑曹的思想傾向，給予了曹操實事求是的評價，特别是給予了曹操應有的褒揚和肯定。
魯迅并非有意要作翻案文章，但他對于曹操的肯定，卻在曹操評論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對後來特别是1949年以後的當代曹操評論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不朽的業績 1949年以後，曹操評論不僅仍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而且曾經掀起前所未有的熱潮。
第一次熱潮發生在1959年前後。
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給予了曹操很高的評價。
此後，又接連發表了《替曹操翻案》《中國農民起義的曆史發展過程——序〈蔡文姬〉》等文，并在曆史劇《蔡文姬》中塑造了一個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從而從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提出了“為曹操翻案”的問題。
同年2月19日，翦伯贊亦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一文，與郭沫若的倡議相呼應。
郭沫若和翦伯贊的文章在史學界、文學界和戲劇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時間掀起了一個争鳴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從一月下旬到六月底，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内，見諸報刊的文章、報道即達一百四十篇以上。
争鳴涉及的問題有：曹操對統一的作用問題；曹操是否堪稱民族英雄的問題；曹操施行屯田的問題；曹操抑制豪強的問題；曹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曹操鎮壓黃巾農民起義的問題；曹操個人的品德問題；對小說戲劇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評價的問題；等等。
問題涉及的範圍之廣，參加讨論的人數之多，争論之熱烈，都是史無前例的，稱得上是曹操評論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關于曹操對統一的作用問題。
不少人認為曹操對統一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所進行的統一戰争是應該肯定的，對于人民是有利的。
鄭天挺認為：“在漢末長期豪族對立，軍閥混戰的局面下，人民是渴望統一的。
曹操不但在他執政的二十四年期間（196—220）把統一中國當做自己的任務，就是在執政以前，也是反對分裂和維持中央政權的。
”吳晗認為，曹操努力統一全國的事業，得到了中原地區人民的支持，雖然最終未能完成統一全國的事業，“但是，他畢竟在他所統一的地區做了不少好事，不但安定了秩序，也促進了生産，繁榮了文化，推動了時代進步”。
翦伯贊也認為，曹操一貫把統一中國當做自己的政治使命，雖然他沒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但他統一了北方的混戰局面，打擊了豪強，恢複了生産，替後來的西晉統一鋪平了道路。
田餘慶對曹操統一中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曹操的首功，就在于他完成了中國北部的統一”。
“統一使豪強之間破壞性的火并戰争大大減少，使人民少受死亡流徙的痛苦，使生産多少得到一些保障；統一使保衛邊疆成為可能”。
唐長孺認為，三國時北方的農業比南方先進，南北早日統一，“北方的先進技術、先進文化在江南的傳播，對于江南人民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但也有人對曹操所進行的統一戰争持否定态度。
劉亦冰認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教條地都肯定統一戰争是好的。
三國的分立是有其社會經濟原因的，這是客觀規律，人民不希望戰争，不希望曹操來統一，因此曹操統一北方後向南的擴張戰争，是違背曆史規律和人民願望的。
”楊炳認為曹操所進行的是封建階級内部的争霸戰争，而這類封建階級内部的争霸戰争是非正義的，是窮兵黩武，是禍國殃民。
關于曹操是否堪稱民族英雄的問題。
郭沫若認為：“曹操的平定烏桓是反侵略性的戰争，是得到人民支持的。
”“曹操對于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民族英雄。
”鄭天挺及譚其骧等人也認為曹操平定烏桓的戰争是正義的，是反侵略的，“這種捍衛邊境安甯，抵禦外來奴役者的貢獻，是值得給以較高評價的”。
吳晗、周一良等人認為曹操平定烏桓值得肯定，但不同意因此而給曹操戴上“民族英雄”的帽子。
吳晗說：“曹操打敗袁紹等人後，為了統一北方，當然一定要打烏桓，結果是把烏桓平定了，鞏固了北方邊疆的國防。
