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曹操的性格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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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坦誠與權詐
曹操的性格作風同他的思想一樣，呈現出多元、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的特色。
這裡介紹一下他性格作風中的一些重要側面。
先談談他的坦誠與權詐。
曹操性格中有坦誠的一面，這在他的詩文中和平常待人接物的實際行動中都有突出的表現。
曹操對于前來歸附的才智之士，對于他所信任的部屬，特别是對部屬中那些為他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人，他往往能夠推心置腹，坦誠相待。
可以說，除了方針政策之外，這也是曹操能夠大力羅緻人才、團結部屬、充分發揮部屬作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于部屬提出的意見或建議，隻要他認為合理，往往能夠盡力采納，決不含糊。
曹操平定漢中回到關中後，關中有一個名叫許攸的将領擁兵自重，不肯歸附曹操，還說了一些難聽的話。
曹操大怒，準備發兵征讨。
群僚進谏：“應當招撫許攸，以便共同讨伐強敵。
”曹操橫刀于膝，作色不聽。
杜襲打算勸勸曹操，還沒開口，曹操就沖着他說：“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多說了！” 杜襲并沒有退回去，相反說：“如果您的主意對頭，我要協助您使您獲得成功；如果您的主意有問題，則應當從實際出發考慮更改。
我還沒有開口您就讓我不要再說了，對待部下怎麼能這樣不開明呢？” 話說得并不順耳，但曹操并沒有拂袖而起。
經杜襲的進一步說服，曹操還很快采納了杜襲的意見，厚撫許攸，許攸受到感動，終于前來歸服。
像這一類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
對一些關系全局的問題，曹操更是注意傾聽部屬的意見，往往因此而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打算。
建安三年（198）到下邳攻打呂布，呂布敗退固守，曹操連連攻打不能得手，士卒疲乏，曹操打算撤軍，荀攸和郭嘉勸他堅持，曹操聽取意見，結果攻破城池，活捉了呂布。
官渡之戰，在兩軍相持的最困難階段，曹操因缺糧，打算撤軍，荀彧不同意，建議他再作堅持，結果曹操堅持下來，終于抓住戰機，大敗袁紹。
像這樣的例子也并不少。
可以說，曹操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的成功或勝利，都是他能虛心聽取部屬意見、集中集體智慧的結果。
曹操雖然機謀出衆，但在決定重大行動時，往往并不固執己見、剛愎自用。
反過來說，曹操斷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況雖并非沒有，但比較而言，并不多見。
為了廣開言路，讓部屬敢于說話，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還專門下了兩道《求言令》。
其一雲： 夫治世禦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
《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
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别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覽焉。
其二雲： 自今諸掾屬、治中、别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首先闡明了廣開言路的重要意義，說明治理天下，管理百姓，設置輔佐，應當力戒當面順從、而背後又有不滿的情形出現。
接着說，自己肩負重任，常常擔心出現偏差，但連年以來，沒有聽到好的建議，這難道是自己不能經常征求意見的過錯所造成的嗎？最後規定：從此以後，各曹的掾屬，各州刺吏的治中、别駕，要在每月的初一就存在問題提出書面意見，加上封套呈遞給他閱讀，主管人員在朝會時将各發給紙一張和封套一個。
曹操在這裡不僅主張廣開言路，誠心誠意地歡迎大家就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而且還主動承擔了連年以來言路未能暢開的責任，最後硬性規定部屬必須在每月的初一各自寫出意見，形成制度，堅持下去。
這裡看不出絲毫弄虛作假糊弄人的成分，有的隻是坦誠和決心。
作為一個古代的政治家，曹操能有這等胸襟氣魄，确實是難能可貴的。
有時對一些提過錯誤意見的部屬，曹操也采取鼓勵的政策。
他北征烏桓回到邺城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厚賞先前反對北伐的人，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曹操認為這些人所提的意見是“萬安之計”，希望以後“勿難言之”，從而保護了這些人勇于勸谏的積極性，對其他部屬自然也會産生積極的影響。
對于部屬的功勞，曹操也能給予充分肯定，不随意抹煞，不獨吞勝利果實，不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建安十二年（207）在《封功臣令》中說：“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
