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關燈
小
中
大
一一代詩史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中，曹操是一個少有的多才多藝的人物，而其對于文學的造詣和建樹尤深尤大。
曹操不僅以一代雄主的身份獎掖文學，自身也有赫然可觀的創作成績，從而開辟出了一個文學新時代，在封建社會中堪稱獨步。
如果說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比起曹操來“略輸文采”“稍遜風騷”，那是并不過分的。
曹操在建安作家中是僅次于孔融的年齡較長的前輩，他的創作活動也比其他作家開始得早。
以文而論，《上書理窦武陳蕃》寫于光和四年（181），這時王粲才四歲，曹丕兄弟尚未出世。
以詩而論，流傳至今的作品中，《蒿裡行》最早可能寫于建安二年（197），這時曹丕才十歲，曹植才五歲。
由于創作開始早，曹操便能以自己具有新精神、新格調的作品熏染和影響後來者。
曹操創作的數量在建安時期可能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明代胡應麟在《詩薮》雜編卷二中說：“自漢而下，文章之富，無出魏武者。
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當首于此。
”據清代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後代流傳的曹操著作達十九種之多，其中《魏武帝集》為三十卷，但原集至宋代時已散佚，明代張溥将零散作品輯為《魏武帝集》一卷，包括令、教、表、奏事、策、書、尺牍、序、祭文、樂府歌辭等各體共145篇，清代嚴可均、丁福保等人續有增補。
曹操創作的數量雄視一代，因而充分發揮了震铄、影響一代的作用。
曹操創作的詩歌今僅存二十餘首，形式有四言、五言和雜言三種。
曹操對不同詩歌形式的運用是充滿創新精神的，這在四言、五言詩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四言自《詩經》之後，作者寥寥，作品不多，且内容偏重教訓，外形趨向平闆，語言典雅凝重，索寞寡味。
曹操四言，猶如異峰突起，“于三百篇外，自開奇響”（沈德潛《古詩源》）。
《短歌行·對酒當歌》《步出夏門行》中的《觀滄海》和《龜雖壽》都是脍灸人口的名作，在内容、情調、句法和詞彙方面都别具一格，标志着四言詩的複興，對後來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創作有直接影響。
五言在當時尚屬“流調俗體”（直到晉代摯虞還在其《文章流别論》中說：“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
”），地位不高，漢末文人雖有作者，但大都佚名，而且内容多為離别相思、歎老嗟卑，風格也都較為柔弱。
曹操是第一個用五言來反映廣闊現實生活的人，《薤露行》《蒿裡行》《苦寒行》《卻東西門行》等詩内容深刻，意境雄渾，筆力縱恣，語言通俗，代表了當時創作的新趨向，為建安時期“五言騰湧”（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的局面開出了端緒，為五言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基本形式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曹操既寫四言“正體”，也寫五言“流調”，而都沉雄駿爽，别開新境，衣被後世，堪稱雙美。
明代鐘惺在評論曹操《薤露行》詩時說：“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是中國文學史上獲得“詩史”稱号生年最早的人，而且是一個無愧于“詩史”稱号的人。
曹操詩“闵時悼亂，歌以述志”（朱嘉征《樂府廣序》卷八），“吟詠性情，紀述事業”（張說《張說之文集》卷二十五），真實地反映了個人的事業、經曆、思想和感情，并藉此實錄了漢末數十年間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内容大都有史實依據，極為真切可信。
将對個人經曆思想的記述，同對客觀現實的描寫緊密地結合起來，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形成了曹操詩歌現實主義的顯著特色。
曹操寫下了一些描寫社會亂離、記叙軍旅征戍生活的詩篇。
《薤露行》以董卓之亂為表現對象，通過對國家崩潰、社會亂離景象的叙寫，揭示了董卓之亂的起因、經過及其所造成的惡果。
作為《薤露行》的姊妹篇，《蒿裡行》則反映了以袁紹為首的讨卓聯軍各懷異心、觀望不前、繼而互相攻殺、從此開始長期軍閥混戰、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會經濟極大破壞的曆史事實。
這場動亂結束了兩漢四百年的統一局面，中國從此又進入一個四分五裂的時期，兩詩對這一曆史巨變反映得既完整又真切。
曹操是這一巨變的親曆者，他是以個人經曆為基礎來記叙這一曆史事件的，因而使兩詩言之鑿鑿，幾乎無一句無來曆，成為“漢末實錄”。
曹操反對割據，決心削平戰亂，開始了長期的征戰，《苦寒行》《步出夏門行》就是他所親曆的征戰生活的形象寫照。
