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後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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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秋功罪，任人評說
曹操在中國曆史上幾乎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同時又是一個最富于争議的人物。
這種争議，早在他生前、甚至早在他尚未正式踏上政治舞台的年輕時代就已經存在了。
《三國志·魏書》本傳說曹操“少機智，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這“未之奇”三字是很值得玩味的，從曹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裴注引《曹瞞傳》）的行止看來，其間肯定是包含有不少非議的。
而當橋玄見到曹操，卻又作出了異乎尋常的崇高評價：“天下将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國志·魏書》本傳）又說：“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本傳裴注引《魏書》）似乎曹操就是天下第一英才，沒有他亂世就得不到拯救似的。
曹操當時尚年不滿二十，尚未經曆政治、軍事鬥争的實踐，橋玄這麼說，頗有些唯心主義先驗論的味道，但曹操有一篇《祀故太尉橋玄文》，證明當年橋玄确實是大大地褒肯了他一番的，後來的事實，也說明橋玄的評價是八九不離十的，這說明橋玄确實有着非凡的眼力。
曹操又找到許劭，許劭則說了那句流傳千古的話：“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三國志·魏書》本傳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按“奸雄”一詞出自《荀子·非相》：“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夫是之為奸人之雄。
”本指淆亂是非的辯士，後用指以權詐手段取得大權高位的野心家。
這樣看來，許劭雖總的說來也肯定了曹操的才能，但前半句是從褒的角度來肯定的，後半句則是從貶的角度來肯定的。
由于曹操一生實際上是在亂世中度過的，因此他并沒有得到過做“治世能臣”的機會，而隻能是一個“亂世奸雄”了。
奸雄并非就沒有才能，隻是為人可鄙，德不足稱，許劭可以說是從品質為人的角度論定了曹操的一生，而為後世無數貶損曹操的人們提供了準繩。
當然，對許劭的這個評語也有另外的一種理解，胡三省在《資治通鑒》注中就認為這個評語是稱贊曹操“其才絕世”的，其含義是“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也就是說，全都是從褒的角度來肯定曹操的才能的。
不過從“奸雄”的本義和許劭是在“鄙其人而不肯對。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後漢書·許劭傳》）的情況下才作出這個評語的情形看來，胡三省的注有些曲為之解，同實際含義是有出入的。
曹操踏上政治舞台後，随着其方方面面淋漓盡緻的表演，各種各樣的毀譽褒貶也紛至沓來。
曹操陣營内部對曹操大體上是一派頌揚之聲，這自不待言。
大體處于中間觀望的勢力，對曹操固不乏貶抑之言，但也時有褒揚之聲。
如曹操與袁紹在官渡決戰前的對峙時期，涼州牧韋端曾派從事楊阜到許都探望虛實，回去後關中諸将問他袁、曹勝負的前景如何，楊阜回答：“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
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三國志·魏書·楊阜傳》）從對比中得出的結論，可以說是相當客觀、公允的。
至于曹操的敵手，自然是免不了要罵曹操的。
罵曹操最早也最狠的是袁紹、陳琳，陳琳代袁紹所寫的讨曹檄文在列舉了曹操一系列的“罪行”之後說：“曆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于操為甚。
”把執政還不到五年、勢力還不怎麼強大、各項舉措相對說來都還比較小心謹慎的曹操視作古今第一無道之臣，顯然言過其實，其目的主要在制造輿論，煽動仇恨，不能看作是對曹操的客觀評價。
此後，劉備說曹操“竊執天衡”“殘毀民物”“欲盜神器”“外吞天下，内殘群僚”（《三國志·蜀書》本傳），其餘将佐罵曹操為“國賊”“篡盜”的更不乏其人，則一面揭露了曹操的兇殘和野心，這都是确有的實事，另一面又顯示出批評者往往是站在維護獻帝所代表的炎漢的立場，而這立場在今天看來也并非就是沒有問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的頭腦清醒的對手，不單單是揭他的短，對他的長處也是并不一筆抹煞的。
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對》中說：“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說明他對曹操的才能，是早有着充分的認識的。
後來，他又說：“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
”進一步明确肯定了曹操傑出的軍事才能。
還說：“先帝每稱操為能。
”（俱見《三國志·蜀書》本傳）說明劉備在生前也是多次稱贊過曹操的才能的。
東吳的孫權也不例外，他曾對諸葛瑾說：“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
至于禦将，自古少有。
