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曹操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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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除對孫武的生平作了簡略介紹、對《孫子》作了簡要評價和對自己整理注釋《孫子》的目的作了說明外，還大量引用古人言論，闡述了自己對武裝力量和如何運用武裝力量等問題的看法。
首先，曹操認為必須要有一支足夠的武裝力量。
單靠武力不行，但隻講仁義也不行，兩者都會導緻亡國，并認為吳王夫差打敗越國後，隻知依恃武力，向北與齊、晉争強，不注意修明政治，結果為越王所滅；而周代的徐偃王隻知推行“仁義”，卻不知整頓武備，結果被楚文王所滅，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其次，曹操認為有了足夠的武裝力量，但卻不能濫用，出兵必須是正義的，出兵正義，主帥就吉利，就能取得戰争的勝利，就像周文王得知密國興兵侵略阮國，這才赫然震怒，于是整頓軍隊去對密國加以讨伐一樣。
用兵必須是為了拯救社會，軒轅黃帝、商湯王、周武王的用兵就是如此。
因此，聖人用兵，平時隻是作為準備，必要時才予以動用，也就是不得已而用兵。
曹操的這些思想，已經不僅僅是談軍事問題，而且還涉及了軍事與政治、經濟及國家與人民利益的關系問題。
戰争是政治的繼續，戰争是為政治服務的一種手段，一定的軍事思想總是從屬于一定的政治思想，傑出的軍事家往往同時又是政治家。
曹操在這裡所表明的，證明了他作為一個軍事家和政治家所具有的素質。
《孫子·計篇》一開頭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認為戰争是國家的大事，關系到人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認為決定戰争勝敗的基本因素有五個方面，而道義處于首位。
《火攻篇》又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将不可以愠而緻戰。
”認為國君不能因一時憤怒而發動戰争，将帥不能因一時氣憤而要求出戰。
曹操無疑吸取了這些對戰争持慎重态度的思想，并結合自己的體會作了某些補充和發展。
曹操為《孫子》所作的注，言簡意赅，雖主要是對《孫子》原意進行闡釋，但其中也體現和貫注了自己的思想。
特别是，曹操還對孫武的某些軍事原則作了發揮和補充。
吉光片羽，聯綴起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曹操軍事思想的博大和精深，其中包含着不少深刻的有價值的見解。
曹操在注釋中繼續發揮了慎于出戰和愛惜民力的思想。
他在《火攻篇》注中說：“不得已而用兵。
”又說：“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決定戰争勝負的關鍵，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君主的“道德智能”（《計篇》注），“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形篇》注）也就是說，善于領導戰争的人，應當先修明政治以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應确保法制以防止敵人的搗亂。
如果确須用兵，應“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
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計篇》注）。
也就是要考慮晝夜冷暖等氣溫條件和春夏秋冬季節的不同，包含着愛民的用意。
同時，“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于敵也。
”（《作戰篇》注）因出兵打仗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事先一定要作好預算，糧草一定要從敵國就地取給。
曹操還舉例說：“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用間篇》注）用兵對老百姓的負擔和後方的農業生産影響是很大的，不能不慎重地對待這個問題。
曹操認為：“初賦民便取勝，不複歸國發兵也。
始載糧，後遂因食于敵，還兵入國，不複以糧迎之也。
”“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作戰篇》注）要求兵員隻征集一次便能取得戰争的勝利，不要因兵員不足再回國發兵；作戰用的武器、車輛等從本國取用，糧草則隻是開始準備一部分，以後就從敵國就地征發，直到戰争結束凱旋歸來。
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減輕國内的負擔，二是可以避免遠途運輸所造成的百姓貧困。
曹操說：“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财，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
”“百姓财殚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于原野也。
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
”（《作戰篇》注）軍隊在行進中，靠近軍隊的東西會漲價，而東西一漲價，就會造成百姓财富的枯竭。
百姓财富枯竭而戰争仍未結束，則力氣就都要花在從後方往前線運糧的事情上了，這樣老百姓的财富就會耗費去十分之七。
這樣，“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作戰篇》注）。
從後方往前方運二十石糧食，隻抵得上從敵國那兒獲得一石糧食。
因此，戰争宜速戰速決，“久則不利。
兵猶火也，不戢将自焚也。
”（《作戰篇》注）“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謀攻篇》注）速戰速決不僅對減輕百姓負擔有好處，也可避免軍隊長久地勞頓辛苦。
此外，曹操在《謀攻篇》注中說：“将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
