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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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肩，還是打穿了你的左肩？”
然後，他被打了一頓。
但不是像在方面軍特别科那樣幹脆利落地打在臉上，而是打得很講究，很科學，很有生理學和解剖學的素養。
打他的是兩個穿着新軍裝的年輕人，他對他們喊着： “你們這兩個壞蛋，應該把你們送到懲戒連去，把你們編進反坦克槍小組……兩個逃兵……” 他們自顧自打着，既不生氣，又不發狂。
似乎他們打得不夠狠、不夠猛，但是這種打法很有些可怕，就像很平靜地說出的卑鄙話，往往格外可怕。
克雷莫夫的嘴裡流出血來，雖然一次也沒有打到他的牙齒，這血也不是從鼻子裡，不是從牙花子，不是從咬破的舌頭裡流出來的不像在阿赫圖巴那樣……這是從肺部深處流出的血。
他已經不記得他在哪兒，不記得他是在做什麼……他上面又出現了偵訊員的臉。
偵訊員指着挂在桌子上方的高爾基畫像，問： “偉大的無産階級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說什麼來着？” 接着又像個教師似的用教導的口吻回答說： “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 然後他看到天花闆上的電燈，看到一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醫生認為沒事兒，”偵訊員說，“那就用不着休息了。
” 一會兒，克雷莫夫又坐在桌前，聽着明白易懂的教導： “咱們就這樣坐上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咱們就來幹脆的：就算您沒有任何罪行，但我對您說什麼，您就全寫下來。
這樣就不會再打您了。
明白嗎？也許，特别會議會審判您，但是不會打您了—這是很重要的事。
您以為，您挨打，我就舒服嗎？我們可以讓您睡覺。
明白嗎？” ―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談話還在進行着。
似乎再沒有什麼能夠使克雷莫夫震驚，使他脫離昏昏沉沉的迷糊狀态。
但是，他聽着偵訊員的一番新的說法，還是驚愕得半張開嘴巴，擡起頭來。
“所有這些事都是老早的事了，可能已經忘記，”偵訊員指着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說，“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對祖國的可恥背叛行為，是不會被忘記的。
有見證人，也有材料可以證實！您在被德軍圍困的‘6—1’号樓裡進行活動，瓦解戰士們的政治覺悟。
您鼓動熱愛祖國的格列科夫背叛祖國，企圖動員他投向敵方，司令部和黨派您到這座樓房裡去擔任作戰政委，您辜負了司令部的信任，辜負了黨的信任。
您進入這座樓房之後，擔當了什麼角色？竟做了敵人的間諜！” 快到天亮時候，又把克雷莫夫打了一頓。
他覺得自己仿佛沉進溫暖的黑色牛奶中。
又是那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擦着注射器的針頭，點了點頭。
又聽見偵訊員說： “既然醫生認為沒關系，就沒什麼。
” 他們面對面坐着。
克雷莫夫看着對方的疲憊的臉，覺得奇怪的是，痛恨的心情消失了：難道是他曾經抓住這個人的領帶，想把這個人勒死？現在克雷莫夫心中又出現了同這個人的親近感。
桌子已經不能把他們分開，坐在一起的是兩個同志，兩個苦命人。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那個槍斃以後沒死、穿着血糊糊的襯衣從夜晚的秋日原野回到方面軍特别科的人。