”（《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在指出曹操過失的同時，也肯定了曹操傑出的軍事才能。
這些來自曹操敵手，而且是有水平有眼力有威望的敵手的不帶偏見、中肯平實的評論，對于我們正确地認識曹操其人，是有着重要的啟示意義的。
曹操死後，似乎可以蓋棺論定了（前引孫權和諸葛亮的評論，除《隆中對》外，均作于曹操死後，就他們個人而言，已屬“蓋棺論定”之評），但由于人言人殊，總的說來并沒有能夠蓋棺論定。
由于曹操具有多方面的建樹，具有豐富複雜的人生經曆，具有鮮明而又多重的性格作風，他引起了衆多後人曆久不衰的關注，不僅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史家、曆史學家忘不掉他，連普通百姓也忘不掉他，從政界到學界，從官場到民間，從文人到文盲，幾乎無不談論曹操，這種盛況，即使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是無法與之比拟的。
各人對曹操的了解不一，理解不一，所處的形勢、地位、角度也往往互有差别，因而發為評論也就千差萬别，甚至針鋒相對。
要對千餘年來的紛纭聚訟作一個全面而詳盡的述評是困難的，這裡僅就一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論作一個簡略的回顧。
最早對曹操作了比較全面評價的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
陳壽在《魏書·武帝紀》末的評語中說：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
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
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是把曹操放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之中來加以觀照的。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對手，這些對手中袁紹最為強大，而統一北方擊敗袁紹又是關鍵，因此在這裡舉出袁紹為例。
曹操能夠擊敗袁紹，陳壽認為主要是因為曹操能夠運用謀略，以武力征服天下，在鬥争中采用了以申不害、商鞅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吸取了以韓信、白起為代表的前代軍事家的戰略戰術思想，在用人方面能夠量才錄用，能夠克制感情、不計私仇以争取、網羅衆多的人才，因此最後終于将袁紹打敗，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
陳壽認為，實踐證明曹操的智慧謀略是最為卓越的，為此最後給曹操下了一個“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斷語。
應當說，陳壽對曹操一生功過的概括雖不全面，但僅就所涉及的一些方面來看，大體上還是實事求是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斷語下得也并不過分。
陳壽本為蜀人，還在蜀漢做過官，後來入晉做了陽平令、著作郎。
司馬氏承魏，尊魏也就是尊晉，因此陳壽在《三國志》中尊魏為正統，稱魏帝為“帝”，稱蜀帝、吳帝為“主”，為魏帝立本紀，蜀帝、吳帝則與其臣僚并為傳。
在這種情況下，陳壽對曹操自不免要曲筆回護，隻揚其善而隐其惡，留給我們的評語，自然也就隻能是“一面之辭”了。
陳壽之後，又一個對曹操做了較為全面評價的是西晉的陸機。
元康八年（298），陸機被免職尚書郎出補為著作郎，在秘閣（國家藏書籍和檔案的地方）讀到了當年曹操臨終前所作的《遺令》，頓時心生感慨，作了《吊魏武帝文》。
在對英雄也終不免有一死和曹操臨終對家人過于細碎周詳的叮囑發表一通議論之後，說：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伫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厘三才之阙典，啟天地之禁闱。
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晖。
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說曹操在國家政治多亂的時刻挺身而出，施行德政，廣播聲威，像閃電般地摧滅了群雄，整治已經廢缺了的制度，橫掃群兇而使天下清平，結束割據而使四海歸一，在九州之内成就了偉大的功業，所以得到了人們的推崇感佩。
文章運用了一些形象描寫和想象誇張的手法，但其主旨在歌頌曹操統一北方的豐功偉績，這是沒有疑義的。
接着陸機又說： 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
威先天而蓋世，力蕩海而拔山。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
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
說曹操所建立的顯赫的功業，自古以來誰也難以與之相比；其威勢是先于天下而蓋于當世，其力氣能夠搖動大海掀動大山；無論困厄多麼險惡都能平安通過，無論敵人多麼強大都能将其毀滅；常因禍患而得到安福，步入艱危必定轉危為安。
陸機在這裡繼續歌頌了曹操的功業，并對其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作了贊美。
仍不免有想象誇大之辭，同史論家之力求質樸謹嚴不同。
但大抵仍有相當的曆史事實作為依據，不是毫無根由的無稽之談。
