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後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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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行都看不慣，比如他說：“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雲‘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又《苦寒行》雲：‘悲彼東山詩。
’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
”又說：“詩見得人。
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
”（俱見《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論文下》）似乎曹操處處都在表露着他“篡盜”的本質。
劉克莊的看法與朱熹相同，說：“曹公《短歌行》末雲：‘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且孔融、楊修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為漢相，而時人目以漢賊，乃以周公自拟，謬矣。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大人陸遊在《山南行》《遊諸葛武侯書台》《書憤》《喜譚德稱歸》《過野人家有感》等詩中一再以敬慕之情稱頌諸葛亮，但在《得建業倅鄭覺民書》一詩中卻說：“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讨曹。
”南宋偏安江左，其勢與僻處益州的蜀國相同，因此南宋人一改北宋帝魏寇蜀的老例，改為以蜀漢為正統，朱熹甚至将《通鑒綱目》中原來以曹魏系年的體例改成了“以章武元年繼漢”，對曹操自然不會說什麼好聽的話了。
加之占據北方的金朝女真貴族統治者承襲北宋，尊曹魏為正統，而将南宋朝廷斥為“構竄江表，僭稱位号”（《續資治通鑒》宋甯宗開禧元年金章宗诏），這就更如火上澆油，激起了南宋愛國士大夫對于曹操的不滿。
在這裡，曹操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成了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化身，對于他的義憤，也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義憤者的愛國感情，在當時情況下，表現出這種感情和義憤應當說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贊許的；但另一方面，這種義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能看作對曹操客觀、科學的評價。
在南宋一派“大讨曹”的怒聲中，自然也并非絕對沒有對于曹操的贊頌之辭。
辛棄疾在《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詞中說：“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
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
生子當如孫仲謀。
”雖然主要是頌揚坐斷東南的孫權，借此暗諷妥協苟安的南宋統治者，但同時也将曹操和劉備擡上了足可與孫權相颉颃的“天下英雄”的地位，這比起一片“篡盜”的罵聲來，自然要算是客觀公允得多的評論了。
到了明代，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題辭》中，對曹操則是有褒有貶的。
褒的主要是曹操的文學才能和多才多藝，說：“間讀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對酒》，樂府稱絕，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後有蕭梁，然曹氏稱最矣。
孟德禦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兼草書亞崔、張，音樂比桓、蔡，圍棋埒王、郭，複好養性，解方藥，周公所謂多才多藝，孟德誠有之。
……漢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
”貶的是曹操的功業，說：“孟德瑞應黃星，志窺漢鼎，世遂謂梁沛真人，天下莫敵，究其始，一名孝廉也。
”接下來更說曹操“稱王謀逆”，如孔融、呂布“兩人不死，殺孟德有餘”。
可見，張溥承襲了“篡盜”的舊說，在政治上是否定曹操的。
不過，張溥也說了這麼一句話：“乃甘心作賊者，謂時不我容耳。
”謂曹操之所以“甘心作賊”，是因為擔心不能為世所容，也就是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所說的“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為曹操作了開脫。
其末尾說：“《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
”認為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所說的是實話，以此反觀，為曹操開脫的用意就更顯然了。
到了清代，有王夫之、朱乾、黃摩西等人給了曹操以比較客觀的評價，但全盤否定者也不乏其人，乾隆帝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前面提到的宋人穆修所寫的《亳州魏武帝帳廟記》，後收入《穆參軍集》内。
至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乾隆帝看到這篇文章，不禁大為震怒，認為穆修是“獎篡助逆”“大乖于名教”，應将其文刊除，“豈可使之仍側簡牍，贻玷汗青”（見《四庫總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二）。
可見，乾隆帝同唐太宗一樣，從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意願出發，對曹操這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人也是不能容忍的。
