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曹操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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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應前出占領另一半，以與敵人分享地利。
曹操強調，“地形險隘，尤不可緻于人”，仍應将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
在《九地篇》注中，曹操說：“養士并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
”即進入敵國後，要保養士兵的體力，保持士氣，部署兵力，巧設敵人無法預測的計謀。
在兵家必争的地方，因“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即迅速趕到它的後面去。
把士兵置于死地然後才能得生，是因為士兵“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
孫膑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
’”用兵作戰，要假裝順從敵人的意圖，“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
“并兵向敵，雖千裡能擒其将也。
”這樣，就能巧設奇計以辦成大事。
在《火攻篇》注中，曹操說：“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在敵人内部放火，就應盡快在外“以兵應之”。
火燒到最旺盛的時候，“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即可以進攻就進攻，不可以進攻就後撤。
又說：“火佐者，取勝明也。
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
”認為火攻比水攻強，用火輔助進攻，明顯地容易取勝；用水輔助進攻，隻能把敵軍隔斷，分割敵軍，不能焚燒奪取敵人蓄積的物資。
在《用間篇》注中，曹操說：“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
”又說：“同時任用五間也。
”五間，指因間（利用敵國鄉人為間諜）、内間（利用敵國官吏為間諜）、反間（利用敵方的間諜為我方間諜）、死間（先散布虛假情況，讓我方間諜知道，再傳給敵方）、生間（派往敵方偵探後能活着回來報告的間諜）五種間諜。
五種間諜同時使用，就能大量獲取敵人情報，為戰勝敵人提供必要的條件。
總之，曹操通過對于《孫子》的注釋，表述了自己豐富的軍事思想。
自然，曹操決不僅是一個紙上談兵的人物，這些軍事思想，在他的軍事實踐中都是得到貫徹執行的。
比如，曹操用兵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削平戰亂，掃平割據，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他心目中的“理想國”。
為了赢得戰争的勝利，他進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抑制豪強，改革用人制度，提倡“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可以任用，使大批出身下層的才智之士得到了發揮才能的機會，實行屯田，減輕百姓負擔，增強經濟實力以支援戰争等等。
以政治、經濟作為軍事的後盾，以軍事作為實現其政治、經濟目的的手段，使政治、經濟和軍事緊密配合，這是曹操能夠在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最後終于統一北部中國的根本原因。
又比如，曹操對于将領的要求是嚴格的，他要求将領既要有勇，又要有謀，成為智勇雙全的人物。
他注意在戰争中發現和培養将士的才能，同時注意在戰争中充分發揮将士的才能。
曹操手下戰将雲集，每一次作戰，不管是守關還是奪寨，他一般都能擇人任勢，調度得當。
他讓作戰能力、用兵特點和性格修養各有不同、彼此間還有隔閡的張遼、李典和樂進共守合肥，結果取得了合肥保衛戰的巨大勝利，就是其中知人善任的一個典型例子。
再比如，曹操強調謀略的運用，每一次戰役甚至戰鬥都有謀略發揮重要作用。
曹操手下謀士如林，對于謀士的意見他總是極為重視，許多次戰鬥的勝利，都跟他采納了謀士的正确建議有關。
對于軍中制度的确立，曹操也極為重視，無論訓練、行軍、作戰、宿營，都一一有章法可循。
甚至連一些細小的問題曹操也考慮到了。
其《奏事》雲： 今邊有急，則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
規定邊界有緊急情況時，就用雞毛插在木闆寫的檄文上傳遞。
這種嚴于法制的做法加強了軍隊的紀律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在曹操的要求和影響下，其下屬也都養成了按法制辦事的習慣。
曹仁年輕時行為放蕩，後來當了将軍，嚴格按照法令條例辦事，常将有關條例帶在身邊，以便一一遵照執行，便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
與此相關聯，曹操十分注意賞功罰過的問題。
