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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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明确提出“唯才是舉”的方針，言人之所不敢言，行文潑辣，就是充分體現了率直通脫的特色的。
披露内心的想法和感情，曹操也不隐瞞忸怩，《讓縣自明本志令》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實可作為曹操的自叙傳來讀。
張溥說：“《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題辭》）說得是不錯的。
對于部下的優點、長處、功勞，曹操往往也能坦率承認、充分肯定、高度評價。
《請爵荀彧表》《請封荀攸表》《表稱樂進于禁張遼》《表論田疇功》《請追增郭嘉封邑表》等文表述諸人功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磊落胸懷，十分感人。
《請增封荀彧表》叙述荀彧功績，甚至同自己在戰争中的幾次指揮失誤對照着寫，最後作出荀彧“謀殊功異，臣所不及”的結論，尤為驚人。
在《求言令》中，曹操将“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說成是自己“開延不勤之咎”，要求“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别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氣度恢宏，情辭懇款，也表現出通脫的特色。
不僅内容、風格的表現任其自然，極為随便，形式上也往往不拘格套。
其文形式大都緊密配合内容，想怎樣寫就怎樣寫，文體随便，造語自然，簡易淺顯，直截了當，長短不拘，揮灑自如，對東漢散文存在的繁褥、拘謹、模拟和格式化等弊病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通脫文風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
漢末黃巾大起義不僅動搖了東漢王朝的國家機器，也打破了漢武帝以來儒學獨尊的局面，人們的思想桎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脫。
曹操通過激烈複雜的鬥争實踐的不斷磨煉，逐步成為一個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具有了一定的樸素唯物思想，因此他寫文章能夠講究言之有物，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就寫什麼，怎麼想就怎麼寫，順乎自然，合于情理，不虛飾，不浮誇，表現出潇灑任意、自由随便的氣度和風貌，使他的散文具有了真實可信的色彩。
當然，作為一個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有陰險刻毒的一面，他不可能事事講實際，處處說真話。
如《宣示孔融罪狀令》的羅織罪狀，《與孫權書》對赤壁之敗的掩飾解嘲，《留荀彧表》的笑裡藏刀，就都表現出了曹操文風虛僞浮飾的一面。
曹操散文的通脫風格，也是他膽識氣魄、胸襟抱負、倜傥性格的必然産物。
曹操作為一世之雄，具有很高的地位，躊躇滿志，頤指氣使，說話著文自然不必多所顧忌。
他性格既剛強，又“任俠放蕩”、“佻易無威重”，也不容易為傳統所縛。
謝榛《四溟詩話》說：“賦詩要有英雄氣象。
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劍不能折其剛。
”實可作為曹操的形象寫照。
建安時代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觀念漸趨明确，文學的特質開始受到重視。
在這種風氣的浸潤下，曹操散文雖然大部分是一些應用公文，但不少是具有一定文學性的政論文字。
它們寓情于理，因理涉事，論而有象，使情、理、事三者水乳交融，表現出一定的藝術感染力量。
以下幾方面給我們留下了較深印象： （一）感情充溢。
曹操生活在多事之秋，以天下為己任，因此國家的動亂，社會的殘破，人民的流離，親友的死亡，以及戰争的勝利、失敗和艱苦等等，無不深深觸動他的心弦。
形諸筆墨，就使他的散文無論是悼亡、述志，還是表功、斥敵，無不表現出濃烈的感情色彩。
且看《與荀彧書追傷郭嘉》：“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
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滞，欲以後事屬之。
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
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開始追叙與郭嘉的深厚交情，對郭嘉的摯愛與信任已見諸筆端。
