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後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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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非之。
尤其不要受所謂“忠奸篡逆”、正統與否之類立場的影響。
對我們來說，曹操忠于漢朝與否并不重要，關鍵看他是否為人民做了點好事。
其實，即使在封建社會，如果曹操真的廢掉了獻帝，由自己登基稱帝，把江山坐穩了，享國的時間再長一些，又能有幾個人站出來說他不是呢？在曆史上像這樣做了皇帝的人還少嗎？翦伯贊說得好：“當曹操出現在曆史舞台上的時候，起義的農民軍已經粉碎了東漢王朝的天下，在這殘破的疆土上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裝集團的營壘。
當時的漢獻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之外什麼也沒有了，像這樣一個皇帝還能從他手中‘篡’到什麼？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來的，不是從姓劉的手裡接收過來的。
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皇袍，誰能說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為他把皇袍當做襯衣穿在裡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臉白粉。
”（《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至于所謂正統，不過是在特定曆史時期（一般在國家處于分裂狀态、幾個政權并存的時期），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制造的一種觀念，同樣一個朝代，你說是正統，他說不是正統，甚至同時同地的人對正統的看法也不相同，如北宋太宗時薛居正修《五代史》，梁、唐、晉、漢、周都稱為帝，都被認為是正統，而李昉修《曆代年号》，卻隻認為唐、晉、漢、周是正統，朱梁為非正統。
因此，在我們今天看來，曆史上關于正統與否的争執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由此而給曹操評論所蒙上的迷霧也是應予以廓清的。
不過，曆史上有不少人也并不囿于忠奸之見和正統觀念，對曹操的功過能夠作出比較客觀的評論。
即使是有忠奸之見和正統觀念的人，也并不都是或隻說好，或隻說壞，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
他們往往也能尊重客觀事實，對曹操采取有毀有譽的态度。
比如陳壽尊曹魏為正統，但他也指出了曹操“性忌”，即曹操性格中有忌刻好殺、殘暴奸詐的一面。
習鑿齒尊蜀漢為正統，但他并沒有去專揭曹操的什麼短。
曹操攻占荊州後沒有好好接待從益州來的張松，結果張松怒而勸劉璋與劉備結好，習鑿齒就此評論說：“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矜而天下三分。
皆勤之于數十年之内而棄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資治通鑒》獻帝建安十三年）似乎是揭曹操的短，但揭得卻完全對，從“豈不惜乎”四字看，還大有站在曹操集團的立場說話的意味。
吳人所作的《曹瞞傳》，是揭了曹操不少短的，其傳名徑呼曹操小名，就可想見其對曹操的不敬。
但其所揭的短未必就都是誣蔑不實之辭，現在看來多數都還是比較可信的，它使我們看到了陳壽加以回護的曹操思想性格、行為作風的另一面，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同時，它也并不一味揭短，也還有一些不帶褒貶的客觀記述，甚至是表現曹操正面形象的記述。
後來的一些類似的論者，除個别人采取極端态度外，大都也能夠如此。
因此，對前人的曹操評論我們應采取善于分析、善于吸取的态度。
通過對各種各樣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曹操評論的綜合排比，不僅有助于了解曹操研究曲折的發展曆程，還有助于我們認識和了解曹操的“全人”，有助于我們對曹操其人作曆史的總體的把握。
最後再談談小說、戲劇和說唱等文學藝術中的曹操形象問題。
關于曹操的事迹，除陳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作了系統記載外，魏、晉人記述三國史事的著作大都涉及曹操，其中還有專門記述曹操事迹的著作。
這類著作數量很多，南朝宋人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達兩百多種，實際的數量恐怕還不隻這些。
其所記述的曹操事迹，大抵都有一定依據，不少可資為信史，但其中有的已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顯然在著錄前的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已在一定程度上經過了人們自覺不自覺的藝術加工。
此後這類故事繼續流傳，到唐朝時已經發展成一種“市人小說”，這從李商隐“或谑張飛胡，或笑鄧艾吃”（《驕兒詩》）的詩句不難看出。
到了北宋，民間已有專講三國故事的藝人。
蘇轼《東坡志林》雲：“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辄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
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颦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不難看出，這時期流傳的三國故事已經帶上鮮明的“尊劉抑曹”的傾向。
南宋以後，由于受帝蜀寇魏的正統思想的影響，在作家、藝術家的筆下口中曹操更日益被醜化成一個集殘暴和奸詐于一身的反面人物。