”談的雖是一個戰術指揮的問題，但也包含了愛護士卒的思想。
對于将帥，曹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計篇》注說：“将宜五德備也。
”所謂五德，指智、信、仁、勇、嚴五種品德。
又說：“将賢則國安也。
”（《作戰篇》注）“将周密，謀不洩。
”（《謀攻篇》注）指出了将領對于國家安全和強弱的重要作用。
又說：“軍士夜呼，将不勇也。
”（《行軍篇》注）“吏不能統，故弛壞。
”（《地形篇》注）指出将領應當勇猛，對軍士有統率和駕禦的能力，否則部隊紀律便會松弛敗壞。
在《九地篇》注中，還指出将領應“清淨幽深平正”，即具有鎮靜、幽深莫測和公正的品格。
曹操強調法治的重要性，說：“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
”（《謀攻篇》注）指出軍隊應按軍法從事，不能施行一般的治國之道。
又說：“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計篇》）指出有了軍法，就必須嚴格執行。
曹操特别提出必須明于賞罰，說：“軍無财，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作戰篇》注）指出獎賞對激勵士兵勇敢作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并指出獎勵必須及時，“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逾日也”（《火攻篇》注）。
有了獎勵，還必須有刑罰。
“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行軍篇》注）“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
”（《地形篇》注）“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九地篇》注）也就是說，隻要賞罰兼用，賞罰嚴明，部隊就能統一指揮，發揮出巨大的戰鬥力。
曹操強調謀略的作用，說：“欲攻敵，必先謀。
”（《謀攻篇》注）在對敵人發動攻擊之前，一定要首先制定謀略。
“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内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
”“未戰而敵自屈服。
”“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于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同上）也就是說，如果能夠運用計謀，不戰而使敵人屈服，特别是使敵人舉國屈服，兵不血刃，軍力不緻受到挫傷，那是最好的。
換句話說，謀略有時能達到硬攻都達不到的目的。
在具體戰鬥中，要随時根據變化着的情況制定相應計謀，即所謂“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計篇》注），采用各種手段去迷惑敵人。
而在戰争中，敵我雙方都在使用計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謀攻篇》注）。
對于敵人的計謀，應在其處于萌芽的階段将其挫敗，這時予以挫敗是較為容易的。
隻要我們随時注意實施計謀，同時注意挫敗敵人的計謀，取得戰争勝利也就自不待言了。
在具體的戰術思想方面，曹操更有着衆多的見解，僅擇其要者予以介紹。
在《計篇》注中，曹操說：“計者，選将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于廟堂也。
”認為出兵之前，就應在朝對将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等問題有一個算計，做到心中有數，這是取得戰争勝利的前提條件。
又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
”認為兩軍對陣，情況千變萬化，必須做到“臨敵變化”，充分發揮“目”和“心”的作用，對敵情随時進行仔細、深入的觀察和思考，作出相應的判斷和決策，這樣才能牢牢掌握戰争的主動權，作戰方案是不可能事先就說定的。
在《謀攻篇》注中，曹操說：“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
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孫子》說：“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意思是，用兵的法則，有十倍于敵的兵力就包圍敵人。
曹操認為，這是在敵我雙方将領智勇相等和士兵利鈍平均的情況下采用的方法，如果我方兵力弱小，敵人兵力強大，就不能采用這樣的辦法，而有時又隻須集中兩倍于敵的兵力包圍敵人就可以了，并舉了自己包圍下邳生擒呂布的例子。
也就是說，在總兵力弱于敵人的情況下，也可以在局部地區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
這是曹操對孫武思想的一種補充和發展。
又說：“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
”“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
”意思是說，用五倍于敵的兵力進攻敵人，就用三倍于敵的兵力采用常規辦法對敵人展開正面、公開的進攻，另以二倍于敵的兵力出奇制勝。
用二倍于敵的兵力進攻敵人，就用一半的兵力對敵人展開正面、公開的攻擊，另一半兵力出奇制勝。
如果兵力與敵相等呢？曹操說：“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
”如果兵力比敵人少，就“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實力比敵人弱，就要“引兵避之也”。
當然，曹操在這裡闡述的是一般的軍事原則，在具體運用時，是應針對實際情況有所變化的。
在《形篇》注中，曹操說：“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也就是自身要造成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同時等待敵人暴露出自身的弱點，從而一舉将其擊破。
