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1）
關燈
小
中
大
謊，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受到了诽謗。
過了不久，普列特尼奧夫和克裡姆林醫院的著名内科醫生列文就被捕，并且供認害死了馬克西姆·高爾基。
三個人都望着維克托。
他們的目光是親切、和藹、充滿信心的。
他是自己人嘛。
希沙科夫已經像兄弟般地承認了他的著作的偉大意義。
科甫琴科也把他看得很高。
巴季因的眼睛好像在說：“是的，我對您做的事情原來是很反感的。
但是我錯了。
我不懂。
黨已經糾正了我的錯誤。
”科甫琴科打開紅色公文夾，把打字機打好的公開信遞給維克托。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應該告訴您，英國人和美國人發動的這場運動，是直接為法西斯效勞的。
可能這是第五縱隊的間諜策動的。
” 巴季因插話說： “幹嗎還要向維克托·帕夫洛維奇進行宣傳？他和咱們都一樣，有一顆蘇聯愛國者的心。
” “當然，”希沙科夫說，“正是這樣。
” “誰又能懷疑這一點呢？”科甫琴科說。
“是的，是的，是的。
”維克托說。
最奇怪的是，這幾個人不久前對他又鄙視又不放心，現在卻對他又信任又親熱，這種信任和親熱顯然極其自然，而且他雖然一直記着他們對他的殘酷，卻很自然地接受了他們的友好感情。
就是這種友情和信任束縛着他，剝奪了他的力量。
假如他們大聲呵斥他，用腳踢他，打他，也許他會大吼起來，會剛強些的…… 斯大林和他通過電話。
現在和他坐在一起的幾個人都記得這一點。
可是，天啊，他們要他簽名的這封信多麼可怕呀。
這封信關系到多麼可怕的事呀。
他實在無法相信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和列文大夫會殺害偉大的高爾基。
他媽媽來莫斯科的時候找列文看過病，柳德米拉更是常常在他那兒治病，他是一個很聰明、很細心、很和善的人。
誣陷這樣兩位醫生的人，有多麼殘忍？ 這種誣陷是中世紀黑暗的再現。
醫生竟成了殺人犯！醫生竟害死偉大的作家，害死最後一位俄羅斯文學大師。
誰需要這種血腥的誣陷？這是迫害異己，是宗教審判的火堆，就像殺害異教徒，又是煙，又是惡臭，像燒開的焦油。
這一切怎麼能和列甯，和社會主義建設，和偉大的反法西斯戰争相聯系呢？ 他拿起公開信的第一頁。
希沙科夫問他，站着是不是舒服，光線行不行，是不是坐到椅子上？不用，不用，很舒服，謝謝。
他看得很慢。
把一個一個的字塞進腦子，腦子卻不能吸收，就像要把沙子塞進蘋果裡。
他看到： “你們袒護人類的敗類和不肖之徒、玷辱了崇高的醫生稱号的普列特尼奧夫和列文，是在助長法西斯仇恨人類的思想。
” 他又看到： “蘇聯人民英勇地在同法西斯進行戰鬥，是法西斯在用新的形式推行中世紀的迫害異己、民族大洗劫、宗教審判的火刑、刑訊和拷打。
” 我的天啊，怎麼能不叫人發瘋呀。
他又往下看： “我們的子弟在斯大林格勒流的血，取得了反法西斯戰争的轉折，你們卻有意無意地在袒護第五縱隊的間諜……” 是的，是的，是的。
“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受到人民和政府的無比愛護和關懷，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們在這兒說話，不妨礙您吧？” “不，不，沒關系。
”維克托說。
他心裡想：“有些人很幸運，或者能夠開開玩笑把事情敷衍過去，或者這會兒正在别墅裡度假，或者在生病，或者……” 科甫琴科說： “我聽說，斯大林同志知道這封信，很贊成我們科學家的這一行動。
” “所以才要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簽名呢……”巴季因說。
