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身後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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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對曹操形象進行新的塑造，達到新戲舊戲共存，以聽取人民選擇的目的。
吳晗認為：“曆史人物的讨論不應該和藝術作品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來，舊戲中的曹操戲照樣可以演。
某些已經定型的曹操戲最好不改，而且，與其改也，毋甯新編，曆史題材多得很，何必專從改舊戲打主意呢？” 此外，讨論還涉及了曹操的用人政策、應如何評價曹操和其他曆史人物、曹操在曆史上被否定和被塑造成一個“大白花臉”的原因等問題。
總的說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各個方面的人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評論了曹操，研究了曹操。
在這之前，曹操還不曾這樣被衆多的人們“全方位”地評論過和研究過，甚至還沒有一個學術問題像曹操這樣被衆多的人們所關注過，這也算是曹操所獲得的“殊榮”吧。
曹操之所以這樣被衆多的人們所關注，用吳晗的話來說，是由于“他的方面多，成就大，缺點也多”，因此人們可以“從各個不同角度去了解”，各人的看法也就往往不一緻。
也就是說，這是由曹操自身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所造成的。
這次讨論，吸引了更多的人們來關注曹操和研究曹操，曹操的“知名度”因而更高了，影響也更大了。
通過讨論，人們認真研究了史料，學習了理論，對曹操有了一個更全面、更正确、更深入的認識，有些“不明确的問題逐漸明确了，有些不了解的問題了解了，過去的一些錯誤看法糾正了，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更端正了”（吳晗語）。
特别是因偏愛《三國演義》和三國戲而對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所産生的誤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廓清，曹操在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更多人們的肯定，不少人承認曹操是漢末三國時期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是中國封建社會有數的傑出人物。
他當然“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十全十美的完人，在曆史上是沒有的”，“但就曹操整個事業來說，卻是功大于過”（吳晗語）。
有人還将曹操和曆來備受尊崇的諸葛亮作了對比，認為“在三國時，曹操與諸葛亮都是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如果就私人道德品質某些方面來看，諸葛亮比曹操好，但是就平生事業客觀上對于人民利益與經濟文化發展的貢獻來看，諸葛亮是不如曹操的”，最後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肯定曹操是我國曆史中一位傑出的人物”（缪钺語）。
當然，讨論中也出現了一些偏激的意見，或把曹操說得一無是處，完全否定，或把曹操說成是完美無缺的英雄，全盤肯定，還有人把舞台上的曹操和曆史上的曹操混為一談，顯然這些說法和做法都是不合适的。
另外，在讨論中提出的“為曹操翻案”這個口号也并不十分科學，因為曆史上對于曹操的評價是有褒有貶、有毀有譽的，并不是一概罵倒，即使是小說戲劇中的曹操也不是一團漆黑，沒有一點亮色，因此“翻案”之說是難以成立的，至少是不夠嚴謹的。
當然，如按鄭天挺的說法：“新結論和過去不同的固然是翻案，新結論和過去相同的，由于本質上有了變化，又何嘗不是翻案。
”則“翻案”一說，也不是絕無存在的理由的。
曹操評論掀起的第二個熱潮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在“四人幫”所煽起的“評法批儒”的逆流中，曹操被推尊為“大法家”“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徹底反對儒家思想”的鬥士。
《三國演義》和三國戲中的曹操形象遭到前所未有的毀謗，一概被污蔑為“尊儒反法的反動作品”。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被扭曲了的運動，雖然不能說所有參加讨論的人都是被“四人幫”所煽動的和利用的，都是缺乏科學精神的，但就總體而言，這不是一場科學的讨論，更不是一場純學術的讨論，其大方向是錯誤的，是為“四人幫”所推行的反動政治路線服務的。
讨論違背了基本的曆史事實，混淆了視聽，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是在真正的意義上被歪曲了，雖然他的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