對有功的将士，該賞賜的賞賜，該封侯的封侯，一點也不含糊。
由于物質缺乏，曹操還設置了名譽性的爵位，用來獎勵軍功。
建安二十年（215）十月，曹操新設置了名号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都是金印紫绶，又置關内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绶，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墨绶。
這四種爵位都不食租，也就是沒有封地。
雖然沒有封地，但對有功将士能在精神上産生很大的激勵作用。
有了功勞要獎賞，但沒有功勞就不能獎賞，不能搞無原則的濫賞，不能見者有份，搞平均主義。
曹操明确宣布：“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并受祿賞。
”“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論吏士行能令》）因此，有功勞該賞的，曹操可以不吝千金，無功而望施予的，曹操一分一毫也不給。
如果有了罪過，則還須進行懲罰，“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因此“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敗軍抵罪令》）。
信賞必罰，賞罰分明，使将士到了戰場都能勇往直前，争取更好地完成戰鬥任務，對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所産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為了保證戰鬥的勝利，曹操對增強士兵戰鬥力的問題是十分注意的。
《鼓吹令》說：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
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
“常念增戰士”，就是常常考慮增強士兵的戰鬥力，因此而不大注意其他方面的事情，因此而讓軍樂隊步行，不願多設官吏，以為戰士愛惜馬力和糧食。
并認為，這是他常能以少數軍隊戰勝多數敵人的原因。
很顯然，這也是曹操一個重要的軍事思想。
這裡也包含了愛護士兵的因素，與《孫子·地形篇》所表述的“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的思想是一脈相通的。
對于具體戰術思想的運用，曹操更是深有會心，得心應手，從而演出一幕幕生動活潑、色彩斑斓的活劇。
官渡之戰前，曹操因感到自己的實力還不足以同袁紹抗衡，因而采取了穩住袁紹的戰略，對其他割據勢力，則采用由近及遠、先弱後強、拉攏分化、各個擊破的方針，一一予以解決，既掃清了對袁紹發起進攻的障礙，又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先采取靈活機動、聲東擊西的戰術，取得白馬之戰的勝利，殺了袁紹的大将顔良；接着采用以利誘敵的戰術，用不滿六百的騎兵大破袁紹的五六千騎，并殺了袁紹的另一員大将文醜；然後，又采用先讓一步、後發制人的戰術，退到官渡，誘敵深入，與敵相持；不久抓住有利戰機，用《兵書要略》所說的“銜枚無嘩”，即在戰士口中銜上小棒以禁止喧嘩的辦法，偷襲烏巢，将袁紹糧草焚燒，造成敵軍混亂；最後發動全線進攻，終于打敗了袁紹這個強敵。
北征烏桓，則采用了出敵不意、千裡奇襲的戰術。
對袁氏兄弟和公孫康，采用了隔岸觀火、讓其自相火并、然後乘機攻取的戰術。
南攻荊州，采用了兵貴神速、長驅直入的戰術。
對馬超和韓遂，采用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戰術。
進攻陽平關，采用了明裡退兵、暗中偷襲的戰術。
總之，每一次成功幾乎都有成功的戰術運用伴随着，而在運用這些戰術時又都能從實際情況出發，這又跟曹操貫徹“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孫子·謀攻篇》）的軍事原則、不打無準備之戰的做法有關。
曹操對袁紹、劉表等對手的情況往往是十分了解的，對敵情的分析往往是十分準确、深入的，因此往往能據此制定出正确的作戰計劃，采取适宜的軍事行動，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
很顯然，曹操的軍事思想根源于以孫子、吳起為代表的先秦軍事家的軍事思想，但在長期的戰争實踐中，對先秦軍事家的軍事思想又有所發揮和發展。
曹操運用其軍事思想指導戰争，取得了統一北方的勝利，并為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軍事思想遺産。
三哲學思想 曹操的哲學思想呈現出多元的特色，包含着以下幾個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儒家思想。
曹操從小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北方初定以後，他下令郡縣興辦學校，所要求傳授的也是傳統儒家思想。
今存《曹操集》有這麼一句話： 好學明經。
意思是要熱愛學習，通曉經典。
經典，指《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
這既可看作是曹操對自己的勉勵，也可看作是對别人的要求。