維克托感到苦惱，感到厭惡，感到自己就要屈服。
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
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
人是多麼奇怪、多麼令人吃驚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卻沒有足夠的力量拒絕甜餅和冰糖。
如果有一隻手撫摩你的頭，拍你的肩膀，那手就成了無敵的手，你再也無力把它推開。
胡說，為什麼要誣蔑自己？他要甜餅和冰糖幹什麼？他對生活條件和物質享受一直很平淡。
他的見解、他的著作、他一生最珍貴的東西在反法西斯戰争時期成為有用的、可貴的。
這确實就是幸福！ 而且，說實在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他們都在預審中承認了呀。
他們在法庭上也供認了。
他們已經承認害死了偉大的作家，怎麼能相信他們無罪？ 拒絕在公開信上簽名嗎？那就是同情殺害高爾基的兇手！不，不可能。
懷疑他們招供的真實性嗎？就是說，那是強迫的！可是強迫一個正直而善良的知識分子承認自己是雇傭的殺人兇手并因而換得死刑和可恥的名聲，隻有用拷打的辦法。
然而，這樣的懷疑，即使有一絲一毫，那也是神經錯亂。
不過，在這種卑劣的信上簽名，那是令人厭惡，令人作嘔的。
在他的頭腦中出現了一些話和對這些話的回答…… “同志們，我有病，我的冠狀動脈痙攣。
” “胡說，想借口生病來逃避呢，您臉上的氣色挺好嘛。
” “同志們，幹嗎要我簽名，我隻是在很小的專家圈子裡有些名氣，國外很少有人知道我。
” “胡說！（聽到這個“胡說”十分快活）都知道您，還不光是知道呢！而且沒有您的簽名，這信就沒有意義，也無法讓斯大林同志看，他會問：為什麼沒有施特魯姆的簽名？” “同志們，我直截了當對你們說吧，我覺得某些說法不夠妥當，會給我們整個科學界造成不好的影響。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請，請，請您提出具體意見，我們很高興修改您認為不妥當的說法。
” “同志們，要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你們在這兒寫的：人民的敵人巴别爾，人民的敵人、作家皮利尼亞克，人民的敵人瓦維洛夫院士，人民的敵人、演員梅耶霍德……不過我是一個物理學家，數學家，是從事理論研究的，有些人認為我精神失常，因為我研究的領域太抽象。
說實在的，我是不夠格的，最好還是不提這些人吧，因為這些事我一點兒也不明白。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不要客氣吧。
您十分善于分析政治問題，您的邏輯性很強，您該記得，有多少次您說到政治方面的問題，說得何等深刻呀。
” “啊，天呀！你們要知道，我還有良心呀，我很痛心，我很難過，再說，也不是非我不可，為什麼非要我簽名不行，我太痛苦了，讓我的良心享受一點兒安甯吧。
” 可是馬上又變得軟弱無力，不由自主，出現了喂飽了和受寵的牲畜那種馴順的感情，怕生活又受到新的摧殘，怕又一次擔驚受怕。
這是怎麼回事兒？又要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對立面？又要冷清孤單？應該認真對待生活了。
他已經得到連想也不敢想的東西。
他現在能自由地從事自己的研究，受到無比的關懷與照顧。
而且他也沒有祈求，沒有檢讨。
他是勝利者！他還要什麼呢？斯大林都親自給他打了電話呀！ “同志們，這事關系重大，我希望多少想一想，最好等明天再決定。
”他又在心中說。
他馬上又想象到：這樣他會一夜不眠，痛苦，焦慮，猶豫不決，突然下決心，又因為下了決心而害怕，又猶豫不決，又下決心。
這一切折騰起人來，就像兇惡、無情的瘧疾。
