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曹操的性格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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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隐飾，金銀錯镂，窮極麗靡，轉相誇咤。
其嫁娶者，車數裡，缇帷竟道。
騎奴侍童，夾毂并引。
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飨之所費，破終身之業。
在談到厚葬之風時，又說： 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穤梓豫章之木（按，謂用以制作棺木）。
邊遠下土，亦競相仿效。
夫穤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緻，重且千斤，功将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于萬裡之地。
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
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不難看出，當時的侈糜之風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到了建安時期，這種侈糜之風也并未完全消歇，四世三公的袁氏一家，衣食車馬就是非常豪奢的。
曹操在這種背景下提倡節儉，并且身體力行，從而帶出一代新風，其意義是重大的。
當然，作為一個地主階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充分抑制其口腹之欲、聲色之娛的。
今存曹操《四時食制》一文，從中不難看出曹操對飲食有時還是相當講究的。
所使用的器物，有時也比較講究，崔貌《古今注》卷下就有“魏武帝以馬璃石為馬勒，以車渠石為酒杯”的記載。
曹操将自己的“霸府”定在邺城後，在當時的人力物力并不寬裕的情況下，仍在邺城興建了一些建築，有的就不一定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在規模上有的是可以做些控制的。
比如銅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金虎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間，就多少帶有糜費的性質。
此外，有的禁奢的措施也未必都貫徹得那麼徹底，比如曹操嚴禁薰香，但在他臨終前所作的《遺令》中，又有“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一語，可見後來他還是用了香的。
這一點還引起了後人的诟病，唐人陸龜蒙就曾在《邺宮詞》中嘲諷說：“魏武平生不好香，楓膠蕙炷潔宮房。
可知遺令非前事，卻有餘薰在繡囊。
”不過總的說來，曹操在節儉問題上能夠做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是不可輕易加以抹煞的。
可惜的是，曹操提倡節儉，對其子孫的影響卻是短暫的、有限的。
魏文帝曹丕已開奢侈之風，至魏明帝曹睿更是變本加厲。
曹睿大修洛陽宮室，在芳林園中修築水池，廣選宮女，恣意玩樂，同時賞賜無度，以緻庫藏空竭。
大臣楊阜、高堂隆等一再谏阻，收效甚微。
既無治國安民的雄才大略，也不知道謹身守成，終于很快導緻大權旁落、國運衰亡，這大概是曹操所始料不及的。
五喜好女色 曹操其人，是頗喜歡女色的。
年輕時，他同袁紹一起持刀劫人新婦，已在這方面露出端倪；待到後來地位高了，更是樂此不疲。
曹操有姓氏的妻妾即達十五人之多，實際人數肯定還不隻這些。
古代帝王奉行妻妾制，像曹操這樣地位顯赫的人，妻妾成群本是不足怪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本是有夫之婦，曹操因為愛其美色而想方設法将其攫取到手。
這種情況見于記載的有杜夫人和尹夫人。
曹操納杜夫人的記載，并見于《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注引《獻帝傳》和《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裴注引《蜀記》。
《獻帝傳》說： （秦）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
其前妻杜氏留下邳。
布之被圍，關羽屢請于太祖，求以杜氏為妻。
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
《蜀記》說： 曹公與劉備圍呂布于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
