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哭泣的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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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高澤進行的名片下落“追蹤調查”出乎意料地麻煩。
高澤來那天,大街上已經早早地響起了《鈴兒響叮當》的旋律,也就是那天,新聞報道說北海道襲來了今年第一股寒流。
平家神社的銀杏滿樹金黃,落葉在院内紛紛揚揚。
“名片的事情終于有着落了。
” 高澤說,腮幫子照例被糯米團子塞得鼓鼓的。
“GREEN制藥印發給田口的名片共有兩百張,一動不動放在辦公桌抽屜裡的還有一百七十張,此外名片夾裡還剩十四張,即是說,在他遇害之前用出去十六張。
” “怎麼那麼少呢?他工作上每天要接觸的人應該很多的。
” “接觸的人雖然很多;但第一次見面的幾乎沒有。
” “噢,說得是。
” “所以那期間見面并交換了名片的人便可以單獨圈定。
經調查,初次見面并交換了名片的人有新開拓的客戶F醫院以及龍滿科長直接負責的S醫院的人各兩位。
這四位都還保存着他的名片。
“剩下的十二張中,一張在他夫人手裡,兩張給了夜總會的女人,據同去的同事講,這兩張名片并不是因為工作關系而交換的,多少有些自傲的意思。
另外九張可能給了以前一直有合作關系的醫院的醫生或者藥店的負責人。
“按照他的行動慣例進行搜查的結果,其中七張已經有了下落,隻有兩張不知道給了誰,不過其中一張就是岡溝在常隆寺用的那一張。
” 問題就在于岡溝用的那張名片出自誰的手。
高澤把自己記錄的田口的行動路線交給淺見看,所有路線都與醫院有關。
共走訪了八家醫院,其中也有加賀裕史郎任副校長的T大學附屬醫院。
據警方調查,丁大學無人得到過該名片。
淺見就這一點進行了質疑。
“啊,田口是去過那裡,但好像并沒有接觸與醫院有關的人員。
據說那天按慣例正好有一個以加賀為中心的研究會,東京附近的自不必說,各地方的大學附屬醫院都來了許多加賀先生的學生。
田口雖然參加了這個研究會,但與會者全都是些頭面人物的醫生,戒備森嚴,見了面也幾乎隻是點頭緻意而已,根本談不上買賣的問題。
這些都是聽岡溝說的。
” “就算沒能說上話,遞上一張名片還是可以的吧?” “是啊,應該是可以的吧。
” “有與會人員名單嗎?” “我想專案組應該有。
需要的話,我回頭傳真給你。
” 淺見到家不多會兒傳真就到了。
參加者中有四個人的名字與宇都宮座談會參加者名單重合。
淺見緻電高澤,請他确認這四人是否得到了田口的名片。
這幾位都是地方醫科大學或綜合大學醫學部響當當的教授。
調查得知,北陸J大學醫學部教授當時收到了田口的名片,而且現在還保存着。
“好像田口是通過岡溝的介紹得知這個會議的,大概是想拓展新客戶。
根據是因為除了田口之外,沒有一位制藥公司的推銷員參加。
” 高澤在電話上說。
最初對推銷員業務一竅不通的高澤在調查過程中似乎也變得相當精通了。
“據那位教授講,田口是在會議結束後參會者準備離開時守候在過道上遞交名片的。
由于急着趕路,并沒有詳談工作上的事情,隻是暫且收下了名片,沒怎麼多加留意,所以田口被害事件發生後也完全沒注意到原來就是那張名片的主人。
” 餘下的三人是: R大學(北海道)醫學部教授井上德次 H醫科大學(靜岡縣)教授江藤薰 W醫科大學(福岡縣)教授廣濑惠一 “你們不打算對這三位在九月三十日是否有不在現場的證據進行調查嗎?”淺見問。
“九月三十日?你說的證據是指?” “就是岡溝去常隆寺那天。
” “有道理……就是看他們是不是那天坐在岡溝車上的人?” 高澤的聲音突然變得興奮起來。
情緒高漲的同時,似乎還伴着相當的困惑。
“如果走到這一步,對方就會完全清楚自己已經成了調查對象。
不過,上面的人究竟會怎麼說呢?” 由于對岡溝問題的調查以無果而終,所以作為岡溝同情者的高澤就很難按照淺見的建議行動。
淺見也察覺了高澤的苦衷。
“明白了。