許多嚴謹的學者在這一場讨論中保持了沉默，或盡量采取了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态度。
因此曹操的聲名雖然煊赫一時，但人們心目中的曹操還是那個既有長處也有短處、既有優點也有缺點、既有可愛之處也有可憎之處的曹操。
在這方面，應當說1959年所開展的那一場讨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場讨論使人們比較正确、也比較深入地認識了曹操，這種認識不是一場非科學的、反科學的讨論在倉猝之間就能輕易地加以改變的。
當然，不少對曆史缺乏研究的人，難免不被搞得暈頭轉向，難免不因此而對曹操及《三國演義》等文藝作品産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從這個角度說，這場讨論所産生的影響也是消極的、有害的。
随着“四人幫”的被粉碎，随着思想路線的逐步端正，曹操評論逐漸回到正确的軌道。
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曹操評論雖未再在全國範圍内掀起熱潮，但曹操仍是人們所關注的一個熱點，有關評論不絕如縷，并曾一再在局部範圍内掀起熱潮。
1983年5月，在曹操的故鄉安徽亳縣舉辦了全國第一次建安文學讨論會。
1988年11月，在漢魏故都河南許昌舉辦了全國第二次建安文學讨論會。
1991年4月，在河北邯鄲舉辦了全國第三次建安文學讨論會。
1993年5月，又在安徽亳州舉辦了全國“三曹”學術研讨會。
這些讨論會雖并不專門讨論曹操，但因曹操在建安文壇處于領袖群英的地位，所以曹操仍是人們所讨論的一個重心。
這些讨論往往能夠反映出一個時期以來曹操研究所達到的新水平，同時又将曹操研究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這些讨論雖然往往偏重于探讨曹操在文學方面的建樹和特色，但同時也涉及了曹操的政治活動和軍事活動，涉及了曹操的思想、性格和作風，涉及了曹操在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
參加者除古典文學研究者外，還有曆史、哲學、軍事科學等其他學術領域的研究者。
除了幾次學術讨論會之外，對曹操的研究工作在全國範圍内從未間斷過，不同專業的研究者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和角度研究曹操的文章時時見諸各地報刊。
與此同時，海外的漢學家也時時把曹操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研究論著。
俗有“蓋棺論定”一說，對于曹操來說（實際上決不僅僅是曹操，不過曹操在這方面更為突出些就是了），“蓋棺”是遠遠沒有“論定”的，一千多年來曹操評論所經曆的風雨和曲折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曹操是一個複雜的人，他看上去不是那樣“一目了然”，就像蘇轼在《題西林壁》詩中所說的那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橫看像一座嶺，側看又像一座峰，從不同的角度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印象，看不到廬山的本來模樣和整體形象，這在客觀上給評論和研究工作帶來了困難和複雜性。
不同時代和不同年齡、經曆、修養、職業、思想、性格、志趣以及懷着不同目的的人們在觀察和評論曹操時所采取的角度、方法和得出的認識、結論也往往不同，即使是根據同一史料研究同一問題也往往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和結論，這研究主體的不同，又從另一個方面增加了曹操研究的複雜性。
這些，或者就是千餘年來對曹操議論紛壇、莫衷一是的最基本的原因吧。
對我們來說，最要緊的是在評論中既從固有的曆史事實出發，同時又站在今天時代的高度作出審視和判斷。
既要全面地看待曹操（不是隻看某一方面，更不是隻看其某一點），又要注意把握其主流和大節，看其所作所為是否曾經在曆史上起過積極的、進步的作用。
從這一立場出發，曹操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為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曹操統一了北方。
董卓之亂後，中原一帶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人民流離死亡，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
如不加以阻遏，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将出現“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局面，也就是說，國家将陷于四分五裂，後果是難以想象的。
曹操憑藉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能，逐一掃平群雄，終于在不太長的時間内使北方重新歸于統一，這個曆史功績是巨大的。
為了實現、維護和鞏固北方的統一，曹操親率大軍讨平烏桓，這個舉措也是值得肯定的。