《吊魏武帝文》除認為像曹操這樣的英雄一世的人物在臨終時不應當隻是那樣兒女情長之外，對曹操功業的歌頌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
但隻頌其功而不抑其過，顯然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或許這是為吊文的體例所限，不便苛責陸機。
好在陸機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彌補了這一缺憾。
他在《辯亡論下》中說：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也深矣，其民怨矣。
說曹操所建立的功業雖有益于中原地區，但其暴虐也是很厲害的，老百姓對此是很怨恨的。
從“其民怨矣”一句看，“虐”不僅僅是輕害士人的問題，更多的是指曹操對人民的屠戮、壓榨和剝削。
這樣來揭露曹操的“過”，可以說是很深刻的。
将陸機的全部言論結合起來看，可以說他還是比較全面地評論了曹操的。
到了唐代，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也對曹操作了比較全面的評論。
文中說：“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
”認為曹操在艱難的時刻擔當起了棟梁之任，建立了匡正之功，其所擔當的棟梁之任同前代的伊尹和霍光沒有區别，而所建立的匡正之功卻與伊尹、霍光不同，意思是曹操所建立的功勳超過了伊尹和霍光。
但接下來唐太宗對曹操也有很厲害的貶抑：“觀沉溺而不拯，視颠覆而不持。
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迹。
”說曹操對東漢王朝的沉溺、颠覆不拯救不維持，沒有為國獻身的感情，卻有無視君上的表現。
應當說，曹操對獻帝所抱的态度确實如此，但唐太宗顯然是從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的，以古鑒今，他當然不願在唐朝有像曹操這樣的“有無君之迹”的人出現，因此對曹操的這一表現不能不加以貶抑。
總的來看，唐太宗對曹操的評價不算高，這可能影響了有唐一代對曹操的評價。
在唐代，諸葛亮和劉備的聲望遠在曹操之上，曹操在很多情況下被人們遺忘了，要麼就是評價不高，甚至被目為禍首和篡盜，劉知幾在《史通·探赜篇》中說曹操“賊殺母後，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元稹在《董逃行》中說“劉虞不敢作天子，曹瞞篡亂從此始”，即其例。
到了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尊魏為正統，綜引《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及《曹瞞傳》的話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
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随能任使，皆獲其用。
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
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
雅性節儉，不好華麗。
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内。
”又說：“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
然則荀彧舍魏武将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
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
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其着眼點雖在贊美荀彧，但其實也是對曹操功績和才能的褒肯。
又據劭博《劭氏聞見後錄》卷九載，司馬光初作《萬代論》，在論曹操時曾說：“是奪之于盜手，非取之于漢室也。
”也就是說，曹操并非“篡盜”，其天下是靠自己打出來的。
從上引“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話看來，司馬光是完全有可能這麼替曹操開解的。
但是，司馬光同唐太宗一樣，并不贊成曹操的“無君之心”，在《資治通鑒》中說：“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于天下。
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一面認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一面又認為曹操“暴戾強伉”、有“無君之心”，可見司馬光在評價曹操時也是“一分為二”的。
但他對曹操終于沒有廢漢自立的原因所作的解釋卻顯得根據不足。
不能說曹操這樣做完全沒有“名義”方面的考慮，也就是說曹操也是不願背一個千載“篡盜”的罵名的，但這決不是曹操終于沒有稱帝的唯一原因，他這樣做是有着多方面的考慮的。
司馬光之後，蘇轼有《魏武帝論》一文，其中說： 當漢氏之衰，豪傑并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争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
然天下終于分裂，迄魏之世，而不能一。
蓋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
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于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
