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邺下文人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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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婦賦》、《神女賦》、《節遊賦》、《止欲賦》、《迷疊賦》、《瑪瑙勒賦》、《車渠碗賦》、《彈棋賦》、《槐賦》、《柳賦》、《鹦鹉賦》等，都是兩人或兩人以上共作，其中《大暑賦》還是五人共作。
《寡婦賦》除曹丕、曹植、王粲共作外，還有一位不知姓氏的丁廙妻（一作丁儀妻）也參加進來作了一篇。
命題共作的地點，主要是邺城，有時也在行軍途中，如陳琳《神女賦》雲：“漢三七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仇。
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
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
”可見這篇陳琳、王粲、楊修、應玚均有同題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從征吳國途中。
這些賦作或表現從軍征戰的生活和感受，或抒寫對種種不幸的社會人生的同情，有的還表現了男女之間的愛慕之情。
大量的詠物之作，雖不免缺乏充實的内容，但大都有所寄寓，或多或少表現了作者對時世、人生的某種看法，表現了某種心情，有一定的哲理意味和抒情意味，讀後能從中得到某種有益的啟迪和感受。
由于邺下文人關系密切，常有思想、感情、主張需要交流，因此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個書信體散文創作的高潮。
今存的有曹丕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二篇）、《答繁欽書》《答楊修書》《與王朗書》，曹植的《與楊德祖書》《與吳季重書》《與陳孔璋書》《報陳孔璋書》、《與丁敬禮書》，陳琳的《答東阿王箋》，繁欽的《與魏太子書》，劉桢的《與曹植書》《谏曹植書》《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吳質的《答魏太子箋》《在元城與魏太子箋》《答東阿王書》，楊修的《答臨淄侯箋》等。
這些書信大都文辭優美，娓娓而談，抒情寫景，真摯生動，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是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
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書信涉及到文學問題，又成為重要的文藝理論批評著作。
如曹丕在《與王朗書》中提出了“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的看法，在《與吳質書》中評論了當時主要文人的創作；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談了他對辭賦創作、文藝批評的看法，并提出了“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這一關于民間文學的重要見解。
正是在這樣一個朝夕唱和、彼此切磋、互相啟發的氛圍中，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曹丕寫出了他的劃時代的文藝理論批評著作《典論·論文》。
《典論·論文》除對“七子”作出了扼要而比較中肯的評論外，首次将“文章”（主要指詩賦散文）提到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地位，徹底扭轉了兩漢時期認為辭賦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看法。
并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異”“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等有創新意義的命題，不僅指導、推動了當時的創作，同時直接開啟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批評盛極一時的局面。
總之，邺下時期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及文藝理論方面獲得了全面的豐收，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
能夠取得這一成就，是應歸首功于曹操的。
沒有曹操的羅緻，就不會有衆多文士的聚首。
沒有曹操統一北方，就不會有社會秩序的漸趨安定，不會有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恢複和發展，飽經憂患的文士們也就不可能安居邺城，享受比較優裕的物質生活，獲得一個安靜的創作環境。
沒有曹操對文學的喜好，對文學的提倡，文士們也不可能盡情地朝文學方面發展。
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曹操對文人的重視，對文學的重視，兩漢文人被“俳優畜之”、文學被視作經學的附庸、文人創作比較沉寂而又單一的局面就不可能被徹底打破，文士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同時，在文學上得到充分展示自己個性和才華的機會，創作的繁榮及題材、體裁、形式和風格的多樣化也就無從談起。
曹丕、曹植之所以能以貴公子的身份同文士們親密相處，以知心朋友和行家的身份去關心、支持、鼓勵文士們從事創作，以實際行動提高作家的地位，創造一種良好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風氣，是同曹操的立場和态度密切相關的，沒有曹操行之于上，是不可能有曹丕、曹植的效之于下的，在一定程度上，曹丕、曹植就是曹操的化身，是曹操的代理人。
此外，也可以說曹操具體組織了某些文學活動。
他率以曹丕為首的諸子登銅雀台，使各作《登台賦》，為曹丕命衆文士同題共作做出了示範。
曹操率衆文士随同出征，開拓了衆文士的視野，為他們提供了新的創作素材，每次出征回來，都能産生一批新的詩作或賦作。
可見，曹操雖沒有直接參與組織邺下文人的創作活動，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卻是關鍵的，是别的任何人所無法替代的，是決不可以輕視的。
邺下文人集團算得上是我國文學史上首次形成的一個關系比較牢固、時間比較長久的文學集團，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後來的“竹林七賢”（《晉書·嵇康傳》）、“二十四友”（《晉書·劉琨傳》）、永明“八友”（《梁書·武帝紀上》）、“蘭台聚”（《南史·到溉傳》）等都是承此流風餘韻而形成的文學集團。
《南史·文學傳論》）雲：“降及梁朝，其流彌盛。
蓋由時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
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辄命群臣賦詩。
”也是對邺下風氣的沿襲。
至于邺下文學對後世的影響更是多方面的，從題材、體裁、風格、手法到句法字法都對後人有所沾溉。
