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曹操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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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思想
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其政治思想是豐富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曹操的政治思想總的說來是要“富國強兵，用賢任能”，“富國”是目的，“強兵”和“用賢任能”則是達到“富國”目的的手段。
在東漢積貧積弱的基礎上，提出要建立一個“富國”，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富裕起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這種“富國”的理想，以及達到“富國”的手段，在曹操的詩文中屢屢有所反映。
如《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貴。
立君牧民，為之軌則。
車轍馬迹，經緯四極。
黜陟幽明，黎庶繁息。
於铄賢聖，總統幫域。
封建五爵，井田刑獄。
有燔丹書，無普赦贖。
臯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
勞民為君，役賦其力。
舜漆食器，畔者十國。
不及唐堯，采椽不斫。
世歎伯夷，欲以厲俗。
侈惡之大，儉為共德。
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詩中涉及了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社會風俗等方面的問題。
曹操認為，天地間人是最可寶貴的，但人需要管理，這就需要“立君”。
所謂“立君”，就是在全國老百姓之上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
看起來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但在當時曹操卻是有感而發的。
漢末大亂，人民大量死亡，天地間最可寶貴的人成了草芥一般，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曹操看來是由于君主集權被破壞，皇帝名存實亡，各地州牧郡守擁兵自強，互相攻殺，社會秩序因而變得雜亂無章。
曹操提出要“立君”，在迎獻帝都許後自然有号召大家尊奉獻帝的意思，獻帝是一面旗幟，大家都來尊奉獻帝，自然就有利于自己掃平割據、統一天下的大業。
當然，在曹操自己，他隻是需要在表面上尊奉獻帝的，在骨子裡，他隻是要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以便有朝一日取獻帝而代之，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孫成為真正的“君”。
但無論如何，“立君”在曹操看來是必要的，他要“立君”的态度是真誠的。
“立君”的目的是為了“牧民”，也就是要統治老百姓。
為此，必須“為之軌則”，也就是要按統治階級的意志和需要制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讓官吏嚴格遵守執行。
還必須設立刑獄，奴隸的賣身契可以燒掉，但不能實行普遍的赦贖。
舜時主管刑獄的臯陶，周穆王時主管司法的甫侯，執法都很嚴明，隻要像他們那樣去做，哪裡會有什麼失職呢？ 曹操還要求君王經常出巡天下，在四方邊遠的地方都留下車轍馬迹。
要考核官吏的政績，提拔賢能的官員，把那些昏庸無能的官吏撤職，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
此外，國君應當節儉，認為奢侈是最大的罪惡，節儉是公認的美德。
并以曆史的教訓為例，說明君王節儉就能得到大家的擁護，君王奢侈就會招緻人民的反叛。
《說苑·反質篇》載，堯做天子時，用土碗吃飯，用土瓶飲水，天下臣服；後來舜即位，刻木為食器，還在上面塗上黑漆，開始講究了，結果有十三國諸侯背叛他。
“采椽不斫”，就是用栎木做的椽子不經砍削，仍保留着木頭的原貌，也就是不講究雕飾的意思，語出《韓非子·五蠹》：“堯作天子，茅茨不剪，采椽不斫。
”曹操要求君主節儉，目的是為避免“勞民為君，役賦其力”的現象出現，也就是不要讓君王為了滿足一人的貪欲而無休止地對人民進行橫征暴斂。
這種思想無論在當時還是以後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曹操在這裡提出了“封建五爵”的問題。