“何意卒爾失之”二句，語意陡轉，悲痛之情噴湧而出。
“然何益亡者”又楔進一層，無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
最後痛惜知己，“奈何奈何”四字，簡直是搶地呼天、悲痛欲絕了。
全文雖不長，而感情飽滿，層層遞進，十分委曲動人。
曹操内心感情極為豐富，在其散文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流露。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
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怆傷懷。
”（《軍谯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贍給災民令》）表現了對于人民疾苦和死亡的憂慮悲痛之情。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求賢令》）表現了對于“賢人君子”不可按捺的渴慕之情。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
劉備欲斷絕外内以取漢中，将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假徐晁節令》）表現了對于勝利的大喜過望之情。
“融違反天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
”（《宣示孔融罪狀令》）表現了對于孔融刻骨銘心的仇視之情。
“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
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戒子植》）表現了對于曹植的殷切期待之情。
有時引述古事也一往情深，《讓縣自明本志令》以引為同道的同情心情大段引用樂毅和蒙恬的事迹，最後并說：“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怆然流涕也。
”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在表現上，除直接抒發外，一般都同說理叙事有機結合，通過跌宕的語調、多變的句式和富有感情色彩的語彙将感情自然帶出，有的一氣流注，有的沉深往複，情與氣偕，慷慨縱橫，很有特色。
（二）一定的形象性。
首先，曹操散文既有充沛的感情，它就必然要在讀者頭腦中凸現出一個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
這個形象雖不能在外形特征方面給讀者以具體啟示，但是他的内心世界、精神風貌、性格作風卻能給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風度膽識、胸襟氣魄、堅毅機變，以及他的坦誠與權詐、寬厚與忌刻、失望與期待、摯愛與仇恨、歡欣與悲涼，無一不在他的散文中烙下深刻印記。
曹操著文喜歡擺進自我和直抒胸情，這就使得他的大部分散文具有了鮮明的個性特征，其氣度鋒芒、神情語态都隻能為宰輔之臣的曹操所獨具。
我們讀他的明志、求賢、請封諸令尤其能夠得到這種印象。
其次，曹操散文叙事簡潔明了，生動親切，往往從一個側面刻畫出較為鮮明的人物形象，富有生活情趣，頗耐玩索體味。
如《追稱丁幼陽令》字裡行間洋溢着活潑輕松的氣氛，把作者同丁幼陽之間的深厚情誼和無拘無束的交往刻畫得淋漓盡緻，也表現出作者性格中開朗诙諧的一面。
又如《軍策令》：“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
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邪？’孤答曰：‘能小複能大，何苦！’”記錄對話，聲情畢肖，兩人不同的性格、志趣和抱負可從中窺見。
這類散文，巧選生活鏡頭，雖是粗陳梗概，卻也細緻逼真，大類《世說新語》，對後來小說的發展當有一定影響。
有的散文，對人物外貌也有生動描寫。
如《賜死崔琰令》：“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
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
”崔琰對曹操将稱魏王有一點不滿的表示，曹操就罰他去服苦役。
派人去監視他，監視的人說他仍不服氣，曹操于是下了此令。
在這類問題上，曹操不容人，心狠手辣，令人齒寒；但在死刑判決書中采用畫龍點睛的手法大筆勾勒“罪犯”的舉動神情，使崔琰不服氣的愠怒神态躍然紙上，卻是别具一格的。
其他文字、特别是表功諸令大都夾叙夾議，也有較多叙事成分。
叙述時雍容不迫，如道家常，而人物之忠勇、幹練、謀斷等品質性格也就突現出來，不言其功而其功自明。
有的引述人物語言，為文章生色不少。
如《祀故太尉橋玄文》在追念、頌揚橋玄生前對自己的贊揚、幫助之後，所引述橋玄的一段“從容約誓之言”，就為這篇總的說來典雅凝重的祭文平添了不少生趣，這與後來韓愈等人所寫的優秀祭祀、墓志文字頗有相通之處。
（三）樸直凝煉、生動形象的語言藝術。
