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曹操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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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監國使者誣以“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的罪名，差點被殺，得卞太後救護，被貶爵安鄉侯。
同年，改封鄄城侯。
三年，立為鄄城王。
四年，徙封雍丘王。
曹睿即位後，于太和元年（227）徙封浚儀。
二年，複還雍丘。
三年，徙封東阿。
六年，徙封陳王。
同年十一月，發病而死，終年四十一歲。
谥“思”，後世因稱他為陳思王。
在曹操諸子中，曹植最富文才，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曾贊譽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鬥，我得一鬥，天下共分一鬥。
”（宋佚名《釋常談》卷中引）曹操因此曾十分欣賞曹植，曾有心讓他做自己的接班人。
曹植自己也有着強烈的功名事業欲望，曾在給楊修的一封信中說： 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也就是說，他并不甘心隻是做一個文學家，而是力圖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
但是，他在建安年間并沒有表現出多少實際政治才能，相反還在一系列問題上出了纰漏，最終失去了曹操的信任，在争奪繼承權的鬥争中敗下陣來。
曹丕即位後，曹植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不僅在政治上備受虐待排擠，生活上也一直處于一種不安定的狀态，甚至還嘗到過“衣食不繼”的苦頭。
不僅如此，曹植還多次面臨性命之虞。
除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黃初二年（221）的一次外，黃初六年（225）曹植還曾遭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人的誣陷，曹丕借機将他遷到邺城禁锢起來，并讓朝中百僚典議，企圖給他加上“三千之首戾”的罪名。
大約又是卞太後從中斡旋，曹植才逃脫了“大辟”的懲處，被诏還鄄城。
此外，據前引《世說新語·尤悔》，曹丕在毒殺曹彰後是還想毒殺曹植的。
又《世說新語·文學》載：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
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這就是有名的“七步成詩”的故事，不一定可信，但至少說明曹丕不止一次萌生過殺害曹植的企圖。
大概一方面由于卞太後的阻撓，另一方面曹植畢竟隻是一介書生，已成曹丕的“圈牢之養物”，對其政權已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這種企圖最終才未變成現實。
曹睿即位後，曹植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有所減輕，物質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因而萌生了在政治上擡頭的想法，一再上表求試，希望曹睿給他從政的機會，并對具體政事發表了一些意見。
但曹睿對曹植也抱有很深的成見，對其上表僅“優文答報”而已，實際上是完全拒絕了曹植的請求和建議。
曹植最後是完全絕望了，終于在“汲汲無歡”中發病死去。
曹植一生，雖曾力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并确實對某些政事發表過卓見，但總的說來在這方面談不上有什麼建樹。
他真正的成功是在文學方面，是一個在創作上集建安文學之大成、将建安文學推向最高峰的人物，曆來被視為“建安之傑”。
其散文中的書、表頗為可讀，表被劉勰譽為“獨冠群才”（文心雕龍·章表），《與楊德祖書》《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都是散文史上的名作。
辭賦也很有成績，留存到現在的作品還有40餘篇，其中不僅有《洛神賦》《慰子賦》《愍志賦》這一類感傷身世、直抒胸情之作，還有《鹞雀賦》《蝙蝠賦》等全用比拟、類似寓言的作品，别開生面，對後世很有影響。
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尤為突出，不僅内容豐富，題材廣泛，述志、抒懷、叙事、寫景、詠物、詠史、遊仙、贈别、從軍、邊塞無所不有，而且形式多樣，各體皆優，按胡應麟的說法是：“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
”（《詩薮》外編卷一）内容前期多抒發其政治理想和抱負，後期多反映其不幸遭際和理想受到壓抑的怨憤。