是他自己要把這種折磨延長若幹小時。
他已經沒有力氣了。
快點兒，快點兒，快點兒吧。
他掏出自來水筆。
他馬上看出來，希沙科夫看到他這個頂不随和的人今天這樣随和，都驚愕得發了呆。
整整一天維克托沒有進行研究。
誰也沒打攪他，誰也沒給他打電話。
是他自己不能進行研究。
他不能進行研究，是因為這一天他覺得研究工作枯燥、空洞、毫無意思。
有哪些人在公開信上簽了名？契貝任簽名嗎？約費簽過名嗎？克雷洛夫是否簽過名？曼德爾施塔姆呢？他真想躲到什麼人背後去。
不過，拒絕簽名是不可能的。
那就等于自殺。
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兒。
也可以拒絕嘛。
不，不，都有道理。
因為誰也沒有威脅他。
如果他是因為像畜生一樣害怕而簽了名，那倒是輕松些。
可是他簽名不是因為害怕呀。
是因為有一種愚昧、令人惡心的馴順感情。
維克托把安娜·斯捷潘諾夫娜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裡來，請她明天把新設備上進行的試驗的一組膠片洗出來。
她記下來了，卻依然坐着沒有走。
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她。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她說，“我以前認為，言語是表達不出心情的，可是現在我想說說：您可明白，您的所作所為對于我和其他一些人有什麼樣的意義？這對于人們來說，比一切偉大的發明都重要。
就因為您活在世界上，一想到這一點，心裡就覺得幸福。
您可知道，鉗工們、清潔工和門衛人員是怎麼說您的？都說您是一個正派人。
我多次想上您家裡去，可是我怕。
您要知道，我在最困難的日子裡一想到您，心裡就覺得輕松，覺得安甯。
謝謝您，就因為有您。
您是人！” 他什麼也沒有來得及說，她就很快地走出了辦公室。
他想跑到街上去，狂跑，狂叫……因為他太痛心，太羞愧。
不過，痛心和羞愧還不止這些，這隻是開頭。
快到下班的時候，電話鈴響起來。
“您聽出來了嗎？” 天啊，還問他是不是聽出來呢。
不僅是耳朵，就連握着話筒、頓時緊張起來的手指頭也聽出這聲音了。
這是瑪利亞又在他最難受的時刻出現了。
“我是在公用電話亭子裡打電話，聲音很不清楚，”瑪利亞說，“我丈夫身體好些了，我現在時間多一些了。
如果可以的話，明天八點鐘還上那個街心公園來。
” 她忽然說： “我親愛的，我的心上人！我真替您擔心呀。
有人帶着一封公開信上我家來，噢，您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吧？我相信，這是您，是您的剛強幫助我丈夫頂住了，我們一切都還平平安安。
可是我馬上想到，您這一下子要惹出麻煩來了。
您性格那樣倔強，有時候别人會碰一個疙瘩，您就會碰得粉身碎骨。
” 他挂起話筒，用兩手把臉捂住。
他已經明白自己處境之可怕：今天不是敵人在殘酷地折磨他。
是親近的一些人在折磨他，用的刑具是他們對他的無比信任。
他回到家裡，連大衣也沒有脫，就給契貝任打電話。
柳德米拉站在他面前，他在撥契貝任家的電話号碼，他相信，斷然相信，他的朋友和老師也會因為喜歡他，使他受到無情的創傷。
他急急匆匆，甚至來不及對柳德米拉說說在公開信上簽名的事。
天啊，柳德米拉的頭發白得多麼快呀。
是的，是的，真不應該，不能再讓她傷心了！ “好消息不少，都看到戰報，”契貝任說，“不過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噢，今天我和幾位可敬的人士吵了一場。
您可聽說一封什麼公開信了嗎？” 維克托舔了舔發燥的嘴唇，說： “是的，聽說一點點兒。
” “好啦，好啦，我明白，這種事兒不好在電話裡說，等您回來之後，咱們見了面再說說吧。
”契貝任說。
