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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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墨小吏中才高質異堪做将軍、郡守的人，背着不光彩的名聲、有着被人譏笑的行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才能的人統統推舉出來，不得有所遺漏，語氣懇切，态度堅決，充分表露出了求賢若渴、迫不及待的心情。
綜觀三道求賢令，内容一次比一次具體、深刻，問題提得一次比一次尖銳，心情也一次比一次迫切。
其原因，在于曹操的年紀越來越大，而吳、蜀的力量卻越來越強，主觀上想盡快完成統一的大業，客觀上完成統一大業的難度卻空前增加了，因此對人才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
但另一方面，經過魏、蜀、吳三方的多方搜求，由于戰争的摧殘，人才的發現和羅緻反不如逐鹿中原時期那麼容易了。
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一再下令的辦法，來敦促人事主管部門、乃至所有部屬盡力發現人才、舉薦人才，特别是發現、舉薦那些以前因有這樣那樣的毛病而被棄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間未被發現的人才。
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開辟人才資源，以滿足對于人才不斷擴大的需求。
三道求賢令的核心都是“唯才是舉”，即不管其德行如何，隻要有才能就一律加以任用，這在當時是具有反傳統的意義的。
兩漢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極力提倡封建禮教，形成了一套以忠孝仁義為主要内容的道德觀，而且把這定為選用官吏的重要标準。
漢代不少皇帝下诏舉士，都非常重視仁孝。
如宣帝強調“孝弟有行義”，哀帝強調“孝弟淳厚”，章帝強調“孝行為首”，桓帝強調“至孝笃行”，沒有一個講“唯才是舉”的，更沒有講“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要“勿有所遣”的。
選拔人才的地方推舉，評論人物的清議，也都以“經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經典，道德行為、生活作風沒有毛病作為考察的重點，并設有察舉孝廉和舉賢良方正的科目，作為儒生仕進的階梯。
這種選拔制度在黃巾起義前一直嚴格地推行着，延熹八年（165），即曹操十一歲的這一年，桓帝诏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次年又诏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第三年又诏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可見統治者對具有所謂德行的人才是十分重視的。
選拔人才隻重視所謂德行，其弊病是顯而易見的。
按照這種選拔标準，地主官僚的子弟隻要通經，隻要有忠孝仁義的虛名，不管其有無實際才能，經過察舉和征辟，都能做官，反之則無法得到仕進的機會。
東漢以後，察舉制度日趨腐敗，所謂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以至在桓帝、靈帝時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葛洪《抱樸子·外篇·審舉》引時人語）的局面。
加之漢末大亂後，士人流散他鄉，州郡察舉的制度也不能再繼續推行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抱殘守阙，走選拔人才的老路，勢必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
因此，要大量羅緻人才，推進事業發展，就必須打破舊傳統，抛棄舊标準，另辟一條新路。
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所下的令文中，就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選官準則，駁斥了“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的議論。
在這三個令文中，更反複申述了“唯才是舉”的方針，大膽否定了以仁孝為中心的用人制度，把反傳統的精神發揮到了極緻。
當然，曹操主張“唯才是舉”，并不是要同傳統徹底決裂，并不是完全不要德行、不要政治。
