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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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就任，就把他抓起來！”
司馬懿擔心被殺，隻得勉強出來就職。
後來地位逐步上升，特别是在曹丕稱帝、建立魏國以後，逐步控制了朝政，奠定了司馬氏以晉代魏的基礎。
從部屬中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也是曹操獲得人才的一個重要途徑。
于禁原是鮑信手下的一個土兵，樂進原是曹操帳下的一個小吏，由于具有才能，曹操又敢于放手在實踐中使用他們，鍛煉他們，後來都成為曹操的重要将領。
毛玠原為縣吏，滿寵原為郡督郵，蔣濟原為郡計吏，後來都成了曹操的重要僚屬。
或出身微賤，或身為布衣，而被曹操發現、使用、提拔，最終登上牧守将校高位的，可以說是數不勝數。
既大量從外部羅緻人才，又大量在内部培養人才，終于形成了人才源源不絕的态勢。
曹操主觀上想大力羅緻人才，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當時的不少人才主觀上也想投歸曹操。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由于下列原因： 一是曹操以朝廷名義延聘人才，崇拜漢帝偶像的人們便會欣然而至。
有些人并不滿意曹操，但看在獻帝的面上，也隻得接受了召命，最後在實際上為曹操所用。
二是曹操屢次戰勝，勢力一天天強大，有識之士看到曹操能成大氣候，因此願意依傍曹操。
在漢末大亂中流散四方的士人，有的在政治上不得意，有的不僅在政治上不得意，在經濟上也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變易姓名隐避他鄉，這些人大都希望改變目前的處境，在政治上重新尋求到發展的機會。
但戰亂之後，他們喪失了門第的憑藉，得不到鄉舉裡選的機會，投奔權勢者成了他們改變處境的唯一出路。
曹操力挫群雄，異軍突起，使他們看到了希望，因此紛紛前來投附。
在農民戰争和稍後的豪強割據混戰中受到打擊，無法繼續獨立稱雄的豪強地主，也紛紛率部投歸曹操。
有趣的是，投歸與背離往往是同時進行的，從中不難看出曹操同其他割據勢力之間的高下之别、人心向背。
何夔避亂淮南，袁術到壽春後，千方百計想留他、用他，他卻認為袁術不得人心，必生禍亂，因而想方設法擺脫袁術控制，到北方做了曹操掾屬；避亂荊州的趙俨看出曹操有平定天下的才能，于是扶老攜弱北投曹操，被曹操任命為朗陵長；裴潛則看出劉表不是“霸王之才”，最終必然失敗，從荊州南奔長沙，在曹操平定荊州後北投曹操；田疇避亂徐無山中，袁紹多次征召，他一概予以拒絕，而曹操前往征召，他卻立即出門上路，田疇投歸曹操并不是為了求取功名，但他的選擇同樣是頗具代表性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曹操不僅能夠熱心延聘人才，而且能夠放手使用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從而吸引了大批人才。
在這方面，曹操也與其他割據者形成了鮮明對比。
郭嘉原想投附袁紹，後來看到袁紹隻想效法周公的禮賢下士，卻并不懂得用人，因而毅然離開袁紹投奔了曹操，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曹操平定荊州後，羅緻、任用了大批荊州士人，當他在漢水邊大擺筵席慶賀勝利時，王粲舉杯祝賀說：“袁紹起兵河北，仗恃人多勢衆，一心想要吞并全國，但他喜愛賢才卻不能夠使用賢才，所以賢才都紛紛離開了他。
劉表在荊州坐觀時局變化，自以為可以效法周文王。
到荊州避亂的士人，都是國内的英才，劉表卻不知道使用，所以陷于危困而無人輔助。
明公平定冀州後，立即整頓武備，延攬豪傑并加以重用，所以能夠馳騁天下。
平定荊州後，又大力進用賢士，把他們放在顯要的位置上。
文武并用，英雄盡力，這真是夏、商、周三代開國君王才有的舉措啊！” 王粲這段話，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将曹操同袁紹、劉表相比，說明曹操能夠重視人才以成就大業，卻是符合實際的。
袁紹出身世家大族，人稱“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劉表是當時的大名士，為“八俊”之一，而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論羅緻人才的客觀條件，他是不如袁紹、劉表的。