嗯，好吧，好吧，不過，還有娜佳，她馬上也要回來了。
天啊，天啊，他幹的是什麼事……
過了不久，普列特尼奧夫和克裡姆林醫院的著名内科醫生列文就被捕，并且供認害死了馬克西姆·高爾基。
三個人都望着維克托。
他們的目光是親切、和藹、充滿信心的。
他是自己人嘛。
希沙科夫已經像兄弟般地承認了他的著作的偉大意義。
科甫琴科也把他看得很高。
巴季因的眼睛好像在說：“是的，我對您做的事情原來是很反感的。
但是我錯了。
我不懂。
黨已經糾正了我的錯誤。
”科甫琴科打開紅色公文夾，把打字機打好的公開信遞給維克托。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應該告訴您，英國人和美國人發動的這場運動，是直接為法西斯效勞的。
可能這是第五縱隊的間諜策動的。
” 巴季因插話說： “幹嗎還要向維克托·帕夫洛維奇進行宣傳？他和咱們都一樣，有一顆蘇聯愛國者的心。
” “當然，”希沙科夫說，“正是這樣。
” “誰又能懷疑這一點呢？”科甫琴科說。
“是的，是的，是的。
”維克托說。
最奇怪的是，這幾個人不久前對他又鄙視又不放心，現在卻對他又信任又親熱，這種信任和親熱顯然極其自然，而且他雖然一直記着他們對他的殘酷，卻很自然地接受了他們的友好感情。
就是這種友情和信任束縛着他，剝奪了他的力量。
假如他們大聲呵斥他，用腳踢他，打他，也許他會大吼起來，會剛強些的…… 斯大林和他通過電話。
現在和他坐在一起的幾個人都記得這一點。
可是，天啊，他們要他簽名的這封信多麼可怕呀。
這封信關系到多麼可怕的事呀。
他實在無法相信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和列文大夫會殺害偉大的高爾基。
他媽媽來莫斯科的時候找列文看過病，柳德米拉更是常常在他那兒治病，他是一個很聰明、很細心、很和善的人。
誣陷這樣兩位醫生的人，有多麼殘忍？ 這種誣陷是中世紀黑暗的再現。
醫生竟成了殺人犯！醫生竟害死偉大的作家，害死最後一位俄羅斯文學大師。
誰需要這種血腥的誣陷？這是迫害異己，是宗教審判的火堆，就像殺害異教徒，又是煙，又是惡臭，像燒開的焦油。
這一切怎麼能和列甯，和社會主義建設，和偉大的反法西斯戰争相聯系呢？ 他拿起公開信的第一頁。
希沙科夫問他，站着是不是舒服，光線行不行，是不是坐到椅子上？不用，不用，很舒服，謝謝。
他看得很慢。
把一個一個的字塞進腦子，腦子卻不能吸收，就像要把沙子塞進蘋果裡。
他看到： “你們袒護人類的敗類和不肖之徒、玷辱了崇高的醫生稱号的普列特尼奧夫和列文，是在助長法西斯仇恨人類的思想。
” 他又看到： “蘇聯人民英勇地在同法西斯進行戰鬥，是法西斯在用新的形式推行中世紀的迫害異己、民族大洗劫、宗教審判的火刑、刑訊和拷打。
” 我的天啊，怎麼能不叫人發瘋呀。
他又往下看： “我們的子弟在斯大林格勒流的血，取得了反法西斯戰争的轉折，你們卻有意無意地在袒護第五縱隊的間諜……” 是的，是的，是的。
“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受到人民和政府的無比愛護和關懷，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們在這兒說話，不妨礙您吧？” “不，不，沒關系。
”維克托說。
他心裡想：“有些人很幸運，或者能夠開開玩笑把事情敷衍過去，或者這會兒正在别墅裡度假，或者在生病，或者……” 科甫琴科說： “我聽說，斯大林同志知道這封信，很贊成我們科學家的這一行動。
” “所以才要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簽名呢……”巴季因說。
維克托感到苦惱，感到厭惡，感到自己就要屈服。
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