曹操自己對儒家經典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詩文常常引用《論語》等儒家經典的成語，作為自我标榜的旗幟，或作為自己論述問題的根據。
對儒家所尊崇、頌揚的所謂聖人和賢人，如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等人，曹操也十分尊崇，在詩文中一再予以标榜。
對于當代的大儒，曹操也十分尊重。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烏桓，還師途中經過涿郡時，特地派人祭奠儒學大師盧植，并下了一道《告涿郡太守令》： 故北中郎将盧植，名著海内，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桢幹也。
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鄭喪子産，而仲尼隕涕。
孤到此州，嘉其餘風。
《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于人。
敬遣丞掾，修墳墓，并緻薄醊，以彰厥德。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
年輕時同鄭玄一起師事馬融，兼通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好研精義而不守章句。
靈帝建甯中征授博士，著有《尚書章句》《三禮解诂》。
黃巾大起義，盧植任北中郎将，積極參與鎮壓黃巾軍。
後任尚書。
董卓入京，議廢少帝，盧植反對，逃歸鄉裡。
曹操在這裡對盧植極力推崇，并将自己對盧植的緬懷同周武王對殷大夫商容的表彰和孔子對鄭大夫子産的悼念相提并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對儒學的态度。
因此，曹操常将儒家思想作為自己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其詩文中常常提及仁義禮樂、忠孝節義等儒家傳統觀念。
如《善哉行》其一說：“古公亶父，積德垂仁。
”“太伯仲雍，王德之仁。
”“晏子平仲，積德兼仁。
”《對酒》說：“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秋胡行》其二說：“仁義為名，禮樂為榮。
”《修學令》說：“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
”《請爵荀彧表》說：“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
”《表稱樂進于禁張遼》說：“質忠性一，守執節義。
”《表論田疇功》說：“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于撫下，慎于事上。
量時度理，進退合義。
”《悼荀彧下令》說：“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等等。
不難看出，曹操是将是否符合儒家傳統觀念，作為自己衡量一個人的品行、衡量一個社會風氣的标準的。
一個人講究仁義禮讓，奉行忠孝節義，具有溫良恭儉讓的品德，就是有德行，反之就是無德行；一個社會有仁義禮讓之風，就是風教淳厚，反之就是風教凋薄。
因此，他在選拔人才時，既強調要有治國安邦、帶兵打仗的實際才能，又強調要有仁義忠孝的德行；看到世無仁義禮讓之風，就感到悲傷，而要興辦學校，複興儒學，予以匡正。
他還把儒家思想融進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表示要去為一個符合儒家願望的理想社會而奮鬥。
其次是法家思想。
曹操在《陳損益表》中說：“昔韓非闵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
”因此，他把“富國”“強兵”“足食”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标，奉行法家的耕戰政策，實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
他認為“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孫子·九地篇》注），又說：“文，仁也；武，法也。
”（《孫子·行軍篇》注，按此即《商君書·修權》所說的：“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
”）因此治國治軍就不能離開刑賞，不僅要實行刑賞，而且要實行厚賞重罰。
即使是到了太平盛世，有誰“犯禮法”，也要“輕重随其刑”。
為了有效地推行法令，曹操将政權、軍權集于一身，同時有一套控禦部屬的權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同韓非法、術、勢必須并重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再次是兵家思想。
主要源于《孫子》，前節已經詳述。
對先秦其他軍事家的軍事思想也有所攝取，如《敗軍抵罪令》引《司馬法》雲：“将軍死綏。
”意思是将領畏縮退卻要處以死刑。
曹操據此制定了一條重要的法律，明令“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以增強将士的責任感，提高部隊的戰鬥力。