《三國演義》問世後，由于其思想和藝術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産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集殘暴和奸詐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從此更加深入人心，曹操也就成了一個更加定型的反面人物。
很顯然，這時候的曹操已經演變成一個藝術形象，作家、藝術家在塑造這個藝術形象的時候，以自己的政治态度、倫理觀念和美學理想自覺不自覺地對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進行了改造。
他們通過對這個藝術形象的塑造，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譴責了統治者的殘暴、奸詐和罪惡；而讀者則通過對這個藝術形象的欣賞、議論和褒貶，既從中獲得了美的藝術享受，也從中認識了黑暗社會和統治者的罪惡，表達了自己的正義之感和好惡之情。
不難看出，曹操這個藝術形象的産生是有其曆史的必然性的，是有其巨大的藝術價值的，它是古代作家、藝術家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一個完美不朽的藝術典型。
但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到，這個主要在小說、戲劇和說唱藝術中出現的曹操，雖同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保持着一定的聯系，但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作家、藝術家在創作時以一定的史實作為依據，但又進行了想象、虛構和誇張，在許多場合形成了虛多于實的局面。
作家、藝術家對曹操所作的評價主要是一種藝術的評價，而不是一種曆史的、科學的評價。
雖然這種藝術的評價往往受到帝蜀寇魏的正統思想的影響，但它同具有這種正統思想的人對曹操所作的曆史評價仍有不同，盡管這種曆史評價有時并不準确和科學，甚至有着很大的偏頗。
因此，我們應當注意将曆史上的藝術評價和曆史評價區别開來，不要誤将藝術評價當成了曆史評價，在做曆史評價時不受藝術評價的左右或影響。
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曆史上的評價确有受到藝術評價影響的情況，蘇轼《東坡志林》在叙述了“聞劉玄德敗，颦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的情事之後說：“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将曆史上的劉備視為君子，将曆史上的曹操視作小人，便是其中的一例。
可以說，在曆史評價中“尊劉抑曹”的傾向影響了作家、藝術家對曹操形象的塑造，而作家、藝術家所塑造的集殘暴和奸詐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反過來又影響了人們對曹操所作的曆史評價。
明、清以後一般社會輿論對曹操采取貶抑的态度，同這種情形有很大的關系。
當然，這時期仍有一些有識之士能對曹操采取比較客觀的态度，這也是必須看到的。
二“至少是一個英雄” 進入現代以後，曹操評論仍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
早在1917年，胡适和錢玄同就在《新青年》雜志上以書信形式讨論了對于曹操的評價問題。
胡适認為：“《三國演義》在世界‘曆史小說’上為有數的名著。
其書謬處在于過推蜀漢君臣而過抑曹孟德。
然其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
”一方面認為《三國演義》對于曹操形象的塑造是極為成功的，因而産生了巨大的藝術魔力，一方面又認為《三國演義》的作者對曹操采取“過抑”的做法是不對的，實際上表達了《三國演義》對曹操所作的藝術評價不能看作是對曹操所作的曆史評價的觀點。
錢玄同不贊成“魔力之大”的說法，認為“此點正是不足取”，理由是：“蓋曹操固然是壞人，然劉備亦何嘗是好人。
論學、論才、論識，劉備遠不及曹操。
論居心之不良，劉備、曹操正是半斤八兩。
”認為“戲台上做《捉放曹》《華容道》《黃鶴樓》等戲，必是擠眉弄眼，裝出許多醜态，仔細想想，真正可發大笑”。
其實，胡适也認為“過抑曹孟德”是《三國演義》的“謬處”，因此從根本上說來，錢玄同與胡适的看法大體上是一緻的，但錢玄同明确認為劉備的才、學、識都不如曹操，而從居心不良的角度說劉備則同曹操沒有什麼區别，則是通過比較表達了對于曹操的曆史評價，觀點顯豁，是比胡适更進了一步的。
不過對戲台上的曹操形象有所貶抑，似将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與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混為一談了，其實兩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關鍵是要心明眼亮，不要使兩者互相幹擾（當然不可能一點都不發生聯想）。
此外，錢玄同還在文章中揭示“帝蜀寇魏”觀念産生的根源，認為這是東晉習鑿齒和南宋朱熹為了維護當朝統治而制造出來的理論，以緻“害得一班愚夫愚婦無端替劉備落了許多眼淚，大罵曹賊千刀萬剮”，這一見地是不無眼力和價值的。
由于錢玄同對胡适的觀點有所責難，因此胡适後來又撰文對自己的觀點作了解釋：“吾謂此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
吾并非謂此書于曹孟德、劉備、諸人褒貶得當。
吾但謂以小說的魔力論，此書實具大魔力耳。
”同時，對自己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并非獨抒己見。
況此書于曹孟德，亦非一味醜诋。
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于劉備百倍。
此書寫曹操用人之明，禦将之能，皆遠過于劉備、諸葛亮。
無奈中國人早中了朱熹一流的毒，所以一味痛罵曹操。
