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邺下文人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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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這就是促進了文學的全面發展。
首先是徹底結束了兩漢“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鐘嵘《詩品序》）的局面，出現了一個詩歌創作、特别是五言創作的高潮。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湧：文帝、陳思，縱辔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争驅。
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就概述了當時五言創作的盛況。
邺下文人的今存詩作，五言占有很大比重，如曹丕占到一半，曹植、王粲、陳琳、應玚占到大半，劉桢、徐幹、阮瑀全部都是，其中有不少作于邺下時期。
兩漢時期，四言是詩體正宗，五言是一種不被重視的新起形式，到晉代時摯虞還說“雅音之韻，四言為正”，直到南朝的劉勰，還稱四言為“正體”，五言為“流調”。
邺下文人敢于突破傳統偏見，大量采用五言俗體，使之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重要樣式之一，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
邺下文人的五言詩作，不少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如曹植《送應氏》（其一）以感傷的筆觸，描寫了洛陽被董卓焚毀後的殘破凄涼景象，反映了軍閥混戰給社會造成的慘重破壞和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蔡琰《悲憤詩》痛定思痛，通過對自己慘痛遭遇的回顧，反映了東漢末年動亂的社會面貌和廣大人民在動亂中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
王粲的《從軍詩》（五首），則對曹操統一北方的業績作了描述和歌頌。
這些堪稱“詩史”的作品，一般都内容充實，語言質樸遒勁，感情真摯深沉，描寫形象生動，讀來真切感人，很能體現“建安風骨”的特色。
大量五言詩是邺下文人在聚會宴飲時命題共作的産物。
《初學記》卷十引魏文帝《叙詩》說：“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桢、阮瑀、應玚等同作。
”在今存詩中，曹植、王粲、劉桢、阮瑀、應玚都有《公宴》詩，曹植、王粲、阮瑀都有《三良詩》，曹植、劉桢、應玚都有《鬥雞》詩，曹植、王粲、阮瑀都有《七哀》詩，當都屬于這一類作品。
内容主要是《文心雕龍·明詩》所說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蕭統《文選》分别列入“公宴”“遊覽”等類。
由于多為應酬、頌德，内容不免平庸，但從中可了解文人們在邺城生活的情況。
其中也有一些詩抒寫了乘時建功立業的情懷，如陳琳《遊覽》詩其他二雲：“騁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傾。
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表現了激昂上進的時代精神。
這些詩作最值得注意的是藝術表現上的一些特點，它們大都語言清麗，寫景真切，注意鍛造詞句。
如曹丕《芙蓉池作》，清人吳淇評雲：“此詩隻寫‘夜行遊’三字。
于‘步西園’上著‘逍遙’二字，蓋逐一細看，故逐一細寫也。
”（《六朝選詩定論》卷五）清人陳祚明評雲：“‘雙渠’四句，寫景何其生動。
‘飛鳥’句，健。
‘丹霞’二句，光澤鮮麗。
”（《采菽堂古詩選》卷五）清人方東樹評論說“雙渠”兩句“寫景如畫”，“驚風”句“極寫人所道不出之景”（《昭昧詹言》卷二）。
明人胡應麟評論《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詩，說“工語甚多，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之類，句法字法，稍稍透露。