《苦寒行》寫山地風雪行軍之苦，是建安十一年（206）北征高幹時所作。
《步出夏門行》則是建安十二年（207）北征烏桓時所作，描寫了河朔一帶的風土景物，抒發了個人的豪情壯志。
此外，《卻東西門行》寫從軍征戰的漂泊之苦和懷鄉之情，反映了廣大士兵内心的痛苦呼聲。
曹操的另一類作品，抒發了他為實現統一大業而招攬人才的急切心情，形象而概括地體現了他在這方面的言行、主張和胸襟，可以《短歌行》（對酒當歌）為代表。
還有一些詩是寫他的政治理想的，如《對酒》描繪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圖景，《度關山》則提出了國家統一、君主節儉、守法、愛民的主張。
這些在封建社會自然都不過是烏托邦式的夢想，但同時也應看到它們并非全無來由和根柢。
這些想法一方面反襯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混亂，如陳祚明所說：“序述太平景象，極盡形容。
須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
”（《采菽堂古詩選》卷五）另一方面它們确也曾是曹操所求索的目标，部分理想還可以從其政治軍事實踐中尋覓到一些蹤影，如曹操曾下過《抑兼并令》壓制豪強，下過《置屯田令》招撫流亡、解決吃飯問題，等等。
這說明曹操在部分地實踐着自己的理想，這使《對酒》《度關山》具有了一些真實可信的色彩。
《短歌行》（周西伯昌）、《善哉行》（古公亶父）寫政治态度，《善哉行》（自惜身薄祜）詠歎個人身世，也都有史可證，可與“抽序心腹，慨當以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題辭》）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參讀。
此外，大都寫于赤壁遭挫後的《氣出唱》《精列》《陌上桑》《秋胡行》等遊仙詩，用浪漫主義手法反映了曹操暮年将至、壯志難酬的苦悶，在希冀長生的同時，表達了“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壽如南山不忘愆”、“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等具有積極意義的政治哲學見解，也是不難從曹操的人生足程及思想武庫中找到足夠的佐證的。
可見，曹操詩歌是緊扣着個人的身世、經曆和體驗來反映他的時代的，大都寫出了實境實情，具有很高的真實性。
讀曹操的詩，就宛如讀了一部簡明的漢末史，興亡大事，曆曆在目。
我們可以從中直接看到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發生演變的情況，看到一些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所作所為及其活動的若幹具體場景、畫面，了解到一些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心情和内心活動，從而具體地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和心聲；它更為我們直接提供了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曹操的若幹思想觀點、政治主張、社會理想以及人生态度等各方面的資料。
我們研究漢末魏初這一段曆史，研究曹操其人，曹操詩歌實不失為可靠的旁證。
曹操對于當時戰亂的反映尤其值得注意。
戰亂給整個社會、尤其是下層人民和士兵造成了空前劫難，這是漢末最為嚴峻的現實。
從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亂到建安十三年（208）魏、蜀、吳三分鼎立局面初步形成，戰亂持續了十九年之久，給北部中國廣大地區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摧殘。
曹操正視這一現實，在《蒿裡行》中以“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幾句詩大幅度地作了生動的典型的概括，并流露了對于人民的深刻同情。
《苦寒行》、《卻東西門行》、《步出夏門行》（土不同）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時軍旅征戍生活的艱苦，格調頗為凄涼。
這些描寫說明人民是戰亂社會的真正受害者，表現出充分的人道主義精神。
曹操詩歌不僅表現社會動亂，還較深入地揭示了緻亂的根源。
從根本上說，漢末動亂是由封建制度本身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所釀成的，曹操囿于他的階級偏見，自然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但對于釀成動亂的直接原因，曹操卻有着相當準确的認識。
東漢和帝以後，由于統治階級日趨腐敗，出現了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政、互相傾軋的局面，造成了朝政的極度混亂。
曹操《薤露行》詩一入手就說：“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
”認為緻亂的根源是由于皇帝用人不當，可謂抓住了關鍵。