形式則以五言為主，是建安時期運用五言形式最為熟練的作家。
同時十分講究藝術表現，講究藝術語言的加工，大大增強了作品的形象性和藝術感染力，達到了文質彬彬的境界。
鐘嵘《詩品》将其詩列為上品，評論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千古，卓爾不群。
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幾乎推崇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曹衮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封平鄉侯，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同年又改封贊侯。
黃初二年（221）進爵為公，三年為北海王。
四年，改封贊王。
七年，徙封濮陽。
太和六年（232），改封中山。
青龍三年（235）病逝。
曹衮從小好學，十餘歲時即能寫做文章。
每讀書，專心緻志，左右常擔心其精力耗費過度，多次加以谏阻，但曹衮情性如此，改不了。
一生著述二萬餘言，《三國志·魏書》本傳稱其“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可見他是将曹植當作自己榜樣，力圖與之平起平坐的。
性謹慎，左右曾上表稱頌其專心好學，他知道後，十分惶恐，責怪左右不應當這樣做，認為這樣做反而是在給他找麻煩。
平常生活節儉，命妃妾紡絲織布，學做普通人做的事情。
曹衮如此謹慎小心，但還是免不了觸犯時網，青龍元年（233）因有關部門奏他“犯京都禁”，曾受到削減封地的處罰。
曹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216）封壽春侯。
黃初二年（221）進爵，徙封汝陽公。
三年，封弋陽王，同年徙封吳王。
五年，改封壽春。
七年，徙封白馬。
太和六年（232），改封楚。
嘉平三年（251），太尉王淩因對幼主曹芳受制于司馬氏的情形不滿，與其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合謀，準備在淮南起兵，推翻司馬懿，廢掉幼主曹芳，另立他們認為是年長而有才的曹彪為帝。
誰知事機不密，被司馬懿察覺。
司馬懿先發制人，帶兵南征，王淩自殺。
接着，曹彪也被逼令自殺，妃及諸子被削為平民。
明人胡應鱗在《詩薮》外編卷一中說：“通計魏武諸子二十五人，殇者十餘，知名者六：丕、彰、植、彪、沖、衮。
彰之力，植之才，沖之智，皆古今絕出，鹹萃一門，自書契來未有也。
”确實，曹操諸子中曹丕、曹彰、曹植、曹沖等人确實是與衆不同的，能夠荟萃一門，确實是少見的。
這種情形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跟曹操的影響和教導有關。
曹操很注意抓諸子的學習，從曹丕《典論·自叙》中“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的話來看，曹操是經常要求孩子們要趁年輕抓緊學習的。
時逢戰亂，曹操要求諸子既習文，又習武，成為文武兼長的人物。
偏長文的孩子，曹操要他們練練武。
其《百辟刀令》雲： 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與五官将。
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将以次與之。
“百辟刀”是曹操冶煉的一種寶刀，其含義在其《内誡令》中有如下說明： 百煉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奸宄也。
“奸宄”指壞人，曹操煉此刀的目的是為了祛除不祥，震懾壞人。
據曹植《寶刀賦序》，此刀煉了三年才煉成功，分别以龍、虎、熊、馬、雀作為标記。
将百辟刀給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其用意是顯然的。
據曹植《寶刀賦序》，五把刀給了曹丕一把，曹植和曹林各得了一把，其餘二把，後來曹操留下自用了，大概是還沒有找到合适的受刀者吧。
對重武輕文的孩子，曹操則要求習文。
他曾對曹彰說：“你不讀書慕聖道，而喜歡乘汗馬擊劍，這不過是一夫之用，哪裡值得看重呢？”要曹彰同時讀讀《詩》《書》。
不過曹彰對讀《詩》《書》到底不感興趣，對身邊的人說：“大丈夫一旦做了衛青、霍去病似的人物，就将率精兵十萬馳騁沙漠，驅逐戎狄，立功建号，哪裡會去做博士呢？”人各有志，曹操對他倒也并不特别勉強。
但總的說來，曹操的要求還是起了作用的。
曹丕在《典論·自叙》中說：“餘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餘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
”曹植在初見邯鄲淳時，曾與之談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