戲台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是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
此則由于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不如是之甚也。
”這段話更明确地表明了胡适的看法同錢玄同是沒有原則性的分歧的。
對《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塑造，也作出了更為實事求是的評論。
但認為《逼宮》等三國戲一概不表現“曹操的好處”是“罪”，則不一定公允，因為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同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是不能畫等号的，編戲者盡可以根據自己對于曹操（包括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同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的理解，對其性格的某一方面加以突出，甚至予以改造、加工，從而創造出一個新的藝術形象，隻要這個藝術形象是完美的，能成為一個藝術典型，能使人們從中獲得某種教益和享受，就不能說是有“罪”，相反，不僅沒有罪，而且還有功。
當然，三國戲一窩蜂式的表現曹操的“壞處”，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于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的偏見的。
如果有哪一位編戲者存心是要通過表現曹操的“壞處”來醜化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則其動機也是值得置疑的。
胡适和錢玄同從《三國演義》和三國戲中的曹操談到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并進而挖掘了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何以不表現“曹操的好處”的原因，開辟出了一個曹操研究的新領域，對後來的曹操評論和研究産生了一定影響。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學者，他也曾對曹操作過比較全面的評論。
其《魏武帝頌》雲： 宣哲惟武，民之司命。
禁虣止戈，威謀靡競。
夫其經緯萬端，神谟天挺，出車而猃狁襄，戎衣而關、洛定。
登黎獻乎衽席，折旄倪乎隍阱。
而又加之以恭儉，申之以廉靖。
廷有壺飧之清，家有繡衣之儆。
布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徑。
務稼穑故民孳殖，煩師旅而人不病。
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谲而近正。
所以承炎劉之迄錄，屍中原之魁柄。
夫唯其鋒之銳，故不狐媚以弭戎警。
其氣之剛，故不寵賂以要大政。
桓、文以一匡紀功，堯舜以耿介稱聖。
苟拟人之失倫，胡厚顔而無赪。
不僅高度肯定了曹操掃平群雄、統一北方、發展生産、安定民衆的業績，還肯定了曹操崇尚節儉、嚴明法令、進用賢能等舉措。
“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谲而近正”，從正面解釋了曹操谲詐的性格特征，認為這是同曹操高度的智謀和智慧聯系在一起的，雖然谲詐，但也是一種“近正”的行為。
曆來人們對曹操谲詐的個性特征和行為非議最多，而章太炎在這裡卻作出了全新的解釋，應當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激烈的政治鬥争和軍事鬥争中，智謀和谲詐往往糾合在一起，是很難分出個是非來的。
當然，對自己身邊親信的僚屬甚至侍奉自己的奴婢之類的人物也搞權術谲詐，則是完全不足取的。
總的來看，章太炎是比較全面地而且是在相當高度上肯定了曹操，在貶抑曹操已經成為風氣的情況下，這樣做是需要見識和勇氣的。
1927年7月，魯迅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上作了一篇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
在這篇演講中，魯迅對曹操的功績及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點也作了比較全面中肯的評價。
魯迅首先點明了曹操出現的時代背景：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锢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
說明曹操是在農民起義、軍閥混戰和統治階級内部一次有名的政治鬥争——黨锢糾紛之後登上曆史舞台的，時代對于曹操的陶冶和推動（所謂時勢造英雄），曹操對于曆史的變革和推動，這些問題放在這一特定的曆史環境之中來加以考察，就變得比較清楚了。
魯迅接着把筆鋒一轉： 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
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
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
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
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
