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曹操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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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封君達、東郭延年、郄儉、朱建平、魯女生、薊子訓、費長房、唐虞、冷壽光、蔔式、張貂、解奴辜、周宣等人。
這些道士各懷異術，有的會醫蔔星相，有的會幻術雜技，有的能辟谷，有的懂房中術，還有其他一些五花八門的技藝。
曹操對這些道術有些是相信的。
曹植《釋疑論》雲： 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
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谷，近一月，而顔色不減，氣力自若。
常雲可五十年不食。
正爾，複何疑哉！ “斷谷”，又稱“辟谷”“絕谷”“休糧”，是道教的一種修煉方法，修煉時不食五谷，但并非一切東西都不吃，仍要吃藥物，并兼做導引等工夫。
斷谷“近一月，而顔色不減，氣力自若”是可信的，而說可以斷谷五十年則顯然屬吹噓。
又曹植《辨道論》：“餘嘗試郄儉，絕谷百日，躬與之寝處，行步起居自若也。
”可見斷谷百日也是可信的。
曹植等人最初是不相信斷谷的功效的，曹操于是親自做了試驗，試驗的結果，曹植信了，看來曹操也肯定是信了。
對于幻術雜技，看來曹操也不拒之門外。
一次，曹操宴請賓客，說：“今日宴飲，山珍海味差不多都齊備了，就隻差沒有吳地松江産的鲈魚了。
” 左慈在座，聽後，應聲答道：“這可以得到。
” 于是要來一個銅盤，裡面放滿水，然後将一魚竿放進去，不一會兒果真将一條鲈魚釣了出來。
曹操鼓掌大笑，在場的人都驚奇不已。
曹操又說：“這一桌人隻有這一條魚不行，還能再釣幾條嗎？” 左慈于是又将魚竿放進盤中，不一會兒就将一條又一條鲈魚釣了出來，每條都有三尺多長，條條生鮮可愛。
曹操讓人當衆把魚切成小塊分給大家。
接着，曹操又讓左慈到蜀地去弄一點生姜來，并讓他順便通知一下前不久派到那裡去買錦緞的使者，讓他們多買兩端。
不一會兒，左慈就又弄來了蜀地的生姜。
過些天去蜀地買綿緞的人回來了，果然多買了兩端，左慈通知他們多買兩端的時間，與曹操宴請賓客的時間一點不差。
又有一次，左慈在酒席上用簪子劃了一下酒杯，杯中的酒就被分成兩半，左慈自己喝了左邊的一半，把右邊的一半給了曹操。
然後，左慈将酒杯擲向屋頂，酒杯頓時化成了飛鳥。
曹操認為妖妄，打算派人抓他，他卻忽地鑽入壁中不見了。
前一個故事記載在《後漢書·左慈傳》中，後一個故事記載在《尚友錄》中。
現在看來，這是左慈在曹操面前表演了幾套幻術，一是空竿釣魚，一是擲杯化鳥，一是自身隐遁。
前兩套幻術仍在今天的舞台上流行着，已經不算是什麼高難動作了，但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建安時期能表演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還是使人吃驚的。
至于到蜀中的一段記載，則肯定屬于無稽之談，在那個時代，會弄幻術的人會被附會上種種離奇古怪的傳說，那是不足奇怪的。
曹操最感興趣的，是道術中有關養生的内容。
張華《博物志》說他：“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谯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郄儉無不畢至。
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鸩酒。
”這些養生術中顯然既有科學的内容，也會有一些不科學的成分。
曹操習練氣功，曾專門給皇甫隆寫信，請教“所服食施行導引”之術，皇甫隆回信，讓他“朝朝服食玉泉琢齒”，即将口内津液吞下，同時叩齒，這是有科學依據的。
華佗乃一代名醫，曹操的頭痛病隻要他一紮針，疼痛便止住了。
曹操要華佗做他的侍醫，雖出于一種個人目的，但也表現出了一種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的精神，可以說對于道術中的精華，曹操是信而不疑的。
除以上各家思想外，曹操對名家學說也有所濡染。
他在《上書讓費亭侯》中說：“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
”在《與王修書》中說：“名實相符，過人甚遠。
”這與講究循名責實的名家思想是一緻的，所以後來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
”同陰陽家說及東漢時期盛行一時的谶緯之學也有某種程度的聯系。
曹操迎獻帝都許之初，侍中、太史令王立一再以五德終始之說說獻帝，認為“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繼漢位的是魏”，曹操知道後，讓人帶話給王立，讓他不要多說。