“這也是我的命運，”他想道，“我也無處可去。
已經晚啦。
” 後來他又要求上廁所，後來昨天的那個大尉又來到，把窗簾拉起，把燈熄了，抽起煙來。
于是克雷莫夫又看到白天的亮光，陰森森的，好像不是來自太陽，來自天上，而是來自内部監獄的灰色磚牆。
四十四 幾張床全空着，另外三個人也許搬到别的囚室去了，也許他們都在受審。
他被打得皮開肉綻，失去自制力，帶着被遺棄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非常厲害，好像他的腎被打壞了。
在人生毀滅的痛苦時刻，克雷莫夫懂得了女人愛情的力量。
妻子！隻有她珍愛這個被無情的鐵腳踐踏得血肉模糊的人。
他渾身是血，她會給他洗腳，給他梳理蓬亂的頭發，她看着他的失神的眼睛。
他的心靈被傷害得越厲害，世上的人越是厭惡他、瞧不起他，她就越是覺得他可親可愛。
她跟在汽車後面跑，她在庫茲涅茨橋站隊，在勞改營鐵絲網外面等候，她一心想着給他送幾塊水果糖、幾頭大蒜，她在煤油爐上給他烙糖餅，她願意花費幾年的時間，為的是哪怕跟他見半個小時的面…… 不是所有睡過覺的女子，都能跟妻子一樣。
他因為絕望得像挨刀割一樣，就也想喚起另一個人的絕望。
他想好了一封信的開頭幾句： “你聽到這事會十分高興的，不是因為我被抓了起來，而是因為你已經離開我了，你可以感謝你那耗子般的本能，使你離開了下沉的船……我是一個人……” 眼前閃過偵訊員桌子上的電話機……一頭健壯的公牛打他的腰，打他的腋下……大尉拉起窗簾，把燈熄了……檔案材料沙沙響着，他在沙沙聲中漸漸入睡…… 忽然有一根燒得紅紅的、彎彎的錐子紮進他的頭蓋骨，似乎他的腦子發出焦糊味：是葉尼娅·尼古拉耶芙娜告密，出賣了他！ 十分精彩！十分精彩！這是有一天早晨在茲納緬卡，在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辦公室裡對他說的話……那個尖下巴胡、戴着光閃閃的夾鼻眼鏡的人看過克雷莫夫的文章，就很親切地小聲說了這話。
他記得：那天夜裡他對葉尼娅說，黨中央把他從共産國際召回，讓他在政治出版社主編一本書。
“當年也算一個人物呀。
”他想道……就是那天夜裡他對葉尼娅說，托洛茨基看了他的文章《革命與改良—中國與印度》，說：“十分精彩。
” 說這話的時候沒有旁人在場，他也沒有對任何人轉述過，隻是對葉尼娅說了說，這就是說，偵訊員是從她嘴裡聽說的。
是她告密的。
他再不覺得已經有七十個小時沒有睡覺，他似乎已經睡足了。
是強迫她的？反正還不是一樣。
同志們，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我完了！把我弄死了。
不是手槍子彈、不是拳頭把我打死的，不是死于不能睡覺。
是葉尼娅把我弄死的。
我來寫供狀，什麼都承認。
有一個條件：你們要說明，是她告密的。
他從床上爬下來，用拳頭擂起門來，值班守衛馬上就朝小孔裡窺視，他朝守衛喊道： “帶我去見偵訊員，我什麼都招認。
” 值班班長走來，說： “别吵鬧，等什麼時候提審，您招認好啦。
” 他不能一個人待在這兒。
還不如挨打，昏迷過去。
既然醫生認為沒事兒……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床邊，當他覺得再也經受不住精神上的痛楚，當他覺得頭腦就要碎裂，覺得好像有成千上萬的碎片往心裡、喉嚨裡、眼睛裡直鑽的時候，他明白了：葉尼娅不可能告密！于是他咳嗽起來，哆嗦起來： “原諒我，原諒我吧。
我沒有福氣跟你在一起，這怪我，不怪你。
” 自從捷爾任斯基踏進這座樓房裡來，這裡的人從來沒有體會過的美妙感情來到他心中。
他醒了過來。
一頭貝多芬式亂發的大塊頭卡茨涅林鮑肯坐在他的對面。
克雷莫夫對他笑了笑，他那低低的肥厚的額頭皺了起來。