當時烏桓雖還構不成對中原地區的嚴重威脅，但它結納袁氏殘餘勢力，一再騷擾邊境，如不下決心加以讨平，北方邊境地區就将從此無有甯日，曹操的後方就将難以鞏固，進一步南征、西征就會有後顧之憂。
從長遠來說，一個敵對的烏桓未必就不會成為中原地區的隐患，為了不緻養癰遺患，及時加以處置是完全必要的。
曹操統一北方後，進一步想統一江南和西蜀，這個想法也是積極的，北方的統一并不等于全中國的統一，為了實現全中國的統一，在統一北方之後積極謀取江南和西蜀，這正是統一大業的題中應有之義。
如果曹操統一北方後就安于現狀，不再謀求發展，那他就決不會是一個雄主，至多是比北方的其他割據者稍微強一些罷了。
當然，由于主觀上和客觀上的諸多原因，曹操統一江南和西蜀的願望最終未能實現，這隻能是他個人的一個悲劇，也是當時時代的一個悲劇，這給曹操的一生事業和雄圖大略增添了一抹悲壯可憫的色彩，但就其主觀動機而言，卻是包含着積極的内涵的。
江南的孫權和西蜀的劉備、諸葛亮等也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們在統治江南和西蜀期間，對掃平境内的地方割據勢力，對廓清政治、發展生産和安定人民生活，也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他們也都想進一步統一全國，特别是諸葛亮，在有生之年一再北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也是值得肯定的。
不能說統一全國是曹操的專利，他打算統一全國是積極的，别人打算統一全國就不是積極的。
他們可以平等地競争，誰有能力最後統一全國，誰在曆史上就是最有作為的英雄。
可惜的是，無論是曹操還是孫權、劉備和諸葛亮，他們都沒有能力最後統一全國。
但就已經取得的業績而論，曹操是比孫權、劉備和諸葛亮更為傑出的。
漢末大亂主要發生在中原，在大亂初期最有實力的割據勢力也都分布在中原，曹操是在打了一場又一場的硬仗、惡仗之後最後才實現了北方的統一的。
相比之下，孫權的平定江南，劉備、諸葛亮的平定西蜀就要容易得多，他們後來能與曹操抗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山川的險阻，不是說他們個人的能力或轄區的實力就真正達到了堪與曹操匹敵的地步。
自先秦以迄漢魏，中國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的重心一直在中原地區，中原地區的盛衰對于中華民族的興亡關系甚巨，削平中原地區的戰亂，實現中原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就顯得更為重要。
從這個角度說，曹操在統一大業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孫權、劉備和諸葛亮更加值得肯定。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經濟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
比如曹操抑制豪強在當時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東漢以來，豪強地主操縱政治，兼并土地，魚肉人民，不僅普通百姓不敢得罪他們，就是一般官僚乃至皇帝也是奈何他們不得，甚至要加以遷就和回護的。
曹操敢于抑制豪強，這對于廓清政治、清除統一北方的障礙、減輕人民負擔都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又比如曹操實施屯田，在當時情況下對于恢複農業生産、對于解決人民流離死亡的問題、對解決“強兵足食”的問題也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屯田制對農民的剝削确實是重的，但北宋時的官田也是對半分或四六分，兩相比較，曹操的剝削并不顯得更重，何況曹操正處在一個兵荒馬亂的非常時期。
既要解決緊迫的軍糧問題和土地大片荒蕪、人民流離死亡的問題，又要讓屯田農民過得比較寬裕一些，這樣要求是脫離曹操當時所處的曆史實際的。
再比如曹操強調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從而打破了世家大族對于政治的壟斷，使具備才能但出身下層的人們有了參與政治、發揮才智的機會，并促進了統一戰争的進程；強調以法治軍，賞罰嚴明，從而加強了軍隊的紀律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對于改良政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強調節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東漢以來盛行的奢侈歪風，減輕了人民負擔，改善了政治；這些措施也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曹操“尚通脫”，即在思想上比較解放，這在當時思想界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評論說：“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所說的“異端”思想，主要指與“孔教”即儒學相對立的名、法、兵、道、墨等家的思想，其中包括了一些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外來的思想”，主要指從東漢開始輸入的佛教思想。