所謂“封建”，指封諸侯，建國家，即指古代的分封制；“五爵”，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五等封爵制始于西周，所分封者多為周王的同姓子弟，其目的是為了擴大周王室的統治基礎，建立起新的統治秩序。
到春秋戰國時期，爵位制度發生很大的變化，除沿襲按血統關系分封的舊制外，又有按軍功、職位、才能授爵的新制度，其中秦國有專門獎勵軍功的二十等爵。
秦王朝建立後，廢除封建制而實行郡縣制。
不久，秦朝滅亡，西漢初年又恢複分封制，宗室封爵分為王、侯（縣侯、鄉侯、亭侯）二等，功臣的封爵沿用秦的二十等爵。
但不久，又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
東漢以來，對分封制和郡縣制的利弊多有議論，有的認為周因實行分封制而亡國，分封制不可取；有的則認為秦國實行郡縣制而滅亡，郡縣制不可取。
曹操在這裡提出“封建五爵”的問題，一因當時臣僚中有否定郡縣制的議論，如丞相主簿司馬朗就認為“天下土崩之勢”是由于“秦滅五等之制”而造成的；二因曹操對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公之政素來向往，不止一次以文王、周公自比，因此對西周初年的政治制度也就表露出了景慕之情。
可以說曹操對分封制表現出了一種肯定的傾向，但不能說他就真想否定郡縣制而去實行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在這裡隻是表現了曹操的一種良好願望：希望上下有序，各安其位，以恢複和建立一種穩定的有條不紊的封建秩序。
曹操還在這裡提到了“井田”的問題。
“井田”是周代曾經實行過的一種土地制度，《孟子·滕文公上》作過這樣的說明：“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也就是說，方九百畝之地為一井，畫為井字形，中間一方是公田，周圍八方是私田，種私田的農奴或野人要無償地耕種公田，養活土地所有者。
從有關曆史記載看，種私田的農奴或野人所受到的壓迫和剝削是嚴重的，他們依附在領主的土地上，連人身自由都沒有。
但在孟子筆下，井田制卻帶有理想化的色彩，他曾作過這樣的描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孟子·梁惠王上》）春秋以後，井田制逐漸瓦解，農民逐漸獲得了相對的人身自由，生産積極性大為提高，生産力有了長足的發展。
但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又導緻了土地兼并現象的出現，一些豪強地主大量占有土地，這不僅使一些農民重新淪為農奴，而且大量的封建地租為豪強地主所攫取，影響了國家的稅收。
這樣，漢代以後就有一些人重新懷念起井田制來，甚至主張恢複井田制。
在曹操的臣僚中也有這樣的議論。
丞相參軍事仲長統在其《昌言·損益篇》中就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
财賂自營，犯法不坐。
刺客死士，為之投命。
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
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
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财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
此變有所敗，而宜複者也。
曹操提出“井田”，也同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其《抑兼并令》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财，不足應命。
”與這裡所提出的“井田”的設想在思想上是相通的，目的都是為了設法對付豪強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下民”的利益（當然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維護封建國家的利益）。
曹操提出“封建五爵”，也是為了對那些“田畝連于方國”“榮樂過于封君”的豪強勢力有所抑制。
當然，曹操提出“井田”，也同提出“封建五爵”一樣，隻是為了表達一種恢複良好封建秩序的願望，并非真的打算去，恢複這種古老的制度。
時代畢竟不同了，曹操不可能糊塗得連這一點也不清楚。
詩的末尾，曹操提出了“厲俗”的問題。
所謂“厲俗”，就是改善風俗。
殷朝末年，孤竹國君的長子伯夷在孤竹君死後，與其弟叔齊互相讓國，棄國逃走。
曹操認為，世人之所以贊歎伯夷，就是想以伯夷為榜樣來改善風俗。
從哪幾方面來改善風俗呢？曹操認為，一要提倡節儉，二要提倡禮讓，三要提倡“兼愛”“尚同”。
禮讓的例子除了伯夷外，曹操還提到了許由，許由是堯時的賢士，傳說堯要把帝位讓給他，他認為是受了污辱，于是逃到箕山下種地隐居。
曹操認為，如果大家都像許由那樣謙讓，還會去打什麼官司、辯什麼曲直呢？類似的思想，曹操還在《禮讓令》中表述過： 裡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斯合經之要矣。