克雷莫夫明白，卡茨涅林鮑肯認為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現。
“我看見了，他們打得您很厲害。
”卡茨涅林鮑肯指着克雷莫夫血糊糊的衣服說。
“是的，打得挺厲害，”克雷莫夫歪着嘴回答說，“你們怎麼樣？” “我上醫院去逛了逛。
他們兩個都走了：特别會議又判了德列林格十年，就是說，一共是三十年了；鮑戈列耶夫轉到别的囚室去了。
” “啊……”克雷莫夫說。
“您說說吧。
” “我在想，”克雷莫夫說，“到了共産主義社會，新的克格勃會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為，搜集每一句好話。
那時的諜報人員會在電話裡竊聽一切和忠誠、正直、善良有關的言論，并且在書信裡尋找，從公開的談話裡提煉，把一切好的彙集到盧比揚卡來，歸入檔案。
光搜集好的！這兒将增強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摧毀人的信心。
第一塊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勝利了，告密、謊言沒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鮑肯漫不經心地聽他說着，插話說： “這話都很對，将來會這樣的。
不過應該補充的是，編成這種美好的檔案之後，會把您弄到這大樓裡來，還是要槍斃。
” 他用問詢的目光看了看克雷莫夫，怎麼也無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土黃色的臉，那凹下去又腫起來的眼睛，那帶着黑色血印子的下巴，為什麼在幸福而安詳地笑着。
四十五 保盧斯的副官亞當斯上校站在打開的手提箱前面。
保盧斯的勤務兵裡特爾蹲着，在地上鋪了報紙，把所有内衣放在報紙上，在挑揀着。
夜裡，亞當斯和裡特爾在元帥的辦公室裡燒文件，燒掉了保盧斯親自用的大地圖，本來亞當斯認為那是神聖的戰争遺物。
保盧斯一夜沒有睡。
他早晨也沒有喝咖啡，冷漠地看着亞當斯在忙活。
他不時地站起來，跨過放在地上等待焚燒的一摞摞文件，在房子裡走一走。
用麻布裱過的一些地圖燒得很不痛快，把爐條堵塞起來，裡特爾不得不用爐鈎一再地清理爐膛。
每一次裡特爾打開爐門，元帥都要把手伸到爐口。
亞當斯把軍大衣披到元帥的肩上。
但是元帥不耐煩地動了動肩膀。
于是亞當斯又把大衣挂到衣架上。
也許，元帥此時已經看到自己在西伯利亞的俘虜營裡：他和士兵們一起站在火堆前烘手，前前後後都是空曠的荒野。
亞當斯對元帥說： “我叫裡特爾往您的提箱裡多裝一些厚實的内衣。
我們小時候想象的最後審判與事實不符：既不會有火，也不會有火炭。
” 這天夜裡施密特将軍來過兩次。
電話線被切斷了，電話機不響了。
自從被包圍的那一刻起，保盧斯就明白，他率領的軍隊不能在伏爾加河上繼續作戰了。
他看出來，當初保證他夏季攻勢勝利的一切條件—戰術、心理、氣象、技術，都在往不利的方向變化，正數已變為負數。
他向希特勒要求：第六集團軍應當協同曼施坦因在西南方沖破包圍圈，開辟一條通道，把部隊帶出去，并且做好思想準備，大部分重武器隻好丢下。
十二月二十四日葉廖緬科的部隊在麥紹夫卡河地區給予曼施坦因部隊以重創之後，任何一個步兵營營長都清楚了，在斯大林格勒進行抵抗是不行的。
不清楚這一點的隻有一個人。
他把第六集團軍改為方面軍前哨，即從白海到捷列克河的方面軍。
他宣布第六集團軍是斯大林格勒的堡壘。
可是第六集團軍司令部裡的人卻說，斯大林格勒已經變成戰俘集中營。
保盧斯又通過加密電報報告說，有一些有利于突圍的條件。
他等待着可怕的怒火爆發，因為還沒有人敢于兩次反對最高統帥的意圖。
他聽說過，希特勒曾經扯掉龍德施泰特元帥胸前的騎士十字勳章，在場的布勞希奇吓得心髒病都發作了。
和元首是開不得玩笑的。
元月三十一日，保盧斯終于收到了回電：授予他元帥軍銜。