這樣吧,我去查訪。
” “哎?你去?這可能有點不妥吧?” “我不過是以新聞采訪的形式去調查,你不必擔心。
” “可是,你說去,是從北海道到九州嗎?旅費也要花一大筆噢。
” “這個你也不用擔心,我要去的地方隻有一處,而且是最近的。
” “你是說去查訪……江藤薰?” 也許是心理作用的驅使,最後的語尾夾帶着些許不安與遲疑。
其實,在淺見心裡早已經惦記着“江藤薰”這個名字,特别是字都宮座談會和在T大學的集會這兩個“标尺”交叉的時候,可以說這份疑惑就已經基本确定了。
淺見申請的訪問目的是主要采訪“作為内髒移植和腦死亡認定問題的首席專家江藤薰先生對此有何見教”。
當他告知自己是曾經采訪過龍滿事件的新聞記者,江藤立刻明白了,并爽快地答應接受采訪。
“我要查房,請避開這個時間。
” 對方的聲音爽朗熱情,毫不遲疑,這反倒讓淺見犯了疑惑。
H醫大的建築已趨老朽,而位于同一院牆内的附屬醫院較之則漂亮許多,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上次來訪适值氣候宜人的季節,并沒有什麼不适之感,但這次因為空調設施陳舊,樓内冷熱不均。
“财政困難的大學真是可憐啊!”江藤一邊給客人讓座一邊苦笑道,“年輕的時候尚可忍耐,這裡不是長留之地埃”“我好像聽說加賀先生建在山口縣長門市的研究所聘請您去工作。
” 這是淺見無意中聽到的一則消息。
“呵,你的消息真靈通啊!” 江藤頓時笑逐顔開。
“的确是說把加賀先生的研究所交給我,但是還隻是一個假設,目前尚在計劃之中。
捐款好像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數額,但是預算無論有多少都不夠用哦!” “是的,是的。
說起來這是一項公益事業,就不能借助國家的補貼嗎?” “也許多少會有一點,但是很難。
厚生省和大藏省都把錢包攥得很緊哦。
” “晤,說到這裡我想起來了,記不得是什麼時候了,我看見您跟厚生省的人在一起,大概也就是交涉這方面的問題吧?” “哎?我跟厚生省的官員在一起?哈哈哈!怎麼會呢?你不會是要寫我跟官僚互相勾結吧?有時候倒是會向厚生省伸手要求援助,但更多的是挨罵。
你看到的也許就是這種情況吧。
什麼時候的事?” “九月三十日中午前後,在赤闆E飯店。
”淺見故意翻開記事簿。
“九月三十日……” 江藤擡起看似聰明的細長眼睛望着天花闆。
“喔,那不是我呀,九月三十日我不在東京。
” “這麼說您在哪裡呢?” “哈哈哈!你在懷疑我?那天是這樣的,關西的……”他停頓片刻,瞥了眼淺見。
在淺見眼裡.他的目光裡流露出警惕之色。
“在大阪召開了一個國際移植學會的研讨會,我一早就坐新幹線到大版去了。
” “噢。
那加賀裕史郎先生大概也出席了吧?” “是的。
你真是無所不知啊,不愧是做記者的。
” 江藤很佩服的樣子。
說實話,淺見所說都是信口瞎蒙。
“我從中午到傍晚,幾乎一直與加賀先生呆在飯店的房間裡,所以我既不在東京,更沒有會見過什麼官員。
” “是嗎……那大概是我認錯人了吧。
” 淺見裝作極力認真會議的樣子。
“那麼,下面請允許我進入我們今天采訪的主要話題。
我可以錄音嗎?” 淺見煞有介事地在桌上放了一台錄音機。
“内髒移植問題好像已經進入立法階段,關于腦死亡的認定,可以說江藤先生您是基本贊成的,是嗎?” “基本上嘛,是贊成的。
當然啦,還有許多細節有待我們商讨。
我認為,必須盡快制定認定腦死亡就等于人死亡的相關法律。
正因為沒有這方面的法律,我國的内髒移植醫療技術才停滞不前,人們隻好勞神費力地到國外去等待内髒提供者的出現。
本國的人們視而不見,卻請求外國人提供内髒,這在其他國家眼裡隻能被認為是利己主義。
盡管如此,能在國外接受移植的患者,也僅僅是極少部分經濟富裕的幸運兒,而大部分的患者因等不到内髒移植而隻能眼睜睜地等死,這實在是太遺憾了!特别是在包括我在内的戰鬥在醫療第一線的醫生耳朵裡,已經聽到太多患者要求移植内髒的呼聲。
我希望救救這些患者!這應該是醫務工作者當然的願望!” 江藤說到這裡,最後結尾道: “這樣可以了吧?” “我有兩三個問題想請教。