”（《詩薮》内編卷二）皆為切中肯綮之談。
崇尚文采從此以後漸成風氣，開始了古典詩歌由質樸向工美的轉變。
此外，還有不少贈答詩，如曹植有《贈徐幹》《贈丁儀》《贈王粲》《贈丁儀王粲》《贈丁翼》，劉桢有《贈五官中郎将》（四首）、《贈徐幹》、《贈從弟》（三首），徐幹有《答劉公幹》等，多被《文選》收入“贈答”類，也多作于邺城，表現了文人間互相關心、互相慰勉的情誼。
這類詩在表現上或直抒胸臆，或以景傳情，語言平易中見隽美，質樸中見清麗，頗見特色。
抒情小賦的寫作也在這一時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
我國的賦體文學鼎盛于兩漢，當時流行于賦壇的是所謂的散體大賦，主要以京邑的繁華、宮苑的富麗、山川的廣袤、物産的豐饒、田獵的壯觀為表現對象，内容比較單調，形式上也有一些缺陷，如結構闆滞、文字奇僻、鋪張堆砌、形成定格、層層因襲等。
作為大賦的反動，抒情小賦早在西漢時即已出現，但數量不多，且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内未形成獨立體制，不少賦家其代表作仍是那些鴻篇巨制，小賦對他們說來不過是偶爾為之，聊作消遣。
到了建安時期，經過邺下文人的共同努力，抒情小賦數量大大增加，并且在許多方面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如題材大大擴展，不再像大賦作者那樣把視野局限在帝王生活的宮廷林苑之中；抒情性大大增強，不再像漢大賦那樣繁采寡情，缺乏個性；體制長短随意，但大都十分短小，有的甚至隻有寥寥數行，不再像漢大賦那樣鋪張揚厲，形成定格；語言明白、通俗、流暢，不再像漢大賦那樣好用生僻之典、晦澀之字，等等。
這些變革标志着抒情小賦的成熟和賦體文學發展的新階段，具有轉折、開拓的意義。
有趣的是，這些抒情小賦不少也是命題共作的産物。
銅雀台建成後，曹操曾先後兩次率曹丕、曹植等登台，使各作《登台賦》。
據《古文苑》卷七章樵注引摯虞《文章流别論》，曹操有一次外出打獵，曹丕及衆文士跟随，曹丕命陳琳、王粲、應玚、劉桢作賦以記之，結果陳琳作了《武獵》，王粲作了《羽獵》，應玚作了《西狩》，劉桢作了《大閱》，四賦各有所長，而以王粲所作為最好。
除出獵賦外，在今存賦作中，《寡婦賦》、《出征賦》、《浮淮賦》、《愁霖賦》、《大暑賦》、《喜霁賦》、《蔡伯喈女賦
首先是徹底結束了兩漢“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鐘嵘《詩品序》）的局面，出現了一個詩歌創作、特别是五言創作的高潮。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湧：文帝、陳思，縱辔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争驅。
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就概述了當時五言創作的盛況。
邺下文人的今存詩作，五言占有很大比重，如曹丕占到一半，曹植、王粲、陳琳、應玚占到大半，劉桢、徐幹、阮瑀全部都是，其中有不少作于邺下時期。
兩漢時期，四言是詩體正宗，五言是一種不被重視的新起形式，到晉代時摯虞還說“雅音之韻，四言為正”，直到南朝的劉勰，還稱四言為“正體”，五言為“流調”。
邺下文人敢于突破傳統偏見，大量采用五言俗體，使之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重要樣式之一，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
邺下文人的五言詩作，不少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如曹植《送應氏》（其一）以感傷的筆觸，描寫了洛陽被董卓焚毀後的殘破凄涼景象，反映了軍閥混戰給社會造成的慘重破壞和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蔡琰《悲憤詩》痛定思痛，通過對自己慘痛遭遇的回顧，反映了東漢末年動亂的社會面貌和廣大人民在動亂中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
王粲的《從軍詩》（五首），則對曹操統一北方的業績作了描述和歌頌。