直到清末沈家本刻《枕碧樓叢書》，認為“司馬溫公《通鑒》且以正統予魏，北宋人議論如此，不必以此病修”，才又将《帳廟記》收入了集内。
以上所述，大體上都是企圖從總體上對曹操作出概括和評價的。
此外，還有一些僅就曹操的某一方面所發的評論。
比如，西晉王沈評曹操的屯田之功說：“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
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王沈又評曹操的軍事才能說：“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谲敵制勝，變化如神。
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将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
”裴松之在評官渡之戰時也說曹操“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機變無方，略不世出”，也肯定了曹操的軍事才能。
在用人方面，王沈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于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内，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将；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東晉孫盛在評合肥之戰時說：“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南宋史學家洪邁在《容齋随筆》中，對此更有詳确的評論： 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所難及。
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
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
恐關中諸将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鐘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
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
欲複鹽官之利，則使衛觊鎮撫關中，而諸将服。
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範東束手禽戮。
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
揚州陷于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
馮翊困于鄜盜，付之劉渾而民安寇減。
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詟服。
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于洛、邺者，至八萬口。
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俨為護軍，而相率還降，緻于東方者亦二萬口。
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于合肥，郭淮拒蜀軍于陽平，徐晃卻關羽于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
操無敵于建安之時，非幸也。
雖囿于時見，仍稱曹操為“漢鬼蜮”，但對于曹操的知人善任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實際上也就肯定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從“實後世所難及”一語看，差不多也等于肯定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了。
對曹操的明于賞罰，王沈有“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的評論。
東晉習鑿齒在評論曹操攻占漢中後不僅封張魯及其五子，而且封了閻圃等人時說：“今閻圃谏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于死戰之士，則民利于有亂，俗競于殺伐，阻兵仗力，幹戈不戢矣。
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
”（《三國志·魏書·張魯傳》裴注引）着重從政治影響的角度來看待曹操的封賞閻圃，應當說是很有眼力的。
對曹操的嚴于執法，前人也有肯定的評論，唐人杜牧說：“懸法設禁，貴賤如一。
魏绛戮仆，曹公斷發是也。
”（《十一家注孫子》）即其一例。
對曹操的文學成就，特别是對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前人評論尤多。
敖陶孫說：“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沉雄。
”（《詩評》）劉履說：“魏武禦軍三十餘年，手不舍卷，橫槊賦詩，皆成樂章。
”（《選詩補注》卷二）王世貞說：“曹公莽莽，古直悲涼。
”（《藝苑卮言》卷三）胡應麟說：“魏武沉深古樸，骨力難侔。
”（《詩薮》内編卷二）又說：“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即其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豈非衰運人物。
”（同上外編卷一）譚元春說：“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吾即取為此老詩品。
”（《古詩歸》卷七）陸時雍說：“曹孟德饒雄力，而鈍氣不無，其言如摧鋒之斧。
”（《詩鏡總論》）徐世溥說：“孟德明允、蒼茫、渾健，自有開創氣象。
”（《榆溪詩話》）吳淇說：“魏武雄蓋一世，橫槊賦詩，其所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奪漢家兩風之座。
”又說：“多才多藝之士，于三國時僅得兩人，一曰蜀武侯，一曰魏武帝。