曹操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自己也是在二十歲時被舉為孝廉而踏入仕途的，對忠孝還是持肯定态度的。
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後，曾任命東平人畢谌為别駕。
後張邈叛變，扣押了畢谌的母親、弟弟和妻子兒女。
曹操知道後，對畢谌說：“你老母在張邈那邊，你可以離開我這裡到那邊去！” 畢谌趕緊叩頭，說自己沒有異心，曹操為此大加稱贊，還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誰知畢谌一離開曹操，就找機會逃走投奔了張邈。
後來曹操打敗呂布，畢谌被活捉，大家都為畢谌擔心，以為他肯定活不成了，誰知曹操卻說：“一個孝順父母的人，難道會不忠于君主嗎？這正是我所要訪求的人啊！” 不僅不治畢谌罪，還讓他去做了魯國相。
從這件事不難看出，曹操還是十分欣賞并提倡孝道的。
像畢谌這樣的人在曹操陣營中不會是個别的。
邢颙（字子昂）德行卓著，時人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贊譽，曹操任命他做了廣宗長。
後因舊主死去，邢颙擅自棄官奔喪，有關部門向曹操舉報，曹操卻說：“邢颙忠于舊君，有一緻之節。
”不僅不加追究，後來還任命他做了司空掾。
鄭渾的高祖父、父親都是名儒，本人德行突出，曹操聽說後，就把他召為掾屬。
曹操宣布孔融的罪行，也是說他不孝。
在第三道求賢令中，曹操還把推舉“至德之人”放在了首位。
這些都證明，曹操不是不要德行，不是不要忠孝仁義。
在曹操看來，講究忠孝仁義的人對自己也是有好處的，他們可以忠于自己，實心實意地為貫徹自己的政策和路線服務。
隻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德才往往不能兼備，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求全責備，隻要有才能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那些有嚴重缺點、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也不例外。
由于特别強調了才能，德行無形中退避到了次要地位，成了一種陪襯，因而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曹操“唯才是舉”的方針，在實踐中是得到了貫徹執行的。
一大批出身低微、“經”不明“行”不修、甚至曾經反對過曹操的人能被吸收到曹操周圍，成為曹操的重要将領和僚屬，就是貫徹了這一方針的結果。
有的人來到曹營後，仍然不修德行，老犯錯誤，曹操有時也能加以原宥。
曹操的同鄉丁斐（字文侯），在曹營任典軍校尉之職，得到曹操信任，丁斐有什麼建議，曹操一般都能加以采納。
但丁斐有愛貪小便宜的毛病。
建安末年随同曹操征吳，因自家的牛瘦弱，就利用職務之便掉換了一頭官牛，被人發現告發，受到了免官下獄的處罰。
曹操後來見到丁斐，故意問他：“文侯，你的印绶到哪兒去了？” 丁斐知道曹操是在開自己的玩笑，于是回答：“拿去換大餅吃了。
” 曹操聽了，哈哈大笑，對身邊的人說：“東曹掾毛玠多次跟我說，要我重重地處罰丁斐。
我并不是不知道丁斐不清白，隻是我有丁斐，就像人家有善捕鼠卻愛偷東西的狗一樣，偷東西雖會造成一些小損失，卻可以使我的東西保存完好！” 于是又恢複了丁斐的官職，像原來一樣信用他。
這說明，曹操從大局出發，對這類德行有虧缺的人是采取了比較靈活的态度的。
曹操還曾下過一道手令，說： 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
”昔季闡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為濟北相，以其能故。
季闡在白馬時，犯過接受賄賂、奪取人家婢女的罪行，曹操卻因他有才能，不僅沒有處理他，反而讓他做了濟北相，也很能說明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這裡引用了一條諺語，說明他認為品行不好仍是一個缺點，隻是不要揪住不放，要給人家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就像耽誤了報曉的雞，還想再叫一聲補上一樣。
這種不糾纏曆史舊賬、重在現實表現的做法，使曹操能夠最大限度地羅緻人才，不僅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對于制止大族地主壟斷政權，使更多的中下層地主得到參與政治的機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何以省東曹？” 制訂了用人的方針政策，還得有合适的人來貫徹執行。
曹操的丞相府中設有專門主管人事工作的機構，分東曹和西曹。
東曹主管二千石以下政府及軍隊中官員的升降事宜，西曹主管丞相府内官員的任免事宜。