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認為實行禮讓是符合儒家經典的精神的，并對禮讓的内容作了具體解釋。
“兼愛”“尚同”則是墨子的思想。
《墨子·兼愛》提出“兼相愛”，也就是主張人們要普遍地相愛，說：“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墨子·尚同》又提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意思是要實現平等，實現統一。
曹操提出“厲俗”，當然是有現實的針對性的，其目的同他頒布《整齊風俗令》的目的大緻相同。
提倡禮讓、“兼愛”，不僅是為了制止民間的械鬥争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着大大小小的割據者而言，曹操希望他們能夠向讓國的伯夷、許由學習，不要争權奪利，更不要有“王天下”的奢望和夢想，而應服從在他挾持下的獻帝的領導，實現天下的和平與統一。
這裡面，既有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善良願望，也有個人政治上的深層謀求，是不可等閑視之的。
至于曹操自己，他肯不肯禮讓呢？那得看形勢和需要而定，但總的說來，他不曾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禮讓。
比如獻帝都許之初，他将大将軍的頭銜讓給袁紹，那是迫于袁紹的壓力，而且袁紹得到的不過是一個名号，他實際上并無調動全國軍隊之權，這個權力主要還是掌握在曹操手裡。
又比如獻帝給曹操加官晉爵時，曹操總要一次次地上讓表，但那不過是好看的官樣文章而已。
在實質問題上，曹操是不讓的，政權、軍權、财權，無一不是如此。
不過，曹操要統一天下，這樣做倒也并不難理解。
他處在居高臨下的地位，為了整頓社會風俗，謀求國家的統一，号召别的人們都來禮讓，同樣也并不難理解。
《度關山》提到了不少古人古事古制，意在通過對于曆史經驗的總結，來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思想。
《對酒》則以讴歌太平時代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
其辭雲： 對酒歌。
太平時，吏不呼門。
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鹹禮讓，民無所争訟。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
斑白不負戴。
雨澤如此，百谷用成。
卻走馬，以糞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鹹愛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養有若父與兄。
犯禮法，輕重随其刑。
路無拾遺之私。
囹圄空虛，冬節不斷。
人耄耋，皆得以壽終。
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曹操在這裡描繪了一幅多麼美好的理想社會的圖景。
構成這個理想社會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王者賢明，宰相和其他大臣都忠良；公侯伯子男都愛護百姓，就像父兄對待子弟一樣；官吏邪惡的就被斥退，賢良的得到提拔；官吏、差役不到老百姓家去催租逼稅。
總的說來，統治階級的上上下下都有良好的道德修養，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愛護百姓，一心為百姓造福，甚至連草木昆蟲也蒙受到了他們的恩澤。
二是社會安定，生産發展，人民生活幸福。
戰争沒有了，好馬都已退出戰場，用于耕地送糞。
人們都講究禮讓，民間沒有争訟之事發生。
路上掉有東西，也沒有誰貪小便宜去揀。
連天公也作美，風調雨順。
大家安心農業生産，因而糧食連年豐收，耕種三年就可以儲備下九年用的糧食，糧倉内都堆放得滿滿的。
這樣一來，人民就都過上了美滿生活，頭發花白的老人不用再參加體力勞動，人們都能活到八十歲、九十歲的高齡。
三是仍不能廢除刑法，如果有人違反了禮法，就要按刑法規定給予處理，不過量刑輕重要适當。
但由于社會風氣良好，人們道德水準高，實際上也沒有誰去違反禮法，監獄裡面都是空空的。
到了每年冬至判決犯人的時候，都沒有可以判決的罪犯。
曹操在這裡描述的顯然是一幅空想的圖景，不過，這幅空想的圖景是建立在封建的等級制度之上的，同一般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并不相同。
東漢一朝，朝廷越來越腐敗，少數豪強地主霸占了大量土地，廣大農民被盤剝得一幹二淨，漢末大亂以來更是民不聊生，因此建立一個太平社會是各階層民衆所共有的夢想。