”（《六朝選詩定論》卷五）吳喬說：“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圍爐詩話》卷二）沈德潛說：“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開奇響。
”又說：“借古樂寫時事，始于曹公。
”（《古詩源》卷五）張玉穀說：“老瞞詩格極雄深，開魏猶然殿漢音。
”（《古詩賞析》卷首）方東樹說：“大約武帝詩沉郁直樸，氣真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凝重屈蟠；誦之令人滿意。
”（《昭昧詹言》卷二）劉熙載說：“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
”（《藝概·詩概》）都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評論。
對于曹操其人的評論頻多分歧，但對曹操其詩的評論相對說來比較一緻，大都給予了比較肯定的甚至是很高的評價，不難看出曹操詩歌給予後世的影響。
對于曹操的短處，前人多對其忌刻好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展開了嚴厲的批評。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說曹操“持法峻刻，諸将有計畫勝出己者，随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
其所刑殺，辄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
”陳壽雖注意回護曹操之短，但在《三國志·魏書·崔琰傳》中也說：“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從“至今冤之”四字看，曹操殺掉崔琰是一直遭到人們非議的。
曹操東征陶謙肆行殺戮，孫盛就此事評論說：“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曹操殺掉崔琰之後又廢掉毛玠，孫盛也給予了批評，說：“魏武于是失政刑矣。
《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征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谮訴，可以允厘四海，惟清緝熙者也。
昔者漢高獄蕭何，出複相之。
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唐初王勃在《三國論》中一面尊崇曹操，說他“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一面又指出曹操“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祢衡終罹其災，孝先（毛玠）、季珪（崔琰）卒不能免”。
明人謝榛更說：“魏武帝《對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坑流兵四十餘萬……予筆此數事，以為行不顧言之誡。
”（《四溟詩話》卷二）胡應麟還對祢衡等文士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說：“魏武朝攜壯士，夜接詞人，崇獎風流，郁為正始。
然一時名勝，類遭摧折。
若祢衡辱為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劉桢減死輸作，皆見遇伶優，僅保首領。
文舉、德祖，情事稍爾相關，便嬰大戮，曷嘗有尺寸憐才之意！”（《詩薮》外編卷一）應當說，這些評論所依據的史實有的并不準确（如說曹操“坑流兵四十餘萬”“阮瑀屈列琴工”），也不能說曹操所殺的人都不該殺，但就總體而言，對曹操的批評是擊中了要害的。
對于曹操的奸詐，前人也深為不滿。
曹操一生，奸詐的事情做得多了，因此有些并不含奸詐的事，也往往會被認為是奸詐的表現。
比如曹操的《遺令》，本是曹操臨終前真情的流露，但司馬光卻認為是欺世之談。
孫能傳《能溪漫筆》記載說：“司馬溫公語劉元城：‘昨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于禅代？《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禅代事，是實以天子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
’”（轉引自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一）認為曹操在《遺令》中不談禅代這件大事，是為了自己“享漢臣之名”而有意加以回避。
更有曹操死猶欺世的傳說，比如說曹操擔心死後被人掘墓，因而搞了七十二座疑冢，讓人分辨不出真假。
蒲松齡《聊齋志異》還記載了這樣一個傳說：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
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屍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
轉相驚怪。
邑宰聞之，遣多人閘斷上流，竭其水。
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上排利刃如霜。
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
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
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蒲松齡通過“異史氏”之口對此評道：“後賢詩雲：‘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屍。
’甯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複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本為不經之談，經異史氏這麼一評，倒像真有這麼一回事似的了。
此外，尚有曹操墓在漳水底，中有石闆牆墓道和墓碑的傳說（見《堅瓠續集》），自然也屬不經之談。
當然，對于曹操并不忌刻奸詐的一面，前人也是肯定的。
裴松之對關羽脫離曹營而曹操卻不予追擊的事就大為贊賞，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李白在《望鹦鹉洲懷祢衡》詩中說：“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祢衡。
黃祖鬥筲人，殺之受惡名。
”認為曹操的度量，是要比黃祖大得多的。
