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9）
關燈
小
中
大
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
哪兒來的這麼多告密者！必須想一想，弄清楚是誰告的。
這還用說？是穆絲卡·格林貝格……偵訊員還要問到葉尼娅的……确實很奇怪，為什麼還沒有問到她，一點也沒有提到她……難道有關我的材料是瓦西亞提供的？但是我究竟有什麼，有什麼好承認的呢？我現在在這兒，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黨啊，你這一切為的是什麼？斯大林呀，斯大林，因為什麼樣的罪過，打擊這麼多善良、剛強的人？可怕的不是偵訊員提出的問題，而是他的沉默、他避而不談的東西。
卡茨涅林鮑肯說的不錯。
當然，他會問起葉尼娅的，顯然她已經被捕了。
這一切是怎麼來的，怎麼開頭的呢？我怎麼會蹲起監牢？我這一生多麼苦惱，有多少窩囊事兒。
斯大林同志，饒恕我吧！隻要有您一句話就行，斯大林同志！我有錯誤，我糊塗，我亂說過，我懷疑過，黨全知道，全看見了。
我為什麼，為什麼要和那個文學家閑扯呀？不過，還不是一樣。
可是，突圍又有什麼問題？這簡直荒唐，簡直是誣陷，捏造，诽謗。
為什麼，為什麼我當時沒有說加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我不懷疑他是純潔的。
這樣加肯那不幸的眼睛就會從他身上移開了…… 偵訊員忽然問道：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克雷莫夫把兩手一攤，說： “我沒有什麼好回想的。
” 電話鈴響起來。
“喂，我聽着呢。
”偵訊員說。
他瞟了克雷莫夫一眼，說：“是的，你準備吧，快要到時候了。
” 克雷莫夫覺得似乎說的是他。
後來偵訊員放下話筒，又拿起話筒。
這次的電話很奇怪，好像旁邊坐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兩條腿的獸。
看樣子，偵訊員是在和他老婆聊天。
開頭談的是生活上的問題： “上配給商店去過嗎？鵝嗎，這很好……為什麼憑一号券不賣？謝廖沙的老婆往科裡打過電話，說憑一号券買了一條羊腿，請咱們去吃呢。
告訴你，我在小賣部買了一些奶渣，不，不是酸的，有八百克……今天煤氣怎麼樣？你不要把西裝忘了。
” 後來他又說起來： “喂，怎麼樣？别太煩惱，要多加注意。
做夢啦？穿什麼？還穿短褲？可惜……喂，小心點兒，等我回去，你已經要上學校去了……收拾房間嗎，很好，不過要小心，不要拿重東西，你無論如何不能拿重東西。
” 在這兒這樣随便地叙家常，有點兒不可思議：越是像日常的、平常人的談話，談話的就越不像人。
猴子模仿人的行動，樣子就有點兒可怕……同時克雷莫夫感到自己也不是人，因為當着一個外人的面，是不會說這一類的話的…… “我吻你……你不願意……好，算啦，算啦……” 當然，如果按照鮑戈列耶夫的理論，克雷莫夫隻是安卡拉貓，是青蛙、金翅雀，或者樹枝上的一隻小蟲兒，這樣就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到末了偵訊員問： “要烤糊了吧？好，快去，快去，再見。
” 然後他拿出一本書和一個筆記本，看起書來，還不時地做筆記，也許他是準備小組讨論，也許是準備作報告…… 他帶着很大的火氣說： “您怎麼一個勁兒地跺腳，就好像在做體操？” “公民，我的兩腳發麻。
” 但是偵訊員又埋頭看起書來。
過了十來分鐘，他心不在焉地問：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公民，我要上廁所。
” 偵訊員歎了一口氣，走到門口，輕輕喚了一聲。
當一隻狗在不适宜的時候要求出去遊逛的時候，狗主人的臉色往往就是這樣。
進來一名穿野戰軍服的士兵。