曹操對于語言的駕馭有很深的造詣，其突出的特色是樸質凝煉。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黛玉對香菱說詩道：“詞句究竟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
”我們讀曹操散文，确有這種感受。
這種樸素美的産生，固然由于曹操無心修飾，任其自然，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曹操老辣的錘煉之功，不然是不可能達到這種反璞歸真的境界的。
這種錘煉不僅使語言獲得了樸質之淳，且也獲得了精練之美。
曹操散文的語言雖不能說字字珠玑，但沉實穩健，很有力度，難于移易，意盡則止，理窮則已，詳略适宜，不作空言之論。
曹操喜引古事成言，既增強了邏輯力量和形象色彩，對語言的精練也大有裨益。
如《整齊風俗令》以主要篇幅引述四件“以白為黑”、颠倒是非的兩漢古事來指代當前的類似現象，表明自己整頓社會風氣的決心，确有馭繁以簡、以少總多之妙。
至如《與荀彧書》“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已多矣。
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用排句來概括荀彧多方面的建樹，也非常簡明扼要。
生動形象也是不少篇章的特色。
生動主要表現為句式和聲調的靈活多變。
曹操散文，喜用四字句、五字句和六字句（其中四字句尤多，《表稱樂進于禁張遼》甚至全為四字句），有時兼用骈偶的詞語；另一方面，曹操也十分注意語言的參差錯落、長短搭配。
這樣，不僅有利于語言的整練，有利于表現明快的節奏、急促的氣勢和峻切的感情，也有利于表現出感情和氣勢的起伏變化，給予讀者一種動蕩跳躍、生氣勃勃的強烈感受。
聲調的高低抑揚也很引人注目，作者有時甚至自覺不自覺地使語言平仄交互、低昂舛節，讀起來有一種頓挫和諧的美感。
作者還采用了一些加強形象性的修辭手法，比喻如“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忠恪祗順，如履薄冰”，引用裡諺如“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成語典實如“以蠡測海，為蛇畫足”等，都貼切形象，機趣生動。
有的大段描寫也十分精彩，如《破袁尚上事》：“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讨之。
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
臣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燿，虎士雷噪。
望旗眩睛，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
……”曹軍的赫赫聲威、所向披靡，袁軍的望風瓦解、失魂落魄，無不表現得活靈活現，恍若一幅濃墨重彩、大氣磅礴的大型戰争圖畫。
此外，曹操散文的嚴謹章法、精當剪裁，也是值得留意的。
除散文外，曹操還寫過抒情詠物小賦，今存《登台賦》殘句“引長明，灌街裡”和《滄海賦》殘句“覽島嶼之所有”，前一首當作于建安十五年（210）銅雀台建成後率領諸子登台之時（當時諸子受曹操之命也都作了《登台賦》），後一首當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烏桓後回師途中登臨碣石之時（與《步出夏門行·觀滄海》作于同時）。
兩賦雖都隻剩下殘句，但不難看出均為寫景言志抒懷之作，與漢大賦是迥異其趣的，對建安時代抒情詠物小賦的繁榮當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兼該衆藝 除了工詩能文之外，曹操還兼有其他多方面的技能，其中不少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首先，曹操具有相當傑出的音樂才能。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張華《博物志》說：“桓譚、蔡邕善音樂……太祖皆與埒能。
”桓譚和蔡邕都精通音律，琴彈得很好，在東漢名聲很大，曹操的音樂才能能夠同他們相匹敵，這很不容易。
曹操平時對音樂有着極濃厚的興趣，聽音樂，看演出，往往從早到晚，不知疲倦。
他建造銅雀台，可能有安全方面的考慮，他曾在銅雀台上指揮平定嚴才所發動的叛亂，但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用來享樂，其中一個重要的内容就是欣賞音樂。
曹操在銅雀台上設置了鼓樂聲伎，常來台上欣賞音樂歌舞，銅雀台俨然成了當時的一個音樂中心，對後來音樂的發展産生了一定影響。
南朝王僧虔在論清商樂時就說：“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
”（《宋書·樂志》）曹操建安二十五年（220）病重，遺令薄葬，但卻不棄聲伎，要求死後仍将歌舞藝人安置在銅雀台上，好好相待，并在台上安放一張六尺長的床，挂上靈幔，每逢初一、十五兩天，從早晨到中午向着靈帳歌舞。