他又做了一次嘗試，想說明自己的正确，得到的是帝國的最高勳章—帶有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
他漸漸意識到，希特勒已經開始拿他當死人對待了—這等于死後追授元帥軍銜，死後追授帶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
他現在隻有一樣用處：創造英勇抵抗的領導者的悲劇形象。
國家宣傳機構已經把他率領的幾十萬人宣揚為聖徒和受難者。
這些人還活着，在煮馬肉，在捕殺斯大林格勒最後的一些狗，在野地裡逮烏鴉，捉虱子，把爛紙卷在紙裡當煙抽，可是這時候國家的廣播電台卻為這些未死的英雄播放雄壯的哀樂。
他們還活着，在呵凍紅了的手指頭，他們的鼻孔裡還流着鼻涕，他們的頭腦裡還閃着一個一個的念頭，想吃，想偷，想裝成病人，想投降做俘虜，想上地下室裡和蘇聯娘們兒親熱親熱，可是這時候國家的兒童合唱隊和少女合唱隊已經在廣播裡唱：“他們死了，為的是德國的生存。
”似乎他們的罪惡而美好的生命能夠複活，國家就一定滅亡。
一切正如保盧斯預言的。
他懷着無比難過的心情，感覺自己斷言軍隊會毫無例外地全部完蛋是說對了。
他從自己的軍隊的完蛋中也不由自主地産生一種奇怪的滿足，感到自己的高明。
在節節勝利的日子裡被壓制下去、驅趕出去的一些念頭又進入腦際。
凱特爾和約德爾把希特勒稱為“神聖的元首”。
戈培爾說，希特勒的悲劇就在于，他在戰争中不可能遇到與之匹敵的天才統帥。
蔡茨列爾則說，希特勒曾要求他把戰線拉直，因為彎曲的戰線有損他的美感。
那麼，就像神經錯亂、神經衰弱似的不肯進攻莫斯科，又算什麼呢？那麼，那一次突然變得優柔寡斷，下令停止進攻列甯格勒，又算什麼呢？他的堅決抵抗的狂熱戰略的基點是：害怕失去威望。
現在一切都完全明朗了。
但是正是完全明朗才可怕。
他可以不服從命令！當然，元首會處死他的。
但是他可以救活許多人。
他在很多人的眼裡看到了責難的神氣。
他可以，可以挽救軍隊！他怕希特勒，怕丢掉性命！保安總部駐集團軍司令部的最高代表哈爾布前幾天在飛往柏林的時候，用含糊的語言對他說，即使在德國這樣的民族中，元首也是太偉大了。
是的，是的，噢，當然。
全是矯揉造作的腔調，全是虛誇腔調。
亞當斯打開收音機。
從噼啪的雜音中出現了音樂聲：德國在為斯大林格勒的死者舉行安魂祈禱。
音樂聲中隐藏着一股特别的力量。
也許，對于民族，對于未來的許多戰役來說，元首創作的神話比起拯救挨凍挨餓挨虱子咬的許多人更為重要。
也許，你在閱讀條令、安排戰鬥時間表、觀看作戰地圖的時候，并不了解元首的邏輯。
可是，也許，在希特勒為第六集團軍設計的受難光環中，會出現保盧斯及其軍隊的新生，他們在未來德國的新命運。
在這方面起作用的不是鉛筆、計算尺和計算器。
起作用的是一位奇怪的軍需将軍，他有另外的計算标準，有另外的儲備。
亞當斯呀，親愛的亞當斯，忠實的亞當斯，要知道，一個具有極高的精神氣質的人總是必然有所懷疑的。
隻有那些目光短淺、永遠覺得自己正确的人才會淩駕于世界之上。
氣質高尚的人不會淩駕于國家之上，不會做出什麼偉大的決定。
“他們來了！”亞當斯叫起來。
他吩咐裡特爾：“拿開！”于是把打開的提箱推到一邊，又抻了抻自己的軍服。
胡亂放進提箱裡的元帥的襪子後跟上有窟窿，裡特爾緊張焦急起來，不是怕性子焦躁的保盧斯穿到破襪子，而是怕不懷好意的蘇聯人的眼睛看見這襪子上的窟窿。
亞當斯站着，把兩手放在椅背上，背着馬上就要打開的門，用鎮靜、關切、愛護的目光看着保盧斯，他覺得，元帥的副官就應該這樣。
保盧斯多少挺了挺身子，不靠在桌子上，把嘴唇緊緊閉起。
就是在此刻元首也希望他演戲，于是他準備演戲。
門就要開了，黑暗的地下室的這個房間就會對大地上活着的人起重要作用。
痛苦和焦慮過去了，隻剩下懼怕，怕的是，推門的不是也準備演出盛大的話劇的蘇軍指揮部的代表，而是習慣了輕輕扣自動槍扳機的勇猛的蘇軍士兵。