”淺見說,“這也許隻是一部分人的意見,有人認為,以腦死亡認定人死亡,實際上其目的是等待移植内髒,可以說是出于對内髒提供者的需要。
對此,您怎樣……”“這個……因為有人堅持這種其頑的想法或者說為反對内髒移植而故意玩弄反對意見,所以阻力很大。
腦死亡即意味着人死亡,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
死去的腦不可能再次複活。
一旦發生腦死亡,人的其他所有内髒随即死亡,這是無可辯駁的。
但是,因交通事故或顱内出血,即使出現腦死亡,其他内髒還能夠存活一段時間的情況雖然極少,但确也存在。
你不認為把上帝賜予的這種機會貢獻給等待内髒器官移植的患者,這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也是正确的做法嗎?從故去的人的立場看,不是也應該為自己的内髒器官能夠繼續存活在他人體内而感到滿足嗎?” “是這樣,您說得對。
” 淺見頻頻點頭贊同。
“另外,還有人指出,腦死亡和内髒器官移植存在誘發犯罪的可能。
對此,您認為如何?” “這不是站在醫生的角度說三道四的問題,說到底是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
假如制定并實施一個完善的法律以防止犯罪或事故,我想問題就解決了。
” “您剛才說以一個醫生的立場不好說三道四,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恐懼地認為,醫療現場可以說是一個封閉的聖地,從外部根本無法窺見裡面在幹什麼,譬如說有可能僞造提供内髒器官的同意書,或者過早認定腦死亡等等……”“你呀,這大概就叫做小人之心吧!”江藤以強硬的口氣抗議道,“從醫療道德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
希望大家對醫生的道德觀多一些信賴。
” “可是,也有人對這個道德觀表示懷疑埃”淺見說。
他已經意識到自己越來越面無表情。
“他們懷疑,長期從事腦死亡問題及内髒移植問題研究的醫生或醫學界的專家們究竟有沒有資格談道德問題。
” “這是什麼意思?” 江藤憤然發問。
“譬如加賀裕史郎先生,有人指出加賀先生與過去的731部隊曾有瓜葛。
” “胡說……” 江藤臉色驟變。
淺見毫不理會地繼續道:“除了加賀先生之外,還有許多先生早已去世。
據說還是他們這些曾經參與731部隊的專家學者們别熱衷于内髒移植問題的研究,據說是憑借當年731部隊練就的技術和獲取的數據為他們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基矗”“豈有此理!” “而且據認為,事實上在現職的各位先生中,加賀先生以及越是受到過那些專家學者薰陶的先生們越是熱衷于内髒移植,越是贊成腦死亡就是人的死亡這一認定标準。
” “誰……你說,究竟是誰這樣惡意中傷?搞不好會發展為诽謗名譽的噢!晤?是誰?該不會是你自己吧?” “是龍滿,龍滿智仁。
” “什麼……” “我聽龍滿親口說的,在去淡路島常隆寺途中的渡船上。
” “不要信口開河!你上次來可是沒說這樣的話。
首先,龍滿不會對你這樣的人說這樣的話。
” “你說得對,”淺見爽快地點頭道,“所謂聽龍滿親口所言是我瞎說的.我聽到的是龍滿寄存在常隆寺裡的遺骨的聲音。
” “什麼……” 江藤臉色鐵青,一直盯着淺見的目光頓時低垂下去。
“喂,你把錄音機關掉!” 他慌亂地說。
淺見聽話地摁下錄音機的停止鍵。
“你是什麼人?這哪裡是什麼采訪!你的用意何在?對了,是你,岡溝說上次在Q飯店的慶祝會上,有人向加賀先生提出了奇怪的問題,那個人該不會就是你吧?” “向加賀先生提出足尾銅礦時期這個問題的人的确是我。
可是這個問題奇怪嗎?” “這……我不知道什麼足尾銅礦時期。
但是無論如何這不是慶祝會上該提的問題吧?” “不僅是慶祝會現場,因為無論在何處提出這個問題,加賀都有不回答的理由。
” “什麼……理由?” “也許是加賀曆史上的污點,不,也可以說是日本醫學史上的污點。
遍查加賀的履曆,涉及足尾銅礦前後三年的記錄全都是空白。