再次是墨家思想。
曹操在《度關山》中說：“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兼愛”“尚同”都是墨子的主張。
《墨子·尚賢》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
”主張低賤的人隻要有才能也應予以擢用，曹操用人看重實際才能，不看重出身門第，與墨子的思想是相通的。
墨子主張節用、節葬，曹操認為“儉為共德”（《度關山》），反對奢侈浪費，要求墓葬“必居瘠薄之地”，“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終令》），“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遺令》），這同墨子的主張也是相通的。
再次是道家黃老思想。
東漢末年，道家黃老之學盛行，桓帝親在宮内立黃老浮屠之祠奉祀，并曾派中常侍左到苦縣祭祀老子。
在這種氛圍中，曹操也多少受了一些濡染。
他在《短歌行》中曾發出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歎，他的性格、文風有不遵禮法、放誕不羁、通脫自然的一面，這同道家的思想、作風是頗有些關聯的。
對神仙之說、道教方術曹操有着更多涉足。
其遊仙詩說：“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
”（《氣出唱》其一）“絕人事，遊渾元。
”（《陌上桑》）“思得神藥，萬歲為期。
”（《秋胡行》其二）雖不能說曹操就信奉神仙，但他至少在思想資料和語言方面對神仙家言是有所取容的。
換句話說，曹操不信神仙，但他對神仙世界也頗有研究，也頗為向往。
對于黃老之學，曹操可能有些“家學淵源”。
桓帝信奉黃老，而桓帝是大将軍梁冀和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騰等扶持起來的，上有所好，下必趨之，曹騰等當也對黃老之學有所濡染，而這自然會給曹操帶來一定影響。
道教始創于東漢後期，順帝時張陵（張魯祖父）創立了五鬥米道，張角等創立了太平道，這是當時兩個最大的道教結社。
太平道後來醞釀了黃巾起義，青州黃巾軍曾将曹操引為同道，認為他在濟南時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這似乎不可能是毫無根據的。
曹操打敗了青州黃巾軍，将其收編，号青州兵，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态度。
後來張魯降曹，曹操以客禮待之，任為鎮南将軍，封阆中侯，邑萬戶，其五子及部屬閻圃等都封為列侯，受到優厚的待遇，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着曹操和道教的關系。
曹操将自己的王都定在邺城後，羅緻了大批道術之士，著名的有王真、郝孟節、左慈、華佗、甘
曹操強調，“地形險隘，尤不可緻于人”，仍應将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
在《九地篇》注中，曹操說：“養士并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
”即進入敵國後，要保養士兵的體力，保持士氣，部署兵力，巧設敵人無法預測的計謀。
在兵家必争的地方，因“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即迅速趕到它的後面去。
把士兵置于死地然後才能得生，是因為士兵“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
孫膑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
’”用兵作戰，要假裝順從敵人的意圖，“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
“并兵向敵，雖千裡能擒其将也。
”這樣，就能巧設奇計以辦成大事。
在《火攻篇》注中，曹操說：“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在敵人内部放火，就應盡快在外“以兵應之”。
火燒到最旺盛的時候，“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即可以進攻就進攻，不可以進攻就後撤。
又說：“火佐者，取勝明也。
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
”認為火攻比水攻強，用火輔助進攻，明顯地容易取勝；用水輔助進攻，隻能把敵軍隔斷，分割敵軍，不能焚燒奪取敵人蓄積的物資。
在《用間篇》注中，曹操說：“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
”又說：“同時任用五間也。
”五間，指因間（利用敵國鄉人為間諜）、内間（利用敵國官吏為間諜）、反間（利用敵方的間諜為我方間諜）、死間（先散布虛假情況，讓我方間諜知道，再傳給敵方）、生間（派往敵方偵探後能活着回來報告的間諜）五種間諜。
五種間諜同時使用，就能大量獲取敵人情報，為戰勝敵人提供必要的條件。
總之，曹操通過對于《孫子》的注釋，表述了自己豐富的軍事思想。
自然，曹操決不僅是一個紙上談兵的人物，這些軍事思想，在他的軍事實踐中都是得到貫徹執行的。