又說：“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闡述了根據自身力量或攻或守的原則。
在《勢篇》注中，曹操說：“以至實擊至虛。
”這樣，戰勝敵人就有了絕對的把握。
又說：“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
”再次強調了正、奇同時兼用的原則。
又說：“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認為可以用利誘敵上鈎，然後乘機對其加以攻擊。
在《虛實篇》注中，曹操說：“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也就是要向敵人必然救援的地方展開攻擊，擾亂其作戰部署。
如果敵人休息得不錯，就“以事煩之”；如果敵人糧食充足，就“絕糧道以饑之”。
“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同時，曹操主張“出空擊虛，避其所守，出其不意”，“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
而要這樣，就要做到“情不洩也”，使敵人不知道我方的攻擊意圖。
既要攻擊敵人必須救援的要害，而又要出敵不意展開攻擊，使敵人不能相救，這就為戰敗敵人創造了充分的條件。
在進退問題上，曹操認為：“卒往攻其虛懈，退又疾也。
”進攻要進攻敵人空虛和懈怠無備的地方，後退要動作迅速，使敵人無法追趕。
如果敵人深溝高壘，不與我戰，就要去攻擊敵人必須加以救援的地方，即“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曹操認為，應“因敵形而立勝”，即憑借敵情的變化來取勝，要“不以一形之勝萬形。
或曰：不備知也。
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認為敵情是在不斷變化着的，戰勝敵人的對策也應不斷變化，這樣戰勝了敵人，人們都知道我們取得了勝利，卻不知道我們是怎樣根據敵情的變化來取勝的。
曹操認為：“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又說：“兵無常勢，盈縮随敵。
”戰場上情況千變萬化，進攻和退卻是根據敵情的變化來決定的，根據敵情的變化來制定和變更自己的作戰部署和方法，這樣就能取勝如有神了。
在《軍争篇》注中，曹操說：“從始受命，至于交和，軍争難也。
”認為從接受命令到與敵軍對陣，最困難的是同敵人争奪制勝的條件。
行軍中要故意迂回繞道，“迂其途者，示之遠也”，以收到“後人發，先人至”的效果。
争奪制勝的條件既有利，但也有危險，曹操認為：“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全看指揮是否有方了。
曹操認為：“百裡而争利，非也，三将軍皆以為擒。
”認為如果卷起铠甲日夜不停地趕一百裡路去争奪有利條件，那是不對的，三軍将領都有被擒的危險。
一個辎重，一個糧食，一個物資積蓄，“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所以，“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在《九變篇》注中，曹操說：“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
”認為險狹之地不應當通過，如果不得已而非通過不可，就不能按常規辦事，而應臨事權變，以防不測。
有的敵軍不要攻擊，因“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例，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有的城池不攻打，因“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
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有的地方不要争奪，因“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則不争也”。
國君的命令有的不聽，因“苟變于事，不拘于君命也”。
曹操還認為，應當“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既參于利，則亦計于害，雖有患可解也”，“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對于敵國，應“害其所惡也”，即用它所讨厭的事情去傷害它；應“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還應用小利去引誘它，“令自來也”。
對于敵将，“勇而無慮，必欲死鬥，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緻之”；“廉潔之人，可污辱緻之”；對愛護民衆者，則“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即攻擊其必須前去救援的地方，讓其趕去救護而陷于煩勞。
在《行軍篇》注中，曹操認為行軍通過山地時要靠近山谷，是因“近水草利便也”；橫渡江河後應遠離水流，是為了“引敵使渡”；在水邊駐紮時，“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因“恐溉我也”；在平原上應占據平坦開闊的地域，以便于發揮“車騎之利”。
上遊下雨，水沖下來了，要待水流稍定後再過河，“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在《地形篇》注中，曹操說：“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認為在戰鬥打響前要仔細地觀察地形，以打下勝利的基礎。
在我們可以去、敵人也可以來的地域，要搶先占領向陽高地，“甯緻人，無緻于人”。
對于隘形的地域，則“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
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