諸葛亮《出師表》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所見與曹操是一緻的。
對那幫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曹操更不客氣，直書何進、張讓之流是“誠不良”，痛斥董卓為“國賊”，并具體揭露了他們或“猶豫不敢斷”，或“因狩執君王”，或“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号泣而且行”的暴行。
在《蒿裡行》中則盡情揭露了關東那幫所謂“義士”的不義，确實是“看盡亂世群雄情形”“道盡群雄病根”（鐘惺《古詩歸》卷七）。
兩詩批判的對象，上至皇帝，下至外戚宦官頭目、大軍閥、士族大官僚及州郡刺史牧守，無一不是一手造成當時禍亂的元兇巨孽，通過對他們的批判，幾乎否定了東漢王朝的整個統治集團。
指出這幫人是千百萬人民苦難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關系，暴露了剝削階級的反動本質。
曹操詩歌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在同情苦難、鞭笞黑暗、“憂世不治”的同時，洋溢着“壯心不已”的積極進取精神。
雖處于極端黑暗的年代而能不斷求索光明，雖身處分裂割據之境而能力争統一的前景，雖面對着重重困難而能奮鬥拼搏，不僅揭露了衆多的社會矛盾，而且能積極地謀求解決這些矛盾。
曹操身處亂世，面對危難，也常常悲吟哀歎，其中也有一己的人生朝露之歎，但從總體看卻沒有對于人生的厭倦和對于前途的空幻之感，即使在那些基調較為感傷低沉的作品中也往往包蘊着積極的社會人生理想。
《步出夏門行》中的《觀滄海》和《龜雖壽》更是高昂激越的絕唱，《觀滄海》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這無邊大海的壯闊景象展示壯闊胸懷，《龜雖壽》用“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表現自強不息、老當益壯的豪邁氣概，都足振奮人心，千百年來赢得了人們的廣泛喜愛。
這種奮進精神無疑包含着個人建功立業的動機，但應當說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對于積極的社會人生理想的追求，是為掃平割據、實現國家統一而奮其志。
這在人心思治、人心渴望統一的年代，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着時代精神和社會發展趨向的，是激勵人們關注現實、幹預現實、積極地變革現實的一股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曹操今存詩除《謠俗曲》（僅存殘句）外，全為樂府詩。
這充分說明，曹操重視從詩、騷特别是漢樂府民歌中吸取營養，也是其詩歌能夠具有充實健旺的現實主義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因。
曹操詩歌在基本精神上是承襲着“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的，一些詩的寫作還直接受到民歌啟發，甚至直接從中脫胎出來。
用樂府舊題寫作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古辭的影響和制約，在思想内容上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聯系，或主題比較接近，或情調彼此相通，或者兼而有之。
現以《薤露行》和《蒿裡行》為例。
《薤露》古辭是：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複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裡》古辭是： 蒿裡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樂府詩集》卷二十七《薤露》題解引崔豹《古今注》說：“《薤露》《蒿裡》，并喪歌也。
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
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
亦謂人死魂魄歸于蒿裡。
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裡》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柩者歌之，亦謂挽歌。
”可見，《薤露》《蒿裡》原是兩曲喪歌，充滿悲凄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曹操的拟作已不是喪歌，但其主旨是哀悼國家喪亂，這同古辭的哀悼個人死亡仍有相通之處，其悲凄情調更是一脈相承。
在描寫重點上，《薤露行》對皇室陵夷發出慨歎，《蒿裡行》對人民死亡表示悲傷，同李延年以古辭《薤露》送王公貴人，《蒿裡》送士大夫庶人也不無聯系。
故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評論說：“此用樂府題，叙漢末時事。