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
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争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裡以争利。
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
一面說孫權、劉備在“用兵制勝”方面不敵曹操，一面又說曹操“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并以赤壁之敗和占領漢中後沒有乘勢攻取益州兩件事來加以說明。
其實，“長于料事”和“長于料人”是不可能截然割裂開來的，平心而論，曹操是既“長于料事”也“長于料人”的，隻是不能一貫正确罷了。
至于赤壁之敗和占領漢中後沒有乘勢攻取益州的原因，并非僅僅是因為“不長于料人”。
明人孫應鳌寫過一篇《魏武論》，針對蘇轼的議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之情驕常生于得志之後，而退縮保全之意每自艱難頓挫得之。
赤壁之敗乃降黃巾、殺呂布、破二袁、定劉表者以為驅使也。
其後止于南鄭而不敢窺視西蜀，又赤壁之戰先有以奪其氣。
”指出曹操在赤壁之戰中“狼狽奔北乃驕心之使然也”，此後吸取了教訓，“乃知吳蜀猶為勁敵，相與合謀以抗中原，客主逸勞，勢不相若，未可以席卷長驅也”。
并特别指出：“拔陽平入南鄭，特魯之無援耳。
今移兵于蜀，蜀人守險不下，吳兵從而蹙之，非若赤壁之役可以間道北歸也。
”比較而言，孫氏之論抓住了更為重要的東西，因而也就更為可信。
總的說來，蘇轼對曹操評價不高。
他對曹操的才能還是肯定的，但在“忠奸”二字上對曹操頗有看法。
在《諸葛亮論》中說：“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
”認為諸葛亮有“忠信”，而曹操沒有“忠信”。
在《孔北海贊》中，蘇轼更說：“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可見，蘇轼對曹操肯定有限，而貶抑卻是很厲害的。
在北宋皇帝中，宋真宗對曹操倒是比較敬重的。
一次他經過亳州，看見城東的曹操廟已很陳舊，便命重加修整。
左丞相張知白負責其事，事成之後由當時著名的古文家穆修寫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帳廟記》，記中頌揚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于來世”，并說曹操是由于“為鄉裡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可以說給予了曹操很高的評價。
不僅頌揚了曹操所建立的“休功”，還提到“其德”，這在時人的評價中是少見的，或許其中包含有迎合君上好惡的用意吧。
到了南宋，對曹操的評價降至最低點。
朱熹不僅在《通鑒綱目》中直斥曹操為“篡盜”，而且似乎對曹操的一
這種争議，早在他生前、甚至早在他尚未正式踏上政治舞台的年輕時代就已經存在了。
《三國志·魏書》本傳說曹操“少機智，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這“未之奇”三字是很值得玩味的，從曹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裴注引《曹瞞傳》）的行止看來，其間肯定是包含有不少非議的。
而當橋玄見到曹操，卻又作出了異乎尋常的崇高評價：“天下将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國志·魏書》本傳）又說：“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本傳裴注引《魏書》）似乎曹操就是天下第一英才，沒有他亂世就得不到拯救似的。
曹操當時尚年不滿二十，尚未經曆政治、軍事鬥争的實踐，橋玄這麼說，頗有些唯心主義先驗論的味道，但曹操有一篇《祀故太尉橋玄文》，證明當年橋玄确實是大大地褒肯了他一番的，後來的事實，也說明橋玄的評價是八九不離十的，這說明橋玄确實有着非凡的眼力。
曹操又找到許劭，許劭則說了那句流傳千古的話：“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三國志·魏書》本傳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按“奸雄”一詞出自《荀子·非相》：“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夫是之為奸人之雄。
”本指淆亂是非的辯士，後用指以權詐手段取得大權高位的野心家。
這樣看來，許劭雖總的說來也肯定了曹操的才能，但前半句是從褒的角度來肯定的，後半句則是從貶的角度來肯定的。
由于曹操一生實際上是在亂世中度過的，因此他并沒有得到過做“治世能臣”的機會，而隻能是一個“亂世奸雄”了。
奸雄并非就沒有才能，隻是為人可鄙，德不足稱，許劭可以說是從品質為人的角度論定了曹操的一生，而為後世無數貶損曹操的人們提供了準繩。
當然，對許劭的這個評語也有另外的一種理解，胡三省在《資治通鑒》注中就認為這個評語是稱贊曹操“其才絕世”的，其含義是“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也就是說，全都是從褒的角度來肯定曹操的才能的。
不過從“奸雄”的本義和許劭是在“鄙其人而不肯對。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後漢書·許劭傳》）的情況下才作出這個評語的情形看來，胡三省的注有些曲為之解，同實際含義是有出入的。