克雷莫夫用老練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眼：腰裡紮着皮帶，白襯領幹幹淨淨，軍帽戴得端端正正—一切都很像樣。
隻是這名士兵幹的不是士兵該幹的事情。
克雷莫夫站起來，因為在椅子上坐的時間太久，兩條腿都麻木了，一開始邁步直打戰。
在廁所裡，他在士兵的注視下急急忙忙地想着，回來的路上也急急忙忙地想着。
有很多事情要想。
等克雷莫夫從廁所裡回來，偵訊員不見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個穿軍服的年輕人，佩戴着鑲了紅縧的藍色大尉肩章。
大尉用陰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幹嗎站着？”大尉說。
“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家夥，幹嗎弓着背？等我給你兩下子，你身子就直起來了。
” “一見面就這樣。
”克雷莫夫心裡想道。
他害怕起來，在戰場上他都沒有這樣害怕。
“這一下子要來勁兒了。
”他想。
大尉吐了一個煙團兒，在灰色的煙團中響着他的聲音： “這是紙、筆。
怎麼，要我替你寫嗎？” 大尉很喜歡侮辱克雷莫夫。
也許，這是他的職責？要知道，在前方有時要炮兵對敵軍進行擾亂性射擊，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麼坐的？你是上這兒睡覺的嗎？” 過了幾分鐘，他又呼喚被捕人： “喂，你聽着，怎麼，我不是對你說話嗎，跟你無關嗎？”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簾，把電燈熄了，一道陰沉的晨曦射進克雷莫夫的眼睛。
克雷莫夫自從來到盧比揚卡，這是第一次看見白天的光。
“一夜過去了。
”克雷莫夫想道。
他一生是否有過更壞的早晨？難道在幾個星期之前是他無思無慮地躺在炸彈坑裡，對他厚待的鋼鐵在頭頂上呼嘯着，他感到那樣幸福和自由？ 可是時間錯亂了：他進入這個房間是很久以前，斯大林格勒卻是剛剛過去的事。
窗子面對着内部監獄的天井，窗外光線灰沉，毫無生氣，不像亮光，倒像髒水。
一切東西在這晨光下似乎比在電燈光下更陰沉，更帶有官氣和敵意。
不，不是靴子變小，是兩腳麻木了。
在這兒怎麼把他過去的生活和工作與一九四一年被包圍聯系起來？是誰的手指頭把不能連接的東西連接到了一起？這是為了什麼？誰要這樣？為什麼？ 他想到這些，心裡十分難過，以至于有時他忘記了脊背和腰的酸痛，感覺不到他腫脹的兩腿已把靴筒塞滿了。
加肯、弗裡茨……我怎麼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這樣一個房間裡，也是這樣坐着，不過，不是這樣：那時候口袋裡有通行證。
現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讨好所有的人，不論是開發通行證的辦事人員，值班守衛，還是穿軍服的電梯工。
那一位偵訊員說：“克雷莫夫同志，請您幫幫我們的忙吧。
”不，最卑鄙的還不是一心想讨好。
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誠！啊，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來了！在這方面隻要忠誠就行了！于是他表示了忠誠，他說出加肯在評價斯巴達克運動方面的錯誤，說他對台爾曼沒有好感，說他想要稿費，說他在艾麗薩懷孕的時候和她離了婚……當然，他也想起了好的……偵訊員記下了他的話：“我和他多年相交，認為他不大可能直接參與反黨的破壞活動，不過不能完全排除他有進行兩面派活動的可能性……” 啊，是他報告的……在這兒的檔案夾裡所搜集到的有關他的一切，都是也想表示忠誠的同志們說的。