但是當時烏桓的力量并不是很強大的，它和前代匈奴、隋唐時代的突厥和後來的契丹女真都不能相比，它不可能吞并全中國或中國的北方，它隻是不斷在北方騷擾搶劫，給人民帶來一些麻煩。
曹操平定烏桓對人民有利，是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卻不能把這件事誇大，說成曹操不打烏桓，中國就有了民族危機，因此就稱曹操為民族英雄。
”柳春藩認為曹操既不能被稱作“民族英雄”，曹操平定烏桓的戰争也不能被看作是反侵略的正義戰争，因為三郡烏桓是在“中國版圖之内，……曹操對烏桓的戰争，不能說是對外族的戰争，這個戰争基本上具有内部的性質”。
但他也認為“這個戰争的勝利，實現了中國北部的統一，使烏桓族與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間的聯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這對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起着進步的作用”。
但也有人認為曹操攻打烏桓的後果是不好的，對“烏桓人民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是非常有害的，烏桓人民因此遭受了嚴重摧殘”。
關于曹操施行屯田的問題。
譚其骧、劉亦冰等人認為曹操施行屯田雖然使人民得到一點好處，但其實質是一種軍事手段，将軍民用強制手段束縛在土地上，進行官六私四或對半分的高度剝削，使軍民都走上了農奴化的道路。
孫次舟更認為曹操的屯田“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沒有絲毫進步意義”，認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為了“征伐四方”，“和解決當時農民的生計問題是漠不相幹的”。
尚钺、缪钺、吳晗、鄭天挺、郭沫若、唐長孺、楊榮國、柳春藩、何茲全、王文明等多數人則對屯田政策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尚钺認為“屯田制的生産關系基本上是适合于經兩漢發展起來的生産力性質的”。
缪钺認為，對曹操的屯田制“不能孤立的去評論它，而應當結合當時的曆史具體情況來考察”，認為在人民死喪，土地荒蕪，糧荒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曹操“采納棗祗的建議，施行屯田，不失為一種救急的方法”。
認為“屯田制施行後，北方農業生産恢複”，“勞動人民雖然擔負十分之五六的沉重剝削”，但“總比死喪流離生命不保要好得多，而且就整個北部中國論，也隻有用這種辦法才能迅速恢複農業生産，挽轉糧荒現象，所以我們對于曹操的屯田制還是肯定的”。
吳晗認為：“屯田的好處是可以解決軍糧問題，減少軍運的困難，這是有具體記載可以根據的。
同時，屯田也減輕人民的負擔。
”鄭天挺認為：“屯田制度從後世看來當然是落後的、反動的，但在中國封建早期的二世紀末，不能否認，它卻起了一定的‘強兵足食’的作用。
”唐長孺認為：“屯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堡塢控制下的生産組織相對立的，但又是同一類型的組織。
這種組織在混亂軍事時期，幾乎是維持與恢複生産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楊榮國還認為，由于隻有在限制了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和人民的掠奪之後才有可能招撫大量流民到國家土地進行耕種，因此曹操實行屯田是不能單純看成是一項經濟政策的，而是與“重豪強兼并之法”的實施有着密切的關聯的。
關于曹操抑制豪強的問題。
翦伯贊認為“曹魏王朝曾經鎮壓過豪族”，吳晗也認為曹操在政治上“采取抑豪強的方針”。
唐長孺一方面認為“曹操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進行了一些抑制豪強、大族、名士的措施”，另一方面認為曹操“也有聯絡豪強士族的一面”。
楊榮國、李錦全還對曹操抑制豪強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曹操“在他的一生活動中，那麼認真地來抑壓和打擊豪強大族，這說明他能抓住并且打中了當時的矛盾主要方面，因此所起的作用，能和曆史的主流相一緻”。
但柳春藩認為曹操“并沒有觸犯強宗豪右的根本利益”，他“雖然提拔大量中小地主參加政權，并沒有取消豪強大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
劉亦冰更認為“曹操聯絡豪族，勾結士族地主，殘酷地剝削奴役人民”，方明亦認為曹操“曾經盡力結納強宗豪族”，他能夠統一北方“是與他們的支持和擁護分不開的”。
缪钺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曹操究竟是地主政權的統治者，他當然不能像農民起義那樣以階級的仇恨大殺豪強，我們也不能那樣要求他”。
缪钺認為曹操從東漢末年的農民大起義中接受了教訓，“知道要維持統治，應當裁抑豪強，使政治不至于濁亂。