漢代自武帝結束百家論争後，儒學定于一尊，而這時的儒學已非孔子學說的本來面目。
它一方面揉進了陰陽五行的學說和谶緯符命的怪論，成為一種神學迷信；另一方面，兩漢統治者又大大擴展了孔子學說中忠孝仁義的道德觀念，竭力推行封建禮教。
神學迷信與封建禮教，成為桎梏人們思想的兩座監牢。
黃巾起義沖垮了東漢王朝的統治秩序，為這個秩序服務的神學迷信與封建禮教随之出現衰頹之勢。
曹操順應這一形勢，不僅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從神學迷信和封建禮教中解脫了出來，而且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充當了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帶頭人，使建安時代出現了一個思想較為解放和活躍的局面。
曹操在這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自然也是不應抹煞的。
在文學方面，曹操是建安文壇的開山人物和領袖。
兩漢文學為經學思想所束縛，内容上強調宗經，形式上辭賦獨盛，表現上重視摹拟，文學家自身的地位也受到輕視。
曹操大力網羅文學人才，提高文學家的地位，尊重他們的創作才能和創作個性，注意保護他們的創作積極性。
在創作上，注意革除兩漢文人文學形式主義的锢弊，使文學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軌道。
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兩漢文人被“俳優畜之”、文學被視作經學的附庸、文人創作比較冷落而又千篇一律的局面。
曹操又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創作在内容上能夠擺脫經學思想的束縛，以動亂現實、民生疾苦、所經所曆、所感所歎作為表現對象；在形式上給四言詩注進新生命，把五言詩推向最高峰，從而為古詩的發展揭開了新的一頁；特别是曹操一反兩漢文人對樂府民歌冷漠輕賤的态度，認真從中吸取營養，但又不拘泥于古人古事而以樂府題目自作詩，從而掀起了一個寫作樂府詩的熱潮。
曹操大量别開生面的散文，也為文壇注入了一股新的氣息。
總之，建安文學能夠在短期内趨于繁榮，并呈現出一個嶄新的風貌，從而在文學史上結束一個舊時代，開創出一個新時代，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和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曹操在其中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其功績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
總之，曹操不愧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他所創建的業績是不朽的、光輝的。
當然，曹操也決不是一個完人，他一生犯過不少錯誤，甚至有不可饒恕的罪過。
其最不可饒恕的罪過，就是參與鎮壓黃巾起義。
參與鎮壓黃巾起義，充分暴露了曹操的地主階級立場，證明他所代表、所追求的根本利益是同勞動人民完全對立的。
他所建立的功績，歸根結底是一個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所建立的功績。
曹操的另一個罪過，就是殺人太多。
曹操在鎮壓黃巾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在平定敵對割據勢力的過程中，在鎮壓劉氏王室勢力、内部反叛勢力和不同政見者的過程中，乃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曾一再殺人，在不少情況下甚至是大量地殺人。
有些人是非殺不可的，有些人是在當時情況下不得不殺的，但其中确也有一些人是不該殺、不用殺的。
曹操殺人總愛搞擴大化，唯恐不能把對手斬草除根。
嚴于執法固然不錯，但往往因執法過嚴而冤殺了不少人。
還有僅憑一時的好惡而濫殺人的情況。
這些，反映了曹操性格中殘忍忌刻的一面，是不能加以回護和寬恕的。
當然，對于具體的事件還須結合當時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籠統否定。
此外，還須看到，曹操的罪過與他的功績相比是處于次要地位的，指出和批判曹操的罪過，是不應當影響對其曆史功績和曆史作用的評價的。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曹操所代表的時代和曹操所建樹的功績都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今天的時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我們不能割斷曆史，凡是在過去時代做過符合人民願望的事情、對推動曆史發展做出過一定貢獻的人們，我們都不應當忘記。