但由于他在主觀上能高度認識人才的重要性，有一套羅緻和使用人才的有效辦法，終于在羅緻人才方面大大超過了袁紹、劉表，并依靠自己的人才條件，最終戰勝了袁紹、劉表。
可見，曹操的主觀努力，成了他能大量羅緻人才的一個關鍵。
“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戰略方針，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二“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曹操對于人才的渴求，越到後來越迫切。
特别是赤壁戰敗後，面對孫權、劉備日益強大、天下三分逐漸形成的形勢，曹操深切感受到了事業的艱難。
他認識到，要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必須羅緻更多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充實自己的力量。
為此，他專門先後三次下令，要求部屬不拘一格地舉薦和錄用人才。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210）春，令文說：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闾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令文首先總結曆史經驗，認為自古以來的開國帝王和中興之君沒有一個不是得到賢才同他一起治理天下的。
而所得賢才，又往往不出裡巷，并不是僥幸碰到的，而是當政的人訪求得來的。
接着點明形勢，說明當時正是迫切需要尋求賢才的時候，必須不拘一格加以選用。
曹操從《論語·憲問》中引用了孔子所說的一句話，說如讓魯大夫孟公綽做晉國諸卿趙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餘裕的；但他卻沒有才能來做滕、薛這樣小國的大夫。
言外之意是，适宜做大國家臣的人，卻不一定适宜做小國的大夫。
孟公綽大概是一個廉靜寡欲而缺乏實際才能的人，所以做趙、魏的家臣則有餘，做滕、薛的大夫則不行。
意在說明德才各有短長，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必須因材授任，廉士不一定就是萬能之才。
曹操進一步以管仲為例，說明不一定非得是廉士才可以使用。
管仲年輕時貧困，同鮑叔牙合夥經商，等到分财利時，管仲欺鮑叔牙而多取，因此得了個不廉之名；後事齊公子糾，又曾謀害小白（齊桓公）。
但齊桓公不嫌管仲有不廉之名，也不計較他曾經謀害過自己，仍任用他為相，終于稱霸諸侯。
曹操想成就齊桓公那樣的大業，于是懷着急切的心情問道：現在天下難道沒有像姜子牙那樣的身穿粗布衣服、懷有真才實幹而在渭水之濱垂釣的人嗎？沒有像陳平那樣蒙受“盜嫂受金”的污名而還沒有遇着像魏無知那樣舉薦的人了嗎？曹操要求左右僚屬幫助他發現那些因身處貧賤、地位低下而被埋沒了的人才，隻要有才能就可以推舉，他都可以加以任用。
曹操在這裡明确提出了“唯才是舉”的方針，這實際上是他一生在用人問題上所貫徹的總方針。
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賢令，令文說：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滞，官無廢業矣。
這道令着重提出德行和才能、作為往往不能兼具的問題，要求人事主管部門不要求全責備，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也不能廢置不用，這樣，有才能的人就都會得到發揮才能的機會，官府也不會有曠廢的事了。
曹操在這裡再次提到了陳平。
據《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由魏無知推薦給劉邦，劉邦任命他為都尉，典護諸将。
後來周勃、灌嬰等讒毀陳平，說他家居時曾私通嫂子，當都尉後又接受過諸将賄賂。
劉邦就此責備魏無知，魏無知說：“現在楚漢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我向您推薦的就是人才。
陳平的才能對國家是很有用處的。
隻要才能對國家有用，盜嫂受金又算得了什麼呢？” 劉邦覺得有理，于是更加重用陳平，終于成就了大業。