曹操踏上政治舞台後，随着其方方面面淋漓盡緻的表演，各種各樣的毀譽褒貶也紛至沓來。
曹操陣營内部對曹操大體上是一派頌揚之聲，這自不待言。
大體處于中間觀望的勢力，對曹操固不乏貶抑之言，但也時有褒揚之聲。
如曹操與袁紹在官渡決戰前的對峙時期，涼州牧韋端曾派從事楊阜到許都探望虛實，回去後關中諸将問他袁、曹勝負的前景如何，楊阜回答：“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
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三國志·魏書·楊阜傳》）從對比中得出的結論，可以說是相當客觀、公允的。
至于曹操的敵手，自然是免不了要罵曹操的。
罵曹操最早也最狠的是袁紹、陳琳，陳琳代袁紹所寫的讨曹檄文在列舉了曹操一系列的“罪行”之後說：“曆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于操為甚。
”把執政還不到五年、勢力還不怎麼強大、各項舉措相對說來都還比較小心謹慎的曹操視作古今第一無道之臣，顯然言過其實，其目的主要在制造輿論，煽動仇恨，不能看作是對曹操的客觀評價。
此後，劉備說曹操“竊執天衡”“殘毀民物”“欲盜神器”“外吞天下，内殘群僚”（《三國志·蜀書》本傳），其餘将佐罵曹操為“國賊”“篡盜”的更不乏其人，則一面揭露了曹操的兇殘和野心，這都是确有的實事，另一面又顯示出批評者往往是站在維護獻帝所代表的炎漢的立場，而這立場在今天看來也并非就是沒有問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的頭腦清醒的對手，不單單是揭他的短，對他的長處也是并不一筆抹煞的。
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對》中說：“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說明他對曹操的才能，是早有着充分的認識的。
後來，他又說：“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
”進一步明确肯定了曹操傑出的軍事才能。
還說：“先帝每稱操為能。
”（俱見《三國志·蜀書》本傳）說明劉備在生前也是多次稱贊過曹操的才能的。
東吳的孫權也不例外，他曾對諸葛瑾說：“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
至于禦将，自古少有。
”（《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在指出曹操過失的同時，也肯定了曹操傑出的軍事才能。
這些來自曹操敵手，而且是有水平有眼力有威望的敵手的不帶偏見、中肯平實的評論，對于我們正确地認識曹操其人，是有着重要的啟示意義的。
曹操死後，似乎可以蓋棺論定了（前引孫權和諸葛亮的評論，除《隆中對》外，均作于曹操死後，就他們個人而言，已屬“蓋棺論定”之評），但由于人言人殊，總的說來并沒有能夠蓋棺論定。
由于曹操具有多方面的建樹，具有豐富複雜的人生經曆，具有鮮明而又多重的性格作風，他引起了衆多後人曆久不衰的關注，不僅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史家、曆史學家忘不掉他，連普通百姓也忘不掉他，從政界到學界，從官場到民間，從文人到文盲，幾乎無不談論曹操，這種盛況，即使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是無法與之比拟的。
各人對曹操的了解不一，理解不一，所處的形勢、地位、角度也往往互有差别，因而發為評論也就千差萬别，甚至針鋒相對。
要對千餘年來的紛纭聚訟作一個全面而詳盡的述評是困難的，這裡僅就一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論作一個簡略的回顧。
最早對曹操作了比較全面評價的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
陳壽在《魏書·武帝紀》末的評語中說：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
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内，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
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陳壽是把曹操放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之中來加以觀照的。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對手，這些對手中袁紹最為強大，而統一北方擊敗袁紹又是關鍵，因此在這裡舉出袁紹為例。
曹操能夠擊敗袁紹，陳壽認為主要是因為曹操能夠運用謀略，以武力征服天下，在鬥争中采用了以申不害、商鞅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吸取了以韓信、白起為代表的前代軍事家的戰略戰術思想，在用人方面能夠量才錄用，能夠克制感情、不計私仇以争取、網羅衆多的人才，因此最後終于将袁紹打敗，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
陳壽認為，實踐證明曹操的智慧謀略是最為卓越的，為此最後給曹操下了一個“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斷語。
應當說，陳壽對曹操一生功過的概括雖不全面，但僅就所涉及的一些方面來看，大體上還是實事求是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斷語下得也并不過分。