曹操作為一個經曆豐富、性格鮮明而多樣、富于傳奇色彩的曆史人物，将在後世人們心目中永遠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曹操所建樹的功績，也将在曆史上永遠留下輝煌的一頁，赢得人們無盡的緬懷和稱頌。
吳晗認為：“曆史人物的讨論不應該和藝術作品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來，舊戲中的曹操戲照樣可以演。
某些已經定型的曹操戲最好不改，而且，與其改也，毋甯新編，曆史題材多得很，何必專從改舊戲打主意呢？” 此外，讨論還涉及了曹操的用人政策、應如何評價曹操和其他曆史人物、曹操在曆史上被否定和被塑造成一個“大白花臉”的原因等問題。
總的說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各個方面的人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評論了曹操，研究了曹操。
在這之前，曹操還不曾這樣被衆多的人們“全方位”地評論過和研究過，甚至還沒有一個學術問題像曹操這樣被衆多的人們所關注過，這也算是曹操所獲得的“殊榮”吧。
曹操之所以這樣被衆多的人們所關注，用吳晗的話來說，是由于“他的方面多，成就大，缺點也多”，因此人們可以“從各個不同角度去了解”，各人的看法也就往往不一緻。
也就是說，這是由曹操自身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所造成的。
這次讨論，吸引了更多的人們來關注曹操和研究曹操，曹操的“知名度”因而更高了，影響也更大了。
通過讨論，人們認真研究了史料，學習了理論，對曹操有了一個更全面、更正确、更深入的認識，有些“不明确的問題逐漸明确了，有些不了解的問題了解了，過去的一些錯誤看法糾正了，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更端正了”（吳晗語）。
特别是因偏愛《三國演義》和三國戲而對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所産生的誤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廓清，曹操在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更多人們的肯定，不少人承認曹操是漢末三國時期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是中國封建社會有數的傑出人物。
他當然“決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十全十美的完人，在曆史上是沒有的”，“但就曹操整個事業來說，卻是功大于過”（吳晗語）。
有人還将曹操和曆來備受尊崇的諸葛亮作了對比，認為“在三國時，曹操與諸葛亮都是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如果就私人道德品質某些方面來看，諸葛亮比曹操好，但是就平生事業客觀上對于人民利益與經濟文化發展的貢獻來看，諸葛亮是不如曹操的”，最後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肯定曹操是我國曆史中一位傑出的人物”（缪钺語）。
當然，讨論中也出現了一些偏激的意見，或把曹操說得一無是處，完全否定，或把曹操說成是完美無缺的英雄，全盤肯定，還有人把舞台上的曹操和曆史上的曹操混為一談，顯然這些說法和做法都是不合适的。
另外，在讨論中提出的“為曹操翻案”這個口号也并不十分科學，因為曆史上對于曹操的評價是有褒有貶、有毀有譽的，并不是一概罵倒，即使是小說戲劇中的曹操也不是一團漆黑，沒有一點亮色，因此“翻案”之說是難以成立的，至少是不夠嚴謹的。
當然，如按鄭天挺的說法：“新結論和過去不同的固然是翻案，新結論和過去相同的，由于本質上有了變化，又何嘗不是翻案。
”則“翻案”一說，也不是絕無存在的理由的。
曹操評論掀起的第二個熱潮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在“四人幫”所煽起的“評法批儒”的逆流中，曹操被推尊為“大法家”“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徹底反對儒家思想”的鬥士。
《三國演義》和三國戲中的曹操形象遭到前所未有的毀謗，一概被污蔑為“尊儒反法的反動作品”。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被扭曲了的運動，雖然不能說所有參加讨論的人都是被“四人幫”所煽動的和利用的，都是缺乏科學精神的，但就總體而言，這不是一場科學的讨論，更不是一場純學術的讨論，其大方向是錯誤的，是為“四人幫”所推行的反動政治路線服務的。
讨論違背了基本的曆史事實，混淆了視聽，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是在真正的意義上被歪曲了，雖然他的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
許多嚴謹的學者在這一場讨論中保持了沉默，或盡量采取了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态度。
因此曹操的聲名雖然煊赫一時，但人們心目中的曹操還是那個既有長處也有短處、既有優點也有缺點、既有可愛之處也有可憎之處的曹操。