在作為東漢末年組織農民起義工具的太平道經典《太平經》（即《太平青領書》）中，就有些篇章反對剝削，反對統治階級聚斂财物，反對強者欺淩弱者，反對少者欺淩老者。
一些地主階級的思想家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也紛紛獻計獻策，如王符在《潛夫論》中就提出過“為國者以富民為本”、“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緻太平”、“能者在位，質者在職”等主張。
曹操所描繪的這幅圖景，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太平社會的普遍向往，也反映了曹操自己對于現實社會的不滿和對之加以變革的願望，還可以從中看出曹操企圖對社會加以變革的重點，或者說他急于解決的重大問題。
事實上，曹操所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不少是同他的政治理想相關聯的，或者說曹操的政治理想是他在制訂重大政治措施時的指導思想。
這樣來看，曹操對理想社會的描繪就不僅僅是一種說教、一種宣傳，而多少有一些實際的意義了。
比如，曹操對于施行仁政，确實是心向往之的。
《秋胡行》其二說：“仁義為名，禮樂為榮。
”意思是要以施行仁義為本分，以制禮作樂為光榮。
《善哉行》其一說：“古公亶父，積德垂仁。
思弘一道，哲王于豳。
”對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施行仁政和德澤，得到百姓擁戴，最後終于成為豳地（今陝西邠縣一帶）賢明君王的業績進行了贊揚。
曹操對于仁政的向往，是基于他對百姓的了解和同情的。
《蒿裡行》說：“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軍谯令》說：“舊土人民，死傷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怆傷懷。
”還有一首《謠俗詞》具體反映了人民的貧苦： 甕中無鬥儲，發箧無尺缯。
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采用歌謠形式，首二句就直接從漢樂府民歌《東門行》“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二句化出，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曹操關注民間疾苦的感情。
對廣大士兵在長期輾轉征戰中所蒙受的艱苦，曹操也給予了關注和同情。
《苦寒行》在描寫了嚴冬行軍的艱苦之後說。
“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
”《卻東西門行》則着力描寫了戰士懷念故鄉的心情：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
舉翅萬餘裡，
曹操的政治思想總的說來是要“富國強兵，用賢任能”，“富國”是目的，“強兵”和“用賢任能”則是達到“富國”目的的手段。
在東漢積貧積弱的基礎上，提出要建立一個“富國”，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富裕起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這種“富國”的理想，以及達到“富國”的手段，在曹操的詩文中屢屢有所反映。
如《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貴。
立君牧民，為之軌則。
車轍馬迹，經緯四極。
黜陟幽明，黎庶繁息。
於铄賢聖，總統幫域。
封建五爵，井田刑獄。
有燔丹書，無普赦贖。
臯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
勞民為君，役賦其力。
舜漆食器，畔者十國。
不及唐堯，采椽不斫。
世歎伯夷，欲以厲俗。
侈惡之大，儉為共德。
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詩中涉及了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社會風俗等方面的問題。
曹操認為，天地間人是最可寶貴的，但人需要管理，這就需要“立君”。
所謂“立君”，就是在全國老百姓之上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
看起來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但在當時曹操卻是有感而發的。
漢末大亂，人民大量死亡，天地間最可寶貴的人成了草芥一般，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曹操看來是由于君主集權被破壞，皇帝名存實亡，各地州牧郡守擁兵自強，互相攻殺，社會秩序因而變得雜亂無章。
曹操提出要“立君”，在迎獻帝都許後自然有号召大家尊奉獻帝的意思，獻帝是一面旗幟，大家都來尊奉獻帝，自然就有利于自己掃平割據、統一天下的大業。