曹的負責官員正職叫掾，副職叫屬。
曹操十分重視掾屬的人選，擔任掾屬的人員，大都清廉正直，不徇私情，辦事認真，堅持原則。
先後擔任過掾屬的有崔琰、蔣濟、毛玠等人。
崔琰初随袁紹，後歸曹操，任曹丕的師傅。
其人體态壯偉，聲音洪亮，面目清朗，須長四尺，十分威嚴莊重；加之行為端方，性情耿直，敢作敢為，人們對他都非常敬重，連曹操對他也有幾分敬畏。
曹操初任冀州牧，召崔琰為别駕從事，對崔琰說：“昨天，我考察了一下冀州的戶籍，可得三十萬人，真算得上是一個大州啊！” 崔琰聽了，卻回答說：“現在天下分崩離析，袁氏兄弟操戈内戰，冀州百姓暴骨曠野。
王師來到冀州，沒聽說傳布仁德，慰問百姓，救民塗炭，卻在這裡算計如何擴充兵力，把這件事當做當務之急，這難道是冀州百姓所希望于明公的嗎？” 一席話把在場的人個個聽得驚恐失色，都趕緊低下了頭。
曹操聽了，卻對崔琰肅然起敬，連忙收斂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表示道歉。
崔琰不僅正直敢言，還頗知人善鑒。
早年他同司馬朗友好，其時司馬朗的弟弟司馬懿還年輕，崔琰就認為他剛直果斷、英明奇特，司馬朗不一定能趕得上。
司馬朗對此不以為然，而崔琰卻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後來事實證明他的看法是不錯的。
崔琰的堂弟崔林，年輕時沒什麼名氣，連族中人都看不起他，而崔琰卻常說：“這就是所謂大器晚成啊！他終究會有很大成就的。
” 涿郡人孫禮、盧毓剛到曹操的司空府任職時，崔琰又品評說：“孫禮通達剛烈，辦事決斷，盧毓清警明理，百折不撓，都是做三公的人才。
” 後來崔林、孫禮、盧毓果然都做到宰輔的高位。
像這類知人善鑒的例子，還有不少。
忠誠，清廉，正直，敢言，善于鑒識人物，這正是一個主管人才選拔的官員必不可少的素質。
曹操看中了崔琰的品行和才能，先後讓他擔任過東西曹的掾、屬和征事。
剛宣布授職東曹時，曹操還特地發布過一道手令：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
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伯夷是商末孤竹國君的長子，孤竹君死後，與其弟叔齊互相讓國，棄國逃走。
《孟子·萬章下》稱贊他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當纣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史魚是春秋時衛大夫，臨死時對其子說：“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為人臣不生能進賢而
綜觀三道求賢令，内容一次比一次具體、深刻，問題提得一次比一次尖銳，心情也一次比一次迫切。
其原因，在于曹操的年紀越來越大，而吳、蜀的力量卻越來越強，主觀上想盡快完成統一的大業，客觀上完成統一大業的難度卻空前增加了，因此對人才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
但另一方面，經過魏、蜀、吳三方的多方搜求，由于戰争的摧殘，人才的發現和羅緻反不如逐鹿中原時期那麼容易了。
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一再下令的辦法，來敦促人事主管部門、乃至所有部屬盡力發現人才、舉薦人才，特别是發現、舉薦那些以前因有這樣那樣的毛病而被棄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間未被發現的人才。
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開辟人才資源，以滿足對于人才不斷擴大的需求。
三道求賢令的核心都是“唯才是舉”，即不管其德行如何，隻要有才能就一律加以任用，這在當時是具有反傳統的意義的。
兩漢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極力提倡封建禮教，形成了一套以忠孝仁義為主要内容的道德觀，而且把這定為選用官吏的重要标準。
漢代不少皇帝下诏舉士，都非常重視仁孝。
如宣帝強調“孝弟有行義”，哀帝強調“孝弟淳厚”，章帝強調“孝行為首”，桓帝強調“至孝笃行”，沒有一個講“唯才是舉”的，更沒有講“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也要“勿有所遣”的。
選拔人才的地方推舉，評論人物的清議，也都以“經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經典，道德行為、生活作風沒有毛病作為考察的重點，并設有察舉孝廉和舉賢良方正的科目，作為儒生仕進的階梯。