對“蒼天乃死”“黃家當興”“代漢者當塗高”這一類道家谶言，曹操陣營中信奉的人大有人在。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打敗關羽後，孫權上書稱臣，勸曹操稱帝，侍中陳群、尚書桓階乘機勸進，其中提到“桓、靈之間，諸明圖谶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後來曹丕稱帝，群臣在表文中又多次提及圖谶、符命。
曹植在《魏德論》中也說漢魏禅代是“名儒按谶，良史披圖”的結果。
現存曹操詩文中沒有談及五德終始和谶緯符命之類的内容，可以認為他對這些東西是不相信的；但當别人、包括他所親近的部屬談起這類問題時，隻要對自己有利，他也并不反對，不僅寬容，甚至還可能抱了某種歡迎的态度。
他不讓王立老提魏代漢之類的話頭，不過是一種韬晦之計，是當時政治的需要。
從這個角度看，曹操同陰陽家說和谶緯之學是并沒有完全割斷聯系的。
不難看出，曹操對于前代思想是有着廣博的攝取的。
但在各家思想中，以儒、法、兵家思想居于主導地位，曹操現存詩文也以表現這三家思想的為最多。
其中，又以法家、兵家思想運用得最為廣泛。
曹操強調“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以高柔為理曹掾令》），當時他身處亂世，經常帶兵打仗，自然要将法治放在首位，充分發揮兵家思想的作用，而儒家思想在許多情況下是處于抑制狀态的。
墨家思想是他“以禮為首”的“治定之化”手段的一種補充。
道家思想所受影響甚微，當時他要撥亂反正，激流勇進，沖靜自然的道家思想自然不符合他的需要。
神仙之說主要側重于思想資料的攝取，道教方術主要吸取其中的養生之術，名家思想有所繼承，陰陽家說及谶緯之學有時加以利用。
這就是曹操哲學思想所表現出來的脈絡。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的繁衍出現了盛極一時的局面，官辦和私辦的經學遍及全國各地，博士弟子東漢順帝時多達三萬人。
博士解經駁雜繁瑣，有時一經的解說達百餘萬言，不少人終其一生不能窮盡一經。
這時的儒學已與先秦時期的儒學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倡儒學獨尊的董仲舒在先秦儒家的“仁義”學說之外，加進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之類的内容。
西漢末年，又出現了谶緯之學。
所謂谶，是巫師或方士制作的宗教預言，常附有圖，故稱圖谶；緯對經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編集的各種假托神意解經的書。
谶緯的流行，使經學的内容在空疏繁瑣之外又加上了神秘怪誕，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因而招緻一些有識之士如桓譚、張衡等人的批評。
黃巾起義爆發，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沉重打擊了統治集團，同時也打破了儒學禮教一統天下的局面。
谶緯迷信之風為之大為收斂，其他可資世用的各種思想則紛紛冒了出來，呈現出一種思想活躍和解放的局面。
曹操不獨宗一家之說，而是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廣攝博取，融彙貫通，是順應乃至領導了當時的社會潮流的，顯示了曹操反傳統的精神。
曹操所宗尚的儒學，也主要是先秦時代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與武帝以來摻雜了陰陽五行之說的儒學不同。
由于擺脫了宗教化了的經學思想的束縛，抛棄了谶緯迷信，因而曹操發表了不少唯物主義的見解，沖擊了經學的唯心主義體系。
比如，自董仲舒以來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無不鼓吹天命，而曹操卻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公開宣稱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
他認為天就是“陰陽四時”（《孫子·計篇》注），并不是有意志的東西。
他在《董逃歌》中說：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
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
鄭玄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在當時一般人看來他是德行卓著、沒有“虧缺”的。
郭景圖生平不詳，既與鄭玄相提并論，看來也是一個“德行不虧缺”的人物。
儒家一再宣揚“天佑有德”“有德可獲福”的觀點，可是，“有德”的鄭玄卻在酒席上勸酒時倒地氣絕，郭景圖也在桑園中突然命盡，這說明了什麼呢？一方面說明人的壽命同德行的好壞無關，另一方面也說明天是不可能給有德行的人提供保護的，從一個側面表達了曹操“不信天命”的觀點。
既然不信天命，必然看重人事。
曹操在《度關山》中說：“天地間，人為貴。