公許之。
臨破，又屢啟于公。
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朗”指秦朗，魏明帝時曾任骁騎将軍之職。
其父名宜祿，為呂布部屬。
曹操會同劉備進圍下邳時，秦宜祿不在城中，關羽于是向曹操請求，破城後允許他娶秦宜祿的妻子杜氏。
城臨破前，關羽又一再向曹操請求，曹操于是懷疑杜氏有美色，城破後，先派人前往察看，得到證實後，于是将關羽的請求撇在一邊，将杜氏攫為己有。
關于宜祿的去向，《獻帝傳》所載與《蜀記》略有不同，《獻帝傳》說宜祿為呂布出使袁術，但具體使命沒有說明；《蜀記》說宜祿是去為呂布求救兵，但向誰去求沒有說明。
呂布同袁術曾經搞過聯合，去向袁術求救是可能的，袁術為了拉攏人才，将宜祿留住，不顧他已有妻室的情況，另為他娶一位漢宗室女也是可能的。
對于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來說，這是無關宏旨的，但為了辨明史料的可靠性，适當花些筆墨還是必要的。
此事《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也有記載，說：“時秦宜祿為布求救于張楊，羽啟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
”向誰求救說法與《獻帝傳》不同，關羽為什麼求娶杜氏的動機卻交待明白了。
有論者認為，《蜀記》中的“求救”是“求降”的意思，即呂布在圍城中派秦宜祿出城來向曹操求降；“乞娶其妻”是關羽向曹操轉達的秦宜祿的請求，即宜祿請求把自己的妻小從城中接出來，“娶”即“取”的意思，二字通假；這樣，“乞娶其妻”的就不是關羽了，就與《三國志》的記載和關羽一生的名節相符了，因為《三國志》中沒有一處提及關羽“好色”，而且“好色”也與關羽一生名節不符。
其實，這樣疏解豈不說完全置《獻帝傳》和《華陽國志》的記載于不顧，是很不恰當的，即使就《蜀記》的記載而言，也極難于自圓其說。
首先，将“求救”釋為“求降”不妥；其次，秦宜祿不可能将“取其妻”說成“娶”其妻，在城未破之前，也不可能“屢啟于公”；再次，秦宜祿要求接回自己的妻子，乃情理中事，曹操不可能因此而疑及其妻“有異色”。
至于關羽“乞娶其妻”是否有傷名節的問題，看了《華陽國志》的記載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
關羽因其妻無子而求再娶，再娶時考慮了是否美貌的問題，而杜氏長相不錯，符合他的要求，因此要求娶杜氏，這沒有什麼不正常，談不上是什麼“好色”。
關羽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後來關羽一再被理想化和神化，他的正常欲望因而也就變得不可理解了。
我們還是應當按《蜀記》的本來面目來認識這件事情的意義，其意義就是：曹操因為好色，竟可置他十分愛重的一員大将的一再請求于不顧，奪他人之愛為己愛。
（關羽因此而“心不自安”，肯定感到了不愉快。
但他沒有因此而同曹操鬧翻，也說明了在他心中并沒有将一個女人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 據《獻帝傳》載，後來秦宜祿也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他為铚長。
後來劉備逃離曹操去小沛，張飛在經過铚縣時對秦宜祿說：“别人把你的老婆都搶走了，你還給他當這個縣長，你怎麼老實到了這個分上呢？幹脆同我們一起走吧！”秦宜祿聽了張飛的話，跟着一起走了。
才走出幾裡路，突然又後悔了，想回來，結果被張飛一刀砍死。
秦朗則随其母來到曹操宮中，做了曹操的養子。
曹操納尹夫人的記載，見于《三國·魏書·曹爽傳》裴注引《魏略》。
尹氏本為大将軍何進的兒媳婦，生何晏，曹操做司空時，把她弄來做了自己夫人，并收養了何晏。
這件事發生在攫奪杜氏之後。
曹操喜好女色，還曾為此鬧出大亂子。
他南征張繡，張繡降，後因納張濟妻，張繡複反，兒子曹昂和侄子安民被殺，猛将典韋戰死，自己右臂也受了傷，便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
傳說曹操還曾同曹丕争奪美女。
曹丕妻子甄氏，原是袁紹中子袁熙之妻，袁熙出守幽州，将甄氏留在邺城侍奉婆婆。
曹操攻破邺城，曹丕進入袁紹家中，見甄氏美，便攫為己有，先為夫人，後被立為皇後。
曹丕攫奪甄氏的經過，《三國志·魏書·後妃傳》裴注引《魏略》和《世語》分别有如下記載： 熙出在幽州，後留侍姑。
及邺城破，紹妻及後共坐皇堂上。
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後，後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
文帝謂曰：“劉夫人雲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後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顔色非凡，稱歎之。