還有一種擔心未來的念頭：等演戲一收場，人的生活就要開始了，是什麼樣的生活呢，上哪兒呢，是上西伯利亞，進莫斯科的監獄，還是進集中營的棚屋？……
但不是像在方面軍特别科那樣幹脆利落地打在臉上，而是打得很講究，很科學，很有生理學和解剖學的素養。
打他的是兩個穿着新軍裝的年輕人，他對他們喊着： “你們這兩個壞蛋，應該把你們送到懲戒連去，把你們編進反坦克槍小組……兩個逃兵……” 他們自顧自打着，既不生氣，又不發狂。
似乎他們打得不夠狠、不夠猛，但是這種打法很有些可怕，就像很平靜地說出的卑鄙話，往往格外可怕。
克雷莫夫的嘴裡流出血來，雖然一次也沒有打到他的牙齒，這血也不是從鼻子裡，不是從牙花子，不是從咬破的舌頭裡流出來的不像在阿赫圖巴那樣……這是從肺部深處流出的血。
他已經不記得他在哪兒，不記得他是在做什麼……他上面又出現了偵訊員的臉。
偵訊員指着挂在桌子上方的高爾基畫像，問： “偉大的無産階級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說什麼來着？” 接着又像個教師似的用教導的口吻回答說： “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 然後他看到天花闆上的電燈，看到一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醫生認為沒事兒，”偵訊員說，“那就用不着休息了。
” 一會兒，克雷莫夫又坐在桌前，聽着明白易懂的教導： “咱們就這樣坐上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咱們就來幹脆的：就算您沒有任何罪行，但我對您說什麼，您就全寫下來。
這樣就不會再打您了。
明白嗎？也許，特别會議會審判您，但是不會打您了—這是很重要的事。
您以為，您挨打，我就舒服嗎？我們可以讓您睡覺。
明白嗎？” ―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談話還在進行着。
似乎再沒有什麼能夠使克雷莫夫震驚，使他脫離昏昏沉沉的迷糊狀态。
但是，他聽着偵訊員的一番新的說法，還是驚愕得半張開嘴巴，擡起頭來。
“所有這些事都是老早的事了，可能已經忘記，”偵訊員指着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說，“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對祖國的可恥背叛行為，是不會被忘記的。
有見證人，也有材料可以證實！您在被德軍圍困的‘6—1’号樓裡進行活動，瓦解戰士們的政治覺悟。
您鼓動熱愛祖國的格列科夫背叛祖國，企圖動員他投向敵方，司令部和黨派您到這座樓房裡去擔任作戰政委，您辜負了司令部的信任，辜負了黨的信任。
您進入這座樓房之後，擔當了什麼角色？竟做了敵人的間諜！” 快到天亮時候，又把克雷莫夫打了一頓。
他覺得自己仿佛沉進溫暖的黑色牛奶中。
又是那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擦着注射器的針頭，點了點頭。
又聽見偵訊員說： “既然醫生認為沒關系，就沒什麼。
” 他們面對面坐着。
克雷莫夫看着對方的疲憊的臉，覺得奇怪的是，痛恨的心情消失了：難道是他曾經抓住這個人的領帶，想把這個人勒死？現在克雷莫夫心中又出現了同這個人的親近感。
桌子已經不能把他們分開，坐在一起的是兩個同志，兩個苦命人。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那個槍斃以後沒死、穿着血糊糊的襯衣從夜晚的秋日原野回到方面軍特别科的人。
“這也是我的命運，”他想道，“我也無處可去。
已經晚啦。
” 後來他又要求上廁所，後來昨天的那個大尉又來到，把窗簾拉起，把燈熄了，抽起煙來。