”不僅不獨據其功，而且還說個人沒有什麼功勞，都是将士們出了力，如此謙遜，如此坦誠，在古代政治家中是不多見的。
這種謙遜和坦誠在為将士請功的表文中，有着更為突出的表現。
如《請爵荀彧表》： 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
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
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
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又說： 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參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
及彧在台，常私書往來，大小同策。
《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勳業之定，彧之功也。
認為自己舉義兵以來，與荀彧同心合力，為朝廷謀劃，所提出的建議施行起來沒有不成功的。
每次取得勝利，所運用的奇妙機密的計謀都是同荀彧共同決定下來的。
由于荀彧的功業，自己才獲得了成功，國家也才有了建樹。
如此傾心推挹，确實是難能可貴的。
上述表文寫于建安八年（203），當時袁紹已死，袁譚、袁尚不和，又屢敗于曹操，曹操收定河北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曹操感激荀彧所作出的貢獻，表封荀彧為萬歲亭侯。
荀彧認為自己沒有立過戰功，把曹操的上表壓了下來，曹操又給荀彧寫信勸導，荀彧這才接受下來。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再次獎勵荀彧，寫了《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
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
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讨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
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将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
彧複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
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
複若南征劉表，委棄兖、豫，饑軍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難要，将失本據。
而彧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
曆述荀彧在官渡之戰中和官渡之戰後所提出的兩次重要建議，一一如數家珍。
曹操認為，如果荀彧不提出在官渡堅持下去的建議，而從官渡撤兵，袁紹必定鳴鼓進攻，因得到好處而勇氣百倍，我軍則必然士氣沮喪，這樣就會造成必然失敗而無任何勝利可能的形勢。
如果荀彧不提出回師河北的建議，就不可能取得平定四州的勝利，而以饑餓之師南進，不僅得不到什麼好處，相反連兖、豫二州也有丢掉的可能。
荀彧的建議确實關系全局，非常重要，難得的是曹操能夠予以充分認識和肯定，并在此基礎上，進而得出了荀彧“謀殊功異，臣所不及”的結論。
作為一個控禦朝政、雄圖大略的統帥，敢于承認自己的謀略和功勞比不上臣屬，這确實是非同尋常的，在古代政治家中，即使不是絕無僅有，肯定也屬鳳毛麟角。
曹操上表增封後，荀彧堅決辭讓，曹操又寫一封信給他：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
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
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财，猶謂之盜。
”況君密謀安衆，光顯于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複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 說荀彧所貢獻的計謀并不隻《請增封荀彧表》中所說的兩次，而是有很多次，因為這些計謀，使他獲得了百多次的榮耀，因而要表奏兩件事來予以報答。
言辭懇款，發于肺腑。
荀彧推不過，這才接受了增封。
曹操還想表薦荀彧為三公，荀彧讓荀攸出面堅決辭讓，前後達十餘次，曹操這才打消了念頭。
不僅對荀彧如此，對其他有功之臣也往往如此。
《請封荀攸表》雲： 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
認為荀攸自到他身邊以來，沒有哪一次戰役不跟随着他，前後多次戰勝敵人，都是荀攸的計謀，對荀攸的功勞作了高度肯定。
又《請追增郭嘉封邑表》雲：“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
每有大議，臨敵制變。
臣策未決，嘉辄成之。
平定天下，謀功為高。
”又說：“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
”說每有重大的決策，自己主意還沒拿定，而郭嘉已經拿出成熟的意見了；自己現在能夠不出差錯，免于獲罪，郭嘉是有功勞的。
在這裡，也表達了自己不如郭嘉的意思，其謙遜和誠摯也是足可感人的。
對那些死去的朋友，曹操往往也不能忘懷，他對蔡邕、橋玄、郭嘉、蒯越等人的态度都足可說明這個問題。