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即如果我軍先到達，必須前出占領隘口，陳兵防守；如果敵人先到達占領了隘口，不要去打；如果敵人隻占領了隘口的一半，則我
除對孫武的生平作了簡略介紹、對《孫子》作了簡要評價和對自己整理注釋《孫子》的目的作了說明外，還大量引用古人言論，闡述了自己對武裝力量和如何運用武裝力量等問題的看法。
首先，曹操認為必須要有一支足夠的武裝力量。
單靠武力不行，但隻講仁義也不行，兩者都會導緻亡國，并認為吳王夫差打敗越國後，隻知依恃武力，向北與齊、晉争強，不注意修明政治，結果為越王所滅；而周代的徐偃王隻知推行“仁義”，卻不知整頓武備，結果被楚文王所滅，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其次，曹操認為有了足夠的武裝力量，但卻不能濫用，出兵必須是正義的，出兵正義，主帥就吉利，就能取得戰争的勝利，就像周文王得知密國興兵侵略阮國，這才赫然震怒，于是整頓軍隊去對密國加以讨伐一樣。
用兵必須是為了拯救社會，軒轅黃帝、商湯王、周武王的用兵就是如此。
因此，聖人用兵，平時隻是作為準備，必要時才予以動用，也就是不得已而用兵。
曹操的這些思想，已經不僅僅是談軍事問題，而且還涉及了軍事與政治、經濟及國家與人民利益的關系問題。
戰争是政治的繼續，戰争是為政治服務的一種手段，一定的軍事思想總是從屬于一定的政治思想，傑出的軍事家往往同時又是政治家。
曹操在這裡所表明的，證明了他作為一個軍事家和政治家所具有的素質。
《孫子·計篇》一開頭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認為戰争是國家的大事，關系到人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認為決定戰争勝敗的基本因素有五個方面，而道義處于首位。
《火攻篇》又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将不可以愠而緻戰。
”認為國君不能因一時憤怒而發動戰争，将帥不能因一時氣憤而要求出戰。
曹操無疑吸取了這些對戰争持慎重态度的思想，并結合自己的體會作了某些補充和發展。
曹操為《孫子》所作的注，言簡意赅，雖主要是對《孫子》原意進行闡釋，但其中也體現和貫注了自己的思想。
特别是，曹操還對孫武的某些軍事原則作了發揮和補充。
吉光片羽，聯綴起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曹操軍事思想的博大和精深，其中包含着不少深刻的有價值的見解。
曹操在注釋中繼續發揮了慎于出戰和愛惜民力的思想。
他在《火攻篇》注中說：“不得已而用兵。
”又說：“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決定戰争勝負的關鍵，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君主的“道德智能”（《計篇》注），“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形篇》注）也就是說，善于領導戰争的人，應當先修明政治以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應确保法制以防止敵人的搗亂。
如果确須用兵，應“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
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計篇》注）。
也就是要考慮晝夜冷暖等氣溫條件和春夏秋冬季節的不同，包含着愛民的用意。
同時，“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于敵也。
”（《作戰篇》注）因出兵打仗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事先一定要作好預算，糧草一定要從敵國就地取給。
曹操還舉例說：“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用間篇》注）用兵對老百姓的負擔和後方的農業生産影響是很大的，不能不慎重地對待這個問題。
曹操認為：“初賦民便取勝，不複歸國發兵也。
始載糧，後遂因食于敵，還兵入國，不複以糧迎之也。
”“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作戰篇》注）要求兵員隻征集一次便能取得戰争的勝利，不要因兵員不足再回國發兵；作戰用的武器、車輛等從本國取用，糧草則隻是開始準備一部分，以後就從敵國就地征發，直到戰争結束凱旋歸來。
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減輕國内的負擔，二是可以避免遠途運輸所造成的百姓貧困。
曹操說：“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财，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
”“百姓财殚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于原野也。
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
”（《作戰篇》注）軍隊在行進中，靠近軍隊的東西會漲價，而東西一漲價，就會造成百姓财富的枯竭。
百姓财富枯竭而戰争仍未結束，則力氣就都要花在從後方往前線運糧的事情上了，這樣老百姓的财富就會耗費去十分之七。
這樣，“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作戰篇》注）。
從後方往前方運二十石糧食，隻抵得上從敵國那兒獲得一石糧食。
因此，戰争宜速戰速決，“久則不利。
兵猶火也，不戢将自焚也。
”（《作戰篇》注）“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謀攻篇》注）速戰速決不僅對減輕百姓負擔有好處，也可避免軍隊長久地勞頓辛苦。
此外，曹操在《謀攻篇》注中說：“将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
”談的雖是一個戰術指揮的問題，但也包含了愛護士卒的思想。
對于将帥，曹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計篇》注說：“将宜五德備也。