鐘惺說：“曹公心腸，較司馬懿光明些。
”又說：“慘刻處慘刻，厚道處厚道，各不相妨，各不相諱，而又皆不出于假，所以為英雄。
”（《古詩歸》卷七）認為曹操同時兼具“慘刻”和“厚道”兩種品質，就總體而言，曹操的心腸是比同為英雄和奸雄的司馬懿“光明些”的。
此外，譚元春在評曹操《蒿裡行》中“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兩句詩時說：“一味慘毒人，不能道此；聲響中亦有熱腸，吟者察之。
”（同上）吳淇在評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時說：“從來真英雄，雖極刻薄，亦定有幾分吉兇與民同患意；思其與天下賢才交遊，一定有一段缱绻體恤情懷。
觀魏武此作，及後《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
所以當時豪傑，樂為之用，樂為之死。
今人但指魏武殺孔融、楊修輩，以為慘刻極矣，不知其有厚道在。
”（《六朝選詩定論》卷五）也同鐘惺一樣，能夠比較全面地看待曹操，揭示了曹操品格和性格的多重性與複雜性。
總的說來，前人從各種立場、角度出發對曹操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評論。
這些評論既有一緻或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甚至根本對立之處。
産生差異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但其中最常見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從維護漢王朝統治的立場出發，指斥曹操為“篡”、為“奸”。
不少人，特别是像唐太宗、乾隆帝這樣的本身就處于統治階層中心地位的人，極怕像曹操這樣的人物在當朝出現，因而以古為鑒，否定曹操，以維護當朝的統治。
唐太宗在批評曹操“有無君之迹”的同時，卻贊美諸葛亮是“至公”之人，要求臣下“不可不法”這位“前世之賢相”（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二貞觀二年）、也就是要大家永遠忠于唐王朝，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在正統儒家思想的濡染下，一般人都抱了愚忠的觀念，對“挾持君上”“犯上作亂”的行為深惡痛絕，在這種情況下，将獻帝視作傀儡甚至是被軟禁的囚徒的曹操，在被人評論時，自然要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
其二是以魏為正統，則比較注意褒肯曹操，以蜀為正統，則不可避免地要貶抑曹操。
正統觀念的形成有其長遠、複雜的曆史和思想的背景。
在三國以誰為正統的問題上，陳壽《三國志》始以曹魏為正統，到東晉偏安江左，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改為以蜀漢為正統。
其後統治局面與曹魏、西晉相似者，大都尊曹魏為正統，與蜀漢、東晉相似者，大都尊蜀漢為正統。
南宋以後，由于民族矛盾加劇，所謂“正統”的漢族政權大抵僻處江左，因而關于正統的紛争空前劇烈，南邊的政權要自命正統，北邊的政權也要自命正統，彼此攻讦，互不相讓，在這種情況下，對曹操是與非的評價也就不能不帶上某些偏見了。
此外，曹魏建國時間不長，而曆史上機運不長的朝代的君主往往易受後代的攻擊，這也是影響曹操評論的一個因素。
今天我們對待前人的曹操評論，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該是者是之，該非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又《苦寒行》雲：‘悲彼東山詩。
’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
”又說：“詩見得人。
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
”（俱見《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論文下》）似乎曹操處處都在表露着他“篡盜”的本質。
劉克莊的看法與朱熹相同，說：“曹公《短歌行》末雲：‘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且孔融、楊修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為漢相，而時人目以漢賊，乃以周公自拟，謬矣。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大人陸遊在《山南行》《遊諸葛武侯書台》《書憤》《喜譚德稱歸》《過野人家有感》等詩中一再以敬慕之情稱頌諸葛亮，但在《得建業倅鄭覺民書》一詩中卻說：“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讨曹。
”南宋偏安江左，其勢與僻處益州的蜀國相同，因此南宋人一改北宋帝魏寇蜀的老例，改為以蜀漢為正統，朱熹甚至将《通鑒綱目》中原來以曹魏系年的體例改成了“以章武元年繼漢”，對曹操自然不會說什麼好聽的話了。
加之占據北方的金朝女真貴族統治者承襲北宋，尊曹魏為正統，而将南宋朝廷斥為“構竄江表，僭稱位号”（《續資治通鑒》宋甯宗開禧元年金章宗诏），這就更如火上澆油，激起了南宋愛國士大夫對于曹操的不滿。
在這裡，曹操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成了侵略者和賣國賊的化身，對于他的義憤，也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義憤者的愛國感情，在當時情況下，表現出這種感情和義憤應當說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贊許的；但另一方面，這種義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能看作對曹操客觀、科學的評價。
在南宋一派“大讨曹”的怒聲中，自然也并非絕對沒有對于曹操的贊頌之辭。
辛棄疾在《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詞中說：“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
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
生子當如孫仲謀。
”雖然主要是頌揚坐斷東南的孫權，借此暗諷妥協苟安的南宋統治者，但同時也将曹操和劉備擡上了足可與孫權相颉颃的“天下英雄”的地位，這比起一片“篡盜”的罵聲來，自然要算是客觀公允得多的評論了。