江藤先生您自己不是也不知道加賀在足尾銅礦時期這段曆史嗎?不僅如此,包括那三年在内的前後幾年裡,加賀都幹了些什麼,這一切全都被遮掩在黑暗中。
” “加賀曾參與731部隊的研究,在東京新宿區過去的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和足尾銅礦診所兩頭任職。
當時,被逼在足尾銅礦當勞工的一百幾十号中國人相繼死亡,據推測,1989年從戶山發掘出的大約七十具屍體其實就是這些人的遺骸,這比當時在中國大陸被用來做活體試驗的所謂圓木被大量緻死事件稍晚一些。
據認為,這表明在日本國内也曾做過活體試驗,而當時擔任試驗核心任務的就是加賀裕史郎。
” “夠了!” 江藤教授突然喊道,仿佛要把什麼積郁已久的東西發洩出來似的,聲音有些令人發憷。
“你以為我對加賀先生的過去一點都不了解嗎?當然在足尾銅礦發生了什麼事這類細節我不清楚,但是諸如在戰争期間參與731部隊研究的事我還是有所耳聞的。
“的确如你所說,在日本醫學界被稱為大先生的許多人都曾經協助731部隊或者從那裡收集過許多有用的數據。
但是那是戰争這一特殊的環境使然,如果孤立地提出這個問題,把先生們都稱作罪犯;這是極為錯誤的。
“何況,如果站在發展醫學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可以說他們為人類的未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戰後,美國占領軍不是以提供731部隊的情報為交換對所有相關人員一律赦免嗎?這就是證明。
有一部分人比如像你,一想到加賀先生以及許多醫學家們成為戰後日本醫學的先驅,或者當初731部隊的幹部創辦了GREEN制藥等,就會念念不忘過去的亡靈或者心有餘悸,這才有些不正常噢! “首先,我要站在像我這樣在戰後出生、與過去發生的事情毫不相幹的人的立場上說幾句話。
何況你還要比我年輕得多哩!為什麼非得回憶過去呢?過去已經成為過去,我們應該斬斷過去。
如果不始終面對未來是不會有進步的。
” “能斬斷嗎?” 淺見以平靜的口吻問道。
“晤?……” “發生的事和死去的人也許可以斬斷,但是精神是斬不斷的啊!你從加賀那裡繼承過來的精神和道德觀現在不是還延綿不絕嗎?那些把731部隊的暴虐行徑美化為醫學進步的奠基石的人,居然可以煞有介事地奢談什麼醫療道德,這讓龍滿父子深感疑惑和恐懼。
“我不懂腦死亡就是人死亡的看法是否正确,但是我清楚地懂得,如果沒有内髒移植的需要,就不會産生什麼腦死亡問題。
醫生們從發現或發明了内髒移植方法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想要活的内髒器官,于是就定義了‘腦死亡’這一概念,完全像上帝一樣您意界定了人的死亡範疇。
“也許這種想法是對的,因為還有人等着移植内髒,能為救人一命發揮作用大概也是事實。
然而我不認為如此就可以對人的死亡這一最嚴肅的問題輕易下結論。
有堆積如山的問題必須進行徹底的讨論,譬如,是否涉嫌侵犯内髒提供者的人權?是否等于放棄救治?防止犯罪發生的方法是否萬全?等等等等。
因為許多國民對這一系列的問題幾乎一無所知。
“但是,在争論并積極推進腦死亡或内髒移植的人中,就有加賀之類具有危險思想的人。
把生命交到這樣的人手上能放心嗎?至少在把這種人清除出醫學界之前不應該去站污這個聖地。
這是龍滿父子曾經想告訴世人的。
不,不光是龍滿,如果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大多數日本國民一定都會持相同的懷疑态度。
“1994年提交的内髒移植法案,因為龍滿浩三的問題牽制了加賀而未獲通過。
但是浩三剛剛去世,他們便又重新行動起來,準備再次建立該法案。
對此深感不安的智仁繼承父親的遺志希望阻止法案的通過,于是抛出最後一張王牌即往昔的罪證,勸告加賀撤銷對該法案的支持,盡早引退。
結果,悲劇發生了……”“别說了!” 江藤教授冷冷地說。
這個才四十多歲的男人望着新聞記者,露出了俨然已過花甲之年般的狡接的微笑。