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在這裡，魯迅把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和小說戲曲中那一位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嚴格區别開來了，指出不能用對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的認識來代替對于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的認識，如果這樣做就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亦即不是觀察曹操的正确方法。
這比起胡适、錢玄同在有意無意間将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與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混為一談的做法來，無疑是要清醒透辟得多的。
接着，魯迅進一步追溯到曆史，認為即使是見諸史籍的記載（從“做史”二字看，這史籍主要指的還是所謂“正史”），有的也是極靠不住的，言下之意，曆史上對于曹操的貶抑也多有不實之辭。
魯迅還以獨特的視角，分析了産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得出的結論有其獨特的價值。
最後，魯迅談到了自己對于曹操的總體評價，并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崇敬曹操的感情。
“英雄”一說，并不始于魯迅，南宋辛棄疾在《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已有“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這樣的句子，但辛棄疾主要是從軍事才能的角度來肯定曹操的“英雄”身份的，且“天下英雄”還包括孫權和劉備，曹操與之相提并論，似乎并不是更為突出的。
魯迅所說的“英雄”，則是從政治、軍事和文學相結合的角度對曹操所作的總體評價，内涵比辛棄疾所說的“英雄”要豐厚得多。
魯迅肯定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這就将風靡了一千餘年、可謂長盛不衰的“奸雄”一說撇到一邊去了。
魯迅接着說明了曹操政權的特色：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
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
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
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并沒有說謊。
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
——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
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
因為在黨锢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
通脫即随便之意。
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産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
尤其不要受所謂“忠奸篡逆”、正統與否之類立場的影響。
對我們來說，曹操忠于漢朝與否并不重要，關鍵看他是否為人民做了點好事。
其實，即使在封建社會，如果曹操真的廢掉了獻帝，由自己登基稱帝，把江山坐穩了，享國的時間再長一些，又能有幾個人站出來說他不是呢？在曆史上像這樣做了皇帝的人還少嗎？翦伯贊說得好：“當曹操出現在曆史舞台上的時候，起義的農民軍已經粉碎了東漢王朝的天下，在這殘破的疆土上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裝集團的營壘。
當時的漢獻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之外什麼也沒有了，像這樣一個皇帝還能從他手中‘篡’到什麼？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來的，不是從姓劉的手裡接收過來的。
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皇袍，誰能說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為他把皇袍當做襯衣穿在裡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臉白粉。
”（《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至于所謂正統，不過是在特定曆史時期（一般在國家處于分裂狀态、幾個政權并存的時期），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制造的一種觀念，同樣一個朝代，你說是正統，他說不是正統，甚至同時同地的人對正統的看法也不相同，如北宋太宗時薛居正修《五代史》，梁、唐、晉、漢、周都稱為帝，都被認為是正統，而李昉修《曆代年号》，卻隻認為唐、晉、漢、周是正統，朱梁為非正統。
因此，在我們今天看來，曆史上關于正統與否的争執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由此而給曹操評論所蒙上的迷霧也是應予以廓清的。
不過，曆史上有不少人也并不囿于忠奸之見和正統觀念，對曹操的功過能夠作出比較客觀的評論。
即使是有忠奸之見和正統觀念的人，也并不都是或隻說好，或隻說壞，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
他們往往也能尊重客觀事實，對曹操采取有毀有譽的态度。
比如陳壽尊曹魏為正統，但他也指出了曹操“性忌”，即曹操性格中有忌刻好殺、殘暴奸詐的一面。
習鑿齒尊蜀漢為正統，但他并沒有去專揭曹操的什麼短。
曹操攻占荊州後沒有好好接待從益州來的張松，結果張松怒而勸劉璋與劉備結好，習鑿齒就此評論說：“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矜而天下三分。