”在《秋胡行》其二中說：“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早年同袁紹會盟讨伐董卓，在談到今後的打算時又曾說：“吾任天下之智力。
”這些都鮮明地表達了以人為主體、不信天命信人力的思想。
因此，曹操始終把大力羅緻各種各樣的人才看作是自己事業成敗的關鍵，并做出了巨大的成績。
曹操不信天命，因而自己雖有奪取漢家天下的野心，卻并不以“真命天子”自居，不有意無意地神化自己。
相反，他有時還能對自己作出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價。
西征馬超、韓遂時，曹操與韓遂在戰場上約見，對敵方圍觀的士兵說：“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建安十九年（214）派毌丘興任安定太守，事前囑咐他不要主動派人到羌人中去，而毌丘興沒有照辦，果然出現了曹操所擔心的情況。
事後曹操在總結教訓時說：“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認為自己隻是比常人智慧多一些，而這智慧又是從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獲得的，充分體現了曹操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
與不信天命相聯系，曹操對神仙之說也取不相信的态度。
《善哉行》詩說：“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對世人被神仙欺騙感到痛心。
《秋胡行》其二說：“赤松、王喬，亦雲得道。
得之未聞，庶以壽考。
”對赤松、王喬得道成仙的說法表示懷疑，認為他們并非真的得道成仙了，或許隻是壽長些而已。
曹操大量招聚方術之士，其目的也并不是要從他們那裡獲取長生久視之道，這從曹植《辨道論》可以得到證明： 世有方士，吾王（曹操）悉所招緻……本所以集之于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
豈複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辂而顧雲輿，棄文骥而求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餘兄弟，鹹以為調笑，不信之矣。
可見，曹操招聚方術之士的目的，最初是怕他們流竄各地“惑民”，煽動百姓起來造反，就像張角用太平道名義組織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黃巾農民大起義那樣，因此要将他們“聚而禁之”。
對他們那一套方術，曹操及其諸子“鹹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當然也就沒有從他們那裡讨取羽化登仙之術的用意了。
據曹植《釋疑論》，曹操等人後來對方士的道術有一部分是相信了，但主要相信的是其中的養生術和其他一些有一定科學依據或事實依據的内容，仍然談不上相信了羽化登仙之術。
人壽總是有限的，曹操對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認識。
《精列》說：“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
”《秋胡行》其二說：“存亡有命，慮之為蚩。
”《步出夏門行·龜雖壽》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但另一方面，曹操又認為人雖不能成為神仙，不能長生不老，但通過自身的保養，又是可以延長壽命的，所以《龜雖壽》說：“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這些見解，都閃爍着唯物主義的思想光彩。
對于鬼神迷信，曹操更采取了堅決排斥的态度。
早在任濟南相時，他就采取大刀闊斧的手段禁止淫祀，除奸邪鬼神之事。
在軍中，曹操更是嚴禁裝神弄鬼，以免惑亂軍心，贻誤戰機。
《掩獲宋金生表》說： 臣前遣讨河内、獲嘉諸屯，獲生口，辭雲：“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雲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
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迹。
”臣辄部武猛都尉呂納，将兵掩獲得生，辄行軍法。
曹操在征讨河内獲嘉時，從俘虜口中得知，有一個叫宋金生的人自稱神人，告訴守軍鹿角無須把守，他派狗替大家防守，如果不聽他的話，就會在夜裡聽到軍隊行動和兵器撞擊的聲音，天明後會看見地上有老虎的腳印。
曹操立即派人将宋金生捉住殺死，表明了他對裝神弄鬼行為的斷然态度。
《孫子·九地篇》注說：“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
”《用間篇》注說：“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也都表明了同樣的态度。