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
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發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攬發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
既過，劉謂後“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
據此記載，曹丕納甄氏，還是得到了曹操的首肯和支持的。
但《世說新語·惑溺》卻有與此相牴牾的記載： 魏甄後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
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
”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 據此，則曹操本來是要納甄氏的，破邺後，迫不及待地就派人去取甄氏，誰知卻被曹丕搶了先。
這個記載不一定可靠，但因曹操好色，有過不止一次掠取有夫之婦的行為，因此即使是出于附會，也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
後來有了更加不着邊際的附會，據《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孫策準備攻取荊州，便讓周瑜擔任中護軍，兼任江夏太守。
周瑜随從孫策攻破皖城，得到橋公的兩個女兒，都具有天姿國色，于是孫策娶了大橋，周瑜娶了小橋。
“橋”，後人訛作“喬”，稱“二喬”。
杜牧《赤壁》詩雲：“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意思是說，在赤壁之戰中，如果周瑜不是借助東風火攻成功，一舉打敗了曹操，二喬就要被曹操搶去關在銅雀台内供他玩樂了。
其實，赤壁之戰發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銅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即使搶到了二喬，暫時也是不可能把她們關進銅雀台中去的。
後來《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遊說東吳時，曾稱曹植所作《銅雀台賦》中有“攬二喬于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兩句，以此來激怒周瑜，自然也屬小說家的虛構。
但這些說法，都是從曹操好色的性格特征生發出來的，同樣包含着“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因素。
曹操的妻子卞氏，出身歌舞藝人，因有美色而被曹操迎娶，後來還被立為王後。
曹操身邊有大批歌舞藝人，可以肯定其中有不少人是以美色入選的，有不少是得到了曹操的愛幸的。
曹操身邊有美色的宮人自也不少。
《世說新語·賢媛》載：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
及帝病困，卞後出看疾。
太後入戶，見直侍并是昔日所愛幸者。
太後問：“何時來邪？”雲：“正伏魄時過。
”因不複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
”至山陵，亦竟不臨。
曹操剛死，曹丕就将原來侍奉曹操的宮人取來自侍，這一方面說明曹丕的倫理觀念實在過于淡薄，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宮人的美貌肯定是相當突出的，不然曹丕是不可能“冒險”幹出這種悖倫的事來的。
不過這件事幹得過于出格，以緻激起了卞後的強烈不滿，不僅不肯再去看曹丕的病，連曹丕後來死去，也不肯再露面了。
曹操喜好女色，對其子孫是有影響的。
曹丕喜好女色，不僅曹植在這方面似乎也不會十分老實，傳說他也是曾參與了對于甄氏的争奪的。
蕭統《文選》卷十九曹植《洛神賦》李善注引《記》說：“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寝與食。
”接着說，後來甄後被郭後讒死，曹丕也有些後悔，他知道曹植懷念甄後，便将甄後用過的玉镂金帶枕送給了曹植。
曹植回藩國，在渡洛水時，甄後突然現身同他相見，曹植因此作了《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此事後來成了一樁文壇公案，同時也成為一段文壇佳話，既莫衷一是，聚訟不已，又不斷作為吟詠的題材出現在騷人墨客筆下。
可見曹氏父子，一門風流，前人是有目共睹的。
曹操喜好女色，雖然這在封建社會的上層人物中絕非個别現象，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種美德。
