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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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漢樂府民歌的深刻影響，其突出表現就是通俗。
通俗首先表現在語言方面，鐘嵘《詩品》說曹操詩歌“古直”，“古直”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成為通俗的同義語，這同“采摭闾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胡應麟《詩薮》内編卷一）的漢樂府民歌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曹操采用在民間新起不久的五言、雜言寫作，也為其詩增添了通俗的色彩，這在五言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表現手法方面，曹操對漢樂府民歌也多所繼承。
當然，曹操學習樂府民歌并不是機械地模仿和照搬的。
他所表現的題材雖然不少是樂府民歌中常見的，但卻僅僅是從同類題材中接受啟發，并非懷古和述舊；雖然用樂府舊題寫作的篇章在内容或情調上同舊題或多或少保持着某種聯系，但總的說來卻是用樂府題目自作詩，如曹操用原為喪歌的《薤露行》和《蒿裡行》描寫漢末喪亂，内容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形式也由雜言變成了五言。
借古樂寫時事，這是曹操的獨創，這不僅使曹操自己的詩歌獲得了豐富生動的現實生活内容，從而為其他建安詩人在題材選擇和主題表現方面樹立了榜樣，而且也為後來杜甫寫“即事名篇”的樂府詩和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開出了先河。
此外，比起漢樂府民歌來，曹操詩具有較重的主觀抒情性質，具有個性化、抒情化的特色。
曹操堅持寫自己親身目睹、耳聞、心感的東西，感情飽滿，氣勢健旺，形成了一種明朗剛健的藝術風格，這就是建安風骨。
建安風骨的形成與“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的時代和樂府民歌的影響有關，曹操個人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并成為建安風骨的代表者。
建安風骨後來成為文學史上的一面旗幟，劉勰、鐘嵘、陳子昂、李白等人反對六朝绮靡文風，都大力标舉建安風骨，對唐代詩歌的健康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曹操詩歌不僅通過個人經曆思想的描述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藝術性。
概括說來是，其詩實現了真實性與典型性的統一。
曹操注重對于生活的實錄，其詩具有反映生活的直接性，但并不等于對生活照搬照抄。
他善于對紛纭複雜的社會現象從不同側面進行有個性特征的觀察、比較，從而選擇那些最足以顯示社會潮流和事物本質特征的側面予以表現；善于根據表達理想和感情的需要對素材作必要的剪裁、集中和概括，并用極精煉的語言表現出來，不是事無巨細有聞必錄，不是記流水賬、寫編年史。
他所表現的大都是有關國家興衰、社會安危、人民生死、事業成敗的重大題材，通過對這些題材的表現，再現具有曆史意義的社會生活，顯示時代發展的脈絡和樞紐，發掘當事人物的内心情感，表明自己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看法。
曹操還從生活中提煉出了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如《蒿裡行》以“铠甲生虮虱”寫戰争的頻繁和慘烈，就既有強烈的生活氣息，又有很強的表現力。
為了再現生活的本質真實，曹操還适當作了一些誇張虛構，如《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極寫大海吞吐日月、包孕群星的壯闊氣勢，以此來表現自己不凡的胸襟、氣魄和豪情，就是一個虛實結合的典型。
曹操詩還實現了真實性與充沛的感情和氣勢的統一。
曆史著作要求嚴肅客觀地記錄生活，曆史學家在評價生活時不能以感情的評價來代替理智的評價，否則就有可能喪失謹嚴，喪失嚴肅的科學性。
而文學則不同，感情是文學、特别是詩歌的生命和靈魂。
曹操詩雖号稱“詩史”，但也不可能例外。
曹操生活在一個風起雲湧、國家與人民命運多舛的時代，作為一個同生活保持着血肉聯系并有着積極用世之志的人，生活的波濤必然要蕩起他感情的波濤，并最終像熔岩沖破地殼一樣從胸中噴瀉出來。
表現上喜作“念之斷人腸”“我心何怫郁”這一類的直抒胸臆，但也常與各種藝術表現手法相結合，達到情與境會、情與理偕、情景交融的境界。
如《薤露行》《蒿裡行》通過叙事所表達的沉痛、悲憤之情，《觀滄海》通過寫景、《龜雖壽》通過說理所表達的豪邁、俊爽之情，都頗深切感人。