曹操曾對袁紹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以道禦之，無所不可”，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隻要按客觀規律辦事了，就可以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應當說，這是非常深刻的認識。
曹操是一個辦實事的人，長期的政治鬥争和軍事鬥争的磨煉，使他明白了辦事必須從實際出發的道理，否則事情就辦不成，辦不好。
《孫子·虛實篇》注說：“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又說：“兵無常勢，盈縮随敵。
”《九地篇》注說：“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又說：“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這些充滿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見解，是那些隻知窮究經學章句或沉迷谶緯迷信的人說不出來的。
當然，曹操的唯物論思想并不是徹底的。
比如，他禁止淫祀，但并不反對一切迷信活動。
其《褒賞令》雲： 别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齊桓公為春秋五霸之首，是曹操所敬重的人物，因此别部司馬請求給齊桓公建立神堂，他并不表示反對。
在《春祠令》中，曹操主張對祭告宗廟的儀式作一些改革，如人們認為祭廟上殿脫鞋，他接受皇命，可帶劍穿鞋上殿，如果祭告宗廟上殿脫掉鞋子，那就是尊重先人而違背王命，尊敬父祖而輕視君王，所以他不敢脫掉鞋子；又臨祭時到水盆旁要做做洗手的樣了，他認為澆水洗手是為了表示對神的敬意，因此他要親自澆水洗手，等等。
可見，他并不根本反對祭神和敬神。
又比如，曹操是有反傳統的精神的，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他曾表示他的妻妾在他死後可以改嫁，不必為他守節，可見在男女關系問題上，他的禮法觀念确實是比較淡薄的。
但曹丕在宴請衆文士時讓甄氏出來同大家見面，劉桢膽大“平視”了甄氏，曹丕對此事無所謂，曹操卻認了真，認為劉桢有失體統，處罰了劉桢，可見在這件事情上，曹操又是十分講究禮法的。
不過總的說來，曹操思想中有不少值得稱道的進步的因素，他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對唯心主義的“天命”說和谶緯之學是一個有力的沖擊，從而對當時沖破傳統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産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些道士各懷異術，有的會醫蔔星相，有的會幻術雜技，有的能辟谷，有的懂房中術，還有其他一些五花八門的技藝。
曹操對這些道術有些是相信的。
曹植《釋疑論》雲： 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
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谷，近一月，而顔色不減，氣力自若。
常雲可五十年不食。
正爾，複何疑哉！ “斷谷”，又稱“辟谷”“絕谷”“休糧”，是道教的一種修煉方法，修煉時不食五谷，但并非一切東西都不吃，仍要吃藥物，并兼做導引等工夫。
斷谷“近一月，而顔色不減，氣力自若”是可信的，而說可以斷谷五十年則顯然屬吹噓。
又曹植《辨道論》：“餘嘗試郄儉，絕谷百日，躬與之寝處，行步起居自若也。
”可見斷谷百日也是可信的。
曹植等人最初是不相信斷谷的功效的，曹操于是親自做了試驗，試驗的結果，曹植信了，看來曹操也肯定是信了。
對于幻術雜技，看來曹操也不拒之門外。
一次，曹操宴請賓客，說：“今日宴飲，山珍海味差不多都齊備了，就隻差沒有吳地松江産的鲈魚了。
” 左慈在座，聽後，應聲答道：“這可以得到。
” 于是要來一個銅盤，裡面放滿水，然後将一魚竿放進去，不一會兒果真将一條鲈魚釣了出來。
曹操鼓掌大笑，在場的人都驚奇不已。
曹操又說：“這一桌人隻有這一條魚不行，還能再釣幾條嗎？” 左慈于是又将魚竿放進盤中，不一會兒就将一條又一條鲈魚釣了出來，每條都有三尺多長，條條生鮮可愛。
曹操讓人當衆把魚切成小塊分給大家。
接着，曹操又讓左慈到蜀地去弄一點生姜來，并讓他順便通知一下前不久派到那裡去買錦緞的使者，讓他們多買兩端。
不一會兒，左慈就又弄來了蜀地的生姜。
過些天去蜀地買綿緞的人回來了，果然多買了兩端，左慈通知他們多買兩端的時間，與曹操宴請賓客的時間一點不差。
又有一次，左慈在酒席上用簪子劃了一下酒杯，杯中的酒就被分成兩半，左慈自己喝了左邊的一半，把右邊的一半給了曹操。
然後，左慈将酒杯擲向屋頂，酒杯頓時化成了飛鳥。
曹操認為妖妄，打算派人抓他，他卻忽地鑽入壁中不見了。
前一個故事記載在《後漢書·左慈傳》中，後一個故事記載在《尚友錄》中。
現在看來，這是左慈在曹操面前表演了幾套幻術，一是空竿釣魚，一是擲杯化鳥，一是自身隐遁。