曹操同時提到了蘇秦。
蘇秦是戰國時的縱橫家，曾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聯合抗秦。
後秦從中破壞，六國約解，齊伐燕，攻取十城，蘇秦又說齊王，使齊歸還燕十城，齊人因此說他賣國，說他反複無信。
曹操認為，陳平雖沒有敦厚的品行，蘇秦雖并不守信用，但他們一個輔佐劉邦奠定帝業，一個救助了弱小的燕國，其才能還是可堪大用的，從而有力地說明了“士有偏短”也決不能廢置不用的道理。
第三道求賢令發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
令文說： 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
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
吳起貪将，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将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
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這道令又明确提出了隻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使不仁不孝也“勿有所遺”的問題。
令文例舉了曆史上一些出身微賤、名聲不雅、品行不端而才能卓著、立了大功的人物，其中管仲是再次提及，陳平是第三次提及。
其餘的人，伊摯（即伊尹）、傅說都出身奴隸，但一個輔佐商湯滅了夏朝，一個被商王武丁舉用為相。
蕭何、曹參原來都是縣吏，後來輔佐劉邦，都位至丞相。
韓信年輕時曾乞食漂母，受胯下之辱，但後來卻做了劉邦的大将。
吳起是戰國初衛國人，在魯國時，齊人攻魯，魯君想任他為将，但因其妻是齊人，有些猜疑，他便殺妻換取信任，做了魯将，打敗了齊國。
他年輕時，為了出外求官，花光了家産，被人譏笑，他殺掉譏笑者三十餘人，繼續外出，臨行與其母告别，發誓不位至卿相不還鄉，不久母死，果然不歸。
但他先後輔佐魯、魏、楚國，曆任将相，建立了卓著的功勳。
這些人在曆史上都曾聲名遠播，家喻戶曉，舉以為例，顯得言之鑿鑿，滔滔雄辯，從而為“舉賢勿拘品行”提出了有力的論據。
最後要求部屬将那些流落民間而道德高尚的人，果敢勇猛能奮不顧身對敵作戰的人，普通
後來地位逐步上升，特别是在曹丕稱帝、建立魏國以後，逐步控制了朝政，奠定了司馬氏以晉代魏的基礎。
從部屬中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也是曹操獲得人才的一個重要途徑。
于禁原是鮑信手下的一個土兵，樂進原是曹操帳下的一個小吏，由于具有才能，曹操又敢于放手在實踐中使用他們，鍛煉他們，後來都成為曹操的重要将領。
毛玠原為縣吏，滿寵原為郡督郵，蔣濟原為郡計吏，後來都成了曹操的重要僚屬。
或出身微賤，或身為布衣，而被曹操發現、使用、提拔，最終登上牧守将校高位的，可以說是數不勝數。
既大量從外部羅緻人才，又大量在内部培養人才，終于形成了人才源源不絕的态勢。
曹操主觀上想大力羅緻人才，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當時的不少人才主觀上也想投歸曹操。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由于下列原因： 一是曹操以朝廷名義延聘人才，崇拜漢帝偶像的人們便會欣然而至。
有些人并不滿意曹操，但看在獻帝的面上，也隻得接受了召命，最後在實際上為曹操所用。
二是曹操屢次戰勝，勢力一天天強大，有識之士看到曹操能成大氣候，因此願意依傍曹操。
在漢末大亂中流散四方的士人，有的在政治上不得意，有的不僅在政治上不得意，在經濟上也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變易姓名隐避他鄉，這些人大都希望改變目前的處境，在政治上重新尋求到發展的機會。
但戰亂之後，他們喪失了門第的憑藉，得不到鄉舉裡選的機會，投奔權勢者成了他們改變處境的唯一出路。
曹操力挫群雄，異軍突起，使他們看到了希望，因此紛紛前來投附。
在農民戰争和稍後的豪強割據混戰中受到打擊，無法繼續獨立稱雄的豪強地主，也紛紛率部投歸曹操。
有趣的是，投歸與背離往往是同時進行的，從中不難看出曹操同其他割據勢力之間的高下之别、人心向背。