于是克雷莫夫又看到白天的亮光，陰森森的，好像不是來自太陽，來自天上，而是來自内部監獄的灰色磚牆。
四十四 幾張床全空着，另外三個人也許搬到别的囚室去了，也許他們都在受審。
他被打得皮開肉綻，失去自制力，帶着被遺棄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非常厲害，好像他的腎被打壞了。
在人生毀滅的痛苦時刻，克雷莫夫懂得了女人愛情的力量。
妻子！隻有她珍愛這個被無情的鐵腳踐踏得血肉模糊的人。
他渾身是血，她會給他洗腳，給他梳理蓬亂的頭發，她看着他的失神的眼睛。
他的心靈被傷害得越厲害，世上的人越是厭惡他、瞧不起他，她就越是覺得他可親可愛。
她跟在汽車後面跑，她在庫茲涅茨橋站隊，在勞改營鐵絲網外面等候，她一心想着給他送幾塊水果糖、幾頭大蒜，她在煤油爐上給他烙糖餅，她願意花費幾年的時間，為的是哪怕跟他見半個小時的面…… 不是所有睡過覺的女子，都能跟妻子一樣。
他因為絕望得像挨刀割一樣，就也想喚起另一個人的絕望。
他想好了一封信的開頭幾句： “你聽到這事會十分高興的，不是因為我被抓了起來，而是因為你已經離開我了，你可以感謝你那耗子般的本能，使你離開了下沉的船……我是一個人……” 眼前閃過偵訊員桌子上的電話機……一頭健壯的公牛打他的腰，打他的腋下……大尉拉起窗簾，把燈熄了……檔案材料沙沙響着，他在沙沙聲中漸漸入睡…… 忽然有一根燒得紅紅的、彎彎的錐子紮進他的頭蓋骨，似乎他的腦子發出焦糊味：是葉尼娅·尼古拉耶芙娜告密，出賣了他！ 十分精彩！十分精彩！這是有一天早晨在茲納緬卡，在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辦公室裡對他說的話……那個尖下巴胡、戴着光閃閃的夾鼻眼鏡的人看過克雷莫夫的文章，就很親切地小聲說了這話。
他記得：那天夜裡他對葉尼娅說，黨中央把他從共産國際召回，讓他在政治出版社主編一本書。
“當年也算一個人物呀。
”他想道……就是那天夜裡他對葉尼娅說，托洛茨基看了他的文章《革命與改良—中國與印度》，說：“十分精彩。
” 說這話的時候沒有旁人在場，他也沒有對任何人轉述過，隻是對葉尼娅說了說，這就是說，偵訊員是從她嘴裡聽說的。
是她告密的。
他再不覺得已經有七十個小時沒有睡覺，他似乎已經睡足了。
是強迫她的？反正還不是一樣。
同志們，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我完了！把我弄死了。
不是手槍子彈、不是拳頭把我打死的，不是死于不能睡覺。
是葉尼娅把我弄死的。
我來寫供狀，什麼都承認。
有一個條件：你們要說明，是她告密的。
他從床上爬下來，用拳頭擂起門來，值班守衛馬上就朝小孔裡窺視，他朝守衛喊道： “帶我去見偵訊員，我什麼都招認。
” 值班班長走來，說： “别吵鬧，等什麼時候提審，您招認好啦。
” 他不能一個人待在這兒。
還不如挨打，昏迷過去。
既然醫生認為沒事兒……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床邊，當他覺得再也經受不住精神上的痛楚，當他覺得頭腦就要碎裂，覺得好像有成千上萬的碎片往心裡、喉嚨裡、眼睛裡直鑽的時候，他明白了：葉尼娅不可能告密！于是他咳嗽起來，哆嗦起來： “原諒我，原諒我吧。
我沒有福氣跟你在一起，這怪我，不怪你。
” 自從捷爾任斯基踏進這座樓房裡來，這裡的人從來沒有體會過的美妙感情來到他心中。
他醒了過來。
一頭貝多芬式亂發的大塊頭卡茨涅林鮑肯坐在他的對面。
克雷莫夫對他笑了笑，他那低低的肥厚的額頭皺了起來。
克雷莫夫明白，卡茨涅林鮑肯認為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現。
“我看見了，他們打得您很厲害。
”卡茨涅林鮑肯指着克雷莫夫血糊糊的衣服說。