所以他執政以後，施行裁抑豪強大族的政策，平袁氏，定河北後，即下令重豪強兼并之法，在朝廷中殺大族孔融、楊修。
曹操政權下的地方官，因為得到曹操的支持，也敢于裁抑豪強，如許令滿寵、朗陵長趙俨、菅長司馬芝等”。
“至于曹操政權下雖然也任用了不少的豪強大族，如颍川荀氏、陳氏、河南鄭氏、河内司馬氏等，但是他們不敢過于放縱，曹操也并不特别袒護他們”，“曹操任用豪強而不特别袒護豪強，這就使東漢桓、靈以來的腐朽政治大有改善，這不能不是曹操的功績”。
關于曹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較一緻，郭沫若認為曹操“在中國文學史上促成了建安文學的繁榮”，翦伯贊也認為，由于曹操的大力倡導，使建安年間出現了一個文學的繁榮時代。
吳晗還認為曹操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當時最偉大的軍事家，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詩人；此外，他還是藝術家，寫一筆好草字，懂音樂，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劉備、孫權都遠不如他”。
但對曹操的作品中有沒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問題，看法則有分歧。
有人認為曹操殘酷鎮壓黃巾起義，其詩篇《薤露行》《蒿裡行》中雖有同情人民的詩句，但不能說是人道主義精神，而是貓哭老鼠——假慈悲，目的在于騙取人民的信任。
另一些人則認為《薤露行》《蒿裡行》真實地描繪了殘酷的戰争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災難和死亡，表現了曹操思想中同情人民的一面，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
關于曹操個人的品德問題。
不少人認為曹操殘忍好殺。
向平說：“曹操不但是屠殺黃巾起義軍的劊子手……在他一生中，不知屠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民。
”王昆侖認為，曹操為了報父仇，“興兵征讨徐州陶謙，屠了五個城，‘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官渡破袁紹之戰，坑殺降卒七八萬之多。
他在戰争中曾定出‘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律，多少城市遭到破壞，多少老百姓遭到屠殺。
”譚其骧也認為：“在道德品質方面，他（曹操）的忌刻殘忍實在也是不可饒恕的。
”但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
郭沫若認為關于曹操殺人的記載在史料上是存在問題的，如曹操打徐州殺人多少，《魏書》《後漢書》《曹瞞傳》的記載各不相同，殺數十萬人，顯然是被誇大了。
曹操為什麼殺呂伯奢一家，各書記載也不一緻。
鄭天挺一面認為“曹操統兵執政前後有三十六七年，打了很多次仗，殺了很多的人，這是違反當時人民願望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前後情況是不同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并具體提到曹操“圍而後降者不赦”的規定，認為這是曹操“希望戰争早點結束，用以威脅堅守的人”而采取的舉措。
吳晗認為：“殺人好不好？當然不好，但具體說就有着不同的情況。
古時候打仗用刀槍弓箭，不殺掉對方的人打不了勝仗，因此在戰争中總是要殺人的。
但是在戰争結束後的屠城行為則是另一回事。
”吳晗還認為，曹操殺孔融、楊修“殺的是政敵”，是為了“打擊名門大族”，如果“以這些例子來責備曹操，立場站在當時名門大族這一面去了”。
在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問題上，吳晗持有與郭沫若相似的看法，鄭天挺也認為此事“不可信的成分比較多”。
對小說戲劇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評價的問題。
王昆侖認為，舞台上的曹操以白臉奸雄的形象出現，這與正統主義的宣傳是有關系的，但更主要的是後世人民的選擇。
李宗白認為曹操在曆史上可稱為英雄，但他也做了一些缺德的事情，戲曲藝術擴大曹操壞的一面，抹煞好的一面，是不公平的，認為對舞台上的曹操也應給予公平的估價，還他的本來面目。
對《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也有非議，郭沫若認為：“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曆史上的一大歪曲。
”翦伯贊也認為《三國演義》“肆意地歪曲曆史，貶斥曹操”。
不少人不同意将小說戲劇中的曹操形象同曆史上的曹操混為一談，因為曆史科學和曆史小說、曆史戲劇是既有聯系又性質各别的；小說戲劇對曹操形象的塑造也不存在“歪曲”的問題，比如《三國演義》就還兼顧到了曹操性格的各個側面，在表現其惡德劣行的同時，也表現了他過人的膽略和非凡的才能；更不同意對舊有的三國戲進行改編，“用曆史上的曹操來糾正舞台上的曹操”。