他不僅從感情上懷念，而且照顧他們的後人，幫助其後人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這說明，曹操坦誠待人并不僅僅是為了利用人，他還是講究一些私人的情義的。
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争中，曹操對于自己的政治意圖，有時也能坦率言之，不加掩飾。
《讓縣自明本志令》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又說：“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
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
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下令“舉賢勿拘品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可以用，這些就都是說了真情實話的。
有時甚至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曹操也抱了坦率的态度。
據孫盛《雜記》記載，曹操誤殺了呂伯奢一家後，“既而凄怆曰：‘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從“負”字看，曹操知道自己是誤殺了人而有負于呂伯奢一家的。
但在這種情況下，曹操還說出了“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這樣的話，這既表明了他的自私和殘忍，同時也表明他沒有文過飾非，沒有強詞奪理，沒有借故捏造呂伯奢一家的罪狀，到底還是自己承擔起了責任，沒有做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僞君子，應當說這也是曹操坦誠性格的一種表現。
曹操的性格作風有坦誠的一面，這主要由于現實政治鬥争的需要。
他要羅緻人才，團結部屬，充分發揮大家的作用，不坦誠相待是不可能充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
他對荀彧等人竭力褒賞，就是要以此為榜樣，激勵更多的人，《請爵荀彧表》說：“宜進封賞，以勸後進者。
”就透露了這一消息。
他懷念死者，厚待死者遺孤，則是為了激勵更多的生者。
另一方面，對部屬坦誠相待，也是對于部屬貢獻的一種回報，一種獎賞。
從這個角度說，曹操坦誠的性格作風是有較多的“社會性”的，其中既有與生俱來的成分，更多的是由于現實政治鬥争的需要而有意加以磨煉的結果。
當然，也不能否認曹操同一些部屬建立了真正的友情。
他在《請追增郭嘉封邑表》中說：“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
”就不難看出兩人關系的親密。
郭嘉、荀攸等人死後，曹操痛哭流涕，其感情是真誠的。
在這些場合，其坦誠的流露是較少“功利”的目的的。
但是，曹操絕不是一個隻知一味坦誠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作風中還有陰險狡詐的一面，有時甚至表現得相當突出。
這種性格，在他少年時代即已明顯表現出來，他在叔父面前假裝中風、與袁紹觀人新婚劫人新婦的傳說，都足可說明這一點。
像這樣的傳說，後來也有不少。
比如： 曹操曾對人說：“誰要想謀殺我，我就會出現心跳。
”他對身邊的一個侍從說：“你身上藏着刀來到我身邊，我就說心跳得厲害，然後把你捉住。
假如對你進行處罰，你不要說出是我讓你這麼幹的，我一定會厚賞你！”這個侍從自然照辦，預先并沒有感到絲毫害怕，結果被殺。
這個侍從至死也沒有明白這是曹操所使的詭計。
但别的人們卻都以為這一切是真的，想要暗殺曹操的人從此感到灰心喪氣，不敢輕易動手了。
曹操還曾對人說：“我在睡覺時，不要随便走近我，誰走近我，我就會立即把他殺掉，而自己卻不知道。
你們可千萬注意啊！”一次，曹操和衣躺下，假裝睡覺，一個近侍怕他受涼，輕輕走上前來給他蓋上被子，曹操突然一躍而起，拔刀将這個近侍殺死，然後倒下身子，繼續呼呼睡去。
從此以後，曹操睡覺時，再也沒有人敢走近他了。
一次曹操出征，軍糧眼看就要不夠了，曹操很着急，私下征求主管人員的意見，問他能有什麼辦法。
主管人員建議說：“糧食可以用小斛發放。
”曹操同意了。
但士兵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問題，紛紛在背後議論，說曹操欺騙了他們。
曹操怕惹出大事，就把主管人員找來，對他說：“我想借你的頭來說服衆人，不然事情不好解決。
”說完立即将其推出斬首，并以其首級巡行示衆，公布其“罪狀”說：“行小斛，盜官谷，斬之軍門。
” 曹操準備接見匈奴使者，但自以為個頭長得不高，相貌不威嚴，不足以對外國顯示威儀，于是便讓相貌堂堂的崔琰來代替他，而自己扮成侍衛握刀站在崔琰旁邊。
接見結束後，曹操派間諜去問匈奴使者：“你看魏王這個人怎麼樣？”使者回答說：“魏王的儀表風度非常高雅，但握刀站在他身邊的那個人才真是一個英雄啊！”曹操得到報告，立即派人追上去把使者殺了。
這些傳說未必都是事實，特别是見匈奴使者一條，其真實性更值得懷疑，劉知幾在《史通·暗惑》中就曾專門對此做過辨析，但至少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
曹操的權詐性格，在其政治、軍事活動和日常生活中都有表現，堪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權謀家。
善用權謀，善于權變，在某些場合是完全必要的，比如在對敵的政治鬥争中，特别是在軍事鬥争中，不用權謀，不善權變，不僅不能克敵制勝，連自身的生存都将成為問題。