“我可沒這麼多的時間聽你拙劣的作文。
你的這番話的确好像是經過反複推敲的。
不過,用腦子胡亂臆想之類的誰都會,但是又有多大的意義呢?你是要把這些事刊登在你的雜志上嗎?無憑無據地瞎寫一氣,隻會立刻以诽謗
高澤來那天,大街上已經早早地響起了《鈴兒響叮當》的旋律,也就是那天,新聞報道說北海道襲來了今年第一股寒流。
平家神社的銀杏滿樹金黃,落葉在院内紛紛揚揚。
“名片的事情終于有着落了。
” 高澤說,腮幫子照例被糯米團子塞得鼓鼓的。
“GREEN制藥印發給田口的名片共有兩百張,一動不動放在辦公桌抽屜裡的還有一百七十張,此外名片夾裡還剩十四張,即是說,在他遇害之前用出去十六張。
” “怎麼那麼少呢?他工作上每天要接觸的人應該很多的。
” “接觸的人雖然很多;但第一次見面的幾乎沒有。
” “噢,說得是。
” “所以那期間見面并交換了名片的人便可以單獨圈定。
經調查,初次見面并交換了名片的人有新開拓的客戶F醫院以及龍滿科長直接負責的S醫院的人各兩位。
這四位都還保存着他的名片。
“剩下的十二張中,一張在他夫人手裡,兩張給了夜總會的女人,據同去的同事講,這兩張名片并不是因為工作關系而交換的,多少有些自傲的意思。
另外九張可能給了以前一直有合作關系的醫院的醫生或者藥店的負責人。
“按照他的行動慣例進行搜查的結果,其中七張已經有了下落,隻有兩張不知道給了誰,不過其中一張就是岡溝在常隆寺用的那一張。
” 問題就在于岡溝用的那張名片出自誰的手。
高澤把自己記錄的田口的行動路線交給淺見看,所有路線都與醫院有關。
共走訪了八家醫院,其中也有加賀裕史郎任副校長的T大學附屬醫院。
據警方調查,丁大學無人得到過該名片。
淺見就這一點進行了質疑。
“啊,田口是去過那裡,但好像并沒有接觸與醫院有關的人員。
據說那天按慣例正好有一個以加賀為中心的研究會,東京附近的自不必說,各地方的大學附屬醫院都來了許多加賀先生的學生。
田口雖然參加了這個研究會,但與會者全都是些頭面人物的醫生,戒備森嚴,見了面也幾乎隻是點頭緻意而已,根本談不上買賣的問題。
這些都是聽岡溝說的。
” “就算沒能說上話,遞上一張名片還是可以的吧?” “是啊,應該是可以的吧。
” “有與會人員名單嗎?” “我想專案組應該有。
需要的話,我回頭傳真給你。
” 淺見到家不多會兒傳真就到了。
參加者中有四個人的名字與宇都宮座談會參加者名單重合。
淺見緻電高澤,請他确認這四人是否得到了田口的名片。
這幾位都是地方醫科大學或綜合大學醫學部響當當的教授。
調查得知,北陸J大學醫學部教授當時收到了田口的名片,而且現在還保存着。
“好像田口是通過岡溝的介紹得知這個會議的,大概是想拓展新客戶。
根據是因為除了田口之外,沒有一位制藥公司的推銷員參加。
” 高澤在電話上說。
最初對推銷員業務一竅不通的高澤在調查過程中似乎也變得相當精通了。
“據那位教授講,田口是在會議結束後參會者準備離開時守候在過道上遞交名片的。
由于急着趕路,并沒有詳談工作上的事情,隻是暫且收下了名片,沒怎麼多加留意,所以田口被害事件發生後也完全沒注意到原來就是那張名片的主人。
” 餘下的三人是: R大學(北海道)醫學部教授井上德次 H醫科大學(靜岡縣)教授江藤薰 W醫科大學(福岡縣)教授廣濑惠一 “你們不打算對這三位在九月三十日是否有不在現場的證據進行調查嗎?”淺見問。
“九月三十日?你說的證據是指?” “就是岡溝去常隆寺那天。
” “有道理……就是看他們是不是那天坐在岡溝車上的人?” 高澤的聲音突然變得興奮起來。
情緒高漲的同時,似乎還伴着相當的困惑。
“如果走到這一步,對方就會完全清楚自己已經成了調查對象。
不過,上面的人究竟會怎麼說呢?” 由于對岡溝問題的調查以無果而終,所以作為岡溝同情者的高澤就很難按照淺見的建議行動。
淺見也察覺了高澤的苦衷。
“明白了。
這樣吧,我去查訪。
” “哎?你去?這可能有點不妥吧?” “我不過是以新聞采訪的形式去調查,你不必擔心。
” “可是,你說去,是從北海道到九州嗎?旅費也要花一大筆噢。
” “這個你也不用擔心,我要去的地方隻有一處,而且是最近的。
” “你是說去查訪……江藤薰?” 也許是心理作用的驅使,最後的語尾夾帶着些許不安與遲疑。