可見曹操對于音樂的喜愛，到了至死不衰的程度。
由
披露内心的想法和感情，曹操也不隐瞞忸怩，《讓縣自明本志令》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實可作為曹操的自叙傳來讀。
張溥說：“《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題辭》）說得是不錯的。
對于部下的優點、長處、功勞，曹操往往也能坦率承認、充分肯定、高度評價。
《請爵荀彧表》《請封荀攸表》《表稱樂進于禁張遼》《表論田疇功》《請追增郭嘉封邑表》等文表述諸人功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磊落胸懷，十分感人。
《請增封荀彧表》叙述荀彧功績，甚至同自己在戰争中的幾次指揮失誤對照着寫，最後作出荀彧“謀殊功異，臣所不及”的結論，尤為驚人。
在《求言令》中，曹操将“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說成是自己“開延不勤之咎”，要求“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别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氣度恢宏，情辭懇款，也表現出通脫的特色。
不僅内容、風格的表現任其自然，極為随便，形式上也往往不拘格套。
其文形式大都緊密配合内容，想怎樣寫就怎樣寫，文體随便，造語自然，簡易淺顯，直截了當，長短不拘，揮灑自如，對東漢散文存在的繁褥、拘謹、模拟和格式化等弊病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通脫文風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
漢末黃巾大起義不僅動搖了東漢王朝的國家機器，也打破了漢武帝以來儒學獨尊的局面，人們的思想桎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脫。
曹操通過激烈複雜的鬥争實踐的不斷磨煉，逐步成為一個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具有了一定的樸素唯物思想，因此他寫文章能夠講究言之有物，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就寫什麼，怎麼想就怎麼寫，順乎自然，合于情理，不虛飾，不浮誇，表現出潇灑任意、自由随便的氣度和風貌，使他的散文具有了真實可信的色彩。
當然，作為一個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有陰險刻毒的一面，他不可能事事講實際，處處說真話。
如《宣示孔融罪狀令》的羅織罪狀，《與孫權書》對赤壁之敗的掩飾解嘲，《留荀彧表》的笑裡藏刀，就都表現出了曹操文風虛僞浮飾的一面。
曹操散文的通脫風格，也是他膽識氣魄、胸襟抱負、倜傥性格的必然産物。
曹操作為一世之雄，具有很高的地位，躊躇滿志，頤指氣使，說話著文自然不必多所顧忌。
他性格既剛強，又“任俠放蕩”、“佻易無威重”，也不容易為傳統所縛。
謝榛《四溟詩話》說：“賦詩要有英雄氣象。
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劍不能折其剛。
”實可作為曹操的形象寫照。
建安時代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觀念漸趨明确，文學的特質開始受到重視。
在這種風氣的浸潤下，曹操散文雖然大部分是一些應用公文，但不少是具有一定文學性的政論文字。
它們寓情于理，因理涉事，論而有象，使情、理、事三者水乳交融，表現出一定的藝術感染力量。
以下幾方面給我們留下了較深印象： （一）感情充溢。
曹操生活在多事之秋，以天下為己任，因此國家的動亂，社會的殘破，人民的流離，親友的死亡，以及戰争的勝利、失敗和艱苦等等，無不深深觸動他的心弦。
形諸筆墨，就使他的散文無論是悼亡、述志，還是表功、斥敵，無不表現出濃烈的感情色彩。
且看《與荀彧書追傷郭嘉》：“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
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滞，欲以後事屬之。
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
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開始追叙與郭嘉的深厚交情，對郭嘉的摯愛與信任已見諸筆端。
“何意卒爾失之”二句，語意陡轉，悲痛之情噴湧而出。
“然何益亡者”又楔進一層，無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
最後痛惜知己，“奈何奈何”四字，簡直是搶地呼天、悲痛欲絕了。
全文雖不長，而感情飽滿，層層遞進，十分委曲動人。