就是像《度關山》《對酒》這一類平鋪直叙、較為枯燥的作品，其中也涵蘊着詩人對于理想世界的一片虔誠渴慕之意，具有一定的感情魅力。
充沛的感情帶出充沛的氣勢，形成了曹操詩歌的一大特色，前人早有“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沉雄”（敖陶孫《詩評》）、“曹公莽莽，古直悲涼”（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等評語。
這種感情和氣勢往往不是一瀉無餘，而是通過跌宕的句法、飄忽的詞語表現出來，顯得直中有曲，抑揚頓挫，吞吐往複，極富層次。
如《短歌行》（對酒當歌）時而低首微吟，時而引頸浩歎，時而神思凄恻，時而豪情滿懷，若斷若續，時起時伏，迷離惝恍，不可端倪，将詩人的思賢若渴之情表達得興會淋漓，十分感人。
這種曲折宛轉、龍騰虎躍的感情氣勢對形成曹操詩歌骨勁氣猛的風格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曹操胸襟、氣魄、理想、抱負和精神的生動體現，也是當時時代潮流、時代精神的生動體現，具有曆史和生活的必然性。
曹操詩還實現了真實性與形象性的統一。
用形象反映真實的社會生活内容，讓人們從形象中體味出客觀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切文學作品的特質，即使是号稱“詩史”的作品也不例外。
如果隻對曆史事實作枯燥無味的平鋪直叙，就隻能成為押韻的文獻，而不能成為藝術品。
曹操詩歌雖有個别篇章存在說教過多的弊病，但多數作品具有較為生動豐滿的形象性。
由于堅持從個人的生活實感出發，曲折深沉地表達了個人的情志，融注了個人獨特的精神氣質、個性特征和藝術素養，因此曹操詩歌為我們展示了鮮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其思想風貌、神情語态往往活現毫端。
《苦寒行》中詩人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在掙紮前進的兵馬中立馬面對巉岩飛雪悲歎的形象等，讀者都可通過聯想和想象清晰地捕捉到。
一些具體的形象描寫也随處可見，如《薤露行》《蒿裡行》以“沐猴而冠帶”寫愚不可及的權貴，以“躊躇而雁行”寫關東“義士”的相互觀望、遲疑不進，以“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寫人民大量死亡、田園大片荒蕪，都頗生動真切，而且涵蘊豐富。
《苦寒行》更是通過大量具體可感的細節描寫來備言冰雪溪谷之苦的，讀之直覺紙上有陣陣寒風撲面。
《卻東西門行》《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則大量甚至幾乎通篇運用比興。
曹操詩歌喜用成語典實，由于這些成語典實大都包含着生動的故事傳說，往往能夠激起讀者的想象和回味，有利于深化意境，顯豁題意，因此一般說來也并不會損害詩的形象。
二文章祖師 除詩歌外，曹操還寫作了大量散文，現存的還有一百五十多篇。
其文蒼勁挺拔，獨标一格，對當時和後世有很大影響，被魯迅譽為“改造文章的祖師”（《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曹操散文的突出特色是“清峻”。
所謂清峻，就是簡略嚴明，指文章篇制精悍短小，議論嚴密尖銳，文意清楚明白。
以建安十九年（214）下的《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為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滞，官無廢業矣。
”全文僅七十字，涵蘊卻很豐富。
文章首先亮明觀點，說明德行和才能未必能夠兼具，然後援引當時盡人皆知的極有說服力的古例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最後得出有才能的人即使有些短處也不能廢置不用的結論，敦促有關部門照此辦理。
觀點既鮮明，論證也很嚴密，雖是給有司下的命令，然而抓住關鍵，分析透辟，言之鑿鑿，有理有據，令人折服。
連用兩個反問句，有一股淩厲潑辣的氣勢，滔滔雄辯的力量，正如陸時雍所說：“其言如摧鋒之斧。
”（《詩鏡總論》）加上語言的準确、精煉、明白，于是形成了該文的清峻風格。
曹操散文，篇幅大都在幾十字到百餘字之間，二三百字以上的隻占少數。
《讓縣自明本志令》是最長的一篇，也不過1080餘字。
這些文章大都高屋建瓴，筆力囊括，十分講究煉意煉字。
在具體寫法上，往往開門見山，一入手就果斷立論，抓住要核和實質，大刀闊斧進行剖析，線索條貫，中心突出，毫不枝蔓。
一些有較多叙事成分的作品，也下了嚴格的選擇、剪裁工夫。
如荀彧多次替曹操出謀劃策，使曹操取得一次次勝利，而曹操在《請增封荀彧表》中，隻叙述了荀彧在官渡之戰和平定河北戰鬥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以說明其“謀殊功異”。