何夔避亂淮南，袁術到壽春後，千方百計想留他、用他，他卻認為袁術不得人心，必生禍亂，因而想方設法擺脫袁術控制，到北方做了曹操掾屬；避亂荊州的趙俨看出曹操有平定天下的才能，于是扶老攜弱北投曹操，被曹操任命為朗陵長；裴潛則看出劉表不是“霸王之才”，最終必然失敗，從荊州南奔長沙，在曹操平定荊州後北投曹操；田疇避亂徐無山中，袁紹多次征召，他一概予以拒絕，而曹操前往征召，他卻立即出門上路，田疇投歸曹操并不是為了求取功名，但他的選擇同樣是頗具代表性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曹操不僅能夠熱心延聘人才，而且能夠放手使用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從而吸引了大批人才。
在這方面，曹操也與其他割據者形成了鮮明對比。
郭嘉原想投附袁紹，後來看到袁紹隻想效法周公的禮賢下士，卻并不懂得用人，因而毅然離開袁紹投奔了曹操，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曹操平定荊州後，羅緻、任用了大批荊州士人，當他在漢水邊大擺筵席慶賀勝利時，王粲舉杯祝賀說：“袁紹起兵河北，仗恃人多勢衆，一心想要吞并全國，但他喜愛賢才卻不能夠使用賢才，所以賢才都紛紛離開了他。
劉表在荊州坐觀時局變化，自以為可以效法周文王。
到荊州避亂的士人，都是國内的英才，劉表卻不知道使用，所以陷于危困而無人輔助。
明公平定冀州後，立即整頓武備，延攬豪傑并加以重用，所以能夠馳騁天下。
平定荊州後，又大力進用賢士，把他們放在顯要的位置上。
文武并用，英雄盡力，這真是夏、商、周三代開國君王才有的舉措啊！” 王粲這段話，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将曹操同袁紹、劉表相比，說明曹操能夠重視人才以成就大業，卻是符合實際的。
袁紹出身世家大族，人稱“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劉表是當時的大名士，為“八俊”之一，而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論羅緻人才的客觀條件，他是不如袁紹、劉表的。
但由于他在主觀上能高度認識人才的重要性，有一套羅緻和使用人才的有效辦法，終于在羅緻人才方面大大超過了袁紹、劉表，并依靠自己的人才條件，最終戰勝了袁紹、劉表。
可見，曹操的主觀努力，成了他能大量羅緻人才的一個關鍵。
“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戰略方針，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二“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曹操對于人才的渴求，越到後來越迫切。
特别是赤壁戰敗後，面對孫權、劉備日益強大、天下三分逐漸形成的形勢，曹操深切感受到了事業的艱難。
他認識到，要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必須羅緻更多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充實自己的力量。
為此，他專門先後三次下令，要求部屬不拘一格地舉薦和錄用人才。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210）春，令文說：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闾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令文首先總結曆史經驗，認為自古以來的開國帝王和中興之君沒有一個不是得到賢才同他一起治理天下的。
而所得賢才，又往往不出裡巷，并不是僥幸碰到的，而是當政的人訪求得來的。
接着點明形勢，說明當時正是迫切需要尋求賢才的時候，必須不拘一格加以選用。
曹操從《論語·憲問》中引用了孔子所說的一句話，說如讓魯大夫孟公綽做晉國諸卿趙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餘裕的；但他卻沒有才能來做滕、薛這樣小國的大夫。
言外之意是，适宜做大國家臣的人，卻不一定适宜做小國的大夫。
孟公綽大概是一個廉靜寡欲而缺乏實際才能的人，所以做趙、魏的家臣則有餘，做滕、薛的大夫則不行。