曹操内心感情極為豐富，在其散文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流露。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
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怆傷懷。
”（《軍谯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贍給災民令》）表現了對于人民疾苦和死亡的憂慮悲痛之情。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求賢令》）表現了對于“賢人君子”不可按捺的渴慕之情。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
劉備欲斷絕外内以取漢中，将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假徐晁節令》）表現了對于勝利的大喜過望之情。
“融違反天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
”（《宣示孔融罪狀令》）表現了對于孔融刻骨銘心的仇視之情。
“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
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戒子植》）表現了對于曹植的殷切期待之情。
有時引述古事也一往情深，《讓縣自明本志令》以引為同道的同情心情大段引用樂毅和蒙恬的事迹，最後并說：“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怆然流涕也。
”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在表現上，除直接抒發外，一般都同說理叙事有機結合，通過跌宕的語調、多變的句式和富有感情色彩的語彙将感情自然帶出，有的一氣流注，有的沉深往複，情與氣偕，慷慨縱橫，很有特色。
（二）一定的形象性。
首先，曹操散文既有充沛的感情，它就必然要在讀者頭腦中凸現出一個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
這個形象雖不能在外形特征方面給讀者以具體啟示，但是他的内心世界、精神風貌、性格作風卻能給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風度膽識、胸襟氣魄、堅毅機變，以及他的坦誠與權詐、寬厚與忌刻、失望與期待、摯愛與仇恨、歡欣與悲涼，無一不在他的散文中烙下深刻印記。
曹操著文喜歡擺進自我和直抒胸情，這就使得他的大部分散文具有了鮮明的個性特征，其氣度鋒芒、神情語态都隻能為宰輔之臣的曹操所獨具。
我們讀他的明志、求賢、請封諸令尤其能夠得到這種印象。
其次，曹操散文叙事簡潔明了，生動親切，往往從一個側面刻畫出較為鮮明的人物形象，富有生活情趣，頗耐玩索體味。
如《追稱丁幼陽令》字裡行間洋溢着活潑輕松的氣氛，把作者同丁幼陽之間的深厚情誼和無拘無束的交往刻畫得淋漓盡緻，也表現出作者性格中開朗诙諧的一面。
又如《軍策令》：“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
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邪？’孤答曰：‘能小複能大，何苦！’”記錄對話，聲情畢肖，兩人不同的性格、志趣和抱負可從中窺見。
這類散文，巧選生活鏡頭，雖是粗陳梗概，卻也細緻逼真，大類《世說新語》，對後來小說的發展當有一定影響。
有的散文，對人物外貌也有生動描寫。
如《賜死崔琰令》：“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
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
”崔琰對曹操将稱魏王有一點不滿的表示，曹操就罰他去服苦役。
派人去監視他，監視的人說他仍不服氣，曹操于是下了此令。
在這類問題上，曹操不容人，心狠手辣，令人齒寒；但在死刑判決書中采用畫龍點睛的手法大筆勾勒“罪犯”的舉動神情，使崔琰不服氣的愠怒神态躍然紙上，卻是别具一格的。
其他文字、特别是表功諸令大都夾叙夾議，也有較多叙事成分。
叙述時雍容不迫，如道家常，而人物之忠勇、幹練、謀斷等品質性格也就突現出來，不言其功而其功自明。
有的引述人物語言，為文章生色不少。
如《祀故太尉橋玄文》在追念、頌揚橋玄生前對自己的贊揚、幫助之後，所引述橋玄的一段“從容約誓之言”，就為這篇總的說來典雅凝重的祭文平添了不少生趣，這與後來韓愈等人所寫的優秀祭祀、墓志文字頗有相通之處。
（三）樸直凝煉、生動形象的語言藝術。
曹操對于語言的駕馭有很深的造詣，其突出的特色是樸質凝煉。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黛玉對香菱說詩道：“詞句究竟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