皆勤之于數十年之内而棄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資治通鑒》獻帝建安十三年）似乎是揭曹操的短，但揭得卻完全對，從“豈不惜乎”四字看，還大有站在曹操集團的立場說話的意味。
吳人所作的《曹瞞傳》，是揭了曹操不少短的，其傳名徑呼曹操小名，就可想見其對曹操的不敬。
但其所揭的短未必就都是誣蔑不實之辭，現在看來多數都還是比較可信的，它使我們看到了陳壽加以回護的曹操思想性格、行為作風的另一面，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同時，它也并不一味揭短，也還有一些不帶褒貶的客觀記述，甚至是表現曹操正面形象的記述。
後來的一些類似的論者，除個别人采取極端态度外，大都也能夠如此。
因此，對前人的曹操評論我們應采取善于分析、善于吸取的态度。
通過對各種各樣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曹操評論的綜合排比，不僅有助于了解曹操研究曲折的發展曆程，還有助于我們認識和了解曹操的“全人”，有助于我們對曹操其人作曆史的總體的把握。
最後再談談小說、戲劇和說唱等文學藝術中的曹操形象問題。
關于曹操的事迹，除陳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作了系統記載外，魏、晉人記述三國史事的著作大都涉及曹操，其中還有專門記述曹操事迹的著作。
這類著作數量很多，南朝宋人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達兩百多種，實際的數量恐怕還不隻這些。
其所記述的曹操事迹，大抵都有一定依據，不少可資為信史，但其中有的已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顯然在著錄前的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已在一定程度上經過了人們自覺不自覺的藝術加工。
此後這類故事繼續流傳，到唐朝時已經發展成一種“市人小說”，這從李商隐“或谑張飛胡，或笑鄧艾吃”（《驕兒詩》）的詩句不難看出。
到了北宋，民間已有專講三國故事的藝人。
蘇轼《東坡志林》雲：“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辄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
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颦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不難看出，這時期流傳的三國故事已經帶上鮮明的“尊劉抑曹”的傾向。
南宋以後，由于受帝蜀寇魏的正統思想的影響，在作家、藝術家的筆下口中曹操更日益被醜化成一個集殘暴和奸詐于一身的反面人物。
《三國演義》問世後，由于其思想和藝術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産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集殘暴和奸詐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從此更加深入人心，曹操也就成了一個更加定型的反面人物。
很顯然，這時候的曹操已經演變成一個藝術形象，作家、藝術家在塑造這個藝術形象的時候，以自己的政治态度、倫理觀念和美學理想自覺不自覺地對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進行了改造。
他們通過對這個藝術形象的塑造，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譴責了統治者的殘暴、奸詐和罪惡；而讀者則通過對這個藝術形象的欣賞、議論和褒貶，既從中獲得了美的藝術享受，也從中認識了黑暗社會和統治者的罪惡，表達了自己的正義之感和好惡之情。
不難看出，曹操這個藝術形象的産生是有其曆史的必然性的，是有其巨大的藝術價值的，它是古代作家、藝術家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一個完美不朽的藝術典型。
但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到，這個主要在小說、戲劇和說唱藝術中出現的曹操，雖同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保持着一定的聯系，但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作家、藝術家在創作時以一定的史實作為依據，但又進行了想象、虛構和誇張，在許多場合形成了虛多于實的局面。
作家、藝術家對曹操所作的評價主要是一種藝術的評價，而不是一種曆史的、科學的評價。
雖然這種藝術的評價往往受到帝蜀寇魏的正統思想的影響，但它同具有這種正統思想的人對曹操所作的曆史評價仍有不同，盡管這種曆史評價有時并不準确和科學，甚至有着很大的偏頗。
因此，我們應當注意将曆史上的藝術評價和曆史評價區别開來，不要誤将藝術評價當成了曆史評價，在做曆史評價時不受藝術評價的左右或影響。
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曆史上的評價确有受到藝術評價影響的情況，蘇轼《東坡志林》在叙述了“聞劉玄德敗，颦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的情事之後說：“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将曆史上的劉備視為君子，将曆史上的曹操視作小人，便是其中的一例。
可以說，在曆史評價中“尊劉抑曹”的傾向影響了作家、藝術家對曹操形象的塑造，而作家、藝術家所塑造的集殘暴和奸詐于一身的曹操形象反過來又影響了人們對曹操所作的曆史評價。
明、清以後一般社會輿論對曹操采取貶抑的态度，同這種情形有很大的關系。
當然，這時期仍有一些有識之士能對曹操采取比較客觀的态度，這也是必須看到的。