他講求歌舞美色的享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他倡導節儉的精神相違背的。
不過，從中也仍可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
比如，他不拒絕有夫之婦，可見在他内心貞操觀念是非常淡薄的。
對于婦女的貞操觀念，兩漢時期雖不如宋代理學大興之後那麼極端，但自武帝獨尊儒術之後也是逐步趨于講究的。
曹操對此無所拘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敢于破除舊思想、舊傳統的精神。
又比如，曹操追求世俗的享受，甚至無所避諱，這也反映了他灑脫不羁的性格，這同兩漢那些虛僞矯飾的禮法之士相比是迥異其趣的，也是對漢代正統道德觀念的一種蔑視和背棄。
更重要的是，對從戰争中和從社會下層掠取來的女性，曹操并不以她們的地位卑賤為嫌，隻要他覺得滿意，就可以讓她們做夫人，甚至被立為王後。
卞氏出身歌舞藝人，後來被立為王後，這對曹丕、曹睿都有影響。
曹丕即位後，将甄氏立為皇後，甄氏死後，又立郭後，郭後的出身也并不高貴，她因父母早死，在喪亂中還曾淪為銅鞮侯家女奴，在立她為後前中郎棧潛曾上疏反對，疏中有“因愛登後，使賤人暴貴”之語，但曹丕還是按自己的意願立了郭後。
曹睿即位後，立毛後，毛後的父親毛嘉本為典虞車工，後來才發起來的。
曹睿最初娶虞氏，虞氏曾說過一句話：“曹氏自好立賤。
”《三國志·魏書·後妃傳》裴注引孫盛語也說：“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後之升，起自幽賤。
”說的都是事實。
帝王的婚姻往往都是帶有政治色彩的，聯姻的對象往往都是有勢力的人家，但曹操卻開了一個“立賤”的先例，這也算是對傳統的一種反叛吧。
當然，這裡面很可能也包含着一種政治上的考慮。
東漢以來，多次出現外戚專權的局面，每當皇帝幼弱、母後臨朝聽政時，外戚更是跋扈一時，弄得朝政日非，最後又都不免歸于敗亡。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防止大權旁落後家，因此曹氏采取了“立賤”的方略。
這一用意，曹丕在黃初三年（222）九月所下的诏書中表露得十分明白：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
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诏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雖說“婦人與政，亂之本也”的說法絕對屬偏見，但鑒于東漢的曆史教訓，采取一些必要的防範措施還是必要的。
從這個角度說，曹操首開“立賤”之例，未始沒有一定的意義。
其嫁娶者，車數裡，缇帷竟道。
騎奴侍童，夾毂并引。
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飨之所費，破終身之業。
在談到厚葬之風時，又說： 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穤梓豫章之木（按，謂用以制作棺木）。
邊遠下土，亦競相仿效。
夫穤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緻，重且千斤，功将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于萬裡之地。
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
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不難看出，當時的侈糜之風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到了建安時期，這種侈糜之風也并未完全消歇，四世三公的袁氏一家，衣食車馬就是非常豪奢的。
曹操在這種背景下提倡節儉，并且身體力行，從而帶出一代新風，其意義是重大的。
當然，作為一個地主階級的政治家，是不可能充分抑制其口腹之欲、聲色之娛的。
今存曹操《四時食制》一文，從中不難看出曹操對飲食有時還是相當講究的。
所使用的器物，有時也比較講究，崔貌《古今注》卷下就有“魏武帝以馬璃石為馬勒，以車渠石為酒杯”的記載。
曹操将自己的“霸府”定在邺城後，在當時的人力物力并不寬裕的情況下，仍在邺城興建了一些建築，有的就不一定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在規模上有的是可以做些控制的。
比如銅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金虎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間，就多少帶有糜費的性質。
此外，有的禁奢的措施也未必都貫徹得那麼徹底，比如曹操嚴禁薰香，但在他臨終前所作的《遺令》中，又有“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一語，可見後來他還是用了香的。