當然，在曹操自己，他隻是需要在表面上尊奉獻帝的，在骨子裡，他隻是要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以便有朝一日取獻帝而代之，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孫成為真正的“君”。
但無論如何，“立君”在曹操看來是必要的，他要“立君”的态度是真誠的。
“立君”的目的是為了“牧民”，也就是要統治老百姓。
為此，必須“為之軌則”，也就是要按統治階級的意志和需要制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讓官吏嚴格遵守執行。
還必須設立刑獄，奴隸的賣身契可以燒掉，但不能實行普遍的赦贖。
舜時主管刑獄的臯陶，周穆王時主管司法的甫侯，執法都很嚴明，隻要像他們那樣去做，哪裡會有什麼失職呢？ 曹操還要求君王經常出巡天下，在四方邊遠的地方都留下車轍馬迹。
要考核官吏的政績，提拔賢能的官員，把那些昏庸無能的官吏撤職，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
此外，國君應當節儉，認為奢侈是最大的罪惡，節儉是公認的美德。
并以曆史的教訓為例，說明君王節儉就能得到大家的擁護，君王奢侈就會招緻人民的反叛。
《說苑·反質篇》載，堯做天子時，用土碗吃飯，用土瓶飲水，天下臣服；後來舜即位，刻木為食器，還在上面塗上黑漆，開始講究了，結果有十三國諸侯背叛他。
“采椽不斫”，就是用栎木做的椽子不經砍削，仍保留着木頭的原貌，也就是不講究雕飾的意思，語出《韓非子·五蠹》：“堯作天子，茅茨不剪，采椽不斫。
”曹操要求君主節儉，目的是為避免“勞民為君，役賦其力”的現象出現，也就是不要讓君王為了滿足一人的貪欲而無休止地對人民進行橫征暴斂。
這種思想無論在當時還是以後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曹操在這裡提出了“封建五爵”的問題。
所謂“封建”，指封諸侯，建國家，即指古代的分封制；“五爵”，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五等封爵制始于西周，所分封者多為周王的同姓子弟，其目的是為了擴大周王室的統治基礎，建立起新的統治秩序。
到春秋戰國時期，爵位制度發生很大的變化，除沿襲按血統關系分封的舊制外，又有按軍功、職位、才能授爵的新制度，其中秦國有專門獎勵軍功的二十等爵。
秦王朝建立後，廢除封建制而實行郡縣制。
不久，秦朝滅亡，西漢初年又恢複分封制，宗室封爵分為王、侯（縣侯、鄉侯、亭侯）二等，功臣的封爵沿用秦的二十等爵。
但不久，又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
東漢以來，對分封制和郡縣制的利弊多有議論，有的認為周因實行分封制而亡國，分封制不可取；有的則認為秦國實行郡縣制而滅亡，郡縣制不可取。
曹操在這裡提出“封建五爵”的問題，一因當時臣僚中有否定郡縣制的議論，如丞相主簿司馬朗就認為“天下土崩之勢”是由于“秦滅五等之制”而造成的；二因曹操對西周初年的文、武、周公之政素來向往，不止一次以文王、周公自比，因此對西周初年的政治制度也就表露出了景慕之情。
可以說曹操對分封制表現出了一種肯定的傾向，但不能說他就真想否定郡縣制而去實行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在這裡隻是表現了曹操的一種良好願望：希望上下有序，各安其位，以恢複和建立一種穩定的有條不紊的封建秩序。
曹操還在這裡提到了“井田”的問題。
“井田”是周代曾經實行過的一種土地制度，《孟子·滕文公上》作過這樣的說明：“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也就是說，方九百畝之地為一井，畫為井字形，中間一方是公田，周圍八方是私田，種私田的農奴或野人要無償地耕種公田，養活土地所有者。
從有關曆史記載看，種私田的農奴或野人所受到的壓迫和剝削是嚴重的，他們依附在領主的土地上，連人身自由都沒有。
但在孟子筆下，井田制卻帶有理想化的色彩，他曾作過這樣的描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孟子·梁惠王上》）春秋以後，井田制逐漸瓦解，農民逐漸獲得了相對的人身自由，生産積極性大為提高，生産力有了長足的發展。
但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又導緻了土地兼并現象的出現，一些豪強地主大量占有土地，這不僅使一些農民重新淪為農奴，而且大量的封建地租為豪強地主所攫取，影響了國家的稅收。
這樣，漢代以後就有一些人重新懷念起井田制來，甚至主張恢複井田制。
在曹操的臣僚中也有這樣的議論。
丞相參軍事仲長統在其《昌言·損益篇》中就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
财賂自營，犯法不坐。
刺客死士，為之投命。