”所謂五德，指智、信、仁、勇、嚴五種品德。
又說：“将賢則國安也。
”（《作戰篇》注）“将周密，謀不洩。
”（《謀攻篇》注）指出了将領對于國家安全和強弱的重要作用。
又說：“軍士夜呼，将不勇也。
”（《行軍篇》注）“吏不能統，故弛壞。
”（《地形篇》注）指出将領應當勇猛，對軍士有統率和駕禦的能力，否則部隊紀律便會松弛敗壞。
在《九地篇》注中，還指出将領應“清淨幽深平正”，即具有鎮靜、幽深莫測和公正的品格。
曹操強調法治的重要性，說：“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
”（《謀攻篇》注）指出軍隊應按軍法從事，不能施行一般的治國之道。
又說：“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計篇》）指出有了軍法，就必須嚴格執行。
曹操特别提出必須明于賞罰，說：“軍無财，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作戰篇》注）指出獎賞對激勵士兵勇敢作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并指出獎勵必須及時，“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逾日也”（《火攻篇》注）。
有了獎勵，還必須有刑罰。
“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行軍篇》注）“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
”（《地形篇》注）“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九地篇》注）也就是說，隻要賞罰兼用，賞罰嚴明，部隊就能統一指揮，發揮出巨大的戰鬥力。
曹操強調謀略的作用，說：“欲攻敵，必先謀。
”（《謀攻篇》注）在對敵人發動攻擊之前，一定要首先制定謀略。
“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内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
”“未戰而敵自屈服。
”“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于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同上）也就是說，如果能夠運用計謀，不戰而使敵人屈服，特别是使敵人舉國屈服，兵不血刃，軍力不緻受到挫傷，那是最好的。
換句話說，謀略有時能達到硬攻都達不到的目的。
在具體戰鬥中，要随時根據變化着的情況制定相應計謀，即所謂“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計篇》注），采用各種手段去迷惑敵人。
而在戰争中，敵我雙方都在使用計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謀攻篇》注）。
對于敵人的計謀，應在其處于萌芽的階段将其挫敗，這時予以挫敗是較為容易的。
隻要我們随時注意實施計謀，同時注意挫敗敵人的計謀，取得戰争勝利也就自不待言了。
在具體的戰術思想方面，曹操更有着衆多的見解，僅擇其要者予以介紹。
在《計篇》注中，曹操說：“計者，選将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于廟堂也。
”認為出兵之前，就應在朝對将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等問題有一個算計，做到心中有數，這是取得戰争勝利的前提條件。
又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
”認為兩軍對陣，情況千變萬化，必須做到“臨敵變化”，充分發揮“目”和“心”的作用，對敵情随時進行仔細、深入的觀察和思考，作出相應的判斷和決策，這樣才能牢牢掌握戰争的主動權，作戰方案是不可能事先就說定的。
在《謀攻篇》注中，曹操說：“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
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孫子》說：“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意思是，用兵的法則，有十倍于敵的兵力就包圍敵人。
曹操認為，這是在敵我雙方将領智勇相等和士兵利鈍平均的情況下采用的方法，如果我方兵力弱小，敵人兵力強大，就不能采用這樣的辦法，而有時又隻須集中兩倍于敵的兵力包圍敵人就可以了，并舉了自己包圍下邳生擒呂布的例子。
也就是說，在總兵力弱于敵人的情況下，也可以在局部地區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
這是曹操對孫武思想的一種補充和發展。
又說：“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
”“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
”意思是說，用五倍于敵的兵力進攻敵人，就用三倍于敵的兵力采用常規辦法對敵人展開正面、公開的進攻，另以二倍于敵的兵力出奇制勝。
用二倍于敵的兵力進攻敵人，就用一半的兵力對敵人展開正面、公開的攻擊，另一半兵力出奇制勝。
如果兵力與敵相等呢？曹操說：“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
”如果兵力比敵人少，就“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實力比敵人弱，就要“引兵避之也”。
當然，曹操在這裡闡述的是一般的軍事原則，在具體運用時，是應針對實際情況有所變化的。
在《形篇》注中，曹操說：“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也就是自身要造成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同時等待敵人暴露出自身的弱點，從而一舉将其擊破。
又說：“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闡述了根據自身力量或攻或守的原則。