到了明代，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題辭》中，對曹操則是有褒有貶的。
褒的主要是曹操的文學才能和多才多藝，說：“間讀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對酒》，樂府稱絕，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後有蕭梁，然曹氏稱最矣。
孟德禦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兼草書亞崔、張，音樂比桓、蔡，圍棋埒王、郭，複好養性，解方藥，周公所謂多才多藝，孟德誠有之。
……漢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
”貶的是曹操的功業，說：“孟德瑞應黃星，志窺漢鼎，世遂謂梁沛真人，天下莫敵，究其始，一名孝廉也。
”接下來更說曹操“稱王謀逆”，如孔融、呂布“兩人不死，殺孟德有餘”。
可見，張溥承襲了“篡盜”的舊說，在政治上是否定曹操的。
不過，張溥也說了這麼一句話：“乃甘心作賊者，謂時不我容耳。
”謂曹操之所以“甘心作賊”，是因為擔心不能為世所容，也就是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所說的“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為曹操作了開脫。
其末尾說：“《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
”認為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所說的是實話，以此反觀，為曹操開脫的用意就更顯然了。
到了清代，有王夫之、朱乾、黃摩西等人給了曹操以比較客觀的評價，但全盤否定者也不乏其人，乾隆帝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前面提到的宋人穆修所寫的《亳州魏武帝帳廟記》，後收入《穆參軍集》内。
至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乾隆帝看到這篇文章，不禁大為震怒，認為穆修是“獎篡助逆”“大乖于名教”，應将其文刊除，“豈可使之仍側簡牍，贻玷汗青”（見《四庫總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二）。
可見，乾隆帝同唐太宗一樣，從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意願出發，對曹操這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人也是不能容忍的。
直到清末沈家本刻《枕碧樓叢書》，認為“司馬溫公《通鑒》且以正統予魏，北宋人議論如此，不必以此病修”，才又将《帳廟記》收入了集内。
以上所述，大體上都是企圖從總體上對曹操作出概括和評價的。
此外，還有一些僅就曹操的某一方面所發的評論。
比如，西晉王沈評曹操的屯田之功說：“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
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王沈又評曹操的軍事才能說：“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谲敵制勝，變化如神。
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将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
”裴松之在評官渡之戰時也說曹操“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機變無方，略不世出”，也肯定了曹操的軍事才能。
在用人方面，王沈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于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内，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将；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東晉孫盛在評合肥之戰時說：“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南宋史學家洪邁在《容齋随筆》中，對此更有詳确的評論： 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所難及。
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
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
恐關中諸将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鐘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
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
欲複鹽官之利，則使衛觊鎮撫關中，而諸将服。
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範東束手禽戮。
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
揚州陷于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
馮翊困于鄜盜，付之劉渾而民安寇減。
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詟服。
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于洛、邺者，至八萬口。
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俨為護軍，而相率還降，緻于東方者亦二萬口。
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于合肥，郭淮拒蜀軍于陽平，徐晃卻關羽于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