在這方面，應當說1959年所開展的那一場讨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場讨論使人們比較正确、也比較深入地認識了曹操，這種認識不是一場非科學的、反科學的讨論在倉猝之間就能輕易地加以改變的。
當然，不少對曆史缺乏研究的人，難免不被搞得暈頭轉向，難免不因此而對曹操及《三國演義》等文藝作品産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從這個角度說，這場讨論所産生的影響也是消極的、有害的。
随着“四人幫”的被粉碎，随着思想路線的逐步端正，曹操評論逐漸回到正确的軌道。
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曹操評論雖未再在全國範圍内掀起熱潮，但曹操仍是人們所關注的一個熱點，有關評論不絕如縷，并曾一再在局部範圍内掀起熱潮。
1983年5月，在曹操的故鄉安徽亳縣舉辦了全國第一次建安文學讨論會。
1988年11月，在漢魏故都河南許昌舉辦了全國第二次建安文學讨論會。
1991年4月，在河北邯鄲舉辦了全國第三次建安文學讨論會。
1993年5月，又在安徽亳州舉辦了全國“三曹”學術研讨會。
這些讨論會雖并不專門讨論曹操，但因曹操在建安文壇處于領袖群英的地位，所以曹操仍是人們所讨論的一個重心。
這些讨論往往能夠反映出一個時期以來曹操研究所達到的新水平，同時又将曹操研究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這些讨論雖然往往偏重于探讨曹操在文學方面的建樹和特色，但同時也涉及了曹操的政治活動和軍事活動，涉及了曹操的思想、性格和作風，涉及了曹操在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
參加者除古典文學研究者外，還有曆史、哲學、軍事科學等其他學術領域的研究者。
除了幾次學術讨論會之外，對曹操的研究工作在全國範圍内從未間斷過，不同專業的研究者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和角度研究曹操的文章時時見諸各地報刊。
與此同時，海外的漢學家也時時把曹操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研究論著。
俗有“蓋棺論定”一說，對于曹操來說（實際上決不僅僅是曹操，不過曹操在這方面更為突出些就是了），“蓋棺”是遠遠沒有“論定”的，一千多年來曹操評論所經曆的風雨和曲折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曹操是一個複雜的人，他看上去不是那樣“一目了然”，就像蘇轼在《題西林壁》詩中所說的那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橫看像一座嶺，側看又像一座峰，從不同的角度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印象，看不到廬山的本來模樣和整體形象，這在客觀上給評論和研究工作帶來了困難和複雜性。
不同時代和不同年齡、經曆、修養、職業、思想、性格、志趣以及懷着不同目的的人們在觀察和評論曹操時所采取的角度、方法和得出的認識、結論也往往不同，即使是根據同一史料研究同一問題也往往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和結論，這研究主體的不同，又從另一個方面增加了曹操研究的複雜性。
這些，或者就是千餘年來對曹操議論紛壇、莫衷一是的最基本的原因吧。
對我們來說，最要緊的是在評論中既從固有的曆史事實出發，同時又站在今天時代的高度作出審視和判斷。
既要全面地看待曹操（不是隻看某一方面，更不是隻看其某一點），又要注意把握其主流和大節，看其所作所為是否曾經在曆史上起過積極的、進步的作用。
從這一立場出發，曹操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為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曹操統一了北方。
董卓之亂後，中原一帶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人民流離死亡，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
如不加以阻遏，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将出現“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局面，也就是說，國家将陷于四分五裂，後果是難以想象的。
曹操憑藉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能，逐一掃平群雄，終于在不太長的時間内使北方重新歸于統一，這個曆史功績是巨大的。
為了實現、維護和鞏固北方的統一，曹操親率大軍讨平烏桓，這個舉措也是值得肯定的。
當時烏桓雖還構不成對中原地區的嚴重威脅，但它結納袁氏殘餘勢力，一再騷擾邊境，如不下決心加以讨平，北方邊境地區就将從此無有甯日，曹操的後方就将難以鞏固，進一步南征、西征就會有後顧之憂。
從長遠來說，一個敵對的烏桓未必就不會成為中原地區的隐患，為了不緻養癰遺患，及時加以處置是完全必要的。