為什麼他要表示忠誠？是黨員的義務嗎？胡說！真正的忠誠隻能這樣：拿拳頭在桌子上狠狠一擂，高聲說：“加肯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沒有罪！”可是他卻搜索枯腸，拼命找毛病，拼命迎合那個偵訊員，因為沒有偵訊員的簽名，他有通行證也出不了灰色大樓的大門。
他還回想起來，當偵訊員說“請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證上簽個字”的時候，他感到多麼急切、多麼幸福。
他幫助他們把加肯打進了監獄。
他這個忠誠的人帶着簽了字的通行證上哪兒去了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妻子穆絲卡·格林貝格了嗎？不過他說的有關加肯的一切，都是事實。
但那裡面說的有關他的一切，也都是事實呀。
他确實對菲佳·葉甫謝耶夫說過，斯大林各方面的缺陷都和哲學上的無知有關系。
要說出他遇到過的人，實在可怕：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格裡高力·葉甫謝耶維奇、洛莫夫、沙茨金、比亞特尼茨基、洛米納澤、留京、紅頭發的什裡亞普尼科夫，他還到列夫·鮑裡索維奇的“科學院”去過，還有拉舍維奇、揚·加馬爾尼克、盧波爾，他還去研究所找過裡亞薩諾夫老頭子，在西伯利亞有兩次住在老朋友艾海家裡，還有基輔的斯克雷普尼克、哈爾科夫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奧爾，噢，還有盧特·菲舍爾，哦……幸虧偵訊員沒有想起主要的一個，要知道當初列夫·達維多維奇和他的關系是不壞的…… 我算是爛透了，還有什麼說的。
不過，為什麼？他們的罪過不比我的大呀！不過我可是沒有簽字。
别急，克雷莫夫啊，克雷莫夫，你會簽字的。
他們都簽字了，你怎麼能不簽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留在最後。
就這樣三天三夜不讓人睡覺，然後就開始毆打。
是的，反正這一切不大像社會主義。
我的黨有什麼必要把我消滅？要知道，當年搞革命的是我們，而不是馬林科夫，不是日丹諾夫，不是謝爾巴科夫。
我們對革命的敵人都是毫不留情的。
為什麼革命對我們毫不留情？也許，革命就是毫不留情。
也許，這不是革命，這個大尉算什麼革命，這是黑幫，是一夥流氓。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時間一點一點過去。
背也疼，腿也疼，疲憊無力，身子想挺直也挺不起來。
頂好能躺到床上，動一動光光的腳趾頭，跷一跷腿，撓撓小腿肚子。
“别睡覺！”大尉喝道。
就像在發布戰鬥命令。
好像隻要克雷莫夫閉一會兒眼睛，蘇維埃國家就會垮了，前線就會崩潰。
克雷莫夫一輩子也沒有聽到過這麼多罵人的髒話。
朋友們、親近的助手、秘書、推心置腹的交談者都在搜集他的一舉一動。
他越想越害怕：“這是我對伊凡說的，隻是對伊凡說過。
”“我跟格裡沙談過，我和格裡沙從一九二〇年就相識。
”“這話我和瑪什卡·海爾别爾說過，哎呀，瑪什卡呀，瑪什卡。
” 他忽然想起偵訊員說的，他别想等葉尼娅送東西……這是他不久前在囚室裡和鮑戈列耶夫說的。
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填充克雷莫夫标本呢。
下午，給他端來一缽子湯。
他的手抖得厲害，隻好彎下頭去，就着缽子的邊兒喝湯，湯匙像敲鼓一樣碰得叮當響。
“你喝起來像頭豬。
”大尉陰沉地說。
後來又是一件大事：克雷莫夫要上廁所。
他走在走廊裡的時候，已經什麼也不想了，可是，他站在便池前的時候又想了，想的是：幸虧把扣子剪掉了，要不然，手這樣發抖，褲裆還解不開，也扣不上呢。
時間又是一點一點地過去。
戴着大尉肩章的國家勝利了。
他的頭腦裡出現一團濃濃的灰霧。
大概，猴子的頭腦裡就有這樣的霧。
不再有過去和未來，不再有系着小帶子的檔案夾。
隻有一個願望：把靴子脫下來，撓撓癢，睡一覺。