操無敵于建安之時，非幸也。
雖囿于時見，仍稱曹操為“漢鬼蜮”，但對于曹操的知人善任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實際上也就肯定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從“實後世所難及”一語看，差不多也等于肯定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了。
對曹操的明于賞罰，王沈有“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的評論。
東晉習鑿齒在評論曹操攻占漢中後不僅封張魯及其五子，而且封了閻圃等人時說：“今閻圃谏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于死戰之士，則民利于有亂，俗競于殺伐，阻兵仗力，幹戈不戢矣。
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
”（《三國志·魏書·張魯傳》裴注引）着重從政治影響的角度來看待曹操的封賞閻圃，應當說是很有眼力的。
對曹操的嚴于執法，前人也有肯定的評論，唐人杜牧說：“懸法設禁，貴賤如一。
魏绛戮仆，曹公斷發是也。
”（《十一家注孫子》）即其一例。
對曹操的文學成就，特别是對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前人評論尤多。
敖陶孫說：“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沉雄。
”（《詩評》）劉履說：“魏武禦軍三十餘年，手不舍卷，橫槊賦詩，皆成樂章。
”（《選詩補注》卷二）王世貞說：“曹公莽莽，古直悲涼。
”（《藝苑卮言》卷三）胡應麟說：“魏武沉深古樸，骨力難侔。
”（《詩薮》内編卷二）又說：“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即其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豈非衰運人物。
”（同上外編卷一）譚元春說：“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吾即取為此老詩品。
”（《古詩歸》卷七）陸時雍說：“曹孟德饒雄力，而鈍氣不無，其言如摧鋒之斧。
”（《詩鏡總論》）徐世溥說：“孟德明允、蒼茫、渾健，自有開創氣象。
”（《榆溪詩話》）吳淇說：“魏武雄蓋一世，橫槊賦詩，其所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奪漢家兩風之座。
”又說：“多才多藝之士，于三國時僅得兩人，一曰蜀武侯，一曰魏武帝。
”（《六朝選詩定論》卷五）吳喬說：“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圍爐詩話》卷二）沈德潛說：“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開奇響。
”又說：“借古樂寫時事，始于曹公。
”（《古詩源》卷五）張玉穀說：“老瞞詩格極雄深，開魏猶然殿漢音。
”（《古詩賞析》卷首）方東樹說：“大約武帝詩沉郁直樸，氣真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凝重屈蟠；誦之令人滿意。
”（《昭昧詹言》卷二）劉熙載說：“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
”（《藝概·詩概》）都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評論。
對于曹操其人的評論頻多分歧，但對曹操其詩的評論相對說來比較一緻，大都給予了比較肯定的甚至是很高的評價，不難看出曹操詩歌給予後世的影響。
對于曹操的短處，前人多對其忌刻好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展開了嚴厲的批評。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說曹操“持法峻刻，諸将有計畫勝出己者，随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
其所刑殺，辄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
”陳壽雖注意回護曹操之短，但在《三國志·魏書·崔琰傳》中也說：“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從“至今冤之”四字看，曹操殺掉崔琰是一直遭到人們非議的。
曹操東征陶謙肆行殺戮，孫盛就此事評論說：“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曹操殺掉崔琰之後又廢掉毛玠，孫盛也給予了批評，說：“魏武于是失政刑矣。
《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征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谮訴，可以允厘四海，惟清緝熙者也。
昔者漢高獄蕭何，出複相之。
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唐初王勃在《三國論》中一面尊崇曹操，說他“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一面又指出曹操“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祢衡終罹其災，孝先（毛玠）、季珪（崔琰）卒不能免”。
明人謝榛更說：“魏武帝《對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坑流兵四十餘萬……予筆此數事，以為行不顧言之誡。
”（《四溟詩話》卷二）胡應麟還對祢衡等文士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說：“魏武朝攜壯士，夜接詞人，崇獎風流，郁為正始。
然一時名勝，類遭摧折。
若祢衡辱為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劉桢減死輸作，皆見遇伶優，僅保首領。
文舉、德祖，情事稍爾相關，便嬰大戮，曷嘗有尺寸憐才之意！”（《詩薮》外編卷一）應當說，這些評論所依據的史實有的并不準确（如說曹操“坑流兵四十餘萬”“阮瑀屈列琴工”），也不能說曹操所殺的人都不該殺，但就總體而言，對曹操的批評是擊中了要害的。
對于曹操的奸詐，前人也深為不滿。