郭沫若希望能有人用新觀點根據曆史真
這幾段話從曹操政權的特色講到了曹操思想和漢末魏初文章的主要特色，把當時時代、政治和文章變化的關系，把曹操在當時思想解放運動中和在促進當時文風轉變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作了十分清楚的闡釋。
當然，此前已經有人談過類似的問題。
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中曾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
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
”又說：“建武以還，士民秉禮。
迨及建安，漸尚通脫。
”如果再往前推，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曾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
”也就是劉師培所說的“魏武治國，頗雜刑名”的意思。
魯迅的說法顯然從前人那裡接受了影響，但他進一步講到了政治和文章風格的關系，指出并肯定了曹操在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則是他的新貢獻。
魯迅不僅講到了曹操在文風轉變中所發揮的首倡的作用，還講到了曹操的創作實踐，說： 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
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改造文章的祖師”，是魯迅對曹操所作的一個很高的評價。
“改造”二字，突出了曹操的革新精神，“祖師”二字，贊美了曹操對一代新風的開啟作用。
曹操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響，又有突出的創作實績，對于當時文學的發展自然能夠發揮顯著的作用。
魯迅對于曹操文章的通脫感受尤深，特别舉例說：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
這又是别人所不敢說的。
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
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
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于何處何處，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确實是“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确實是“膽子很大”，充分體現了“通脫”的特色。
魯迅自己在創作上是“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因此他對曹操的“通脫”也就特别感興趣，特别予以強調，并進而從中接受了鼓舞和影響。
當然，魯迅對于曹操也并不是一味肯定的。
對于曹操殺孔融，魯迅便有自己的看法，說： 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魯迅進一步揭露了曹操以不孝之名殺孔融的實質： 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将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
對于曹操的網羅方士文士，魯迅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曹操“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是為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也就是說，曹操網羅文士，不僅僅是由于個人對文學的喜好和繁榮文學創作的需要，也是别有政治目的的。
對于曹操在文學上的提倡之功，魯迅也并沒有無限制地誇大，而是認為：“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
”這些意見，無疑都是既别具隻眼，又實事求是的。
總之，魯迅的曹操評論在千餘年來的曹操評論史上是别具特色的。
魯迅所評重點在文學，但又決不局限于文學，而是涉及了政治、思想、社會風習等方面的問題，而且将各種問題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談，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魯迅的曹操評論徹底擺脫了“帝魏寇蜀”或“帝蜀寇魏”之類的傳統觀念的影響，擺脫了南宋以來尊劉抑曹的思想傾向，給予了曹操實事求是的評價，特别是給予了曹操應有的褒揚和肯定。