《論張遼功》：“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蕩寇功也。
”則隻用短短十四字，概括了一個高級将領的卓著戰功。
語言簡勁，氣勢健旺，邏輯嚴密，使曹操散文篇幅雖短而内容充實，體格超拔，一掃兩漢賦頌文字鋪張堆砌、内容貧乏、故作艱深、追求華麗的弊病，呈現出嶄新的風貌。
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提出著名的“風骨”命題，認為這是一種最合于理想的文學風格。
怎樣才能使文章有風骨呢？劉勰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
”又說：“練于骨者，析詞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可見，有充沛昂揚的氣勢，駿發爽朗的感情，并用精煉明白的語言表現出來，這樣的作品就有了風骨。
曹操散文正是符合這一要求的。
如《封功臣令》：“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
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飨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既很自信，又很謙遜，對“賢士大夫”充滿感情，對平定天下滿懷信心。
用簡樸端直的語言将胸襟懷抱坦率披露，文勢跌宕，筆力雄健，情真意切，振奮人心。
劉勰認為建安文學最擅風骨，而鐘嵘則明确提出了“建安風力”的概念，實非偶然。
曹操散文同風骨的反面“乏氣”“瘠義”“肥辭”“繁采”針鋒相對，其清峻在很大程度上實可理解為風骨的同義語，對于建安風骨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清峻風格的形成同時代風氣和曹操的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關系。
曹操生逢亂世，為了打擊豪強，抑制兼并，削平戰亂，實現統一，大膽抛棄谶緯化了的儒學經術，而從先秦法家思想中吸取養料，崇尚法治，身體力行，于是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種峻迫果決、雷厲風行的巉刻作風，影響到文學上，遂使嚴密勁健、犀利尖銳的作品大量出現。
《為徐宣議陳矯下令》：“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
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诽議者，以其罪罪之。
”大氣包舉，斬釘截鐵，就是這種作風和文風的突出表現。
其次，曹操是一個辦事人，戎馬倥偬，風雲瞬變，養成了他明決果斷的性格作風，從而影響到他的文風。
他在鞍馬間為文，别人在鞍馬間讀文，也都要求文筆洗煉、明白、準确。
曹操在生活上崇尚節儉，大約也對其簡樸文風有影響。
總之，各種主客觀因素促使曹操深刻認識到革易浮冗文風的重要性，并進而公開要求寫講求實際、摒棄虛套浮華的文字。
《文心雕龍·章表》說：“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
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
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
”所引曹操語無考，曹操建安元年（196）《上書讓增封》甚至還有這樣一段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
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
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于苟取。
”曹操散文雖未能完全脫盡俗套，但從總體來看卻是言之有物、樸實無華的文字，因此《文心雕龍》所引曹操語想來不會是毫無根據的。
清人魏際瑞說：“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
”（《伯子論文》）清峻風格的形成同曹操的識見高卓也很有關系。
曹操常對客觀事物有精審獨到的見解，這不僅使他常能在戰争中轉危為安，穩操勝券，也使他在著文時能夠高屋建瓴，窮究物情，剖析幽微，抓住關鍵，切中肯綮，巧制詳略，要言不繁，從而表現出簡約峻潔、嚴密深刻的特色。
曹操散文的清峻風格，為簡明中肯、峻急灑脫的魏晉散文開出了端緒，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近代革命家章太炎深愛魏晉文章，運用這種風格在辛亥革命時期寫過不少宣傳和論戰文章，發揮了強大的戰鬥力，可以說是對曹操清峻文風在新形勢下的繼承和發展。
曹操散文的另一個特色是“通脫”。
所謂通脫，就是行文無拘束，表意不作假，想寫的便寫出來。