這種選拔制度在黃巾起義前一直嚴格地推行着，延熹八年（165），即曹操十一歲的這一年，桓帝诏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次年又诏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第三年又诏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可見統治者對具有所謂德行的人才是十分重視的。
選拔人才隻重視所謂德行，其弊病是顯而易見的。
按照這種選拔标準，地主官僚的子弟隻要通經，隻要有忠孝仁義的虛名，不管其有無實際才能，經過察舉和征辟，都能做官，反之則無法得到仕進的機會。
東漢以後，察舉制度日趨腐敗，所謂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以至在桓帝、靈帝時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葛洪《抱樸子·外篇·審舉》引時人語）的局面。
加之漢末大亂後，士人流散他鄉，州郡察舉的制度也不能再繼續推行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抱殘守阙，走選拔人才的老路，勢必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
因此，要大量羅緻人才，推進事業發展，就必須打破舊傳統，抛棄舊标準，另辟一條新路。
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所下的令文中，就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選官準則，駁斥了“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的議論。
在這三個令文中，更反複申述了“唯才是舉”的方針，大膽否定了以仁孝為中心的用人制度，把反傳統的精神發揮到了極緻。
當然，曹操主張“唯才是舉”，并不是要同傳統徹底決裂，并不是完全不要德行、不要政治。
曹操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自己也是在二十歲時被舉為孝廉而踏入仕途的，對忠孝還是持肯定态度的。
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後，曾任命東平人畢谌為别駕。
後張邈叛變，扣押了畢谌的母親、弟弟和妻子兒女。
曹操知道後，對畢谌說：“你老母在張邈那邊，你可以離開我這裡到那邊去！” 畢谌趕緊叩頭，說自己沒有異心，曹操為此大加稱贊，還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誰知畢谌一離開曹操，就找機會逃走投奔了張邈。
後來曹操打敗呂布，畢谌被活捉，大家都為畢谌擔心，以為他肯定活不成了，誰知曹操卻說：“一個孝順父母的人，難道會不忠于君主嗎？這正是我所要訪求的人啊！” 不僅不治畢谌罪，還讓他去做了魯國相。
從這件事不難看出，曹操還是十分欣賞并提倡孝道的。
像畢谌這樣的人在曹操陣營中不會是個别的。
邢颙（字子昂）德行卓著，時人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贊譽，曹操任命他做了廣宗長。
後因舊主死去，邢颙擅自棄官奔喪，有關部門向曹操舉報，曹操卻說：“邢颙忠于舊君，有一緻之節。
”不僅不加追究，後來還任命他做了司空掾。
鄭渾的高祖父、父親都是名儒，本人德行突出，曹操聽說後，就把他召為掾屬。
曹操宣布孔融的罪行，也是說他不孝。
在第三道求賢令中，曹操還把推舉“至德之人”放在了首位。
這些都證明，曹操不是不要德行，不是不要忠孝仁義。
在曹操看來，講究忠孝仁義的人對自己也是有好處的，他們可以忠于自己，實心實意地為貫徹自己的政策和路線服務。
隻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德才往往不能兼備，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求全責備，隻要有才能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那些有嚴重缺點、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也不例外。
由于特别強調了才能，德行無形中退避到了次要地位，成了一種陪襯，因而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曹操“唯才是舉”的方針，在實踐中是得到了貫徹執行的。
一大批出身低微、“經”不明“行”不修、甚至曾經反對過曹操的人能被吸收到曹操周圍，成為曹操的重要将領和僚屬，就是貫徹了這一方針的結果。
有的人來到曹營後，仍然不修德行，老犯錯誤，曹操有時也能加以原宥。
曹操的同鄉丁斐（字文侯），在曹營任典軍校尉之職，得到曹操信任，丁斐有什麼建議，曹操一般都能加以采納。