“是的，打得挺厲害，”克雷莫夫歪着嘴回答說，“你們怎麼樣？” “我上醫院去逛了逛。
他們兩個都走了：特别會議又判了德列林格十年，就是說，一共是三十年了；鮑戈列耶夫轉到别的囚室去了。
” “啊……”克雷莫夫說。
“您說說吧。
” “我在想，”克雷莫夫說，“到了共産主義社會，新的克格勃會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為，搜集每一句好話。
那時的諜報人員會在電話裡竊聽一切和忠誠、正直、善良有關的言論，并且在書信裡尋找，從公開的談話裡提煉，把一切好的彙集到盧比揚卡來，歸入檔案。
光搜集好的！這兒将增強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摧毀人的信心。
第一塊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勝利了，告密、謊言沒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鮑肯漫不經心地聽他說着，插話說： “這話都很對，将來會這樣的。
不過應該補充的是，編成這種美好的檔案之後，會把您弄到這大樓裡來，還是要槍斃。
” 他用問詢的目光看了看克雷莫夫，怎麼也無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土黃色的臉，那凹下去又腫起來的眼睛，那帶着黑色血印子的下巴，為什麼在幸福而安詳地笑着。
四十五 保盧斯的副官亞當斯上校站在打開的手提箱前面。
保盧斯的勤務兵裡特爾蹲着，在地上鋪了報紙，把所有内衣放在報紙上，在挑揀着。
夜裡，亞當斯和裡特爾在元帥的辦公室裡燒文件，燒掉了保盧斯親自用的大地圖，本來亞當斯認為那是神聖的戰争遺物。
保盧斯一夜沒有睡。
他早晨也沒有喝咖啡，冷漠地看着亞當斯在忙活。
他不時地站起來，跨過放在地上等待焚燒的一摞摞文件，在房子裡走一走。
用麻布裱過的一些地圖燒得很不痛快，把爐條堵塞起來，裡特爾不得不用爐鈎一再地清理爐膛。
每一次裡特爾打開爐門，元帥都要把手伸到爐口。
亞當斯把軍大衣披到元帥的肩上。
但是元帥不耐煩地動了動肩膀。
于是亞當斯又把大衣挂到衣架上。
也許，元帥此時已經看到自己在西伯利亞的俘虜營裡：他和士兵們一起站在火堆前烘手，前前後後都是空曠的荒野。
亞當斯對元帥說： “我叫裡特爾往您的提箱裡多裝一些厚實的内衣。
我們小時候想象的最後審判與事實不符：既不會有火，也不會有火炭。
” 這天夜裡施密特将軍來過兩次。
電話線被切斷了，電話機不響了。
自從被包圍的那一刻起，保盧斯就明白，他率領的軍隊不能在伏爾加河上繼續作戰了。
他看出來，當初保證他夏季攻勢勝利的一切條件—戰術、心理、氣象、技術，都在往不利的方向變化，正數已變為負數。
他向希特勒要求：第六集團軍應當協同曼施坦因在西南方沖破包圍圈，開辟一條通道，把部隊帶出去，并且做好思想準備，大部分重武器隻好丢下。
十二月二十四日葉廖緬科的部隊在麥紹夫卡河地區給予曼施坦因部隊以重創之後，任何一個步兵營營長都清楚了，在斯大林格勒進行抵抗是不行的。
不清楚這一點的隻有一個人。
他把第六集團軍改為方面軍前哨，即從白海到捷列克河的方面軍。
他宣布第六集團軍是斯大林格勒的堡壘。
可是第六集團軍司令部裡的人卻說，斯大林格勒已經變成戰俘集中營。
保盧斯又通過加密電報報告說，有一些有利于突圍的條件。
他等待着可怕的怒火爆發，因為還沒有人敢于兩次反對最高統帥的意圖。
他聽說過，希特勒曾經扯掉龍德施泰特元帥胸前的騎士十字勳章，在場的布勞希奇吓得心髒病都發作了。
和元首是開不得玩笑的。
元月三十一日，保盧斯終于收到了回電：授予他元帥軍銜。
他又做了一次嘗試，想說明自己的正确，得到的是帝國的最高勳章—帶有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