二“至少是一個英雄” 進入現代以後，曹操評論仍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
早在1917年，胡适和錢玄同就在《新青年》雜志上以書信形式讨論了對于曹操的評價問題。
胡适認為：“《三國演義》在世界‘曆史小說’上為有數的名著。
其書謬處在于過推蜀漢君臣而過抑曹孟德。
然其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
”一方面認為《三國演義》對于曹操形象的塑造是極為成功的，因而産生了巨大的藝術魔力，一方面又認為《三國演義》的作者對曹操采取“過抑”的做法是不對的，實際上表達了《三國演義》對曹操所作的藝術評價不能看作是對曹操所作的曆史評價的觀點。
錢玄同不贊成“魔力之大”的說法，認為“此點正是不足取”，理由是：“蓋曹操固然是壞人，然劉備亦何嘗是好人。
論學、論才、論識，劉備遠不及曹操。
論居心之不良，劉備、曹操正是半斤八兩。
”認為“戲台上做《捉放曹》《華容道》《黃鶴樓》等戲，必是擠眉弄眼，裝出許多醜态，仔細想想，真正可發大笑”。
其實，胡适也認為“過抑曹孟德”是《三國演義》的“謬處”，因此從根本上說來，錢玄同與胡适的看法大體上是一緻的，但錢玄同明确認為劉備的才、學、識都不如曹操，而從居心不良的角度說劉備則同曹操沒有什麼區别，則是通過比較表達了對于曹操的曆史評價，觀點顯豁，是比胡适更進了一步的。
不過對戲台上的曹操形象有所貶抑，似将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與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混為一談了，其實兩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關鍵是要心明眼亮，不要使兩者互相幹擾（當然不可能一點都不發生聯想）。
此外，錢玄同還在文章中揭示“帝蜀寇魏”觀念産生的根源，認為這是東晉習鑿齒和南宋朱熹為了維護當朝統治而制造出來的理論，以緻“害得一班愚夫愚婦無端替劉備落了許多眼淚，大罵曹賊千刀萬剮”，這一見地是不無眼力和價值的。
由于錢玄同對胡适的觀點有所責難，因此胡适後來又撰文對自己的觀點作了解釋：“吾謂此書‘能使今之婦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見其魔力之大’。
吾并非謂此書于曹孟德、劉備、諸人褒貶得當。
吾但謂以小說的魔力論，此書實具大魔力耳。
”同時，對自己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平心而論，《三國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是承習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并非獨抒己見。
況此書于曹孟德，亦非一味醜诋。
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高于劉備百倍。
此書寫曹操用人之明，禦将之能，皆遠過于劉備、諸葛亮。
無奈中國人早中了朱熹一流的毒，所以一味痛罵曹操。
戲台上所演《三國演義》的戲，不是《逼宮》，便是《戰宛城》，凡是曹操的好處，一概不編成戲。
此則由于編戲者之不會讀書，而《三國演義》之罪不如是之甚也。
”這段話更明确地表明了胡适的看法同錢玄同是沒有原則性的分歧的。
對《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塑造，也作出了更為實事求是的評論。
但認為《逼宮》等三國戲一概不表現“曹操的好處”是“罪”，則不一定公允，因為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同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是不能畫等号的，編戲者盡可以根據自己對于曹操（包括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同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的理解，對其性格的某一方面加以突出，甚至予以改造、加工，從而創造出一個新的藝術形象，隻要這個藝術形象是完美的，能成為一個藝術典型，能使人們從中獲得某種教益和享受，就不能說是有“罪”，相反，不僅沒有罪，而且還有功。
當然，三國戲一窩蜂式的表現曹操的“壞處”，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于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的偏見的。
如果有哪一位編戲者存心是要通過表現曹操的“壞處”來醜化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則其動機也是值得置疑的。
胡适和錢玄同從《三國演義》和三國戲中的曹操談到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并進而挖掘了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何以不表現“曹操的好處”的原因，開辟出了一個曹操研究的新領域，對後來的曹操評論和研究産生了一定影響。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學者，他也曾對曹操作過比較全面的評論。
其《魏武帝頌》雲： 宣哲惟武，民之司命。
禁虣止戈，威謀靡競。
夫其經緯萬端，神谟天挺，出車而猃狁襄，戎衣而關、洛定。
登黎獻乎衽席，折旄倪乎隍阱。
而又加之以恭儉，申之以廉靖。
廷有壺飧之清，家有繡衣之儆。
布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徑。
務稼穑故民孳殖，煩師旅而人不病。
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谲而近正。
所以承炎劉之迄錄，屍中原之魁柄。
夫唯其鋒之銳，故不狐媚以弭戎警。
其氣之剛，故不寵賂以要大政。
桓、文以一匡紀功，堯舜以耿介稱聖。
苟拟人之失倫，胡厚顔而無赪。
不僅高度肯定了曹操掃平群雄、統一北方、發展生産、安定民衆的業績，還肯定了曹操崇尚節儉、嚴明法令、進用賢能等舉措。