魯迅并非有意要作翻案文章，但他對于曹操的肯定，卻在曹操評論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對後來特别是1949年以後的當代曹操評論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不朽的業績 1949年以後，曹操評論不僅仍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而且曾經掀起前所未有的熱潮。
第一次熱潮發生在1959年前後。
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給予了曹操很高的評價。
此後，又接連發表了《替曹操翻案》《中國農民起義的曆史發展過程——序〈蔡文姬〉》等文，并在曆史劇《蔡文姬》中塑造了一個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從而從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提出了“為曹操翻案”的問題。
同年2月19日，翦伯贊亦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一文，與郭沫若的倡議相呼應。
郭沫若和翦伯贊的文章在史學界、文學界和戲劇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時間掀起了一個争鳴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從一月下旬到六月底，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内，見諸報刊的文章、報道即達一百四十篇以上。
争鳴涉及的問題有：曹操對統一的作用問題；曹操是否堪稱民族英雄的問題；曹操施行屯田的問題；曹操抑制豪強的問題；曹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曹操鎮壓黃巾農民起義的問題；曹操個人的品德問題；對小說戲劇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評價的問題；等等。
問題涉及的範圍之廣，參加讨論的人數之多，争論之熱烈，都是史無前例的，稱得上是曹操評論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關于曹操對統一的作用問題。
不少人認為曹操對統一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所進行的統一戰争是應該肯定的，對于人民是有利的。
鄭天挺認為：“在漢末長期豪族對立，軍閥混戰的局面下，人民是渴望統一的。
曹操不但在他執政的二十四年期間（196—220）把統一中國當做自己的任務，就是在執政以前，也是反對分裂和維持中央政權的。
”吳晗認為，曹操努力統一全國的事業，得到了中原地區人民的支持，雖然最終未能完成統一全國的事業，“但是，他畢竟在他所統一的地區做了不少好事，不但安定了秩序，也促進了生産，繁榮了文化，推動了時代進步”。
翦伯贊也認為，曹操一貫把統一中國當做自己的政治使命，雖然他沒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但他統一了北方的混戰局面，打擊了豪強，恢複了生産，替後來的西晉統一鋪平了道路。
田餘慶對曹操統一中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曹操的首功，就在于他完成了中國北部的統一”。
“統一使豪強之間破壞性的火并戰争大大減少，使人民少受死亡流徙的痛苦，使生産多少得到一些保障；統一使保衛邊疆成為可能”。
唐長孺認為，三國時北方的農業比南方先進，南北早日統一，“北方的先進技術、先進文化在江南的傳播，對于江南人民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但也有人對曹操所進行的統一戰争持否定态度。
劉亦冰認為：“我們不能簡單地、教條地都肯定統一戰争是好的。
三國的分立是有其社會經濟原因的，這是客觀規律，人民不希望戰争，不希望曹操來統一，因此曹操統一北方後向南的擴張戰争，是違背曆史規律和人民願望的。
”楊炳認為曹操所進行的是封建階級内部的争霸戰争，而這類封建階級内部的争霸戰争是非正義的，是窮兵黩武，是禍國殃民。
關于曹操是否堪稱民族英雄的問題。
郭沫若認為：“曹操的平定烏桓是反侵略性的戰争，是得到人民支持的。
”“曹操對于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民族英雄。
”鄭天挺及譚其骧等人也認為曹操平定烏桓的戰争是正義的，是反侵略的，“這種捍衛邊境安甯，抵禦外來奴役者的貢獻，是值得給以較高評價的”。
吳晗、周一良等人認為曹操平定烏桓值得肯定，但不同意因此而給曹操戴上“民族英雄”的帽子。
吳晗說：“曹操打敗袁紹等人後，為了統一北方，當然一定要打烏桓，結果是把烏桓平定了，鞏固了北方邊疆的國防。
但是當時烏桓的力量并不是很強大的，它和前代匈奴、隋唐時代的突厥和後來的契丹女真都不能相比，它不可能吞并全中國或中國的北方，它隻是不斷在北方騷擾搶劫，給人民帶來一些麻煩。