比如，曹操用兵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削平戰亂，掃平割據，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他心目中的“理想國”。
為了赢得戰争的勝利，他進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抑制豪強，改革用人制度，提倡“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可以任用，使大批出身下層的才智之士得到了發揮才能的機會，實行屯田，減輕百姓負擔，增強經濟實力以支援戰争等等。
以政治、經濟作為軍事的後盾，以軍事作為實現其政治、經濟目的的手段，使政治、經濟和軍事緊密配合，這是曹操能夠在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最後終于統一北部中國的根本原因。
又比如，曹操對于将領的要求是嚴格的，他要求将領既要有勇，又要有謀，成為智勇雙全的人物。
他注意在戰争中發現和培養将士的才能，同時注意在戰争中充分發揮将士的才能。
曹操手下戰将雲集，每一次作戰，不管是守關還是奪寨，他一般都能擇人任勢，調度得當。
他讓作戰能力、用兵特點和性格修養各有不同、彼此間還有隔閡的張遼、李典和樂進共守合肥，結果取得了合肥保衛戰的巨大勝利，就是其中知人善任的一個典型例子。
再比如，曹操強調謀略的運用，每一次戰役甚至戰鬥都有謀略發揮重要作用。
曹操手下謀士如林，對于謀士的意見他總是極為重視，許多次戰鬥的勝利，都跟他采納了謀士的正确建議有關。
對于軍中制度的确立，曹操也極為重視，無論訓練、行軍、作戰、宿營，都一一有章法可循。
甚至連一些細小的問題曹操也考慮到了。
其《奏事》雲： 今邊有急，則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
規定邊界有緊急情況時，就用雞毛插在木闆寫的檄文上傳遞。
這種嚴于法制的做法加強了軍隊的紀律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在曹操的要求和影響下，其下屬也都養成了按法制辦事的習慣。
曹仁年輕時行為放蕩，後來當了将軍，嚴格按照法令條例辦事，常将有關條例帶在身邊，以便一一遵照執行，便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
與此相關聯，曹操十分注意賞功罰過的問題。
對有功的将士，該賞賜的賞賜，該封侯的封侯，一點也不含糊。
由于物質缺乏，曹操還設置了名譽性的爵位，用來獎勵軍功。
建安二十年（215）十月，曹操新設置了名号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都是金印紫绶，又置關内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绶，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墨绶。
這四種爵位都不食租，也就是沒有封地。
雖然沒有封地，但對有功将士能在精神上産生很大的激勵作用。
有了功勞要獎賞，但沒有功勞就不能獎賞，不能搞無原則的濫賞，不能見者有份，搞平均主義。
曹操明确宣布：“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并受祿賞。
”“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
”（《論吏士行能令》）因此，有功勞該賞的，曹操可以不吝千金，無功而望施予的，曹操一分一毫也不給。
如果有了罪過，則還須進行懲罰，“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因此“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敗軍抵罪令》）。
信賞必罰，賞罰分明，使将士到了戰場都能勇往直前，争取更好地完成戰鬥任務，對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所産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為了保證戰鬥的勝利，曹操對增強士兵戰鬥力的問題是十分注意的。
《鼓吹令》說：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
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
“常念增戰士”，就是常常考慮增強士兵的戰鬥力，因此而不大注意其他方面的事情，因此而讓軍樂隊步行，不願多設官吏，以為戰士愛惜馬力和糧食。
并認為，這是他常能以少數軍隊戰勝多數敵人的原因。
很顯然，這也是曹操一個重要的軍事思想。
這裡也包含了愛護士兵的因素，與《孫子·地形篇》所表述的“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的思想是一脈相通的。
對于具體戰術思想的運用，曹操更是深有會心，得心應手，從而演出一幕幕生動活潑、色彩斑斓的活劇。