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
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
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财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
此變有所敗，而宜複者也。
曹操提出“井田”，也同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其《抑兼并令》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财，不足應命。
”與這裡所提出的“井田”的設想在思想上是相通的，目的都是為了設法對付豪強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下民”的利益（當然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維護封建國家的利益）。
曹操提出“封建五爵”，也是為了對那些“田畝連于方國”“榮樂過于封君”的豪強勢力有所抑制。
當然，曹操提出“井田”，也同提出“封建五爵”一樣，隻是為了表達一種恢複良好封建秩序的願望，并非真的打算去，恢複這種古老的制度。
時代畢竟不同了，曹操不可能糊塗得連這一點也不清楚。
詩的末尾，曹操提出了“厲俗”的問題。
所謂“厲俗”，就是改善風俗。
殷朝末年，孤竹國君的長子伯夷在孤竹君死後，與其弟叔齊互相讓國，棄國逃走。
曹操認為，世人之所以贊歎伯夷，就是想以伯夷為榜樣來改善風俗。
從哪幾方面來改善風俗呢？曹操認為，一要提倡節儉，二要提倡禮讓，三要提倡“兼愛”“尚同”。
禮讓的例子除了伯夷外，曹操還提到了許由，許由是堯時的賢士，傳說堯要把帝位讓給他，他認為是受了污辱，于是逃到箕山下種地隐居。
曹操認為，如果大家都像許由那樣謙讓，還會去打什麼官司、辯什麼曲直呢？類似的思想，曹操還在《禮讓令》中表述過： 裡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斯合經之要矣。
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認為實行禮讓是符合儒家經典的精神的，并對禮讓的内容作了具體解釋。
“兼愛”“尚同”則是墨子的思想。
《墨子·兼愛》提出“兼相愛”，也就是主張人們要普遍地相愛，說：“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墨子·尚同》又提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意思是要實現平等，實現統一。
曹操提出“厲俗”，當然是有現實的針對性的，其目的同他頒布《整齊風俗令》的目的大緻相同。
提倡禮讓、“兼愛”，不僅是為了制止民間的械鬥争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着大大小小的割據者而言，曹操希望他們能夠向讓國的伯夷、許由學習，不要争權奪利，更不要有“王天下”的奢望和夢想，而應服從在他挾持下的獻帝的領導，實現天下的和平與統一。
這裡面，既有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善良願望，也有個人政治上的深層謀求，是不可等閑視之的。
至于曹操自己，他肯不肯禮讓呢？那得看形勢和需要而定，但總的說來，他不曾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禮讓。
比如獻帝都許之初，他将大将軍的頭銜讓給袁紹，那是迫于袁紹的壓力，而且袁紹得到的不過是一個名号，他實際上并無調動全國軍隊之權，這個權力主要還是掌握在曹操手裡。
又比如獻帝給曹操加官晉爵時，曹操總要一次次地上讓表，但那不過是好看的官樣文章而已。
在實質問題上，曹操是不讓的，政權、軍權、财權，無一不是如此。
不過，曹操要統一天下，這樣做倒也并不難理解。
他處在居高臨下的地位，為了整頓社會風俗，謀求國家的統一，号召别的人們都來禮讓，同樣也并不難理解。
《度關山》提到了不少古人古事古制，意在通過對于曆史經驗的總結，來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思想。
《對酒》則以讴歌太平時代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
其辭雲： 對酒歌。
太平時，吏不呼門。
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鹹禮讓，民無所争訟。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
斑白不負戴。
雨澤如此，百谷用成。
卻走馬，以糞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鹹愛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養有若父與兄。