曹操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他在《孫子·計篇》注中說：“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
”也就是說在用兵打仗時必須詭詐，以适應戰場上千變萬化的形勢。
曹操在複雜的軍事鬥争中，無論用兵、遣将、施術，都充分展示了
這裡介紹一下他性格作風中的一些重要側面。
先談談他的坦誠與權詐。
曹操性格中有坦誠的一面，這在他的詩文中和平常待人接物的實際行動中都有突出的表現。
曹操對于前來歸附的才智之士，對于他所信任的部屬，特别是對部屬中那些為他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人，他往往能夠推心置腹，坦誠相待。
可以說，除了方針政策之外，這也是曹操能夠大力羅緻人才、團結部屬、充分發揮部屬作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于部屬提出的意見或建議，隻要他認為合理，往往能夠盡力采納，決不含糊。
曹操平定漢中回到關中後，關中有一個名叫許攸的将領擁兵自重，不肯歸附曹操，還說了一些難聽的話。
曹操大怒，準備發兵征讨。
群僚進谏：“應當招撫許攸，以便共同讨伐強敵。
”曹操橫刀于膝，作色不聽。
杜襲打算勸勸曹操，還沒開口，曹操就沖着他說：“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多說了！” 杜襲并沒有退回去，相反說：“如果您的主意對頭，我要協助您使您獲得成功；如果您的主意有問題，則應當從實際出發考慮更改。
我還沒有開口您就讓我不要再說了，對待部下怎麼能這樣不開明呢？” 話說得并不順耳，但曹操并沒有拂袖而起。
經杜襲的進一步說服，曹操還很快采納了杜襲的意見，厚撫許攸，許攸受到感動，終于前來歸服。
像這一類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
對一些關系全局的問題，曹操更是注意傾聽部屬的意見，往往因此而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打算。
建安三年（198）到下邳攻打呂布，呂布敗退固守，曹操連連攻打不能得手，士卒疲乏，曹操打算撤軍，荀攸和郭嘉勸他堅持，曹操聽取意見，結果攻破城池，活捉了呂布。
官渡之戰，在兩軍相持的最困難階段，曹操因缺糧，打算撤軍，荀彧不同意，建議他再作堅持，結果曹操堅持下來，終于抓住戰機，大敗袁紹。
像這樣的例子也并不少。
可以說，曹操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的成功或勝利，都是他能虛心聽取部屬意見、集中集體智慧的結果。
曹操雖然機謀出衆，但在決定重大行動時，往往并不固執己見、剛愎自用。
反過來說，曹操斷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況雖并非沒有，但比較而言，并不多見。
為了廣開言路，讓部屬敢于說話，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還專門下了兩道《求言令》。
其一雲： 夫治世禦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
《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
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别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覽焉。
其二雲： 自今諸掾屬、治中、别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首先闡明了廣開言路的重要意義，說明治理天下，管理百姓，設置輔佐，應當力戒當面順從、而背後又有不滿的情形出現。
接着說，自己肩負重任，常常擔心出現偏差，但連年以來，沒有聽到好的建議，這難道是自己不能經常征求意見的過錯所造成的嗎？最後規定：從此以後，各曹的掾屬，各州刺吏的治中、别駕，要在每月的初一就存在問題提出書面意見，加上封套呈遞給他閱讀，主管人員在朝會時将各發給紙一張和封套一個。
曹操在這裡不僅主張廣開言路，誠心誠意地歡迎大家就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而且還主動承擔了連年以來言路未能暢開的責任，最後硬性規定部屬必須在每月的初一各自寫出意見，形成制度，堅持下去。
這裡看不出絲毫弄虛作假糊弄人的成分，有的隻是坦誠和決心。
作為一個古代的政治家，曹操能有這等胸襟氣魄，确實是難能可貴的。
有時對一些提過錯誤意見的部屬，曹操也采取鼓勵的政策。
他北征烏桓回到邺城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厚賞先前反對北伐的人，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曹操認為這些人所提的意見是“萬安之計”，希望以後“勿難言之”，從而保護了這些人勇于勸谏的積極性，對其他部屬自然也會産生積極的影響。
對于部屬的功勞，曹操也能給予充分肯定，不随意抹煞，不獨吞勝利果實，不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建安十二年（207）在《封功臣令》中說：“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
”不僅不獨據其功，而且還說個人沒有什麼功勞，都是将士們出了力，如此謙遜，如此坦誠，在古代政治家中是不多見的。
這種謙遜和坦誠在為将士請功的表文中，有着更為突出的表現。
如《請爵荀彧表》： 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
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