那個偵訊員又來了。
“您睡好了嗎？”大尉向道。
“領導不是睡覺，是休息。
”偵訊員故意用教導的口吻說。
他說的是很久以前軍隊裡的一句俏皮話。
“是的，”大尉說，“不過部下眼皮有些腫了。
” 就像一個工人來接班，總要看看自己的車床，認真地和上一班工人交換一下意見，偵訊員就是這樣看了看克雷莫夫，看了看辦公桌，說： “好啦，大尉同志。
” 他看了看表，從抽屜裡拿出檔案夾，解開小帶子，翻了翻檔案材料，很有興緻、很帶勁兒地說： “好吧，克雷莫夫，咱們繼續進行。
” 于是他們又進行下去。
偵訊員今天問的是戰争。
他在這方面也知道很多很多：他知道克雷莫夫擔負的任務，知道一些團和集團軍的番号，能說出和克雷莫夫一起作戰的一些人的名字，知道克雷莫夫在政治部說過的一些話，知道他對将軍寫的文理不通的便條所提的意見。
克雷莫夫在前方所做的工作、在德軍炮火下做的一些報告、在撤退和艱難困苦的日子裡對士兵們的鼓舞—所有這一切一下子全不存在了。
他成了胡說八道的可憐蟲，成了兩面派，瓦解同志們的鬥志，把不信任和失望情緒傳染給他們。
是德國偵察隊幫他越過前線以便繼續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 在重新開始審問的頭幾分鐘裡，睡足了覺的偵訊員那股精神勁頭兒也傳給了克雷莫夫。
“随您怎樣，”他說，“我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是間諜！” 偵訊員朝窗外看了看：天已經開始黑了，他看不清桌上的材料了。
他開了台燈，把藍色的窗簾放下來。
凄厲的、野獸般的叫聲從門外傳來，并且忽然斷了，沒有聲音了。
“好吧，克雷莫夫。
”偵訊員說着，又在桌旁坐下來。
他問克雷莫夫，是否明白，為什麼從來沒有提升過他的軍銜。
他聽到的是不太明确的回答。
“所以嘛，克雷莫夫，您在前方一直是一名營級政委，可是您應該是一位集團軍甚至方面軍的軍委委員呀。
” 他盯着克雷莫夫，沉默了一會兒，也許，第一次用一個偵訊員的目光看了看，得意地說： “托洛茨基親口說過您的文章‘十分精彩’。
如果這個壞蛋奪取了政權，您會升上很高的位子，‘十分精彩’—是開玩笑的嗎！” “這就是王牌了，”克雷莫夫心想，“他把王牌打出來了。
” 他以為，克雷莫夫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了，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不過，這樣的問題也可以拿來問問斯大林同志。
克雷莫夫同志和托洛茨基主義沒有任何關系，他一直反對托洛茨基的意見，一次也沒有贊成過。
最要緊的是脫脫靴子，躺下去，跷一跷腫脹的腿，睡一會兒，同時在睡夢中撓撓癢。
可是偵訊員很親切地小聲說起來： “為什麼您不願意幫我們的忙呀？難道問題在于，您在戰前沒有什麼罪行，在被包圍時沒有恢複關系，沒有秘密進行聯系？……問題要嚴重得多，深刻得多。
問題在于黨的新的方針。
您要在新的鬥争階段幫助黨。
為此必須抛棄過去的一些見解。
這樣的任務隻有布爾什維克能夠擔當。
所以我要和您談談。
” “那就好吧，好吧，”克雷莫夫慢慢地、昏昏沉沉地說，“可以設想，我不自覺地成了敵視黨的觀點的代表。
就算我的國際主義和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觀念相矛盾。
就算我因為本性，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和新的方針、新的人物格格不入。
我願意承認，可以承認。
不過，至于間諜，破壞……” “還要這‘不過’幹什麼？您瞧，您已經走上正路，承認自己敵視黨的事業。
難道形式有什麼意義？如果您承認了最根本的，還要您這個‘不過’幹什麼？” “不，我不承認我是間諜。
” “就是說，您根本不想幫助黨。