陳壽本為蜀人，還在蜀漢做過官，後來入晉做了陽平令、著作郎。
司馬氏承魏，尊魏也就是尊晉，因此陳壽在《三國志》中尊魏為正統，稱魏帝為“帝”，稱蜀帝、吳帝為“主”，為魏帝立本紀，蜀帝、吳帝則與其臣僚并為傳。
在這種情況下，陳壽對曹操自不免要曲筆回護，隻揚其善而隐其惡，留給我們的評語，自然也就隻能是“一面之辭”了。
陳壽之後，又一個對曹操做了較為全面評價的是西晉的陸機。
元康八年（298），陸機被免職尚書郎出補為著作郎，在秘閣（國家藏書籍和檔案的地方）讀到了當年曹操臨終前所作的《遺令》，頓時心生感慨，作了《吊魏武帝文》。
在對英雄也終不免有一死和曹操臨終對家人過于細碎周詳的叮囑發表一通議論之後，說：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伫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厘三才之阙典，啟天地之禁闱。
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晖。
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說曹操在國家政治多亂的時刻挺身而出，施行德政，廣播聲威，像閃電般地摧滅了群雄，整治已經廢缺了的制度，橫掃群兇而使天下清平，結束割據而使四海歸一，在九州之内成就了偉大的功業，所以得到了人們的推崇感佩。
文章運用了一些形象描寫和想象誇張的手法，但其主旨在歌頌曹操統一北方的豐功偉績，這是沒有疑義的。
接着陸機又說： 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
威先天而蓋世，力蕩海而拔山。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
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
說曹操所建立的顯赫的功業，自古以來誰也難以與之相比；其威勢是先于天下而蓋于當世，其力氣能夠搖動大海掀動大山；無論困厄多麼險惡都能平安通過，無論敵人多麼強大都能将其毀滅；常因禍患而得到安福，步入艱危必定轉危為安。
陸機在這裡繼續歌頌了曹操的功業，并對其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作了贊美。
仍不免有想象誇大之辭，同史論家之力求質樸謹嚴不同。
但大抵仍有相當的曆史事實作為依據，不是毫無根由的無稽之談。
《吊魏武帝文》除認為像曹操這樣的英雄一世的人物在臨終時不應當隻是那樣兒女情長之外，對曹操功業的歌頌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
但隻頌其功而不抑其過，顯然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或許這是為吊文的體例所限，不便苛責陸機。
好在陸機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彌補了這一缺憾。
他在《辯亡論下》中說：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也深矣，其民怨矣。
說曹操所建立的功業雖有益于中原地區，但其暴虐也是很厲害的，老百姓對此是很怨恨的。
從“其民怨矣”一句看，“虐”不僅僅是輕害士人的問題，更多的是指曹操對人民的屠戮、壓榨和剝削。
這樣來揭露曹操的“過”，可以說是很深刻的。
将陸機的全部言論結合起來看，可以說他還是比較全面地評論了曹操的。
到了唐代，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也對曹操作了比較全面的評論。
文中說：“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
”認為曹操在艱難的時刻擔當起了棟梁之任，建立了匡正之功，其所擔當的棟梁之任同前代的伊尹和霍光沒有區别，而所建立的匡正之功卻與伊尹、霍光不同，意思是曹操所建立的功勳超過了伊尹和霍光。
但接下來唐太宗對曹操也有很厲害的貶抑：“觀沉溺而不拯，視颠覆而不持。
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迹。
”說曹操對東漢王朝的沉溺、颠覆不拯救不維持，沒有為國獻身的感情，卻有無視君上的表現。
應當說，曹操對獻帝所抱的态度确實如此，但唐太宗顯然是從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的，以古鑒今，他當然不願在唐朝有像曹操這樣的“有無君之迹”的人出現，因此對曹操的這一表現不能不加以貶抑。
總的來看，唐太宗對曹操的評價不算高，這可能影響了有唐一代對曹操的評價。
在唐代，諸葛亮和劉備的聲望遠在曹操之上，曹操在很多情況下被人們遺忘了，要麼就是評價不高，甚至被目為禍首和篡盜，劉知幾在《史通·探赜篇》中說曹操“賊殺母後，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元稹在《董逃行》中說“劉虞不敢作天子，曹瞞篡亂從此始”，即其例。
到了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尊魏為正統，綜引《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及《曹瞞傳》的話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
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随能任使，皆獲其用。
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