其實,在淺見心裡早已經惦記着“江藤薰”這個名字,特别是字都宮座談會和在T大學的集會這兩個“标尺”交叉的時候,可以說這份疑惑就已經基本确定了。
淺見申請的訪問目的是主要采訪“作為内髒移植和腦死亡認定問題的首席專家江藤薰先生對此有何見教”。
當他告知自己是曾經采訪過龍滿事件的新聞記者,江藤立刻明白了,并爽快地答應接受采訪。
“我要查房,請避開這個時間。
” 對方的聲音爽朗熱情,毫不遲疑,這反倒讓淺見犯了疑惑。
H醫大的建築已趨老朽,而位于同一院牆内的附屬醫院較之則漂亮許多,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上次來訪适值氣候宜人的季節,并沒有什麼不适之感,但這次因為空調設施陳舊,樓内冷熱不均。
“财政困難的大學真是可憐啊!”江藤一邊給客人讓座一邊苦笑道,“年輕的時候尚可忍耐,這裡不是長留之地埃”“我好像聽說加賀先生建在山口縣長門市的研究所聘請您去工作。
” 這是淺見無意中聽到的一則消息。
“呵,你的消息真靈通啊!” 江藤頓時笑逐顔開。
“的确是說把加賀先生的研究所交給我,但是還隻是一個假設,目前尚在計劃之中。
捐款好像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數額,但是預算無論有多少都不夠用哦!” “是的,是的。
說起來這是一項公益事業,就不能借助國家的補貼嗎?” “也許多少會有一點,但是很難。
厚生省和大藏省都把錢包攥得很緊哦。
” “晤,說到這裡我想起來了,記不得是什麼時候了,我看見您跟厚生省的人在一起,大概也就是交涉這方面的問題吧?” “哎?我跟厚生省的官員在一起?哈哈哈!怎麼會呢?你不會是要寫我跟官僚互相勾結吧?有時候倒是會向厚生省伸手要求援助,但更多的是挨罵。
你看到的也許就是這種情況吧。
什麼時候的事?” “九月三十日中午前後,在赤闆E飯店。
”淺見故意翻開記事簿。
“九月三十日……” 江藤擡起看似聰明的細長眼睛望着天花闆。
“喔,那不是我呀,九月三十日我不在東京。
” “這麼說您在哪裡呢?” “哈哈哈!你在懷疑我?那天是這樣的,關西的……”他停頓片刻,瞥了眼淺見。
在淺見眼裡.他的目光裡流露出警惕之色。
“在大阪召開了一個國際移植學會的研讨會,我一早就坐新幹線到大版去了。
” “噢。
那加賀裕史郎先生大概也出席了吧?” “是的。
你真是無所不知啊,不愧是做記者的。
” 江藤很佩服的樣子。
說實話,淺見所說都是信口瞎蒙。
“我從中午到傍晚,幾乎一直與加賀先生呆在飯店的房間裡,所以我既不在東京,更沒有會見過什麼官員。
” “是嗎……那大概是我認錯人了吧。
” 淺見裝作極力認真會議的樣子。
“那麼,下面請允許我進入我們今天采訪的主要話題。
我可以錄音嗎?” 淺見煞有介事地在桌上放了一台錄音機。
“内髒移植問題好像已經進入立法階段,關于腦死亡的認定,可以說江藤先生您是基本贊成的,是嗎?” “基本上嘛,是贊成的。
當然啦,還有許多細節有待我們商讨。
我認為,必須盡快制定認定腦死亡就等于人死亡的相關法律。
正因為沒有這方面的法律,我國的内髒移植醫療技術才停滞不前,人們隻好勞神費力地到國外去等待内髒提供者的出現。
本國的人們視而不見,卻請求外國人提供内髒,這在其他國家眼裡隻能被認為是利己主義。
盡管如此,能在國外接受移植的患者,也僅僅是極少部分經濟富裕的幸運兒,而大部分的患者因等不到内髒移植而隻能眼睜睜地等死,這實在是太遺憾了!特别是在包括我在内的戰鬥在醫療第一線的醫生耳朵裡,已經聽到太多患者要求移植内髒的呼聲。
我希望救救這些患者!這應該是醫務工作者當然的願望!” 江藤說到這裡,最後結尾道: “這樣可以了吧?” “我有兩三個問題想請教。
”淺見說,“這也許隻是一部分人的意見,有人認為,以腦死亡認定人死亡,實際上其目的是等待移植内髒,可以說是出于對内髒提供者的需要。
對此,您怎樣……”“這個……因為有人堅持這種其頑的想法或者說為反對内髒移植而故意玩弄反對意見,所以阻力很大。
腦死亡即意味着人死亡,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