單是曹植《公宴》詩“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中的“被”字“冒”字，就引得陸機、潘嶽、潘尼、顔延之、謝靈運、江淹、李白等人仿效不已，由此就不難窺出一斑來了。
《寡婦賦》除曹丕、曹植、王粲共作外，還有一位不知姓氏的丁廙妻（一作丁儀妻）也參加進來作了一篇。
命題共作的地點，主要是邺城，有時也在行軍途中，如陳琳《神女賦》雲：“漢三七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仇。
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
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
”可見這篇陳琳、王粲、楊修、應玚均有同題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從征吳國途中。
這些賦作或表現從軍征戰的生活和感受，或抒寫對種種不幸的社會人生的同情，有的還表現了男女之間的愛慕之情。
大量的詠物之作，雖不免缺乏充實的内容，但大都有所寄寓，或多或少表現了作者對時世、人生的某種看法，表現了某種心情，有一定的哲理意味和抒情意味，讀後能從中得到某種有益的啟迪和感受。
由于邺下文人關系密切，常有思想、感情、主張需要交流，因此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個書信體散文創作的高潮。
今存的有曹丕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二篇）、《答繁欽書》《答楊修書》《與王朗書》，曹植的《與楊德祖書》《與吳季重書》《與陳孔璋書》《報陳孔璋書》、《與丁敬禮書》，陳琳的《答東阿王箋》，繁欽的《與魏太子書》，劉桢的《與曹植書》《谏曹植書》《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吳質的《答魏太子箋》《在元城與魏太子箋》《答東阿王書》，楊修的《答臨淄侯箋》等。
這些書信大都文辭優美，娓娓而談，抒情寫景，真摯生動，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是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
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書信涉及到文學問題，又成為重要的文藝理論批評著作。
如曹丕在《與王朗書》中提出了“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的看法，在《與吳質書》中評論了當時主要文人的創作；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談了他對辭賦創作、文藝批評的看法，并提出了“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這一關于民間文學的重要見解。
正是在這樣一個朝夕唱和、彼此切磋、互相啟發的氛圍中，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曹丕寫出了他的劃時代的文藝理論批評著作《典論·論文》。
《典論·論文》除對“七子”作出了扼要而比較中肯的評論外，首次将“文章”（主要指詩賦散文）提到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地位，徹底扭轉了兩漢時期認為辭賦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看法。
并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異”“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等有創新意義的命題，不僅指導、推動了當時的創作，同時直接開啟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批評盛極一時的局面。
總之，邺下時期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及文藝理論方面獲得了全面的豐收，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
能夠取得這一成就，是應歸首功于曹操的。
沒有曹操的羅緻，就不會有衆多文士的聚首。
沒有曹操統一北方，就不會有社會秩序的漸趨安定，不會有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恢複和發展，飽經憂患的文士們也就不可能安居邺城，享受比較優裕的物質生活，獲得一個安靜的創作環境。
沒有曹操對文學的喜好，對文學的提倡，文士們也不可能盡情地朝文學方面發展。
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曹操對文人的重視，對文學的重視，兩漢文人被“俳優畜之”、文學被視作經學的附庸、文人創作比較沉寂而又單一的局面就不可能被徹底打破，文士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同時，在文學上得到充分展示自己個性和才華的機會，創作的繁榮及題材、體裁、形式和風格的多樣化也就無從談起。
曹丕、曹植之所以能以貴公子的身份同文士們親密相處，以知心朋友和行家的身份去關心、支持、鼓勵文士們從事創作，以實際行動提高作家的地位，創造一種良好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風氣，是同曹操的立場和态度密切相關的，沒有曹操行之于上，是不可能有曹丕、曹植的效之于下的，在一定程度上，曹丕、曹植就是曹操的化身，是曹操的代理人。
此外，也可以說曹操具體組織了某些文學活動。
他率以曹丕為首的諸子登銅雀台，使各作《登台賦》，為曹丕命衆文士同題共作做出了示範。
曹操率衆文士随同出征，開拓了衆文士的視野，為他們提供了新的創作素材，每次出征回來，都能産生一批新的詩作或賦作。
可見，曹操雖沒有直接參與組織邺下文人的創作活動，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卻是關鍵的，是别的任何人所無法替代的，是決不可以輕視的。
邺下文人集團算得上是我國文學史上首次形成的一個關系比較牢固、時間比較長久的文學集團，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後來的“竹林七賢”（《晉書·嵇康傳》）、“二十四友”（《晉書·劉琨傳》）、永明“八友”（《梁書·武帝紀上》）、“蘭台聚”（《南史·到溉傳》）等都是承此流風餘韻而形成的文學集團。
《南史·文學傳論》）雲：“降及梁朝，其流彌盛。
蓋由時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
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辄命群臣賦詩。
”也是對邺下風氣的沿襲。
至于邺下文學對後世的影響更是多方面的，從題材、體裁、風格、手法到句法字法都對後人有所沾溉。
單是曹植《公宴》詩“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中的“被”字“冒”字，就引得陸機、潘嶽、潘尼、顔延之、謝靈運、江淹、李白等人仿效不已，由此就不難窺出一斑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