前兩套幻術仍在今天的舞台上流行着，已經不算是什麼高難動作了，但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建安時期能表演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還是使人吃驚的。
至于到蜀中的一段記載，則肯定屬于無稽之談，在那個時代，會弄幻術的人會被附會上種種離奇古怪的傳說，那是不足奇怪的。
曹操最感興趣的，是道術中有關養生的内容。
張華《博物志》說他：“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谯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郄儉無不畢至。
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鸩酒。
”這些養生術中顯然既有科學的内容，也會有一些不科學的成分。
曹操習練氣功，曾專門給皇甫隆寫信，請教“所服食施行導引”之術，皇甫隆回信，讓他“朝朝服食玉泉琢齒”，即将口内津液吞下，同時叩齒，這是有科學依據的。
華佗乃一代名醫，曹操的頭痛病隻要他一紮針，疼痛便止住了。
曹操要華佗做他的侍醫，雖出于一種個人目的，但也表現出了一種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的精神，可以說對于道術中的精華，曹操是信而不疑的。
除以上各家思想外，曹操對名家學說也有所濡染。
他在《上書讓費亭侯》中說：“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
”在《與王修書》中說：“名實相符，過人甚遠。
”這與講究循名責實的名家思想是一緻的，所以後來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
”同陰陽家說及東漢時期盛行一時的谶緯之學也有某種程度的聯系。
曹操迎獻帝都許之初，侍中、太史令王立一再以五德終始之說說獻帝，認為“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繼漢位的是魏”，曹操知道後，讓人帶話給王立，讓他不要多說。
對“蒼天乃死”“黃家當興”“代漢者當塗高”這一類道家谶言，曹操陣營中信奉的人大有人在。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打敗關羽後，孫權上書稱臣，勸曹操稱帝，侍中陳群、尚書桓階乘機勸進，其中提到“桓、靈之間，諸明圖谶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後來曹丕稱帝，群臣在表文中又多次提及圖谶、符命。
曹植在《魏德論》中也說漢魏禅代是“名儒按谶，良史披圖”的結果。
現存曹操詩文中沒有談及五德終始和谶緯符命之類的内容，可以認為他對這些東西是不相信的；但當别人、包括他所親近的部屬談起這類問題時，隻要對自己有利，他也并不反對，不僅寬容，甚至還可能抱了某種歡迎的态度。
他不讓王立老提魏代漢之類的話頭，不過是一種韬晦之計，是當時政治的需要。
從這個角度看，曹操同陰陽家說和谶緯之學是并沒有完全割斷聯系的。
不難看出，曹操對于前代思想是有着廣博的攝取的。
但在各家思想中，以儒、法、兵家思想居于主導地位，曹操現存詩文也以表現這三家思想的為最多。
其中，又以法家、兵家思想運用得最為廣泛。
曹操強調“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以高柔為理曹掾令》），當時他身處亂世，經常帶兵打仗，自然要将法治放在首位，充分發揮兵家思想的作用，而儒家思想在許多情況下是處于抑制狀态的。
墨家思想是他“以禮為首”的“治定之化”手段的一種補充。
道家思想所受影響甚微，當時他要撥亂反正，激流勇進，沖靜自然的道家思想自然不符合他的需要。
神仙之說主要側重于思想資料的攝取，道教方術主要吸取其中的養生之術，名家思想有所繼承，陰陽家說及谶緯之學有時加以利用。
這就是曹操哲學思想所表現出來的脈絡。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的繁衍出現了盛極一時的局面，官辦和私辦的經學遍及全國各地，博士弟子東漢順帝時多達三萬人。
博士解經駁雜繁瑣，有時一經的解說達百餘萬言，不少人終其一生不能窮盡一經。
這時的儒學已與先秦時期的儒學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倡儒學獨尊的董仲舒在先秦儒家的“仁義”學說之外，加進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之類的内容。
西漢末年，又出現了谶緯之學。
所謂谶，是巫師或方士制作的宗教預言，常附有圖，故稱圖谶；緯對經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編集的各種假托神意解經的書。
谶緯的流行，使經學的内容在空疏繁瑣之外又加上了神秘怪誕，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因而招緻一些有識之士如桓譚、張衡等人的批評。