死去的腦不可能再次複活。
一旦發生腦死亡,人的其他所有内髒随即死亡,這是無可辯駁的。
但是,因交通事故或顱内出血,即使出現腦死亡,其他内髒還能夠存活一段時間的情況雖然極少,但确也存在。
你不認為把上帝賜予的這種機會貢獻給等待内髒器官移植的患者,這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也是正确的做法嗎?從故去的人的立場看,不是也應該為自己的内髒器官能夠繼續存活在他人體内而感到滿足嗎?” “是這樣,您說得對。
” 淺見頻頻點頭贊同。
“另外,還有人指出,腦死亡和内髒器官移植存在誘發犯罪的可能。
對此,您認為如何?” “這不是站在醫生的角度說三道四的問題,說到底是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
假如制定并實施一個完善的法律以防止犯罪或事故,我想問題就解決了。
” “您剛才說以一個醫生的立場不好說三道四,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恐懼地認為,醫療現場可以說是一個封閉的聖地,從外部根本無法窺見裡面在幹什麼,譬如說有可能僞造提供内髒器官的同意書,或者過早認定腦死亡等等……”“你呀,這大概就叫做小人之心吧!”江藤以強硬的口氣抗議道,“從醫療道德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
希望大家對醫生的道德觀多一些信賴。
” “可是,也有人對這個道德觀表示懷疑埃”淺見說。
他已經意識到自己越來越面無表情。
“他們懷疑,長期從事腦死亡問題及内髒移植問題研究的醫生或醫學界的專家們究竟有沒有資格談道德問題。
” “這是什麼意思?” 江藤憤然發問。
“譬如加賀裕史郎先生,有人指出加賀先生與過去的731部隊曾有瓜葛。
” “胡說……” 江藤臉色驟變。
淺見毫不理會地繼續道:“除了加賀先生之外,還有許多先生早已去世。
據說還是他們這些曾經參與731部隊的專家學者們别熱衷于内髒移植問題的研究,據說是憑借當年731部隊練就的技術和獲取的數據為他們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基矗”“豈有此理!” “而且據認為,事實上在現職的各位先生中,加賀先生以及越是受到過那些專家學者薰陶的先生們越是熱衷于内髒移植,越是贊成腦死亡就是人的死亡這一認定标準。
” “誰……你說,究竟是誰這樣惡意中傷?搞不好會發展為诽謗名譽的噢!晤?是誰?該不會是你自己吧?” “是龍滿,龍滿智仁。
” “什麼……” “我聽龍滿親口說的,在去淡路島常隆寺途中的渡船上。
” “不要信口開河!你上次來可是沒說這樣的話。
首先,龍滿不會對你這樣的人說這樣的話。
” “你說得對,”淺見爽快地點頭道,“所謂聽龍滿親口所言是我瞎說的.我聽到的是龍滿寄存在常隆寺裡的遺骨的聲音。
” “什麼……” 江藤臉色鐵青,一直盯着淺見的目光頓時低垂下去。
“喂,你把錄音機關掉!” 他慌亂地說。
淺見聽話地摁下錄音機的停止鍵。
“你是什麼人?這哪裡是什麼采訪!你的用意何在?對了,是你,岡溝說上次在Q飯店的慶祝會上,有人向加賀先生提出了奇怪的問題,那個人該不會就是你吧?” “向加賀先生提出足尾銅礦時期這個問題的人的确是我。
可是這個問題奇怪嗎?” “這……我不知道什麼足尾銅礦時期。
但是無論如何這不是慶祝會上該提的問題吧?” “不僅是慶祝會現場,因為無論在何處提出這個問題,加賀都有不回答的理由。
” “什麼……理由?” “也許是加賀曆史上的污點,不,也可以說是日本醫學史上的污點。
遍查加賀的履曆,涉及足尾銅礦前後三年的記錄全都是空白。
江藤先生您自己不是也不知道加賀在足尾銅礦時期這段曆史嗎?不僅如此,包括那三年在内的前後幾年裡,加賀都幹了些什麼,這一切全都被遮掩在黑暗中。
” “加賀曾參與731部隊的研究,在東京新宿區過去的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和足尾銅礦診所兩頭任職。