在《求自試表》中又自稱“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雖不無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也絕非無稽之談，他們按照曹操的教導，在文武兼該方面确實是下了一番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績的
同年，改封鄄城侯。
三年，立為鄄城王。
四年，徙封雍丘王。
曹睿即位後，于太和元年（227）徙封浚儀。
二年，複還雍丘。
三年，徙封東阿。
六年，徙封陳王。
同年十一月，發病而死，終年四十一歲。
谥“思”，後世因稱他為陳思王。
在曹操諸子中，曹植最富文才，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曾贊譽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鬥，我得一鬥，天下共分一鬥。
”（宋佚名《釋常談》卷中引）曹操因此曾十分欣賞曹植，曾有心讓他做自己的接班人。
曹植自己也有着強烈的功名事業欲望，曾在給楊修的一封信中說： 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也就是說，他并不甘心隻是做一個文學家，而是力圖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
但是，他在建安年間并沒有表現出多少實際政治才能，相反還在一系列問題上出了纰漏，最終失去了曹操的信任，在争奪繼承權的鬥争中敗下陣來。
曹丕即位後，曹植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不僅在政治上備受虐待排擠，生活上也一直處于一種不安定的狀态，甚至還嘗到過“衣食不繼”的苦頭。
不僅如此，曹植還多次面臨性命之虞。
除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黃初二年（221）的一次外，黃初六年（225）曹植還曾遭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人的誣陷，曹丕借機将他遷到邺城禁锢起來，并讓朝中百僚典議，企圖給他加上“三千之首戾”的罪名。
大約又是卞太後從中斡旋，曹植才逃脫了“大辟”的懲處，被诏還鄄城。
此外，據前引《世說新語·尤悔》，曹丕在毒殺曹彰後是還想毒殺曹植的。
又《世說新語·文學》載：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
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這就是有名的“七步成詩”的故事，不一定可信，但至少說明曹丕不止一次萌生過殺害曹植的企圖。
大概一方面由于卞太後的阻撓，另一方面曹植畢竟隻是一介書生，已成曹丕的“圈牢之養物”，對其政權已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這種企圖最終才未變成現實。
曹睿即位後，曹植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有所減輕，物質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因而萌生了在政治上擡頭的想法，一再上表求試，希望曹睿給他從政的機會，并對具體政事發表了一些意見。
但曹睿對曹植也抱有很深的成見，對其上表僅“優文答報”而已，實際上是完全拒絕了曹植的請求和建議。
曹植最後是完全絕望了，終于在“汲汲無歡”中發病死去。
曹植一生，雖曾力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并确實對某些政事發表過卓見，但總的說來在這方面談不上有什麼建樹。
他真正的成功是在文學方面，是一個在創作上集建安文學之大成、将建安文學推向最高峰的人物，曆來被視為“建安之傑”。
其散文中的書、表頗為可讀，表被劉勰譽為“獨冠群才”（文心雕龍·章表），《與楊德祖書》《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都是散文史上的名作。
辭賦也很有成績，留存到現在的作品還有40餘篇，其中不僅有《洛神賦》《慰子賦》《愍志賦》這一類感傷身世、直抒胸情之作，還有《鹞雀賦》《蝙蝠賦》等全用比拟、類似寓言的作品，别開生面，對後世很有影響。
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尤為突出，不僅内容豐富，題材廣泛，述志、抒懷、叙事、寫景、詠物、詠史、遊仙、贈别、從軍、邊塞無所不有，而且形式多樣，各體皆優，按胡應麟的說法是：“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
”（《詩薮》外編卷一）内容前期多抒發其政治理想和抱負，後期多反映其不幸遭際和理想受到壓抑的怨憤。
形式則以五言為主，是建安時期運用五言形式最為熟練的作家。
同時十分講究藝術表現，講究藝術語言的加工，大大增強了作品的形象性和藝術感染力，達到了文質彬彬的境界。
鐘嵘《詩品》将其詩列為上品，評論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千古，卓爾不群。