黃巾起義爆發，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沉重打擊了統治集團，同時也打破了儒學禮教一統天下的局面。
谶緯迷信之風為之大為收斂，其他可資世用的各種思想則紛紛冒了出來，呈現出一種思想活躍和解放的局面。
曹操不獨宗一家之說，而是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廣攝博取，融彙貫通，是順應乃至領導了當時的社會潮流的，顯示了曹操反傳統的精神。
曹操所宗尚的儒學，也主要是先秦時代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與武帝以來摻雜了陰陽五行之說的儒學不同。
由于擺脫了宗教化了的經學思想的束縛，抛棄了谶緯迷信，因而曹操發表了不少唯物主義的見解，沖擊了經學的唯心主義體系。
比如，自董仲舒以來的唯心主義哲學家無不鼓吹天命，而曹操卻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公開宣稱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
他認為天就是“陰陽四時”（《孫子·計篇》注），并不是有意志的東西。
他在《董逃歌》中說：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
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
鄭玄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在當時一般人看來他是德行卓著、沒有“虧缺”的。
郭景圖生平不詳，既與鄭玄相提并論，看來也是一個“德行不虧缺”的人物。
儒家一再宣揚“天佑有德”“有德可獲福”的觀點，可是，“有德”的鄭玄卻在酒席上勸酒時倒地氣絕，郭景圖也在桑園中突然命盡，這說明了什麼呢？一方面說明人的壽命同德行的好壞無關，另一方面也說明天是不可能給有德行的人提供保護的，從一個側面表達了曹操“不信天命”的觀點。
既然不信天命，必然看重人事。
曹操在《度關山》中說：“天地間，人為貴。
”在《秋胡行》其二中說：“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早年同袁紹會盟讨伐董卓，在談到今後的打算時又曾說：“吾任天下之智力。
”這些都鮮明地表達了以人為主體、不信天命信人力的思想。
因此，曹操始終把大力羅緻各種各樣的人才看作是自己事業成敗的關鍵，并做出了巨大的成績。
曹操不信天命，因而自己雖有奪取漢家天下的野心，卻并不以“真命天子”自居，不有意無意地神化自己。
相反，他有時還能對自己作出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價。
西征馬超、韓遂時，曹操與韓遂在戰場上約見，對敵方圍觀的士兵說：“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建安十九年（214）派毌丘興任安定太守，事前囑咐他不要主動派人到羌人中去，而毌丘興沒有照辦，果然出現了曹操所擔心的情況。
事後曹操在總結教訓時說：“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認為自己隻是比常人智慧多一些，而這智慧又是從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獲得的，充分體現了曹操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
與不信天命相聯系，曹操對神仙之說也取不相信的态度。
《善哉行》詩說：“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對世人被神仙欺騙感到痛心。
《秋胡行》其二說：“赤松、王喬，亦雲得道。
得之未聞，庶以壽考。
”對赤松、王喬得道成仙的說法表示懷疑，認為他們并非真的得道成仙了，或許隻是壽長些而已。
曹操大量招聚方術之士，其目的也并不是要從他們那裡獲取長生久視之道，這從曹植《辨道論》可以得到證明： 世有方士，吾王（曹操）悉所招緻……本所以集之于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
豈複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辂而顧雲輿，棄文骥而求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餘兄弟，鹹以為調笑，不信之矣。
可見，曹操招聚方術之士的目的，最初是怕他們流竄各地“惑民”，煽動百姓起來造反，就像張角用太平道名義組織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黃巾農民大起義那樣，因此要将他們“聚而禁之”。
對他們那一套方術，曹操及其諸子“鹹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當然也就沒有從他們那裡讨取羽化登仙之術的用意了。