在《勢篇》注中，曹操說：“以至實擊至虛。
”這樣，戰勝敵人就有了絕對的把握。
又說：“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
”再次強調了正、奇同時兼用的原則。
又說：“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認為可以用利誘敵上鈎，然後乘機對其加以攻擊。
在《虛實篇》注中，曹操說：“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也就是要向敵人必然救援的地方展開攻擊，擾亂其作戰部署。
如果敵人休息得不錯，就“以事煩之”；如果敵人糧食充足，就“絕糧道以饑之”。
“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同時，曹操主張“出空擊虛，避其所守，出其不意”，“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
而要這樣，就要做到“情不洩也”，使敵人不知道我方的攻擊意圖。
既要攻擊敵人必須救援的要害，而又要出敵不意展開攻擊，使敵人不能相救，這就為戰敗敵人創造了充分的條件。
在進退問題上，曹操認為：“卒往攻其虛懈，退又疾也。
”進攻要進攻敵人空虛和懈怠無備的地方，後退要動作迅速，使敵人無法追趕。
如果敵人深溝高壘，不與我戰，就要去攻擊敵人必須加以救援的地方，即“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曹操認為，應“因敵形而立勝”，即憑借敵情的變化來取勝，要“不以一形之勝萬形。
或曰：不備知也。
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認為敵情是在不斷變化着的，戰勝敵人的對策也應不斷變化，這樣戰勝了敵人，人們都知道我們取得了勝利，卻不知道我們是怎樣根據敵情的變化來取勝的。
曹操認為：“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又說：“兵無常勢，盈縮随敵。
”戰場上情況千變萬化，進攻和退卻是根據敵情的變化來決定的，根據敵情的變化來制定和變更自己的作戰部署和方法，這樣就能取勝如有神了。
在《軍争篇》注中，曹操說：“從始受命，至于交和，軍争難也。
”認為從接受命令到與敵軍對陣，最困難的是同敵人争奪制勝的條件。
行軍中要故意迂回繞道，“迂其途者，示之遠也”，以收到“後人發，先人至”的效果。
争奪制勝的條件既有利，但也有危險，曹操認為：“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全看指揮是否有方了。
曹操認為：“百裡而争利，非也，三将軍皆以為擒。
”認為如果卷起铠甲日夜不停地趕一百裡路去争奪有利條件，那是不對的，三軍将領都有被擒的危險。
一個辎重，一個糧食，一個物資積蓄，“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所以，“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在《九變篇》注中，曹操說：“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
”認為險狹之地不應當通過，如果不得已而非通過不可，就不能按常規辦事，而應臨事權變，以防不測。
有的敵軍不要攻擊，因“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例，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有的城池不攻打，因“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
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有的地方不要争奪，因“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則不争也”。
國君的命令有的不聽，因“苟變于事，不拘于君命也”。
曹操還認為，應當“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既參于利，則亦計于害，雖有患可解也”，“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對于敵國，應“害其所惡也”，即用它所讨厭的事情去傷害它；應“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還應用小利去引誘它，“令自來也”。
對于敵将，“勇而無慮，必欲死鬥，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緻之”；“廉潔之人，可污辱緻之”；對愛護民衆者，則“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即攻擊其必須前去救援的地方，讓其趕去救護而陷于煩勞。
在《行軍篇》注中，曹操認為行軍通過山地時要靠近山谷，是因“近水草利便也”；橫渡江河後應遠離水流，是為了“引敵使渡”；在水邊駐紮時，“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因“恐溉我也”；在平原上應占據平坦開闊的地域，以便于發揮“車騎之利”。
上遊下雨，水沖下來了，要待水流稍定後再過河，“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在《地形篇》注中，曹操說：“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認為在戰鬥打響前要仔細地觀察地形，以打下勝利的基礎。
在我們可以去、敵人也可以來的地域，要搶先占領向陽高地，“甯緻人，無緻于人”。
對于隘形的地域，則“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
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
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即如果我軍先到達，必須前出占領隘口，陳兵防守；如果敵人先到達占領了隘口，不要去打；如果敵人隻占領了隘口的一半，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