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
人是多麼奇怪、多麼令人吃驚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卻沒有足夠的力量拒絕甜餅和冰糖。
如果有一隻手撫摩你的頭，拍你的肩膀，那手就成了無敵的手，你再也無力把它推開。
胡說，為什麼要誣蔑自己？他要甜餅和冰糖幹什麼？他對生活條件和物質享受一直很平淡。
他的見解、他的著作、他一生最珍貴的東西在反法西斯戰争時期成為有用的、可貴的。
這确實就是幸福！ 而且，說實在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他們都在預審中承認了呀。
他們在法庭上也供認了。
他們已經承認害死了偉大的作家，怎麼能相信他們無罪？ 拒絕在公開信上簽名嗎？那就是同情殺害高爾基的兇手！不，不可能。
懷疑他們招供的真實性嗎？就是說，那是強迫的！可是強迫一個正直而善良的知識分子承認自己是雇傭的殺人兇手并因而換得死刑和可恥的名聲，隻有用拷打的辦法。
然而，這樣的懷疑，即使有一絲一毫，那也是神經錯亂。
不過，在這種卑劣的信上簽名，那是令人厭惡，令人作嘔的。
在他的頭腦中出現了一些話和對這些話的回答…… “同志們，我有病，我的冠狀動脈痙攣。
” “胡說，想借口生病來逃避呢，您臉上的氣色挺好嘛。
” “同志們，幹嗎要我簽名，我隻是在很小的專家圈子裡有些名氣，國外很少有人知道我。
” “胡說！（聽到這個“胡說”十分快活）都知道您，還不光是知道呢！而且沒有您的簽名，這信就沒有意義，也無法讓斯大林同志看，他會問：為什麼沒有施特魯姆的簽名？” “同志們，我直截了當對你們說吧，我覺得某些說法不夠妥當，會給我們整個科學界造成不好的影響。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請，請，請您提出具體意見，我們很高興修改您認為不妥當的說法。
” “同志們，要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你們在這兒寫的：人民的敵人巴别爾，人民的敵人、作家皮利尼亞克，人民的敵人瓦維洛夫院士，人民的敵人、演員梅耶霍德……不過我是一個物理學家，數學家，是從事理論研究的，有些人認為我精神失常，因為我研究的領域太抽象。
說實在的，我是不夠格的，最好還是不提這些人吧，因為這些事我一點兒也不明白。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不要客氣吧。
您十分善于分析政治問題，您的邏輯性很強，您該記得，有多少次您說到政治方面的問題，說得何等深刻呀。
” “啊，天呀！你們要知道，我還有良心呀，我很痛心，我很難過，再說，也不是非我不可，為什麼非要我簽名不行，我太痛苦了，讓我的良心享受一點兒安甯吧。
” 可是馬上又變得軟弱無力，不由自主，出現了喂飽了和受寵的牲畜那種馴順的感情，怕生活又受到新的摧殘，怕又一次擔驚受怕。
這是怎麼回事兒？又要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對立面？又要冷清孤單？應該認真對待生活了。
他已經得到連想也不敢想的東西。
他現在能自由地從事自己的研究，受到無比的關懷與照顧。
而且他也沒有祈求，沒有檢讨。
他是勝利者！他還要什麼呢？斯大林都親自給他打了電話呀！ “同志們，這事關系重大，我希望多少想一想，最好等明天再決定。
”他又在心中說。
他馬上又想象到：這樣他會一夜不眠，痛苦，焦慮，猶豫不決，突然下決心，又因為下了決心而害怕，又猶豫不決，又下決心。
這一切折騰起人來，就像兇惡、無情的瘧疾。
是他自己要把這種折磨延長若幹小時。
他已經沒有力氣了。
快點兒，快點兒，快點兒吧。
他掏出自來水筆。
他馬上看出來，希沙科夫看到他這個頂不随和的人今天這樣随和，都驚愕得發了呆。