官渡之戰前，曹操因感到自己的實力還不足以同袁紹抗衡，因而采取了穩住袁紹的戰略，對其他割據勢力，則采用由近及遠、先弱後強、拉攏分化、各個擊破的方針，一一予以解決，既掃清了對袁紹發起進攻的障礙，又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先采取靈活機動、聲東擊西的戰術，取得白馬之戰的勝利，殺了袁紹的大将顔良；接着采用以利誘敵的戰術，用不滿六百的騎兵大破袁紹的五六千騎，并殺了袁紹的另一員大将文醜；然後，又采用先讓一步、後發制人的戰術，退到官渡，誘敵深入，與敵相持；不久抓住有利戰機，用《兵書要略》所說的“銜枚無嘩”，即在戰士口中銜上小棒以禁止喧嘩的辦法，偷襲烏巢，将袁紹糧草焚燒，造成敵軍混亂；最後發動全線進攻，終于打敗了袁紹這個強敵。
北征烏桓，則采用了出敵不意、千裡奇襲的戰術。
對袁氏兄弟和公孫康，采用了隔岸觀火、讓其自相火并、然後乘機攻取的戰術。
南攻荊州，采用了兵貴神速、長驅直入的戰術。
對馬超和韓遂，采用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戰術。
進攻陽平關，采用了明裡退兵、暗中偷襲的戰術。
總之，每一次成功幾乎都有成功的戰術運用伴随着，而在運用這些戰術時又都能從實際情況出發，這又跟曹操貫徹“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孫子·謀攻篇》）的軍事原則、不打無準備之戰的做法有關。
曹操對袁紹、劉表等對手的情況往往是十分了解的，對敵情的分析往往是十分準确、深入的，因此往往能據此制定出正确的作戰計劃，采取适宜的軍事行動，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
很顯然，曹操的軍事思想根源于以孫子、吳起為代表的先秦軍事家的軍事思想，但在長期的戰争實踐中，對先秦軍事家的軍事思想又有所發揮和發展。
曹操運用其軍事思想指導戰争，取得了統一北方的勝利，并為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軍事思想遺産。
三哲學思想 曹操的哲學思想呈現出多元的特色，包含着以下幾個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儒家思想。
曹操從小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北方初定以後，他下令郡縣興辦學校，所要求傳授的也是傳統儒家思想。
今存《曹操集》有這麼一句話： 好學明經。
意思是要熱愛學習，通曉經典。
經典，指《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
這既可看作是曹操對自己的勉勵，也可看作是對别人的要求。
曹操自己對儒家經典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詩文常常引用《論語》等儒家經典的成語，作為自我标榜的旗幟，或作為自己論述問題的根據。
對儒家所尊崇、頌揚的所謂聖人和賢人，如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等人，曹操也十分尊崇，在詩文中一再予以标榜。
對于當代的大儒，曹操也十分尊重。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烏桓，還師途中經過涿郡時，特地派人祭奠儒學大師盧植，并下了一道《告涿郡太守令》： 故北中郎将盧植，名著海内，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桢幹也。
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鄭喪子産，而仲尼隕涕。
孤到此州，嘉其餘風。
《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于人。
敬遣丞掾，修墳墓，并緻薄醊，以彰厥德。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
年輕時同鄭玄一起師事馬融，兼通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好研精義而不守章句。
靈帝建甯中征授博士，著有《尚書章句》《三禮解诂》。
黃巾大起義，盧植任北中郎将，積極參與鎮壓黃巾軍。
後任尚書。
董卓入京，議廢少帝，盧植反對，逃歸鄉裡。
曹操在這裡對盧植極力推崇，并将自己對盧植的緬懷同周武王對殷大夫商容的表彰和孔子對鄭大夫子産的悼念相提并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對儒學的态度。
因此，曹操常将儒家思想作為自己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其詩文中常常提及仁義禮樂、忠孝節義等儒家傳統觀念。
如《善哉行》其一說：“古公亶父，積德垂仁。
”“太伯仲雍，王德之仁。
”“晏子平仲，積德兼仁。
”《對酒》說：“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秋胡行》其二說：“仁義為名，禮樂為榮。
”《修學令》說：“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
”《請爵荀彧表》說：“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
”《表稱樂進于禁張遼》說：“質忠性一，守執節義。
”《表論田疇功》說：“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于撫下，慎于事上。
量時度理，進退合義。
”《悼荀彧下令》說：“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等等。