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
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又說： 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參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
及彧在台，常私書往來，大小同策。
《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勳業之定，彧之功也。
認為自己舉義兵以來，與荀彧同心合力，為朝廷謀劃，所提出的建議施行起來沒有不成功的。
每次取得勝利，所運用的奇妙機密的計謀都是同荀彧共同決定下來的。
由于荀彧的功業，自己才獲得了成功，國家也才有了建樹。
如此傾心推挹，确實是難能可貴的。
上述表文寫于建安八年（203），當時袁紹已死，袁譚、袁尚不和，又屢敗于曹操，曹操收定河北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曹操感激荀彧所作出的貢獻，表封荀彧為萬歲亭侯。
荀彧認為自己沒有立過戰功，把曹操的上表壓了下來，曹操又給荀彧寫信勸導，荀彧這才接受下來。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再次獎勵荀彧，寫了《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
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
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讨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
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将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
彧複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
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
複若南征劉表，委棄兖、豫，饑軍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難要，将失本據。
而彧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
曆述荀彧在官渡之戰中和官渡之戰後所提出的兩次重要建議，一一如數家珍。
曹操認為，如果荀彧不提出在官渡堅持下去的建議，而從官渡撤兵，袁紹必定鳴鼓進攻，因得到好處而勇氣百倍，我軍則必然士氣沮喪，這樣就會造成必然失敗而無任何勝利可能的形勢。
如果荀彧不提出回師河北的建議，就不可能取得平定四州的勝利，而以饑餓之師南進，不僅得不到什麼好處，相反連兖、豫二州也有丢掉的可能。
荀彧的建議确實關系全局，非常重要，難得的是曹操能夠予以充分認識和肯定，并在此基礎上，進而得出了荀彧“謀殊功異，臣所不及”的結論。
作為一個控禦朝政、雄圖大略的統帥，敢于承認自己的謀略和功勞比不上臣屬，這确實是非同尋常的，在古代政治家中，即使不是絕無僅有，肯定也屬鳳毛麟角。
曹操上表增封後，荀彧堅決辭讓，曹操又寫一封信給他：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
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
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财，猶謂之盜。
”況君密謀安衆，光顯于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複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 說荀彧所貢獻的計謀并不隻《請增封荀彧表》中所說的兩次，而是有很多次，因為這些計謀，使他獲得了百多次的榮耀，因而要表奏兩件事來予以報答。
言辭懇款，發于肺腑。
荀彧推不過，這才接受了增封。
曹操還想表薦荀彧為三公，荀彧讓荀攸出面堅決辭讓，前後達十餘次，曹操這才打消了念頭。
不僅對荀彧如此，對其他有功之臣也往往如此。
《請封荀攸表》雲： 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
認為荀攸自到他身邊以來，沒有哪一次戰役不跟随着他，前後多次戰勝敵人，都是荀攸的計謀，對荀攸的功勞作了高度肯定。
又《請追增郭嘉封邑表》雲：“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
每有大議，臨敵制變。
臣策未決，嘉辄成之。
平定天下，謀功為高。
”又說：“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
”說每有重大的決策，自己主意還沒拿定，而郭嘉已經拿出成熟的意見了；自己現在能夠不出差錯，免于獲罪，郭嘉是有功勞的。
在這裡，也表達了自己不如郭嘉的意思，其謙遜和誠摯也是足可感人的。
對那些死去的朋友，曹操往往也不能忘懷，他對蔡邕、橋玄、郭嘉、蒯越等人的态度都足可說明這個問題。
他不僅從感情上懷念，而且照顧他們的後人，幫助其後人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這說明，曹操坦誠待人并不僅僅是為了利用人，他還是講究一些私人的情義的。
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争中，曹操對于自己的政治意圖，有時也能坦率言之，不加掩飾。