這些堪稱“詩史”的作品，一般都内容充實，語言質樸遒勁，感情真摯深沉，描寫形象生動，讀來真切感人，很能體現“建安風骨”的特色。
大量五言詩是邺下文人在聚會宴飲時命題共作的産物。
《初學記》卷十引魏文帝《叙詩》說：“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桢、阮瑀、應玚等同作。
”在今存詩中，曹植、王粲、劉桢、阮瑀、應玚都有《公宴》詩，曹植、王粲、阮瑀都有《三良詩》，曹植、劉桢、應玚都有《鬥雞》詩，曹植、王粲、阮瑀都有《七哀》詩，當都屬于這一類作品。
内容主要是《文心雕龍·明詩》所說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蕭統《文選》分别列入“公宴”“遊覽”等類。
由于多為應酬、頌德，内容不免平庸，但從中可了解文人們在邺城生活的情況。
其中也有一些詩抒寫了乘時建功立業的情懷，如陳琳《遊覽》詩其他二雲：“騁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傾。
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表現了激昂上進的時代精神。
這些詩作最值得注意的是藝術表現上的一些特點，它們大都語言清麗，寫景真切，注意鍛造詞句。
如曹丕《芙蓉池作》，清人吳淇評雲：“此詩隻寫‘夜行遊’三字。
于‘步西園’上著‘逍遙’二字，蓋逐一細看，故逐一細寫也。
”（《六朝選詩定論》卷五）清人陳祚明評雲：“‘雙渠’四句，寫景何其生動。
‘飛鳥’句，健。
‘丹霞’二句，光澤鮮麗。
”（《采菽堂古詩選》卷五）清人方東樹評論說“雙渠”兩句“寫景如畫”，“驚風”句“極寫人所道不出之景”（《昭昧詹言》卷二）。
明人胡應麟評論《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詩，說“工語甚多，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之類，句法字法，稍稍透露。
”（《詩薮》内編卷二）皆為切中肯綮之談。
崇尚文采從此以後漸成風氣，開始了古典詩歌由質樸向工美的轉變。
此外，還有不少贈答詩，如曹植有《贈徐幹》《贈丁儀》《贈王粲》《贈丁儀王粲》《贈丁翼》，劉桢有《贈五官中郎将》（四首）、《贈徐幹》、《贈從弟》（三首），徐幹有《答劉公幹》等，多被《文選》收入“贈答”類，也多作于邺城，表現了文人間互相關心、互相慰勉的情誼。
這類詩在表現上或直抒胸臆，或以景傳情，語言平易中見隽美，質樸中見清麗，頗見特色。
抒情小賦的寫作也在這一時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
我國的賦體文學鼎盛于兩漢，當時流行于賦壇的是所謂的散體大賦，主要以京邑的繁華、宮苑的富麗、山川的廣袤、物産的豐饒、田獵的壯觀為表現對象，内容比較單調，形式上也有一些缺陷，如結構闆滞、文字奇僻、鋪張堆砌、形成定格、層層因襲等。
作為大賦的反動，抒情小賦早在西漢時即已出現，但數量不多，且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内未形成獨立體制，不少賦家其代表作仍是那些鴻篇巨制，小賦對他們說來不過是偶爾為之，聊作消遣。
到了建安時期，經過邺下文人的共同努力，抒情小賦數量大大增加，并且在許多方面呈現出嶄新的面貌。
如題材大大擴展，不再像大賦作者那樣把視野局限在帝王生活的宮廷林苑之中；抒情性大大增強，不再像漢大賦那樣繁采寡情，缺乏個性；體制長短随意，但大都十分短小，有的甚至隻有寥寥數行，不再像漢大賦那樣鋪張揚厲，形成定格；語言明白、通俗、流暢，不再像漢大賦那樣好用生僻之典、晦澀之字，等等。
這些變革标志着抒情小賦的成熟和賦體文學發展的新階段，具有轉折、開拓的意義。
有趣的是，這些抒情小賦不少也是命題共作的産物。
銅雀台建成後，曹操曾先後兩次率曹丕、曹植等登台，使各作《登台賦》。
據《古文苑》卷七章樵注引摯虞《文章流别論》，曹操有一次外出打獵，曹丕及衆文士跟随，曹丕命陳琳、王粲、應玚、劉桢作賦以記之，結果陳琳作了《武獵》，王粲作了《羽獵》，應玚作了《西狩》，劉桢作了《大閱》，四賦各有所長，而以王粲所作為最好。
除出獵賦外，在今存賦作中，《寡婦賦》、《出征賦》、《浮淮賦》、《愁霖賦》、《大暑賦》、《喜霁賦》、《蔡伯喈女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