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挽歌也。
而《薤露》哀君，《蒿裡》哀臣，亦有次第。
” 曹操詩歌在藝術形式上也接受
曹操不僅以一代雄主的身份獎掖文學，自身也有赫然可觀的創作成績，從而開辟出了一個文學新時代，在封建社會中堪稱獨步。
如果說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比起曹操來“略輸文采”“稍遜風騷”，那是并不過分的。
曹操在建安作家中是僅次于孔融的年齡較長的前輩，他的創作活動也比其他作家開始得早。
以文而論，《上書理窦武陳蕃》寫于光和四年（181），這時王粲才四歲，曹丕兄弟尚未出世。
以詩而論，流傳至今的作品中，《蒿裡行》最早可能寫于建安二年（197），這時曹丕才十歲，曹植才五歲。
由于創作開始早，曹操便能以自己具有新精神、新格調的作品熏染和影響後來者。
曹操創作的數量在建安時期可能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明代胡應麟在《詩薮》雜編卷二中說：“自漢而下，文章之富，無出魏武者。
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當首于此。
”據清代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後代流傳的曹操著作達十九種之多，其中《魏武帝集》為三十卷，但原集至宋代時已散佚，明代張溥将零散作品輯為《魏武帝集》一卷，包括令、教、表、奏事、策、書、尺牍、序、祭文、樂府歌辭等各體共145篇，清代嚴可均、丁福保等人續有增補。
曹操創作的數量雄視一代，因而充分發揮了震铄、影響一代的作用。
曹操創作的詩歌今僅存二十餘首，形式有四言、五言和雜言三種。
曹操對不同詩歌形式的運用是充滿創新精神的，這在四言、五言詩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四言自《詩經》之後，作者寥寥，作品不多，且内容偏重教訓，外形趨向平闆，語言典雅凝重，索寞寡味。
曹操四言，猶如異峰突起，“于三百篇外，自開奇響”（沈德潛《古詩源》）。
《短歌行·對酒當歌》《步出夏門行》中的《觀滄海》和《龜雖壽》都是脍灸人口的名作，在内容、情調、句法和詞彙方面都别具一格，标志着四言詩的複興，對後來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創作有直接影響。
五言在當時尚屬“流調俗體”（直到晉代摯虞還在其《文章流别論》中說：“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
”），地位不高，漢末文人雖有作者，但大都佚名，而且内容多為離别相思、歎老嗟卑，風格也都較為柔弱。
曹操是第一個用五言來反映廣闊現實生活的人，《薤露行》《蒿裡行》《苦寒行》《卻東西門行》等詩内容深刻，意境雄渾，筆力縱恣，語言通俗，代表了當時創作的新趨向，為建安時期“五言騰湧”（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的局面開出了端緒，為五言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基本形式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曹操既寫四言“正體”，也寫五言“流調”，而都沉雄駿爽，别開新境，衣被後世，堪稱雙美。
明代鐘惺在評論曹操《薤露行》詩時說：“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是中國文學史上獲得“詩史”稱号生年最早的人，而且是一個無愧于“詩史”稱号的人。
曹操詩“闵時悼亂，歌以述志”（朱嘉征《樂府廣序》卷八），“吟詠性情，紀述事業”（張說《張說之文集》卷二十五），真實地反映了個人的事業、經曆、思想和感情，并藉此實錄了漢末數十年間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内容大都有史實依據，極為真切可信。
将對個人經曆思想的記述，同對客觀現實的描寫緊密地結合起來，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形成了曹操詩歌現實主義的顯著特色。
曹操寫下了一些描寫社會亂離、記叙軍旅征戍生活的詩篇。
《薤露行》以董卓之亂為表現對象，通過對國家崩潰、社會亂離景象的叙寫，揭示了董卓之亂的起因、經過及其所造成的惡果。
作為《薤露行》的姊妹篇，《蒿裡行》則反映了以袁紹為首的讨卓聯軍各懷異心、觀望不前、繼而互相攻殺、從此開始長期軍閥混戰、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會經濟極大破壞的曆史事實。
這場動亂結束了兩漢四百年的統一局面，中國從此又進入一個四分五裂的時期，兩詩對這一曆史巨變反映得既完整又真切。
曹操是這一巨變的親曆者，他是以個人經曆為基礎來記叙這一曆史事件的，因而使兩詩言之鑿鑿，幾乎無一句無來曆，成為“漢末實錄”。
曹操反對割據，決心削平戰亂，開始了長期的征戰，《苦寒行》《步出夏門行》就是他所親曆的征戰生活的形象寫照。
《苦寒行》寫山地風雪行軍之苦，是建安十一年（206）北征高幹時所作。
《步出夏門行》則是建安十二年（207）北征烏桓時所作，描寫了河朔一帶的風土景物，抒發了個人的豪情壯志。