這一點還引起了後人的诟病，唐人陸龜蒙就曾在《邺宮詞》中嘲諷說：“魏武平生不好香，楓膠蕙炷潔宮房。
可知遺令非前事，卻有餘薰在繡囊。
”不過總的說來，曹操在節儉問題上能夠做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是不可輕易加以抹煞的。
可惜的是，曹操提倡節儉，對其子孫的影響卻是短暫的、有限的。
魏文帝曹丕已開奢侈之風，至魏明帝曹睿更是變本加厲。
曹睿大修洛陽宮室，在芳林園中修築水池，廣選宮女，恣意玩樂，同時賞賜無度，以緻庫藏空竭。
大臣楊阜、高堂隆等一再谏阻，收效甚微。
既無治國安民的雄才大略，也不知道謹身守成，終于很快導緻大權旁落、國運衰亡，這大概是曹操所始料不及的。
五喜好女色 曹操其人，是頗喜歡女色的。
年輕時，他同袁紹一起持刀劫人新婦，已在這方面露出端倪；待到後來地位高了，更是樂此不疲。
曹操有姓氏的妻妾即達十五人之多，實際人數肯定還不隻這些。
古代帝王奉行妻妾制，像曹操這樣地位顯赫的人，妻妾成群本是不足怪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本是有夫之婦，曹操因為愛其美色而想方設法将其攫取到手。
這種情況見于記載的有杜夫人和尹夫人。
曹操納杜夫人的記載，并見于《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注引《獻帝傳》和《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裴注引《蜀記》。
《獻帝傳》說： （秦）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
其前妻杜氏留下邳。
布之被圍，關羽屢請于太祖，求以杜氏為妻。
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
《蜀記》說： 曹公與劉備圍呂布于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
公許之。
臨破，又屢啟于公。
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朗”指秦朗，魏明帝時曾任骁騎将軍之職。
其父名宜祿，為呂布部屬。
曹操會同劉備進圍下邳時，秦宜祿不在城中，關羽于是向曹操請求，破城後允許他娶秦宜祿的妻子杜氏。
城臨破前，關羽又一再向曹操請求，曹操于是懷疑杜氏有美色，城破後，先派人前往察看，得到證實後，于是将關羽的請求撇在一邊，将杜氏攫為己有。
關于宜祿的去向，《獻帝傳》所載與《蜀記》略有不同，《獻帝傳》說宜祿為呂布出使袁術，但具體使命沒有說明；《蜀記》說宜祿是去為呂布求救兵，但向誰去求沒有說明。
呂布同袁術曾經搞過聯合，去向袁術求救是可能的，袁術為了拉攏人才，将宜祿留住，不顧他已有妻室的情況，另為他娶一位漢宗室女也是可能的。
對于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來說，這是無關宏旨的，但為了辨明史料的可靠性，适當花些筆墨還是必要的。
此事《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也有記載，說：“時秦宜祿為布求救于張楊，羽啟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
”向誰求救說法與《獻帝傳》不同，關羽為什麼求娶杜氏的動機卻交待明白了。
有論者認為，《蜀記》中的“求救”是“求降”的意思，即呂布在圍城中派秦宜祿出城來向曹操求降；“乞娶其妻”是關羽向曹操轉達的秦宜祿的請求，即宜祿請求把自己的妻小從城中接出來，“娶”即“取”的意思，二字通假；這樣，“乞娶其妻”的就不是關羽了，就與《三國志》的記載和關羽一生的名節相符了，因為《三國志》中沒有一處提及關羽“好色”，而且“好色”也與關羽一生名節不符。
其實，這樣疏解豈不說完全置《獻帝傳》和《華陽國志》的記載于不顧，是很不恰當的，即使就《蜀記》的記載而言，也極難于自圓其說。
首先，将“求救”釋為“求降”不妥；其次，秦宜祿不可能将“取其妻”說成“娶”其妻，在城未破之前，也不可能“屢啟于公”；再次，秦宜祿要求接回自己的妻子，乃情理中事，曹操不可能因此而疑及其妻“有異色”。
至于關羽“乞娶其妻”是否有傷名節的問題，看了《華陽國志》的記載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
關羽因其妻無子而求再娶，再娶時考慮了是否美貌的問題，而杜氏長相不錯，符合他的要求，因此要求娶杜氏，這沒有什麼不正常，談不上是什麼“好色”。
關羽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後來關羽一再被理想化和神化，他的正常欲望因而也就變得不可理解了。
我們還是應當按《蜀記》的本來面目來認識這件事情的意義，其意義就是：曹操因為好色，竟可置他十分愛重的一員大将的一再請求于不顧，奪他人之愛為己愛。