據曹植《釋疑論》，曹操等人後來對方士的道術有一部分是相信了，但主要相信的是其中的養生術和其他一些有一定科學依據或事實依據的内容，仍然談不上相信了羽化登仙之術。
人壽總是有限的，曹操對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認識。
《精列》說：“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
”《秋胡行》其二說：“存亡有命，慮之為蚩。
”《步出夏門行·龜雖壽》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但另一方面，曹操又認為人雖不能成為神仙，不能長生不老，但通過自身的保養，又是可以延長壽命的，所以《龜雖壽》說：“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這些見解，都閃爍着唯物主義的思想光彩。
對于鬼神迷信，曹操更采取了堅決排斥的态度。
早在任濟南相時，他就采取大刀闊斧的手段禁止淫祀，除奸邪鬼神之事。
在軍中，曹操更是嚴禁裝神弄鬼，以免惑亂軍心，贻誤戰機。
《掩獲宋金生表》說： 臣前遣讨河内、獲嘉諸屯，獲生口，辭雲：“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雲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
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迹。
”臣辄部武猛都尉呂納，将兵掩獲得生，辄行軍法。
曹操在征讨河内獲嘉時，從俘虜口中得知，有一個叫宋金生的人自稱神人，告訴守軍鹿角無須把守，他派狗替大家防守，如果不聽他的話，就會在夜裡聽到軍隊行動和兵器撞擊的聲音，天明後會看見地上有老虎的腳印。
曹操立即派人将宋金生捉住殺死，表明了他對裝神弄鬼行為的斷然态度。
《孫子·九地篇》注說：“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
”《用間篇》注說：“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也都表明了同樣的态度。
曹操曾對袁紹說：“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以道禦之，無所不可”，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按照客觀規律辦事，隻要按客觀規律辦事了，就可以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應當說，這是非常深刻的認識。
曹操是一個辦實事的人，長期的政治鬥争和軍事鬥争的磨煉，使他明白了辦事必須從實際出發的道理，否則事情就辦不成，辦不好。
《孫子·虛實篇》注說：“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又說：“兵無常勢，盈縮随敵。
”《九地篇》注說：“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又說：“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這些充滿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見解，是那些隻知窮究經學章句或沉迷谶緯迷信的人說不出來的。
當然，曹操的唯物論思想并不是徹底的。
比如，他禁止淫祀，但并不反對一切迷信活動。
其《褒賞令》雲： 别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齊桓公為春秋五霸之首，是曹操所敬重的人物，因此别部司馬請求給齊桓公建立神堂，他并不表示反對。
在《春祠令》中，曹操主張對祭告宗廟的儀式作一些改革，如人們認為祭廟上殿脫鞋，他接受皇命，可帶劍穿鞋上殿，如果祭告宗廟上殿脫掉鞋子，那就是尊重先人而違背王命，尊敬父祖而輕視君王，所以他不敢脫掉鞋子；又臨祭時到水盆旁要做做洗手的樣了，他認為澆水洗手是為了表示對神的敬意，因此他要親自澆水洗手，等等。
可見，他并不根本反對祭神和敬神。
又比如，曹操是有反傳統的精神的，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他曾表示他的妻妾在他死後可以改嫁，不必為他守節，可見在男女關系問題上，他的禮法觀念确實是比較淡薄的。
但曹丕在宴請衆文士時讓甄氏出來同大家見面，劉桢膽大“平視”了甄氏，曹丕對此事無所謂，曹操卻認了真，認為劉桢有失體統，處罰了劉桢，可見在這件事情上，曹操又是十分講究禮法的。
不過總的說來，曹操思想中有不少值得稱道的進步的因素，他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對唯心主義的“天命”說和谶緯之學是一個有力的沖擊，從而對當時沖破傳統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産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