“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谲而近正”，從正面解釋了曹操谲詐的性格特征，認為這是同曹操高度的智謀和智慧聯系在一起的，雖然谲詐，但也是一種“近正”的行為。
曆來人們對曹操谲詐的個性特征和行為非議最多，而章太炎在這裡卻作出了全新的解釋，應當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激烈的政治鬥争和軍事鬥争中，智謀和谲詐往往糾合在一起，是很難分出個是非來的。
當然，對自己身邊親信的僚屬甚至侍奉自己的奴婢之類的人物也搞權術谲詐，則是完全不足取的。
總的來看，章太炎是比較全面地而且是在相當高度上肯定了曹操，在貶抑曹操已經成為風氣的情況下，這樣做是需要見識和勇氣的。
1927年7月，魯迅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上作了一篇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
在這篇演講中，魯迅對曹操的功績及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點也作了比較全面中肯的評價。
魯迅首先點明了曹操出現的時代背景：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锢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
說明曹操是在農民起義、軍閥混戰和統治階級内部一次有名的政治鬥争——黨锢糾紛之後登上曆史舞台的，時代對于曹操的陶冶和推動（所謂時勢造英雄），曹操對于曆史的變革和推動，這些問題放在這一特定的曆史環境之中來加以考察，就變得比較清楚了。
魯迅接着把筆鋒一轉： 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
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
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
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
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
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在這裡，魯迅把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和小說戲曲中那一位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嚴格區别開來了，指出不能用對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的認識來代替對于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的認識，如果這樣做就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亦即不是觀察曹操的正确方法。
這比起胡适、錢玄同在有意無意間将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與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混為一談的做法來，無疑是要清醒透辟得多的。
接着，魯迅進一步追溯到曆史，認為即使是見諸史籍的記載（從“做史”二字看，這史籍主要指的還是所謂“正史”），有的也是極靠不住的，言下之意，曆史上對于曹操的貶抑也多有不實之辭。
魯迅還以獨特的視角，分析了産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得出的結論有其獨特的價值。
最後，魯迅談到了自己對于曹操的總體評價，并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崇敬曹操的感情。
“英雄”一說，并不始于魯迅，南宋辛棄疾在《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已有“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這樣的句子，但辛棄疾主要是從軍事才能的角度來肯定曹操的“英雄”身份的，且“天下英雄”還包括孫權和劉備，曹操與之相提并論，似乎并不是更為突出的。
魯迅所說的“英雄”，則是從政治、軍事和文學相結合的角度對曹操所作的總體評價，内涵比辛棄疾所說的“英雄”要豐厚得多。
魯迅肯定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這就将風靡了一千餘年、可謂長盛不衰的“奸雄”一說撇到一邊去了。
魯迅接着說明了曹操政權的特色：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
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
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
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并沒有說謊。
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
——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
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
因為在黨锢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
通脫即随便之意。
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産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