當時,被逼在足尾銅礦當勞工的一百幾十号中國人相繼死亡,據推測,1989年從戶山發掘出的大約七十具屍體其實就是這些人的遺骸,這比當時在中國大陸被用來做活體試驗的所謂圓木被大量緻死事件稍晚一些。
據認為,這表明在日本國内也曾做過活體試驗,而當時擔任試驗核心任務的就是加賀裕史郎。
” “夠了!” 江藤教授突然喊道,仿佛要把什麼積郁已久的東西發洩出來似的,聲音有些令人發憷。
“你以為我對加賀先生的過去一點都不了解嗎?當然在足尾銅礦發生了什麼事這類細節我不清楚,但是諸如在戰争期間參與731部隊研究的事我還是有所耳聞的。
“的确如你所說,在日本醫學界被稱為大先生的許多人都曾經協助731部隊或者從那裡收集過許多有用的數據。
但是那是戰争這一特殊的環境使然,如果孤立地提出這個問題,把先生們都稱作罪犯;這是極為錯誤的。
“何況,如果站在發展醫學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可以說他們為人類的未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戰後,美國占領軍不是以提供731部隊的情報為交換對所有相關人員一律赦免嗎?這就是證明。
有一部分人比如像你,一想到加賀先生以及許多醫學家們成為戰後日本醫學的先驅,或者當初731部隊的幹部創辦了GREEN制藥等,就會念念不忘過去的亡靈或者心有餘悸,這才有些不正常噢! “首先,我要站在像我這樣在戰後出生、與過去發生的事情毫不相幹的人的立場上說幾句話。
何況你還要比我年輕得多哩!為什麼非得回憶過去呢?過去已經成為過去,我們應該斬斷過去。
如果不始終面對未來是不會有進步的。
” “能斬斷嗎?” 淺見以平靜的口吻問道。
“晤?……” “發生的事和死去的人也許可以斬斷,但是精神是斬不斷的啊!你從加賀那裡繼承過來的精神和道德觀現在不是還延綿不絕嗎?那些把731部隊的暴虐行徑美化為醫學進步的奠基石的人,居然可以煞有介事地奢談什麼醫療道德,這讓龍滿父子深感疑惑和恐懼。
“我不懂腦死亡就是人死亡的看法是否正确,但是我清楚地懂得,如果沒有内髒移植的需要,就不會産生什麼腦死亡問題。
醫生們從發現或發明了内髒移植方法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想要活的内髒器官,于是就定義了‘腦死亡’這一概念,完全像上帝一樣您意界定了人的死亡範疇。
“也許這種想法是對的,因為還有人等着移植内髒,能為救人一命發揮作用大概也是事實。
然而我不認為如此就可以對人的死亡這一最嚴肅的問題輕易下結論。
有堆積如山的問題必須進行徹底的讨論,譬如,是否涉嫌侵犯内髒提供者的人權?是否等于放棄救治?防止犯罪發生的方法是否萬全?等等等等。
因為許多國民對這一系列的問題幾乎一無所知。
“但是,在争論并積極推進腦死亡或内髒移植的人中,就有加賀之類具有危險思想的人。
把生命交到這樣的人手上能放心嗎?至少在把這種人清除出醫學界之前不應該去站污這個聖地。
這是龍滿父子曾經想告訴世人的。
不,不光是龍滿,如果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大多數日本國民一定都會持相同的懷疑态度。
“1994年提交的内髒移植法案,因為龍滿浩三的問題牽制了加賀而未獲通過。
但是浩三剛剛去世,他們便又重新行動起來,準備再次建立該法案。
對此深感不安的智仁繼承父親的遺志希望阻止法案的通過,于是抛出最後一張王牌即往昔的罪證,勸告加賀撤銷對該法案的支持,盡早引退。
結果,悲劇發生了……”“别說了!” 江藤教授冷冷地說。
這個才四十多歲的男人望着新聞記者,露出了俨然已過花甲之年般的狡接的微笑。
“我可沒這麼多的時間聽你拙劣的作文。
你的這番話的确好像是經過反複推敲的。
不過,用腦子胡亂臆想之類的誰都會,但是又有多大的意義呢?你是要把這些事刊登在你的雜志上嗎?無憑無據地瞎寫一氣,隻會立刻以诽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