整整一天維克托沒有進行研究。
誰也沒打攪他，誰也沒給他打電話。
是他自己不能進行研究。
他不能進行研究，是因為這一天他覺得研究工作枯燥、空洞、毫無意思。
有哪些人在公開信上簽了名？契貝任簽名嗎？約費簽過名嗎？克雷洛夫是否簽過名？曼德爾施塔姆呢？他真想躲到什麼人背後去。
不過，拒絕簽名是不可能的。
那就等于自殺。
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兒。
也可以拒絕嘛。
不，不，都有道理。
因為誰也沒有威脅他。
如果他是因為像畜生一樣害怕而簽了名，那倒是輕松些。
可是他簽名不是因為害怕呀。
是因為有一種愚昧、令人惡心的馴順感情。
維克托把安娜·斯捷潘諾夫娜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裡來，請她明天把新設備上進行的試驗的一組膠片洗出來。
她記下來了，卻依然坐着沒有走。
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她。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她說，“我以前認為，言語是表達不出心情的，可是現在我想說說：您可明白，您的所作所為對于我和其他一些人有什麼樣的意義？這對于人們來說，比一切偉大的發明都重要。
就因為您活在世界上，一想到這一點，心裡就覺得幸福。
您可知道，鉗工們、清潔工和門衛人員是怎麼說您的？都說您是一個正派人。
我多次想上您家裡去，可是我怕。
您要知道，我在最困難的日子裡一想到您，心裡就覺得輕松，覺得安甯。
謝謝您，就因為有您。
您是人！” 他什麼也沒有來得及說，她就很快地走出了辦公室。
他想跑到街上去，狂跑，狂叫……因為他太痛心，太羞愧。
不過，痛心和羞愧還不止這些，這隻是開頭。
快到下班的時候，電話鈴響起來。
“您聽出來了嗎？” 天啊，還問他是不是聽出來呢。
不僅是耳朵，就連握着話筒、頓時緊張起來的手指頭也聽出這聲音了。
這是瑪利亞又在他最難受的時刻出現了。
“我是在公用電話亭子裡打電話，聲音很不清楚，”瑪利亞說，“我丈夫身體好些了，我現在時間多一些了。
如果可以的話，明天八點鐘還上那個街心公園來。
” 她忽然說： “我親愛的，我的心上人！我真替您擔心呀。
有人帶着一封公開信上我家來，噢，您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吧？我相信，這是您，是您的剛強幫助我丈夫頂住了，我們一切都還平平安安。
可是我馬上想到，您這一下子要惹出麻煩來了。
您性格那樣倔強，有時候别人會碰一個疙瘩，您就會碰得粉身碎骨。
” 他挂起話筒，用兩手把臉捂住。
他已經明白自己處境之可怕：今天不是敵人在殘酷地折磨他。
是親近的一些人在折磨他，用的刑具是他們對他的無比信任。
他回到家裡，連大衣也沒有脫，就給契貝任打電話。
柳德米拉站在他面前，他在撥契貝任家的電話号碼，他相信，斷然相信，他的朋友和老師也會因為喜歡他，使他受到無情的創傷。
他急急匆匆，甚至來不及對柳德米拉說說在公開信上簽名的事。
天啊，柳德米拉的頭發白得多麼快呀。
是的，是的，真不應該，不能再讓她傷心了！ “好消息不少，都看到戰報，”契貝任說，“不過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噢，今天我和幾位可敬的人士吵了一場。
您可聽說一封什麼公開信了嗎？” 維克托舔了舔發燥的嘴唇，說： “是的，聽說一點點兒。
” “好啦，好啦，我明白，這種事兒不好在電話裡說，等您回來之後，咱們見了面再說說吧。
”契貝任說。
嗯，好吧，好吧，不過，還有娜佳，她馬上也要回來了。
天啊，天啊，他幹的是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