他漸漸意識到，希特勒已經開始拿他當死人對待了—這等于死後追授元帥軍銜，死後追授帶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
他現在隻有一樣用處：創造英勇抵抗的領導者的悲劇形象。
國家宣傳機構已經把他率領的幾十萬人宣揚為聖徒和受難者。
這些人還活着，在煮馬肉，在捕殺斯大林格勒最後的一些狗，在野地裡逮烏鴉，捉虱子，把爛紙卷在紙裡當煙抽，可是這時候國家的廣播電台卻為這些未死的英雄播放雄壯的哀樂。
他們還活着，在呵凍紅了的手指頭，他們的鼻孔裡還流着鼻涕，他們的頭腦裡還閃着一個一個的念頭，想吃，想偷，想裝成病人，想投降做俘虜，想上地下室裡和蘇聯娘們兒親熱親熱，可是這時候國家的兒童合唱隊和少女合唱隊已經在廣播裡唱：“他們死了，為的是德國的生存。
”似乎他們的罪惡而美好的生命能夠複活，國家就一定滅亡。
一切正如保盧斯預言的。
他懷着無比難過的心情，感覺自己斷言軍隊會毫無例外地全部完蛋是說對了。
他從自己的軍隊的完蛋中也不由自主地産生一種奇怪的滿足，感到自己的高明。
在節節勝利的日子裡被壓制下去、驅趕出去的一些念頭又進入腦際。
凱特爾和約德爾把希特勒稱為“神聖的元首”。
戈培爾說，希特勒的悲劇就在于，他在戰争中不可能遇到與之匹敵的天才統帥。
蔡茨列爾則說，希特勒曾要求他把戰線拉直，因為彎曲的戰線有損他的美感。
那麼，就像神經錯亂、神經衰弱似的不肯進攻莫斯科，又算什麼呢？那麼，那一次突然變得優柔寡斷，下令停止進攻列甯格勒，又算什麼呢？他的堅決抵抗的狂熱戰略的基點是：害怕失去威望。
現在一切都完全明朗了。
但是正是完全明朗才可怕。
他可以不服從命令！當然，元首會處死他的。
但是他可以救活許多人。
他在很多人的眼裡看到了責難的神氣。
他可以，可以挽救軍隊！他怕希特勒，怕丢掉性命！保安總部駐集團軍司令部的最高代表哈爾布前幾天在飛往柏林的時候，用含糊的語言對他說，即使在德國這樣的民族中，元首也是太偉大了。
是的，是的，噢，當然。
全是矯揉造作的腔調，全是虛誇腔調。
亞當斯打開收音機。
從噼啪的雜音中出現了音樂聲：德國在為斯大林格勒的死者舉行安魂祈禱。
音樂聲中隐藏着一股特别的力量。
也許，對于民族，對于未來的許多戰役來說，元首創作的神話比起拯救挨凍挨餓挨虱子咬的許多人更為重要。
也許，你在閱讀條令、安排戰鬥時間表、觀看作戰地圖的時候，并不了解元首的邏輯。
可是，也許，在希特勒為第六集團軍設計的受難光環中，會出現保盧斯及其軍隊的新生，他們在未來德國的新命運。
在這方面起作用的不是鉛筆、計算尺和計算器。
起作用的是一位奇怪的軍需将軍，他有另外的計算标準，有另外的儲備。
亞當斯呀，親愛的亞當斯，忠實的亞當斯，要知道，一個具有極高的精神氣質的人總是必然有所懷疑的。
隻有那些目光短淺、永遠覺得自己正确的人才會淩駕于世界之上。
氣質高尚的人不會淩駕于國家之上，不會做出什麼偉大的決定。
“他們來了！”亞當斯叫起來。
他吩咐裡特爾：“拿開！”于是把打開的提箱推到一邊，又抻了抻自己的軍服。
胡亂放進提箱裡的元帥的襪子後跟上有窟窿，裡特爾緊張焦急起來，不是怕性子焦躁的保盧斯穿到破襪子，而是怕不懷好意的蘇聯人的眼睛看見這襪子上的窟窿。
亞當斯站着，把兩手放在椅背上，背着馬上就要打開的門，用鎮靜、關切、愛護的目光看着保盧斯，他覺得，元帥的副官就應該這樣。
保盧斯多少挺了挺身子，不靠在桌子上，把嘴唇緊緊閉起。
就是在此刻元首也希望他演戲，于是他準備演戲。
門就要開了，黑暗的地下室的這個房間就會對大地上活着的人起重要作用。
痛苦和焦慮過去了，隻剩下懼怕，怕的是，推門的不是也準備演出盛大的話劇的蘇軍指揮部的代表，而是習慣了輕輕扣自動槍扳機的勇猛的蘇軍士兵。
還有一種擔心未來的念頭：等演戲一收場，人的生活就要開始了，是什麼樣的生活呢，上哪兒呢，是上西伯利亞，進莫斯科的監獄，還是進集中營的棚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