此外，《卻東西門行》寫從軍征戰的漂泊之苦和懷鄉之情，反映了廣大士兵内心的痛苦呼聲。
曹操的另一類作品，抒發了他為實現統一大業而招攬人才的急切心情，形象而概括地體現了他在這方面的言行、主張和胸襟，可以《短歌行》（對酒當歌）為代表。
還有一些詩是寫他的政治理想的，如《對酒》描繪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圖景，《度關山》則提出了國家統一、君主節儉、守法、愛民的主張。
這些在封建社會自然都不過是烏托邦式的夢想，但同時也應看到它們并非全無來由和根柢。
這些想法一方面反襯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混亂，如陳祚明所說：“序述太平景象，極盡形容。
須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
”（《采菽堂古詩選》卷五）另一方面它們确也曾是曹操所求索的目标，部分理想還可以從其政治軍事實踐中尋覓到一些蹤影，如曹操曾下過《抑兼并令》壓制豪強，下過《置屯田令》招撫流亡、解決吃飯問題，等等。
這說明曹操在部分地實踐着自己的理想，這使《對酒》《度關山》具有了一些真實可信的色彩。
《短歌行》（周西伯昌）、《善哉行》（古公亶父）寫政治态度，《善哉行》（自惜身薄祜）詠歎個人身世，也都有史可證，可與“抽序心腹，慨當以慷”（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題辭》）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參讀。
此外，大都寫于赤壁遭挫後的《氣出唱》《精列》《陌上桑》《秋胡行》等遊仙詩，用浪漫主義手法反映了曹操暮年将至、壯志難酬的苦悶，在希冀長生的同時，表達了“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壽如南山不忘愆”、“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等具有積極意義的政治哲學見解，也是不難從曹操的人生足程及思想武庫中找到足夠的佐證的。
可見，曹操詩歌是緊扣着個人的身世、經曆和體驗來反映他的時代的，大都寫出了實境實情，具有很高的真實性。
讀曹操的詩，就宛如讀了一部簡明的漢末史，興亡大事，曆曆在目。
我們可以從中直接看到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發生演變的情況，看到一些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所作所為及其活動的若幹具體場景、畫面，了解到一些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心情和内心活動，從而具體地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和心聲；它更為我們直接提供了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曹操的若幹思想觀點、政治主張、社會理想以及人生态度等各方面的資料。
我們研究漢末魏初這一段曆史，研究曹操其人，曹操詩歌實不失為可靠的旁證。
曹操對于當時戰亂的反映尤其值得注意。
戰亂給整個社會、尤其是下層人民和士兵造成了空前劫難，這是漢末最為嚴峻的現實。
從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亂到建安十三年（208）魏、蜀、吳三分鼎立局面初步形成，戰亂持續了十九年之久，給北部中國廣大地區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摧殘。
曹操正視這一現實，在《蒿裡行》中以“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幾句詩大幅度地作了生動的典型的概括，并流露了對于人民的深刻同情。
《苦寒行》、《卻東西門行》、《步出夏門行》（土不同）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時軍旅征戍生活的艱苦，格調頗為凄涼。
這些描寫說明人民是戰亂社會的真正受害者，表現出充分的人道主義精神。
曹操詩歌不僅表現社會動亂，還較深入地揭示了緻亂的根源。
從根本上說，漢末動亂是由封建制度本身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所釀成的，曹操囿于他的階級偏見，自然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但對于釀成動亂的直接原因，曹操卻有着相當準确的認識。
東漢和帝以後，由于統治階級日趨腐敗，出現了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政、互相傾軋的局面，造成了朝政的極度混亂。
曹操《薤露行》詩一入手就說：“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
”認為緻亂的根源是由于皇帝用人不當，可謂抓住了關鍵。
諸葛亮《出師表》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所見與曹操是一緻的。