曹操作文，無所顧忌，敢于反傳統，敢于披肝膽。
如曹操先後頒布的幾道求賢令，一反兩漢重視所謂“德行”的用人标
通俗首先表現在語言方面，鐘嵘《詩品》說曹操詩歌“古直”，“古直”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成為通俗的同義語，這同“采摭闾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胡應麟《詩薮》内編卷一）的漢樂府民歌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曹操采用在民間新起不久的五言、雜言寫作，也為其詩增添了通俗的色彩，這在五言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表現手法方面，曹操對漢樂府民歌也多所繼承。
當然，曹操學習樂府民歌并不是機械地模仿和照搬的。
他所表現的題材雖然不少是樂府民歌中常見的，但卻僅僅是從同類題材中接受啟發，并非懷古和述舊；雖然用樂府舊題寫作的篇章在内容或情調上同舊題或多或少保持着某種聯系，但總的說來卻是用樂府題目自作詩，如曹操用原為喪歌的《薤露行》和《蒿裡行》描寫漢末喪亂，内容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形式也由雜言變成了五言。
借古樂寫時事，這是曹操的獨創，這不僅使曹操自己的詩歌獲得了豐富生動的現實生活内容，從而為其他建安詩人在題材選擇和主題表現方面樹立了榜樣，而且也為後來杜甫寫“即事名篇”的樂府詩和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開出了先河。
此外，比起漢樂府民歌來，曹操詩具有較重的主觀抒情性質，具有個性化、抒情化的特色。
曹操堅持寫自己親身目睹、耳聞、心感的東西，感情飽滿，氣勢健旺，形成了一種明朗剛健的藝術風格，這就是建安風骨。
建安風骨的形成與“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的時代和樂府民歌的影響有關，曹操個人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并成為建安風骨的代表者。
建安風骨後來成為文學史上的一面旗幟，劉勰、鐘嵘、陳子昂、李白等人反對六朝绮靡文風，都大力标舉建安風骨，對唐代詩歌的健康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曹操詩歌不僅通過個人經曆思想的描述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藝術性。
概括說來是，其詩實現了真實性與典型性的統一。
曹操注重對于生活的實錄，其詩具有反映生活的直接性，但并不等于對生活照搬照抄。
他善于對紛纭複雜的社會現象從不同側面進行有個性特征的觀察、比較，從而選擇那些最足以顯示社會潮流和事物本質特征的側面予以表現；善于根據表達理想和感情的需要對素材作必要的剪裁、集中和概括，并用極精煉的語言表現出來，不是事無巨細有聞必錄，不是記流水賬、寫編年史。
他所表現的大都是有關國家興衰、社會安危、人民生死、事業成敗的重大題材，通過對這些題材的表現，再現具有曆史意義的社會生活，顯示時代發展的脈絡和樞紐，發掘當事人物的内心情感，表明自己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看法。
曹操還從生活中提煉出了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如《蒿裡行》以“铠甲生虮虱”寫戰争的頻繁和慘烈，就既有強烈的生活氣息，又有很強的表現力。
為了再現生活的本質真實，曹操還适當作了一些誇張虛構，如《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極寫大海吞吐日月、包孕群星的壯闊氣勢，以此來表現自己不凡的胸襟、氣魄和豪情，就是一個虛實結合的典型。
曹操詩還實現了真實性與充沛的感情和氣勢的統一。
曆史著作要求嚴肅客觀地記錄生活，曆史學家在評價生活時不能以感情的評價來代替理智的評價，否則就有可能喪失謹嚴，喪失嚴肅的科學性。
而文學則不同，感情是文學、特别是詩歌的生命和靈魂。
曹操詩雖号稱“詩史”，但也不可能例外。
曹操生活在一個風起雲湧、國家與人民命運多舛的時代，作為一個同生活保持着血肉聯系并有着積極用世之志的人，生活的波濤必然要蕩起他感情的波濤，并最終像熔岩沖破地殼一樣從胸中噴瀉出來。
表現上喜作“念之斷人腸”“我心何怫郁”這一類的直抒胸臆，但也常與各種藝術表現手法相結合，達到情與境會、情與理偕、情景交融的境界。
如《薤露行》《蒿裡行》通過叙事所表達的沉痛、悲憤之情，《觀滄海》通過寫景、《龜雖壽》通過說理所表達的豪邁、俊爽之情，都頗深切感人。
就是像《度關山》《對酒》這一類平鋪直叙、較為枯燥的作品，其中也涵蘊着詩人對于理想世界的一片虔誠渴慕之意，具有一定的感情魅力。