曹操平定烏桓對人民有利，是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卻不能把這件事誇大，說成曹操不打烏桓，中國就有了民族危機，因此就稱曹操為民族英雄。
”柳春藩認為曹操既不能被稱作“民族英雄”，曹操平定烏桓的戰争也不能被看作是反侵略的正義戰争，因為三郡烏桓是在“中國版圖之内，……曹操對烏桓的戰争，不能說是對外族的戰争，這個戰争基本上具有内部的性質”。
但他也認為“這個戰争的勝利，實現了中國北部的統一，使烏桓族與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間的聯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這對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起着進步的作用”。
但也有人認為曹操攻打烏桓的後果是不好的，對“烏桓人民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是非常有害的，烏桓人民因此遭受了嚴重摧殘”。
關于曹操施行屯田的問題。
譚其骧、劉亦冰等人認為曹操施行屯田雖然使人民得到一點好處，但其實質是一種軍事手段，将軍民用強制手段束縛在土地上，進行官六私四或對半分的高度剝削，使軍民都走上了農奴化的道路。
孫次舟更認為曹操的屯田“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沒有絲毫進步意義”，認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為了“征伐四方”，“和解決當時農民的生計問題是漠不相幹的”。
尚钺、缪钺、吳晗、鄭天挺、郭沫若、唐長孺、楊榮國、柳春藩、何茲全、王文明等多數人則對屯田政策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尚钺認為“屯田制的生産關系基本上是适合于經兩漢發展起來的生産力性質的”。
缪钺認為，對曹操的屯田制“不能孤立的去評論它，而應當結合當時的曆史具體情況來考察”，認為在人民死喪，土地荒蕪，糧荒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曹操“采納棗祗的建議，施行屯田，不失為一種救急的方法”。
認為“屯田制施行後，北方農業生産恢複”，“勞動人民雖然擔負十分之五六的沉重剝削”，但“總比死喪流離生命不保要好得多，而且就整個北部中國論，也隻有用這種辦法才能迅速恢複農業生産，挽轉糧荒現象，所以我們對于曹操的屯田制還是肯定的”。
吳晗認為：“屯田的好處是可以解決軍糧問題，減少軍運的困難，這是有具體記載可以根據的。
同時，屯田也減輕人民的負擔。
”鄭天挺認為：“屯田制度從後世看來當然是落後的、反動的，但在中國封建早期的二世紀末，不能否認，它卻起了一定的‘強兵足食’的作用。
”唐長孺認為：“屯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堡塢控制下的生産組織相對立的，但又是同一類型的組織。
這種組織在混亂軍事時期，幾乎是維持與恢複生産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楊榮國還認為，由于隻有在限制了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和人民的掠奪之後才有可能招撫大量流民到國家土地進行耕種，因此曹操實行屯田是不能單純看成是一項經濟政策的，而是與“重豪強兼并之法”的實施有着密切的關聯的。
關于曹操抑制豪強的問題。
翦伯贊認為“曹魏王朝曾經鎮壓過豪族”，吳晗也認為曹操在政治上“采取抑豪強的方針”。
唐長孺一方面認為“曹操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進行了一些抑制豪強、大族、名士的措施”，另一方面認為曹操“也有聯絡豪強士族的一面”。
楊榮國、李錦全還對曹操抑制豪強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曹操“在他的一生活動中，那麼認真地來抑壓和打擊豪強大族，這說明他能抓住并且打中了當時的矛盾主要方面，因此所起的作用，能和曆史的主流相一緻”。
但柳春藩認為曹操“并沒有觸犯強宗豪右的根本利益”，他“雖然提拔大量中小地主參加政權，并沒有取消豪強大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
劉亦冰更認為“曹操聯絡豪族，勾結士族地主，殘酷地剝削奴役人民”，方明亦認為曹操“曾經盡力結納強宗豪族”，他能夠統一北方“是與他們的支持和擁護分不開的”。
缪钺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曹操究竟是地主政權的統治者，他當然不能像農民起義那樣以階級的仇恨大殺豪強，我們也不能那樣要求他”。
缪钺認為曹操從東漢末年的農民大起義中接受了教訓，“知道要維持統治，應當裁抑豪強，使政治不至于濁亂。
所以他執政以後，施行裁抑豪強大族的政策，平袁氏，定河北後，即下令重豪強兼并之法，在朝廷中殺大族孔融、楊修。
曹操政權下的地方官，因為得到曹操的支持，也敢于裁抑豪強，如許令滿寵、朗陵長趙俨、菅長司馬芝等”。