曹操統一北方後，進一步想統一江南和西蜀，這個想法也是積極的，北方的統一并不等于全中國的統一，為了實現全中國的統一，在統一北方之後積極謀取江南和西蜀，這正是統一大業的題中應有之義。
如果曹操統一北方後就安于現狀，不再謀求發展，那他就決不會是一個雄主，至多是比北方的其他割據者稍微強一些罷了。
當然，由于主觀上和客觀上的諸多原因，曹操統一江南和西蜀的願望最終未能實現，這隻能是他個人的一個悲劇，也是當時時代的一個悲劇，這給曹操的一生事業和雄圖大略增添了一抹悲壯可憫的色彩，但就其主觀動機而言，卻是包含着積極的内涵的。
江南的孫權和西蜀的劉備、諸葛亮等也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們在統治江南和西蜀期間，對掃平境内的地方割據勢力，對廓清政治、發展生産和安定人民生活，也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他們也都想進一步統一全國，特别是諸葛亮，在有生之年一再北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也是值得肯定的。
不能說統一全國是曹操的專利，他打算統一全國是積極的，别人打算統一全國就不是積極的。
他們可以平等地競争，誰有能力最後統一全國，誰在曆史上就是最有作為的英雄。
可惜的是，無論是曹操還是孫權、劉備和諸葛亮，他們都沒有能力最後統一全國。
但就已經取得的業績而論，曹操是比孫權、劉備和諸葛亮更為傑出的。
漢末大亂主要發生在中原，在大亂初期最有實力的割據勢力也都分布在中原，曹操是在打了一場又一場的硬仗、惡仗之後最後才實現了北方的統一的。
相比之下，孫權的平定江南，劉備、諸葛亮的平定西蜀就要容易得多，他們後來能與曹操抗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山川的險阻，不是說他們個人的能力或轄區的實力就真正達到了堪與曹操匹敵的地步。
自先秦以迄漢魏，中國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的重心一直在中原地區，中原地區的盛衰對于中華民族的興亡關系甚巨，削平中原地區的戰亂，實現中原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就顯得更為重要。
從這個角度說，曹操在統一大業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孫權、劉備和諸葛亮更加值得肯定。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經濟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
比如曹操抑制豪強在當時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東漢以來，豪強地主操縱政治，兼并土地，魚肉人民，不僅普通百姓不敢得罪他們，就是一般官僚乃至皇帝也是奈何他們不得，甚至要加以遷就和回護的。
曹操敢于抑制豪強，這對于廓清政治、清除統一北方的障礙、減輕人民負擔都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又比如曹操實施屯田，在當時情況下對于恢複農業生産、對于解決人民流離死亡的問題、對解決“強兵足食”的問題也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屯田制對農民的剝削确實是重的，但北宋時的官田也是對半分或四六分，兩相比較，曹操的剝削并不顯得更重，何況曹操正處在一個兵荒馬亂的非常時期。
既要解決緊迫的軍糧問題和土地大片荒蕪、人民流離死亡的問題，又要讓屯田農民過得比較寬裕一些，這樣要求是脫離曹操當時所處的曆史實際的。
再比如曹操強調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從而打破了世家大族對于政治的壟斷，使具備才能但出身下層的人們有了參與政治、發揮才智的機會，并促進了統一戰争的進程；強調以法治軍，賞罰嚴明，從而加強了軍隊的紀律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對于改良政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強調節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東漢以來盛行的奢侈歪風，減輕了人民負擔，改善了政治；這些措施也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曹操“尚通脫”，即在思想上比較解放，這在當時思想界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評論說：“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所說的“異端”思想，主要指與“孔教”即儒學相對立的名、法、兵、道、墨等家的思想，其中包括了一些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外來的思想”，主要指從東漢開始輸入的佛教思想。
漢代自武帝結束百家論争後，儒學定于一尊，而這時的儒學已非孔子學說的本來面目。