曹操一生，奸詐的事情做得多了，因此有些并不含奸詐的事，也往往會被認為是奸詐的表現。
比如曹操的《遺令》，本是曹操臨終前真情的流露，但司馬光卻認為是欺世之談。
孫能傳《能溪漫筆》記載說：“司馬溫公語劉元城：‘昨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于禅代？《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禅代事，是實以天子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
’”（轉引自盧弼《三國志集解》卷一）認為曹操在《遺令》中不談禅代這件大事，是為了自己“享漢臣之名”而有意加以回避。
更有曹操死猶欺世的傳說，比如說曹操擔心死後被人掘墓，因而搞了七十二座疑冢，讓人分辨不出真假。
蒲松齡《聊齋志異》還記載了這樣一個傳說：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
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屍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
轉相驚怪。
邑宰聞之，遣多人閘斷上流，竭其水。
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上排利刃如霜。
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
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
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蒲松齡通過“異史氏”之口對此評道：“後賢詩雲：‘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屍。
’甯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複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本為不經之談，經異史氏這麼一評，倒像真有這麼一回事似的了。
此外，尚有曹操墓在漳水底，中有石闆牆墓道和墓碑的傳說（見《堅瓠續集》），自然也屬不經之談。
當然，對于曹操并不忌刻奸詐的一面，前人也是肯定的。
裴松之對關羽脫離曹營而曹操卻不予追擊的事就大為贊賞，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實曹公之休美。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李白在《望鹦鹉洲懷祢衡》詩中說：“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祢衡。
黃祖鬥筲人，殺之受惡名。
”認為曹操的度量，是要比黃祖大得多的。
鐘惺說：“曹公心腸，較司馬懿光明些。
”又說：“慘刻處慘刻，厚道處厚道，各不相妨，各不相諱，而又皆不出于假，所以為英雄。
”（《古詩歸》卷七）認為曹操同時兼具“慘刻”和“厚道”兩種品質，就總體而言，曹操的心腸是比同為英雄和奸雄的司馬懿“光明些”的。
此外，譚元春在評曹操《蒿裡行》中“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兩句詩時說：“一味慘毒人，不能道此；聲響中亦有熱腸，吟者察之。
”（同上）吳淇在評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時說：“從來真英雄，雖極刻薄，亦定有幾分吉兇與民同患意；思其與天下賢才交遊，一定有一段缱绻體恤情懷。
觀魏武此作，及後《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
所以當時豪傑，樂為之用，樂為之死。
今人但指魏武殺孔融、楊修輩，以為慘刻極矣，不知其有厚道在。
”（《六朝選詩定論》卷五）也同鐘惺一樣，能夠比較全面地看待曹操，揭示了曹操品格和性格的多重性與複雜性。
總的說來，前人從各種立場、角度出發對曹操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評論。
這些評論既有一緻或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甚至根本對立之處。
産生差異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但其中最常見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從維護漢王朝統治的立場出發，指斥曹操為“篡”、為“奸”。
不少人，特别是像唐太宗、乾隆帝這樣的本身就處于統治階層中心地位的人，極怕像曹操這樣的人物在當朝出現，因而以古為鑒，否定曹操，以維護當朝的統治。
唐太宗在批評曹操“有無君之迹”的同時，卻贊美諸葛亮是“至公”之人，要求臣下“不可不法”這位“前世之賢相”（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二貞觀二年）、也就是要大家永遠忠于唐王朝，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在正統儒家思想的濡染下，一般人都抱了愚忠的觀念，對“挾持君上”“犯上作亂”的行為深惡痛絕，在這種情況下，将獻帝視作傀儡甚至是被軟禁的囚徒的曹操，在被人評論時，自然要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
其二是以魏為正統，則比較注意褒肯曹操，以蜀為正統，則不可避免地要貶抑曹操。
正統觀念的形成有其長遠、複雜的曆史和思想的背景。
在三國以誰為正統的問題上，陳壽《三國志》始以曹魏為正統，到東晉偏安江左，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改為以蜀漢為正統。
其後統治局面與曹魏、西晉相似者，大都尊曹魏為正統，與蜀漢、東晉相似者，大都尊蜀漢為正統。
南宋以後，由于民族矛盾加劇，所謂“正統”的漢族政權大抵僻處江左，因而關于正統的紛争空前劇烈，南邊的政權要自命正統，北邊的政權也要自命正統，彼此攻讦，互不相讓，在這種情況下，對曹操是與非的評價也就不能不帶上某些偏見了。
此外，曹魏建國時間不長，而曆史上機運不長的朝代的君主往往易受後代的攻擊，這也是影響曹操評論的一個因素。
今天我們對待前人的曹操評論，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該是者是之，該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