但丁斐有愛貪小便宜的毛病。
建安末年随同曹操征吳，因自家的牛瘦弱，就利用職務之便掉換了一頭官牛，被人發現告發，受到了免官下獄的處罰。
曹操後來見到丁斐，故意問他：“文侯，你的印绶到哪兒去了？” 丁斐知道曹操是在開自己的玩笑，于是回答：“拿去換大餅吃了。
” 曹操聽了，哈哈大笑，對身邊的人說：“東曹掾毛玠多次跟我說，要我重重地處罰丁斐。
我并不是不知道丁斐不清白，隻是我有丁斐，就像人家有善捕鼠卻愛偷東西的狗一樣，偷東西雖會造成一些小損失，卻可以使我的東西保存完好！” 于是又恢複了丁斐的官職，像原來一樣信用他。
這說明，曹操從大局出發，對這類德行有虧缺的人是采取了比較靈活的态度的。
曹操還曾下過一道手令，說： 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
”昔季闡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為濟北相，以其能故。
季闡在白馬時，犯過接受賄賂、奪取人家婢女的罪行，曹操卻因他有才能，不僅沒有處理他，反而讓他做了濟北相，也很能說明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這裡引用了一條諺語，說明他認為品行不好仍是一個缺點，隻是不要揪住不放，要給人家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就像耽誤了報曉的雞，還想再叫一聲補上一樣。
這種不糾纏曆史舊賬、重在現實表現的做法，使曹操能夠最大限度地羅緻人才，不僅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對于制止大族地主壟斷政權，使更多的中下層地主得到參與政治的機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何以省東曹？” 制訂了用人的方針政策，還得有合适的人來貫徹執行。
曹操的丞相府中設有專門主管人事工作的機構，分東曹和西曹。
東曹主管二千石以下政府及軍隊中官員的升降事宜，西曹主管丞相府内官員的任免事宜。
曹的負責官員正職叫掾，副職叫屬。
曹操十分重視掾屬的人選，擔任掾屬的人員，大都清廉正直，不徇私情，辦事認真，堅持原則。
先後擔任過掾屬的有崔琰、蔣濟、毛玠等人。
崔琰初随袁紹，後歸曹操，任曹丕的師傅。
其人體态壯偉，聲音洪亮，面目清朗，須長四尺，十分威嚴莊重；加之行為端方，性情耿直，敢作敢為，人們對他都非常敬重，連曹操對他也有幾分敬畏。
曹操初任冀州牧，召崔琰為别駕從事，對崔琰說：“昨天，我考察了一下冀州的戶籍，可得三十萬人，真算得上是一個大州啊！” 崔琰聽了，卻回答說：“現在天下分崩離析，袁氏兄弟操戈内戰，冀州百姓暴骨曠野。
王師來到冀州，沒聽說傳布仁德，慰問百姓，救民塗炭，卻在這裡算計如何擴充兵力，把這件事當做當務之急，這難道是冀州百姓所希望于明公的嗎？” 一席話把在場的人個個聽得驚恐失色，都趕緊低下了頭。
曹操聽了，卻對崔琰肅然起敬，連忙收斂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表示道歉。
崔琰不僅正直敢言，還頗知人善鑒。
早年他同司馬朗友好，其時司馬朗的弟弟司馬懿還年輕，崔琰就認為他剛直果斷、英明奇特，司馬朗不一定能趕得上。
司馬朗對此不以為然，而崔琰卻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後來事實證明他的看法是不錯的。
崔琰的堂弟崔林，年輕時沒什麼名氣，連族中人都看不起他，而崔琰卻常說：“這就是所謂大器晚成啊！他終究會有很大成就的。
” 涿郡人孫禮、盧毓剛到曹操的司空府任職時，崔琰又品評說：“孫禮通達剛烈，辦事決斷，盧毓清警明理，百折不撓，都是做三公的人才。
” 後來崔林、孫禮、盧毓果然都做到宰輔的高位。
像這類知人善鑒的例子，還有不少。
忠誠，清廉，正直，敢言，善于鑒識人物，這正是一個主管人才選拔的官員必不可少的素質。
曹操看中了崔琰的品行和才能，先後讓他擔任過東西曹的掾、屬和征事。
剛宣布授職東曹時，曹操還特地發布過一道手令：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
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伯夷是商末孤竹國君的長子，孤竹君死後，與其弟叔齊互相讓國，棄國逃走。
《孟子·萬章下》稱贊他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當纣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史魚是春秋時衛大夫，臨死時對其子說：“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為人臣不生能進賢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