它一方面揉進了陰陽五行的學說和谶緯符命的怪論，成為一種神學迷信；另一方面，兩漢統治者又大大擴展了孔子學說中忠孝仁義的道德觀念，竭力推行封建禮教。
神學迷信與封建禮教，成為桎梏人們思想的兩座監牢。
黃巾起義沖垮了東漢王朝的統治秩序，為這個秩序服務的神學迷信與封建禮教随之出現衰頹之勢。
曹操順應這一形勢，不僅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從神學迷信和封建禮教中解脫了出來，而且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充當了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帶頭人，使建安時代出現了一個思想較為解放和活躍的局面。
曹操在這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自然也是不應抹煞的。
在文學方面，曹操是建安文壇的開山人物和領袖。
兩漢文學為經學思想所束縛，内容上強調宗經，形式上辭賦獨盛，表現上重視摹拟，文學家自身的地位也受到輕視。
曹操大力網羅文學人才，提高文學家的地位，尊重他們的創作才能和創作個性，注意保護他們的創作積極性。
在創作上，注意革除兩漢文人文學形式主義的锢弊，使文學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軌道。
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兩漢文人被“俳優畜之”、文學被視作經學的附庸、文人創作比較冷落而又千篇一律的局面。
曹操又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創作在内容上能夠擺脫經學思想的束縛，以動亂現實、民生疾苦、所經所曆、所感所歎作為表現對象；在形式上給四言詩注進新生命，把五言詩推向最高峰，從而為古詩的發展揭開了新的一頁；特别是曹操一反兩漢文人對樂府民歌冷漠輕賤的态度，認真從中吸取營養，但又不拘泥于古人古事而以樂府題目自作詩，從而掀起了一個寫作樂府詩的熱潮。
曹操大量别開生面的散文，也為文壇注入了一股新的氣息。
總之，建安文學能夠在短期内趨于繁榮，并呈現出一個嶄新的風貌，從而在文學史上結束一個舊時代，開創出一個新時代，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和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曹操在其中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其功績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
總之，曹操不愧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他所創建的業績是不朽的、光輝的。
當然，曹操也決不是一個完人，他一生犯過不少錯誤，甚至有不可饒恕的罪過。
其最不可饒恕的罪過，就是參與鎮壓黃巾起義。
參與鎮壓黃巾起義，充分暴露了曹操的地主階級立場，證明他所代表、所追求的根本利益是同勞動人民完全對立的。
他所建立的功績，歸根結底是一個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所建立的功績。
曹操的另一個罪過，就是殺人太多。
曹操在鎮壓黃巾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在平定敵對割據勢力的過程中，在鎮壓劉氏王室勢力、内部反叛勢力和不同政見者的過程中，乃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曾一再殺人，在不少情況下甚至是大量地殺人。
有些人是非殺不可的，有些人是在當時情況下不得不殺的，但其中确也有一些人是不該殺、不用殺的。
曹操殺人總愛搞擴大化，唯恐不能把對手斬草除根。
嚴于執法固然不錯，但往往因執法過嚴而冤殺了不少人。
還有僅憑一時的好惡而濫殺人的情況。
這些，反映了曹操性格中殘忍忌刻的一面，是不能加以回護和寬恕的。
當然，對于具體的事件還須結合當時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籠統否定。
此外，還須看到，曹操的罪過與他的功績相比是處于次要地位的，指出和批判曹操的罪過，是不應當影響對其曆史功績和曆史作用的評價的。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曹操所代表的時代和曹操所建樹的功績都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今天的時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我們不能割斷曆史，凡是在過去時代做過符合人民願望的事情、對推動曆史發展做出過一定貢獻的人們，我們都不應當忘記。
曹操作為一個經曆豐富、性格鮮明而多樣、富于傳奇色彩的曆史人物，将在後世人們心目中永遠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曹操所建樹的功績，也将在曆史上永遠留下輝煌的一頁，赢得人們無盡的緬懷和稱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