對那幫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曹操更不客氣，直書何進、張讓之流是“誠不良”，痛斥董卓為“國賊”，并具體揭露了他們或“猶豫不敢斷”，或“因狩執君王”，或“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号泣而且行”的暴行。
在《蒿裡行》中則盡情揭露了關東那幫所謂“義士”的不義，确實是“看盡亂世群雄情形”“道盡群雄病根”（鐘惺《古詩歸》卷七）。
兩詩批判的對象，上至皇帝，下至外戚宦官頭目、大軍閥、士族大官僚及州郡刺史牧守，無一不是一手造成當時禍亂的元兇巨孽，通過對他們的批判，幾乎否定了東漢王朝的整個統治集團。
指出這幫人是千百萬人民苦難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關系，暴露了剝削階級的反動本質。
曹操詩歌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在同情苦難、鞭笞黑暗、“憂世不治”的同時，洋溢着“壯心不已”的積極進取精神。
雖處于極端黑暗的年代而能不斷求索光明，雖身處分裂割據之境而能力争統一的前景，雖面對着重重困難而能奮鬥拼搏，不僅揭露了衆多的社會矛盾，而且能積極地謀求解決這些矛盾。
曹操身處亂世，面對危難，也常常悲吟哀歎，其中也有一己的人生朝露之歎，但從總體看卻沒有對于人生的厭倦和對于前途的空幻之感，即使在那些基調較為感傷低沉的作品中也往往包蘊着積極的社會人生理想。
《步出夏門行》中的《觀滄海》和《龜雖壽》更是高昂激越的絕唱，《觀滄海》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裡”這無邊大海的壯闊景象展示壯闊胸懷，《龜雖壽》用“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表現自強不息、老當益壯的豪邁氣概，都足振奮人心，千百年來赢得了人們的廣泛喜愛。
這種奮進精神無疑包含着個人建功立業的動機，但應當說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對于積極的社會人生理想的追求，是為掃平割據、實現國家統一而奮其志。
這在人心思治、人心渴望統一的年代，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着時代精神和社會發展趨向的，是激勵人們關注現實、幹預現實、積極地變革現實的一股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曹操今存詩除《謠俗曲》（僅存殘句）外，全為樂府詩。
這充分說明，曹操重視從詩、騷特别是漢樂府民歌中吸取營養，也是其詩歌能夠具有充實健旺的現實主義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因。
曹操詩歌在基本精神上是承襲着“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民歌的，一些詩的寫作還直接受到民歌啟發，甚至直接從中脫胎出來。
用樂府舊題寫作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古辭的影響和制約，在思想内容上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聯系，或主題比較接近，或情調彼此相通，或者兼而有之。
現以《薤露行》和《蒿裡行》為例。
《薤露》古辭是：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複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裡》古辭是： 蒿裡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樂府詩集》卷二十七《薤露》題解引崔豹《古今注》說：“《薤露》《蒿裡》，并喪歌也。
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
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
亦謂人死魂魄歸于蒿裡。
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裡》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柩者歌之，亦謂挽歌。
”可見，《薤露》《蒿裡》原是兩曲喪歌，充滿悲凄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曹操的拟作已不是喪歌，但其主旨是哀悼國家喪亂，這同古辭的哀悼個人死亡仍有相通之處，其悲凄情調更是一脈相承。
在描寫重點上，《薤露行》對皇室陵夷發出慨歎，《蒿裡行》對人民死亡表示悲傷，同李延年以古辭《薤露》送王公貴人，《蒿裡》送士大夫庶人也不無聯系。
故方東樹在《昭昧詹言》中評論說：“此用樂府題，叙漢末時事。
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挽歌也。
而《薤露》哀君，《蒿裡》哀臣，亦有次第。
” 曹操詩歌在藝術形式上也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