“至于曹操政權下雖然也任用了不少的豪強大族，如颍川荀氏、陳氏、河南鄭氏、河内司馬氏等，但是他們不敢過于放縱，曹操也并不特别袒護他們”，“曹操任用豪強而不特别袒護豪強，這就使東漢桓、靈以來的腐朽政治大有改善，這不能不是曹操的功績”。
關于曹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較一緻，郭沫若認為曹操“在中國文學史上促成了建安文學的繁榮”，翦伯贊也認為，由于曹操的大力倡導，使建安年間出現了一個文學的繁榮時代。
吳晗還認為曹操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當時最偉大的軍事家，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詩人；此外，他還是藝術家，寫一筆好草字，懂音樂，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劉備、孫權都遠不如他”。
但對曹操的作品中有沒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問題，看法則有分歧。
有人認為曹操殘酷鎮壓黃巾起義，其詩篇《薤露行》《蒿裡行》中雖有同情人民的詩句，但不能說是人道主義精神，而是貓哭老鼠——假慈悲，目的在于騙取人民的信任。
另一些人則認為《薤露行》《蒿裡行》真實地描繪了殘酷的戰争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災難和死亡，表現了曹操思想中同情人民的一面，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
關于曹操個人的品德問題。
不少人認為曹操殘忍好殺。
向平說：“曹操不但是屠殺黃巾起義軍的劊子手……在他一生中，不知屠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民。
”王昆侖認為，曹操為了報父仇，“興兵征讨徐州陶謙，屠了五個城，‘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
官渡破袁紹之戰，坑殺降卒七八萬之多。
他在戰争中曾定出‘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律，多少城市遭到破壞，多少老百姓遭到屠殺。
”譚其骧也認為：“在道德品質方面，他（曹操）的忌刻殘忍實在也是不可饒恕的。
”但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
郭沫若認為關于曹操殺人的記載在史料上是存在問題的，如曹操打徐州殺人多少，《魏書》《後漢書》《曹瞞傳》的記載各不相同，殺數十萬人，顯然是被誇大了。
曹操為什麼殺呂伯奢一家，各書記載也不一緻。
鄭天挺一面認為“曹操統兵執政前後有三十六七年，打了很多次仗，殺了很多的人，這是違反當時人民願望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前後情況是不同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并具體提到曹操“圍而後降者不赦”的規定，認為這是曹操“希望戰争早點結束，用以威脅堅守的人”而采取的舉措。
吳晗認為：“殺人好不好？當然不好，但具體說就有着不同的情況。
古時候打仗用刀槍弓箭，不殺掉對方的人打不了勝仗，因此在戰争中總是要殺人的。
但是在戰争結束後的屠城行為則是另一回事。
”吳晗還認為，曹操殺孔融、楊修“殺的是政敵”，是為了“打擊名門大族”，如果“以這些例子來責備曹操，立場站在當時名門大族這一面去了”。
在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問題上，吳晗持有與郭沫若相似的看法，鄭天挺也認為此事“不可信的成分比較多”。
對小說戲劇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評價的問題。
王昆侖認為，舞台上的曹操以白臉奸雄的形象出現，這與正統主義的宣傳是有關系的，但更主要的是後世人民的選擇。
李宗白認為曹操在曆史上可稱為英雄，但他也做了一些缺德的事情，戲曲藝術擴大曹操壞的一面，抹煞好的一面，是不公平的，認為對舞台上的曹操也應給予公平的估價，還他的本來面目。
對《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也有非議，郭沫若認為：“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曆史上的一大歪曲。
”翦伯贊也認為《三國演義》“肆意地歪曲曆史，貶斥曹操”。
不少人不同意将小說戲劇中的曹操形象同曆史上的曹操混為一談，因為曆史科學和曆史小說、曆史戲劇是既有聯系又性質各别的；小說戲劇對曹操形象的塑造也不存在“歪曲”的問題，比如《三國演義》就還兼顧到了曹操性格的各個側面，在表現其惡德劣行的同時，也表現了他過人的膽略和非凡的才能；更不同意對舊有的三國戲進行改編，“用曆史上的曹操來糾正舞台上的曹操”。
郭沫若希望能有人用新觀點根據曆史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