犯禮法，輕重随其刑。
路無拾遺之私。
囹圄空虛，冬節不斷。
人耄耋，皆得以壽終。
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曹操在這裡描繪了一幅多麼美好的理想社會的圖景。
構成這個理想社會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王者賢明，宰相和其他大臣都忠良；公侯伯子男都愛護百姓，就像父兄對待子弟一樣；官吏邪惡的就被斥退，賢良的得到提拔；官吏、差役不到老百姓家去催租逼稅。
總的說來，統治階級的上上下下都有良好的道德修養，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愛護百姓，一心為百姓造福，甚至連草木昆蟲也蒙受到了他們的恩澤。
二是社會安定，生産發展，人民生活幸福。
戰争沒有了，好馬都已退出戰場，用于耕地送糞。
人們都講究禮讓，民間沒有争訟之事發生。
路上掉有東西，也沒有誰貪小便宜去揀。
連天公也作美，風調雨順。
大家安心農業生産，因而糧食連年豐收，耕種三年就可以儲備下九年用的糧食，糧倉内都堆放得滿滿的。
這樣一來，人民就都過上了美滿生活，頭發花白的老人不用再參加體力勞動，人們都能活到八十歲、九十歲的高齡。
三是仍不能廢除刑法，如果有人違反了禮法，就要按刑法規定給予處理，不過量刑輕重要适當。
但由于社會風氣良好，人們道德水準高，實際上也沒有誰去違反禮法，監獄裡面都是空空的。
到了每年冬至判決犯人的時候，都沒有可以判決的罪犯。
曹操在這裡描述的顯然是一幅空想的圖景，不過，這幅空想的圖景是建立在封建的等級制度之上的，同一般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并不相同。
東漢一朝，朝廷越來越腐敗，少數豪強地主霸占了大量土地，廣大農民被盤剝得一幹二淨，漢末大亂以來更是民不聊生，因此建立一個太平社會是各階層民衆所共有的夢想。
在作為東漢末年組織農民起義工具的太平道經典《太平經》（即《太平青領書》）中，就有些篇章反對剝削，反對統治階級聚斂财物，反對強者欺淩弱者，反對少者欺淩老者。
一些地主階級的思想家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也紛紛獻計獻策，如王符在《潛夫論》中就提出過“為國者以富民為本”、“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緻太平”、“能者在位，質者在職”等主張。
曹操所描繪的這幅圖景，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太平社會的普遍向往，也反映了曹操自己對于現實社會的不滿和對之加以變革的願望，還可以從中看出曹操企圖對社會加以變革的重點，或者說他急于解決的重大問題。
事實上，曹操所采取的重大政治措施不少是同他的政治理想相關聯的，或者說曹操的政治理想是他在制訂重大政治措施時的指導思想。
這樣來看，曹操對理想社會的描繪就不僅僅是一種說教、一種宣傳，而多少有一些實際的意義了。
比如，曹操對于施行仁政，确實是心向往之的。
《秋胡行》其二說：“仁義為名，禮樂為榮。
”意思是要以施行仁義為本分，以制禮作樂為光榮。
《善哉行》其一說：“古公亶父，積德垂仁。
思弘一道，哲王于豳。
”對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施行仁政和德澤，得到百姓擁戴，最後終于成為豳地（今陝西邠縣一帶）賢明君王的業績進行了贊揚。
曹操對于仁政的向往，是基于他對百姓的了解和同情的。
《蒿裡行》說：“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軍谯令》說：“舊土人民，死傷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怆傷懷。
”還有一首《謠俗詞》具體反映了人民的貧苦： 甕中無鬥儲，發箧無尺缯。
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采用歌謠形式，首二句就直接從漢樂府民歌《東門行》“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二句化出，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曹操關注民間疾苦的感情。
對廣大士兵在長期輾轉征戰中所蒙受的艱苦，曹操也給予了關注和同情。
《苦寒行》在描寫了嚴冬行軍的艱苦之後說。
“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
”《卻東西門行》則着力描寫了戰士懷念故鄉的心情：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
舉翅萬餘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