”我們讀曹操散文，确有這種感受。
這種樸素美的産生，固然由于曹操無心修飾，任其自然，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曹操老辣的錘煉之功，不然是不可能達到這種反璞歸真的境界的。
這種錘煉不僅使語言獲得了樸質之淳，且也獲得了精練之美。
曹操散文的語言雖不能說字字珠玑，但沉實穩健，很有力度，難于移易，意盡則止，理窮則已，詳略适宜，不作空言之論。
曹操喜引古事成言，既增強了邏輯力量和形象色彩，對語言的精練也大有裨益。
如《整齊風俗令》以主要篇幅引述四件“以白為黑”、颠倒是非的兩漢古事來指代當前的類似現象，表明自己整頓社會風氣的決心，确有馭繁以簡、以少總多之妙。
至如《與荀彧書》“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已多矣。
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用排句來概括荀彧多方面的建樹，也非常簡明扼要。
生動形象也是不少篇章的特色。
生動主要表現為句式和聲調的靈活多變。
曹操散文，喜用四字句、五字句和六字句（其中四字句尤多，《表稱樂進于禁張遼》甚至全為四字句），有時兼用骈偶的詞語；另一方面，曹操也十分注意語言的參差錯落、長短搭配。
這樣，不僅有利于語言的整練，有利于表現明快的節奏、急促的氣勢和峻切的感情，也有利于表現出感情和氣勢的起伏變化，給予讀者一種動蕩跳躍、生氣勃勃的強烈感受。
聲調的高低抑揚也很引人注目，作者有時甚至自覺不自覺地使語言平仄交互、低昂舛節，讀起來有一種頓挫和諧的美感。
作者還采用了一些加強形象性的修辭手法，比喻如“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忠恪祗順，如履薄冰”，引用裡諺如“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成語典實如“以蠡測海，為蛇畫足”等，都貼切形象，機趣生動。
有的大段描寫也十分精彩，如《破袁尚上事》：“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讨之。
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
臣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燿，虎士雷噪。
望旗眩睛，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
……”曹軍的赫赫聲威、所向披靡，袁軍的望風瓦解、失魂落魄，無不表現得活靈活現，恍若一幅濃墨重彩、大氣磅礴的大型戰争圖畫。
此外，曹操散文的嚴謹章法、精當剪裁，也是值得留意的。
除散文外，曹操還寫過抒情詠物小賦，今存《登台賦》殘句“引長明，灌街裡”和《滄海賦》殘句“覽島嶼之所有”，前一首當作于建安十五年（210）銅雀台建成後率領諸子登台之時（當時諸子受曹操之命也都作了《登台賦》），後一首當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烏桓後回師途中登臨碣石之時（與《步出夏門行·觀滄海》作于同時）。
兩賦雖都隻剩下殘句，但不難看出均為寫景言志抒懷之作，與漢大賦是迥異其趣的，對建安時代抒情詠物小賦的繁榮當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兼該衆藝 除了工詩能文之外，曹操還兼有其他多方面的技能，其中不少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首先，曹操具有相當傑出的音樂才能。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張華《博物志》說：“桓譚、蔡邕善音樂……太祖皆與埒能。
”桓譚和蔡邕都精通音律，琴彈得很好，在東漢名聲很大，曹操的音樂才能能夠同他們相匹敵，這很不容易。
曹操平時對音樂有着極濃厚的興趣，聽音樂，看演出，往往從早到晚，不知疲倦。
他建造銅雀台，可能有安全方面的考慮，他曾在銅雀台上指揮平定嚴才所發動的叛亂，但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用來享樂，其中一個重要的内容就是欣賞音樂。
曹操在銅雀台上設置了鼓樂聲伎，常來台上欣賞音樂歌舞，銅雀台俨然成了當時的一個音樂中心，對後來音樂的發展産生了一定影響。
南朝王僧虔在論清商樂時就說：“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
”（《宋書·樂志》）曹操建安二十五年（220）病重，遺令薄葬，但卻不棄聲伎，要求死後仍将歌舞藝人安置在銅雀台上，好好相待，并在台上安放一張六尺長的床，挂上靈幔，每逢初一、十五兩天，從早晨到中午向着靈帳歌舞。
可見曹操對于音樂的喜愛，到了至死不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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