（關羽因此而“心不自安”，肯定感到了不愉快。
但他沒有因此而同曹操鬧翻，也說明了在他心中并沒有将一個女人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 據《獻帝傳》載，後來秦宜祿也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他為铚長。
後來劉備逃離曹操去小沛，張飛在經過铚縣時對秦宜祿說：“别人把你的老婆都搶走了，你還給他當這個縣長，你怎麼老實到了這個分上呢？幹脆同我們一起走吧！”秦宜祿聽了張飛的話，跟着一起走了。
才走出幾裡路，突然又後悔了，想回來，結果被張飛一刀砍死。
秦朗則随其母來到曹操宮中，做了曹操的養子。
曹操納尹夫人的記載，見于《三國·魏書·曹爽傳》裴注引《魏略》。
尹氏本為大将軍何進的兒媳婦，生何晏，曹操做司空時，把她弄來做了自己夫人，并收養了何晏。
這件事發生在攫奪杜氏之後。
曹操喜好女色，還曾為此鬧出大亂子。
他南征張繡，張繡降，後因納張濟妻，張繡複反，兒子曹昂和侄子安民被殺，猛将典韋戰死，自己右臂也受了傷，便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
傳說曹操還曾同曹丕争奪美女。
曹丕妻子甄氏，原是袁紹中子袁熙之妻，袁熙出守幽州，将甄氏留在邺城侍奉婆婆。
曹操攻破邺城，曹丕進入袁紹家中，見甄氏美，便攫為己有，先為夫人，後被立為皇後。
曹丕攫奪甄氏的經過，《三國志·魏書·後妃傳》裴注引《魏略》和《世語》分别有如下記載： 熙出在幽州，後留侍姑。
及邺城破，紹妻及後共坐皇堂上。
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後，後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
文帝謂曰：“劉夫人雲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後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顔色非凡，稱歎之。
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
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發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攬發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
既過，劉謂後“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
據此記載，曹丕納甄氏，還是得到了曹操的首肯和支持的。
但《世說新語·惑溺》卻有與此相牴牾的記載： 魏甄後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
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
”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 據此，則曹操本來是要納甄氏的，破邺後，迫不及待地就派人去取甄氏，誰知卻被曹丕搶了先。
這個記載不一定可靠，但因曹操好色，有過不止一次掠取有夫之婦的行為，因此即使是出于附會，也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
後來有了更加不着邊際的附會，據《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孫策準備攻取荊州，便讓周瑜擔任中護軍，兼任江夏太守。
周瑜随從孫策攻破皖城，得到橋公的兩個女兒，都具有天姿國色，于是孫策娶了大橋，周瑜娶了小橋。
“橋”，後人訛作“喬”，稱“二喬”。
杜牧《赤壁》詩雲：“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意思是說，在赤壁之戰中，如果周瑜不是借助東風火攻成功，一舉打敗了曹操，二喬就要被曹操搶去關在銅雀台内供他玩樂了。
其實，赤壁之戰發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銅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即使搶到了二喬，暫時也是不可能把她們關進銅雀台中去的。
後來《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遊說東吳時，曾稱曹植所作《銅雀台賦》中有“攬二喬于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兩句，以此來激怒周瑜，自然也屬小說家的虛構。
但這些說法，都是從曹操好色的性格特征生發出來的，同樣包含着“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因素。