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
雅性節儉，不好華麗。
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内。
”又說：“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
然則荀彧舍魏武将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
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
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其着眼點雖在贊美荀彧，但其實也是對曹操功績和才能的褒肯。
又據劭博《劭氏聞見後錄》卷九載，司馬光初作《萬代論》，在論曹操時曾說：“是奪之于盜手，非取之于漢室也。
”也就是說，曹操并非“篡盜”，其天下是靠自己打出來的。
從上引“尺土一民，皆非漢有”的話看來，司馬光是完全有可能這麼替曹操開解的。
但是，司馬光同唐太宗一樣，并不贊成曹操的“無君之心”，在《資治通鑒》中說：“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于天下。
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一面認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一面又認為曹操“暴戾強伉”、有“無君之心”，可見司馬光在評價曹操時也是“一分為二”的。
但他對曹操終于沒有廢漢自立的原因所作的解釋卻顯得根據不足。
不能說曹操這樣做完全沒有“名義”方面的考慮，也就是說曹操也是不願背一個千載“篡盜”的罵名的，但這決不是曹操終于沒有稱帝的唯一原因，他這樣做是有着多方面的考慮的。
司馬光之後，蘇轼有《魏武帝論》一文，其中說： 當漢氏之衰，豪傑并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争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
然天下終于分裂，迄魏之世，而不能一。
蓋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
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于敗。
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
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
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争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裡以争利。
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
一面說孫權、劉備在“用兵制勝”方面不敵曹操，一面又說曹操“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并以赤壁之敗和占領漢中後沒有乘勢攻取益州兩件事來加以說明。
其實，“長于料事”和“長于料人”是不可能截然割裂開來的，平心而論，曹操是既“長于料事”也“長于料人”的，隻是不能一貫正确罷了。
至于赤壁之敗和占領漢中後沒有乘勢攻取益州的原因，并非僅僅是因為“不長于料人”。
明人孫應鳌寫過一篇《魏武論》，針對蘇轼的議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之情驕常生于得志之後，而退縮保全之意每自艱難頓挫得之。
赤壁之敗乃降黃巾、殺呂布、破二袁、定劉表者以為驅使也。
其後止于南鄭而不敢窺視西蜀，又赤壁之戰先有以奪其氣。
”指出曹操在赤壁之戰中“狼狽奔北乃驕心之使然也”，此後吸取了教訓，“乃知吳蜀猶為勁敵，相與合謀以抗中原，客主逸勞，勢不相若，未可以席卷長驅也”。
并特别指出：“拔陽平入南鄭，特魯之無援耳。
今移兵于蜀，蜀人守險不下，吳兵從而蹙之，非若赤壁之役可以間道北歸也。
”比較而言，孫氏之論抓住了更為重要的東西，因而也就更為可信。
總的說來，蘇轼對曹操評價不高。
他對曹操的才能還是肯定的，但在“忠奸”二字上對曹操頗有看法。
在《諸葛亮論》中說：“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
”認為諸葛亮有“忠信”，而曹操沒有“忠信”。
在《孔北海贊》中，蘇轼更說：“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可見，蘇轼對曹操肯定有限，而貶抑卻是很厲害的。
在北宋皇帝中，宋真宗對曹操倒是比較敬重的。
一次他經過亳州，看見城東的曹操廟已很陳舊，便命重加修整。
左丞相張知白負責其事，事成之後由當時著名的古文家穆修寫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帳廟記》，記中頌揚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于來世”，并說曹操是由于“為鄉裡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可以說給予了曹操很高的評價。
不僅頌揚了曹操所建立的“休功”，還提到“其德”，這在時人的評價中是少見的，或許其中包含有迎合君上好惡的用意吧。
到了南宋，對曹操的評價降至最低點。
朱熹不僅在《通鑒綱目》中直斥曹操為“篡盜”，而且似乎對曹操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