不難看出，曹操是将是否符合儒家傳統觀念，作為自己衡量一個人的品行、衡量一個社會風氣的标準的。
一個人講究仁義禮讓，奉行忠孝節義，具有溫良恭儉讓的品德，就是有德行，反之就是無德行；一個社會有仁義禮讓之風，就是風教淳厚，反之就是風教凋薄。
因此，他在選拔人才時，既強調要有治國安邦、帶兵打仗的實際才能，又強調要有仁義忠孝的德行；看到世無仁義禮讓之風，就感到悲傷，而要興辦學校，複興儒學，予以匡正。
他還把儒家思想融進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表示要去為一個符合儒家願望的理想社會而奮鬥。
其次是法家思想。
曹操在《陳損益表》中說：“昔韓非闵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
”因此，他把“富國”“強兵”“足食”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标，奉行法家的耕戰政策，實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
他認為“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孫子·九地篇》注），又說：“文，仁也；武，法也。
”（《孫子·行軍篇》注，按此即《商君書·修權》所說的：“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
”）因此治國治軍就不能離開刑賞，不僅要實行刑賞，而且要實行厚賞重罰。
即使是到了太平盛世，有誰“犯禮法”，也要“輕重随其刑”。
為了有效地推行法令，曹操将政權、軍權集于一身，同時有一套控禦部屬的權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同韓非法、術、勢必須并重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再次是兵家思想。
主要源于《孫子》，前節已經詳述。
對先秦其他軍事家的軍事思想也有所攝取，如《敗軍抵罪令》引《司馬法》雲：“将軍死綏。
”意思是将領畏縮退卻要處以死刑。
曹操據此制定了一條重要的法律，明令“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以增強将士的責任感，提高部隊的戰鬥力。
再次是墨家思想。
曹操在《度關山》中說：“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兼愛”“尚同”都是墨子的主張。
《墨子·尚賢》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
”主張低賤的人隻要有才能也應予以擢用，曹操用人看重實際才能，不看重出身門第，與墨子的思想是相通的。
墨子主張節用、節葬，曹操認為“儉為共德”（《度關山》），反對奢侈浪費，要求墓葬“必居瘠薄之地”，“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終令》），“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遺令》），這同墨子的主張也是相通的。
再次是道家黃老思想。
東漢末年，道家黃老之學盛行，桓帝親在宮内立黃老浮屠之祠奉祀，并曾派中常侍左到苦縣祭祀老子。
在這種氛圍中，曹操也多少受了一些濡染。
他在《短歌行》中曾發出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歎，他的性格、文風有不遵禮法、放誕不羁、通脫自然的一面，這同道家的思想、作風是頗有些關聯的。
對神仙之說、道教方術曹操有着更多涉足。
其遊仙詩說：“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
”（《氣出唱》其一）“絕人事，遊渾元。
”（《陌上桑》）“思得神藥，萬歲為期。
”（《秋胡行》其二）雖不能說曹操就信奉神仙，但他至少在思想資料和語言方面對神仙家言是有所取容的。
換句話說，曹操不信神仙，但他對神仙世界也頗有研究，也頗為向往。
對于黃老之學，曹操可能有些“家學淵源”。
桓帝信奉黃老，而桓帝是大将軍梁冀和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騰等扶持起來的，上有所好，下必趨之，曹騰等當也對黃老之學有所濡染，而這自然會給曹操帶來一定影響。
道教始創于東漢後期，順帝時張陵（張魯祖父）創立了五鬥米道，張角等創立了太平道，這是當時兩個最大的道教結社。
太平道後來醞釀了黃巾起義，青州黃巾軍曾将曹操引為同道，認為他在濟南時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這似乎不可能是毫無根據的。
曹操打敗了青州黃巾軍，将其收編，号青州兵，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态度。
後來張魯降曹，曹操以客禮待之，任為鎮南将軍，封阆中侯，邑萬戶，其五子及部屬閻圃等都封為列侯，受到優厚的待遇，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着曹操和道教的關系。
曹操将自己的王都定在邺城後，羅緻了大批道術之士，著名的有王真、郝孟節、左慈、華佗、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