曹操的妻子卞氏，出身歌舞藝人，因有美色而被曹操迎娶，後來還被立為王後。
曹操身邊有大批歌舞藝人，可以肯定其中有不少人是以美色入選的，有不少是得到了曹操的愛幸的。
曹操身邊有美色的宮人自也不少。
《世說新語·賢媛》載：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
及帝病困，卞後出看疾。
太後入戶，見直侍并是昔日所愛幸者。
太後問：“何時來邪？”雲：“正伏魄時過。
”因不複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
”至山陵，亦竟不臨。
曹操剛死，曹丕就将原來侍奉曹操的宮人取來自侍，這一方面說明曹丕的倫理觀念實在過于淡薄，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宮人的美貌肯定是相當突出的，不然曹丕是不可能“冒險”幹出這種悖倫的事來的。
不過這件事幹得過于出格，以緻激起了卞後的強烈不滿，不僅不肯再去看曹丕的病，連曹丕後來死去，也不肯再露面了。
曹操喜好女色，對其子孫是有影響的。
曹丕喜好女色，不僅曹植在這方面似乎也不會十分老實，傳說他也是曾參與了對于甄氏的争奪的。
蕭統《文選》卷十九曹植《洛神賦》李善注引《記》說：“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寝與食。
”接着說，後來甄後被郭後讒死，曹丕也有些後悔，他知道曹植懷念甄後，便将甄後用過的玉镂金帶枕送給了曹植。
曹植回藩國，在渡洛水時，甄後突然現身同他相見，曹植因此作了《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此事後來成了一樁文壇公案，同時也成為一段文壇佳話，既莫衷一是，聚訟不已，又不斷作為吟詠的題材出現在騷人墨客筆下。
可見曹氏父子，一門風流，前人是有目共睹的。
曹操喜好女色，雖然這在封建社會的上層人物中絕非個别現象，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種美德。
他講求歌舞美色的享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他倡導節儉的精神相違背的。
不過，從中也仍可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
比如，他不拒絕有夫之婦，可見在他内心貞操觀念是非常淡薄的。
對于婦女的貞操觀念，兩漢時期雖不如宋代理學大興之後那麼極端，但自武帝獨尊儒術之後也是逐步趨于講究的。
曹操對此無所拘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敢于破除舊思想、舊傳統的精神。
又比如，曹操追求世俗的享受，甚至無所避諱，這也反映了他灑脫不羁的性格，這同兩漢那些虛僞矯飾的禮法之士相比是迥異其趣的，也是對漢代正統道德觀念的一種蔑視和背棄。
更重要的是，對從戰争中和從社會下層掠取來的女性，曹操并不以她們的地位卑賤為嫌，隻要他覺得滿意，就可以讓她們做夫人，甚至被立為王後。
卞氏出身歌舞藝人，後來被立為王後，這對曹丕、曹睿都有影響。
曹丕即位後，将甄氏立為皇後，甄氏死後，又立郭後，郭後的出身也并不高貴，她因父母早死，在喪亂中還曾淪為銅鞮侯家女奴，在立她為後前中郎棧潛曾上疏反對，疏中有“因愛登後，使賤人暴貴”之語，但曹丕還是按自己的意願立了郭後。
曹睿即位後，立毛後，毛後的父親毛嘉本為典虞車工，後來才發起來的。
曹睿最初娶虞氏，虞氏曾說過一句話：“曹氏自好立賤。
”《三國志·魏書·後妃傳》裴注引孫盛語也說：“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後之升，起自幽賤。
”說的都是事實。
帝王的婚姻往往都是帶有政治色彩的，聯姻的對象往往都是有勢力的人家，但曹操卻開了一個“立賤”的先例，這也算是對傳統的一種反叛吧。
當然，這裡面很可能也包含着一種政治上的考慮。
東漢以來，多次出現外戚專權的局面，每當皇帝幼弱、母後臨朝聽政時，外戚更是跋扈一時，弄得朝政日非，最後又都不免歸于敗亡。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防止大權旁落後家，因此曹氏采取了“立賤”的方略。
這一用意，曹丕在黃初三年（222）九月所下的诏書中表露得十分明白：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
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诏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雖說“婦人與政，亂之本也”的說法絕對屬偏見，但鑒于東漢的曆史教訓，采取一些必要的防範措施還是必要的。
從這個角度說，曹操首開“立賤”之例，未始沒有一定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