《讓縣自明本志令》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又說：“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
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
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下令“舉賢勿拘品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可以用，這些就都是說了真情實話的。
有時甚至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曹操也抱了坦率的态度。
據孫盛《雜記》記載，曹操誤殺了呂伯奢一家後，“既而凄怆曰：‘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從“負”字看，曹操知道自己是誤殺了人而有負于呂伯奢一家的。
但在這種情況下，曹操還說出了“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這樣的話，這既表明了他的自私和殘忍，同時也表明他沒有文過飾非，沒有強詞奪理，沒有借故捏造呂伯奢一家的罪狀，到底還是自己承擔起了責任，沒有做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僞君子，應當說這也是曹操坦誠性格的一種表現。
曹操的性格作風有坦誠的一面，這主要由于現實政治鬥争的需要。
他要羅緻人才，團結部屬，充分發揮大家的作用，不坦誠相待是不可能充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
他對荀彧等人竭力褒賞，就是要以此為榜樣，激勵更多的人，《請爵荀彧表》說：“宜進封賞，以勸後進者。
”就透露了這一消息。
他懷念死者，厚待死者遺孤，則是為了激勵更多的生者。
另一方面，對部屬坦誠相待，也是對于部屬貢獻的一種回報，一種獎賞。
從這個角度說，曹操坦誠的性格作風是有較多的“社會性”的，其中既有與生俱來的成分，更多的是由于現實政治鬥争的需要而有意加以磨煉的結果。
當然，也不能否認曹操同一些部屬建立了真正的友情。
他在《請追增郭嘉封邑表》中說：“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
”就不難看出兩人關系的親密。
郭嘉、荀攸等人死後，曹操痛哭流涕，其感情是真誠的。
在這些場合，其坦誠的流露是較少“功利”的目的的。
但是，曹操絕不是一個隻知一味坦誠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作風中還有陰險狡詐的一面，有時甚至表現得相當突出。
這種性格，在他少年時代即已明顯表現出來，他在叔父面前假裝中風、與袁紹觀人新婚劫人新婦的傳說，都足可說明這一點。
像這樣的傳說，後來也有不少。
比如： 曹操曾對人說：“誰要想謀殺我，我就會出現心跳。
”他對身邊的一個侍從說：“你身上藏着刀來到我身邊，我就說心跳得厲害，然後把你捉住。
假如對你進行處罰，你不要說出是我讓你這麼幹的，我一定會厚賞你！”這個侍從自然照辦，預先并沒有感到絲毫害怕，結果被殺。
這個侍從至死也沒有明白這是曹操所使的詭計。
但别的人們卻都以為這一切是真的，想要暗殺曹操的人從此感到灰心喪氣，不敢輕易動手了。
曹操還曾對人說：“我在睡覺時，不要随便走近我，誰走近我，我就會立即把他殺掉，而自己卻不知道。
你們可千萬注意啊！”一次，曹操和衣躺下，假裝睡覺，一個近侍怕他受涼，輕輕走上前來給他蓋上被子，曹操突然一躍而起，拔刀将這個近侍殺死，然後倒下身子，繼續呼呼睡去。
從此以後，曹操睡覺時，再也沒有人敢走近他了。
一次曹操出征，軍糧眼看就要不夠了，曹操很着急，私下征求主管人員的意見，問他能有什麼辦法。
主管人員建議說：“糧食可以用小斛發放。
”曹操同意了。
但士兵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問題，紛紛在背後議論，說曹操欺騙了他們。
曹操怕惹出大事，就把主管人員找來，對他說：“我想借你的頭來說服衆人，不然事情不好解決。
”說完立即将其推出斬首，并以其首級巡行示衆，公布其“罪狀”說：“行小斛，盜官谷，斬之軍門。
” 曹操準備接見匈奴使者，但自以為個頭長得不高，相貌不威嚴，不足以對外國顯示威儀，于是便讓相貌堂堂的崔琰來代替他，而自己扮成侍衛握刀站在崔琰旁邊。
接見結束後，曹操派間諜去問匈奴使者：“你看魏王這個人怎麼樣？”使者回答說：“魏王的儀表風度非常高雅，但握刀站在他身邊的那個人才真是一個英雄啊！”曹操得到報告，立即派人追上去把使者殺了。
這些傳說未必都是事實，特别是見匈奴使者一條，其真實性更值得懷疑，劉知幾在《史通·暗惑》中就曾專門對此做過辨析，但至少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
曹操的權詐性格，在其政治、軍事活動和日常生活中都有表現，堪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權謀家。
善用權謀，善于權變，在某些場合是完全必要的，比如在對敵的政治鬥争中，特别是在軍事鬥争中，不用權謀，不善權變，不僅不能克敵制勝，連自身的生存都将成為問題。
曹操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他在《孫子·計篇》注中說：“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
”也就是說在用兵打仗時必須詭詐，以适應戰場上千變萬化的形勢。
曹操在複雜的軍事鬥争中，無論用兵、遣将、施術，都充分展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