充沛的感情帶出充沛的氣勢，形成了曹操詩歌的一大特色，前人早有“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沉雄”（敖陶孫《詩評》）、“曹公莽莽，古直悲涼”（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等評語。
這種感情和氣勢往往不是一瀉無餘，而是通過跌宕的句法、飄忽的詞語表現出來，顯得直中有曲，抑揚頓挫，吞吐往複，極富層次。
如《短歌行》（對酒當歌）時而低首微吟，時而引頸浩歎，時而神思凄恻，時而豪情滿懷，若斷若續，時起時伏，迷離惝恍，不可端倪，将詩人的思賢若渴之情表達得興會淋漓，十分感人。
這種曲折宛轉、龍騰虎躍的感情氣勢對形成曹操詩歌骨勁氣猛的風格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曹操胸襟、氣魄、理想、抱負和精神的生動體現，也是當時時代潮流、時代精神的生動體現，具有曆史和生活的必然性。
曹操詩還實現了真實性與形象性的統一。
用形象反映真實的社會生活内容，讓人們從形象中體味出客觀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切文學作品的特質，即使是号稱“詩史”的作品也不例外。
如果隻對曆史事實作枯燥無味的平鋪直叙，就隻能成為押韻的文獻，而不能成為藝術品。
曹操詩歌雖有個别篇章存在說教過多的弊病，但多數作品具有較為生動豐滿的形象性。
由于堅持從個人的生活實感出發，曲折深沉地表達了個人的情志，融注了個人獨特的精神氣質、個性特征和藝術素養，因此曹操詩歌為我們展示了鮮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其思想風貌、神情語态往往活現毫端。
《苦寒行》中詩人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在掙紮前進的兵馬中立馬面對巉岩飛雪悲歎的形象等，讀者都可通過聯想和想象清晰地捕捉到。
一些具體的形象描寫也随處可見，如《薤露行》《蒿裡行》以“沐猴而冠帶”寫愚不可及的權貴，以“躊躇而雁行”寫關東“義士”的相互觀望、遲疑不進，以“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寫人民大量死亡、田園大片荒蕪，都頗生動真切，而且涵蘊豐富。
《苦寒行》更是通過大量具體可感的細節描寫來備言冰雪溪谷之苦的，讀之直覺紙上有陣陣寒風撲面。
《卻東西門行》《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則大量甚至幾乎通篇運用比興。
曹操詩歌喜用成語典實，由于這些成語典實大都包含着生動的故事傳說，往往能夠激起讀者的想象和回味，有利于深化意境，顯豁題意，因此一般說來也并不會損害詩的形象。
二文章祖師 除詩歌外，曹操還寫作了大量散文，現存的還有一百五十多篇。
其文蒼勁挺拔，獨标一格，對當時和後世有很大影響，被魯迅譽為“改造文章的祖師”（《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曹操散文的突出特色是“清峻”。
所謂清峻，就是簡略嚴明，指文章篇制精悍短小，議論嚴密尖銳，文意清楚明白。
以建安十九年（214）下的《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為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滞，官無廢業矣。
”全文僅七十字，涵蘊卻很豐富。
文章首先亮明觀點，說明德行和才能未必能夠兼具，然後援引當時盡人皆知的極有說服力的古例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最後得出有才能的人即使有些短處也不能廢置不用的結論，敦促有關部門照此辦理。
觀點既鮮明，論證也很嚴密，雖是給有司下的命令，然而抓住關鍵，分析透辟，言之鑿鑿，有理有據，令人折服。
連用兩個反問句，有一股淩厲潑辣的氣勢，滔滔雄辯的力量，正如陸時雍所說：“其言如摧鋒之斧。
”（《詩鏡總論》）加上語言的準确、精煉、明白，于是形成了該文的清峻風格。
曹操散文，篇幅大都在幾十字到百餘字之間，二三百字以上的隻占少數。
《讓縣自明本志令》是最長的一篇，也不過1080餘字。
這些文章大都高屋建瓴，筆力囊括，十分講究煉意煉字。
在具體寫法上，往往開門見山，一入手就果斷立論，抓住要核和實質，大刀闊斧進行剖析，線索條貫，中心突出，毫不枝蔓。
一些有較多叙事成分的作品，也下了嚴格的選擇、剪裁工夫。
如荀彧多次替曹操出謀劃策，使曹操取得一次次勝利，而曹操在《請增封荀彧表》中，隻叙述了荀彧在官渡之戰和平定河北戰鬥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以說明其“謀殊功異”。
《論張遼功》：“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蕩寇功也。
”則隻用短短十四字，概括了一個高級将領的卓著戰功。