意在說明德才各有短長，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必須因材授任，廉士不一定就是萬能之才。
曹操進一步以管仲為例，說明不一定非得是廉士才可以使用。
管仲年輕時貧困，同鮑叔牙合夥經商，等到分财利時，管仲欺鮑叔牙而多取，因此得了個不廉之名；後事齊公子糾，又曾謀害小白（齊桓公）。
但齊桓公不嫌管仲有不廉之名，也不計較他曾經謀害過自己，仍任用他為相，終于稱霸諸侯。
曹操想成就齊桓公那樣的大業，于是懷着急切的心情問道：現在天下難道沒有像姜子牙那樣的身穿粗布衣服、懷有真才實幹而在渭水之濱垂釣的人嗎？沒有像陳平那樣蒙受“盜嫂受金”的污名而還沒有遇着像魏無知那樣舉薦的人了嗎？曹操要求左右僚屬幫助他發現那些因身處貧賤、地位低下而被埋沒了的人才，隻要有才能就可以推舉，他都可以加以任用。
曹操在這裡明确提出了“唯才是舉”的方針，這實際上是他一生在用人問題上所貫徹的總方針。
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賢令，令文說：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滞，官無廢業矣。
這道令着重提出德行和才能、作為往往不能兼具的問題，要求人事主管部門不要求全責備，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也不能廢置不用，這樣，有才能的人就都會得到發揮才能的機會，官府也不會有曠廢的事了。
曹操在這裡再次提到了陳平。
據《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由魏無知推薦給劉邦，劉邦任命他為都尉，典護諸将。
後來周勃、灌嬰等讒毀陳平，說他家居時曾私通嫂子，當都尉後又接受過諸将賄賂。
劉邦就此責備魏無知，魏無知說：“現在楚漢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我向您推薦的就是人才。
陳平的才能對國家是很有用處的。
隻要才能對國家有用，盜嫂受金又算得了什麼呢？” 劉邦覺得有理，于是更加重用陳平，終于成就了大業。
曹操同時提到了蘇秦。
蘇秦是戰國時的縱橫家，曾說燕、趙、韓、魏、齊、楚六國聯合抗秦。
後秦從中破壞，六國約解，齊伐燕，攻取十城，蘇秦又說齊王，使齊歸還燕十城，齊人因此說他賣國，說他反複無信。
曹操認為，陳平雖沒有敦厚的品行，蘇秦雖并不守信用，但他們一個輔佐劉邦奠定帝業，一個救助了弱小的燕國，其才能還是可堪大用的，從而有力地說明了“士有偏短”也決不能廢置不用的道理。
第三道求賢令發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
令文說： 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
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
吳起貪将，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将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
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這道令又明确提出了隻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使不仁不孝也“勿有所遺”的問題。
令文例舉了曆史上一些出身微賤、名聲不雅、品行不端而才能卓著、立了大功的人物，其中管仲是再次提及，陳平是第三次提及。
其餘的人，伊摯（即伊尹）、傅說都出身奴隸，但一個輔佐商湯滅了夏朝，一個被商王武丁舉用為相。
蕭何、曹參原來都是縣吏，後來輔佐劉邦，都位至丞相。
韓信年輕時曾乞食漂母，受胯下之辱，但後來卻做了劉邦的大将。
吳起是戰國初衛國人，在魯國時，齊人攻魯，魯君想任他為将，但因其妻是齊人，有些猜疑，他便殺妻換取信任，做了魯将，打敗了齊國。
他年輕時，為了出外求官，花光了家産，被人譏笑，他殺掉譏笑者三十餘人，繼續外出，臨行與其母告别，發誓不位至卿相不還鄉，不久母死，果然不歸。
但他先後輔佐魯、魏、楚國，曆任将相，建立了卓著的功勳。
這些人在曆史上都曾聲名遠播，家喻戶曉，舉以為例，顯得言之鑿鑿，滔滔雄辯，從而為“舉賢勿拘品行”提出了有力的論據。
最後要求部屬将那些流落民間而道德高尚的人，果敢勇猛能奮不顧身對敵作戰的人，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