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幾乎推崇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曹衮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封平鄉侯，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同年又改封贊侯。
黃初二年（221）進爵為公，三年為北海王。
四年，改封贊王。
七年，徙封濮陽。
太和六年（232），改封中山。
青龍三年（235）病逝。
曹衮從小好學，十餘歲時即能寫做文章。
每讀書，專心緻志，左右常擔心其精力耗費過度，多次加以谏阻，但曹衮情性如此，改不了。
一生著述二萬餘言，《三國志·魏書》本傳稱其“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可見他是将曹植當作自己榜樣，力圖與之平起平坐的。
性謹慎，左右曾上表稱頌其專心好學，他知道後，十分惶恐，責怪左右不應當這樣做，認為這樣做反而是在給他找麻煩。
平常生活節儉，命妃妾紡絲織布，學做普通人做的事情。
曹衮如此謹慎小心，但還是免不了觸犯時網，青龍元年（233）因有關部門奏他“犯京都禁”，曾受到削減封地的處罰。
曹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216）封壽春侯。
黃初二年（221）進爵，徙封汝陽公。
三年，封弋陽王，同年徙封吳王。
五年，改封壽春。
七年，徙封白馬。
太和六年（232），改封楚。
嘉平三年（251），太尉王淩因對幼主曹芳受制于司馬氏的情形不滿，與其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合謀，準備在淮南起兵，推翻司馬懿，廢掉幼主曹芳，另立他們認為是年長而有才的曹彪為帝。
誰知事機不密，被司馬懿察覺。
司馬懿先發制人，帶兵南征，王淩自殺。
接着，曹彪也被逼令自殺，妃及諸子被削為平民。
明人胡應鱗在《詩薮》外編卷一中說：“通計魏武諸子二十五人，殇者十餘，知名者六：丕、彰、植、彪、沖、衮。
彰之力，植之才，沖之智，皆古今絕出，鹹萃一門，自書契來未有也。
”确實，曹操諸子中曹丕、曹彰、曹植、曹沖等人确實是與衆不同的，能夠荟萃一門，确實是少見的。
這種情形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跟曹操的影響和教導有關。
曹操很注意抓諸子的學習，從曹丕《典論·自叙》中“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的話來看，曹操是經常要求孩子們要趁年輕抓緊學習的。
時逢戰亂，曹操要求諸子既習文，又習武，成為文武兼長的人物。
偏長文的孩子，曹操要他們練練武。
其《百辟刀令》雲： 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與五官将。
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将以次與之。
“百辟刀”是曹操冶煉的一種寶刀，其含義在其《内誡令》中有如下說明： 百煉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奸宄也。
“奸宄”指壞人，曹操煉此刀的目的是為了祛除不祥，震懾壞人。
據曹植《寶刀賦序》，此刀煉了三年才煉成功，分别以龍、虎、熊、馬、雀作為标記。
将百辟刀給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其用意是顯然的。
據曹植《寶刀賦序》，五把刀給了曹丕一把，曹植和曹林各得了一把，其餘二把，後來曹操留下自用了，大概是還沒有找到合适的受刀者吧。
對重武輕文的孩子，曹操則要求習文。
他曾對曹彰說：“你不讀書慕聖道，而喜歡乘汗馬擊劍，這不過是一夫之用，哪裡值得看重呢？”要曹彰同時讀讀《詩》《書》。
不過曹彰對讀《詩》《書》到底不感興趣，對身邊的人說：“大丈夫一旦做了衛青、霍去病似的人物，就将率精兵十萬馳騁沙漠，驅逐戎狄，立功建号，哪裡會去做博士呢？”人各有志，曹操對他倒也并不特别勉強。
但總的說來，曹操的要求還是起了作用的。
曹丕在《典論·自叙》中說：“餘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餘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
”曹植在初見邯鄲淳時，曾與之談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
在《求自試表》中又自稱“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雖不無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也絕非無稽之談，他們按照曹操的教導，在文武兼該方面确實是下了一番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