語言簡勁，氣勢健旺，邏輯嚴密，使曹操散文篇幅雖短而内容充實，體格超拔，一掃兩漢賦頌文字鋪張堆砌、内容貧乏、故作艱深、追求華麗的弊病，呈現出嶄新的風貌。
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提出著名的“風骨”命題，認為這是一種最合于理想的文學風格。
怎樣才能使文章有風骨呢？劉勰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
”又說：“練于骨者，析詞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可見，有充沛昂揚的氣勢，駿發爽朗的感情，并用精煉明白的語言表現出來，這樣的作品就有了風骨。
曹操散文正是符合這一要求的。
如《封功臣令》：“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
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飨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既很自信，又很謙遜，對“賢士大夫”充滿感情，對平定天下滿懷信心。
用簡樸端直的語言将胸襟懷抱坦率披露，文勢跌宕，筆力雄健，情真意切，振奮人心。
劉勰認為建安文學最擅風骨，而鐘嵘則明确提出了“建安風力”的概念，實非偶然。
曹操散文同風骨的反面“乏氣”“瘠義”“肥辭”“繁采”針鋒相對，其清峻在很大程度上實可理解為風骨的同義語，對于建安風骨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清峻風格的形成同時代風氣和曹操的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關系。
曹操生逢亂世，為了打擊豪強，抑制兼并，削平戰亂，實現統一，大膽抛棄谶緯化了的儒學經術，而從先秦法家思想中吸取養料，崇尚法治，身體力行，于是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種峻迫果決、雷厲風行的巉刻作風，影響到文學上，遂使嚴密勁健、犀利尖銳的作品大量出現。
《為徐宣議陳矯下令》：“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
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诽議者，以其罪罪之。
”大氣包舉，斬釘截鐵，就是這種作風和文風的突出表現。
其次，曹操是一個辦事人，戎馬倥偬，風雲瞬變，養成了他明決果斷的性格作風，從而影響到他的文風。
他在鞍馬間為文，别人在鞍馬間讀文，也都要求文筆洗煉、明白、準确。
曹操在生活上崇尚節儉，大約也對其簡樸文風有影響。
總之，各種主客觀因素促使曹操深刻認識到革易浮冗文風的重要性，并進而公開要求寫講求實際、摒棄虛套浮華的文字。
《文心雕龍·章表》說：“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
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
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
”所引曹操語無考，曹操建安元年（196）《上書讓增封》甚至還有這樣一段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
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
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于苟取。
”曹操散文雖未能完全脫盡俗套，但從總體來看卻是言之有物、樸實無華的文字，因此《文心雕龍》所引曹操語想來不會是毫無根據的。
清人魏際瑞說：“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
”（《伯子論文》）清峻風格的形成同曹操的識見高卓也很有關系。
曹操常對客觀事物有精審獨到的見解，這不僅使他常能在戰争中轉危為安，穩操勝券，也使他在著文時能夠高屋建瓴，窮究物情，剖析幽微，抓住關鍵，切中肯綮，巧制詳略，要言不繁，從而表現出簡約峻潔、嚴密深刻的特色。
曹操散文的清峻風格，為簡明中肯、峻急灑脫的魏晉散文開出了端緒，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近代革命家章太炎深愛魏晉文章，運用這種風格在辛亥革命時期寫過不少宣傳和論戰文章，發揮了強大的戰鬥力，可以說是對曹操清峻文風在新形勢下的繼承和發展。
曹操散文的另一個特色是“通脫”。
所謂通脫，就是行文無拘束，表意不作假，想寫的便寫出來。
曹操作文，無所顧忌，敢于反傳統，敢于披肝膽。
如曹操先後頒布的幾道求賢令，一反兩漢重視所謂“德行”的用人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