一談到問題，您就溜進樹林子裡，是這樣嗎？您是狗屎，真不識擡舉！” 克雷莫夫一下子跳起來，扯了一下偵訊員的領帶，然後用拳頭在桌上一擂，電話機裡有什麼東西叮當響了一聲，又咕咕了兩聲。
他用響亮的嗥叫聲叫了起來： “你這狗崽子，壞蛋，當我領着人在烏克蘭，在布良斯克森林作戰的時候，你在哪兒呀？冬天我在沃羅涅日作戰的時候，你又在哪兒？你這壞蛋，到過斯大林格勒嗎？難道我對黨一點事情沒有做過嗎？你這副憲兵嘴臉，你就在這兒，在盧比揚卡保衛蘇維埃國家嗎？我在斯大林格勒不是保衛我們的事業嗎？你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呆過嗎？你這敗類，高爾察克匪幫打穿了我
哪兒來的這麼多告密者！必須想一想，弄清楚是誰告的。
這還用說？是穆絲卡·格林貝格……偵訊員還要問到葉尼娅的……确實很奇怪，為什麼還沒有問到她，一點也沒有提到她……難道有關我的材料是瓦西亞提供的？但是我究竟有什麼，有什麼好承認的呢？我現在在這兒，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黨啊，你這一切為的是什麼？斯大林呀，斯大林，因為什麼樣的罪過，打擊這麼多善良、剛強的人？可怕的不是偵訊員提出的問題，而是他的沉默、他避而不談的東西。
卡茨涅林鮑肯說的不錯。
當然，他會問起葉尼娅的，顯然她已經被捕了。
這一切是怎麼來的，怎麼開頭的呢？我怎麼會蹲起監牢？我這一生多麼苦惱，有多少窩囊事兒。
斯大林同志，饒恕我吧！隻要有您一句話就行，斯大林同志！我有錯誤，我糊塗，我亂說過，我懷疑過，黨全知道，全看見了。
我為什麼，為什麼要和那個文學家閑扯呀？不過，還不是一樣。
可是，突圍又有什麼問題？這簡直荒唐，簡直是誣陷，捏造，诽謗。
為什麼，為什麼我當時沒有說加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我不懷疑他是純潔的。
這樣加肯那不幸的眼睛就會從他身上移開了…… 偵訊員忽然問道：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克雷莫夫把兩手一攤，說： “我沒有什麼好回想的。
” 電話鈴響起來。
“喂，我聽着呢。
”偵訊員說。
他瞟了克雷莫夫一眼，說：“是的，你準備吧，快要到時候了。
” 克雷莫夫覺得似乎說的是他。
後來偵訊員放下話筒，又拿起話筒。
這次的電話很奇怪，好像旁邊坐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兩條腿的獸。
看樣子，偵訊員是在和他老婆聊天。
開頭談的是生活上的問題： “上配給商店去過嗎？鵝嗎，這很好……為什麼憑一号券不賣？謝廖沙的老婆往科裡打過電話，說憑一号券買了一條羊腿，請咱們去吃呢。
告訴你，我在小賣部買了一些奶渣，不，不是酸的，有八百克……今天煤氣怎麼樣？你不要把西裝忘了。
” 後來他又說起來： “喂，怎麼樣？别太煩惱，要多加注意。
做夢啦？穿什麼？還穿短褲？可惜……喂，小心點兒，等我回去，你已經要上學校去了……收拾房間嗎，很好，不過要小心，不要拿重東西，你無論如何不能拿重東西。
” 在這兒這樣随便地叙家常，有點兒不可思議：越是像日常的、平常人的談話，談話的就越不像人。
猴子模仿人的行動，樣子就有點兒可怕……同時克雷莫夫感到自己也不是人，因為當着一個外人的面，是不會說這一類的話的…… “我吻你……你不願意……好，算啦，算啦……” 當然，如果按照鮑戈列耶夫的理論，克雷莫夫隻是安卡拉貓，是青蛙、金翅雀，或者樹枝上的一隻小蟲兒，這樣就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到末了偵訊員問： “要烤糊了吧？好，快去，快去，再見。
” 然後他拿出一本書和一個筆記本，看起書來，還不時地做筆記，也許他是準備小組讨論，也許是準備作報告…… 他帶着很大的火氣說： “您怎麼一個勁兒地跺腳，就好像在做體操？” “公民，我的兩腳發麻。
” 但是偵訊員又埋頭看起書來。
過了十來分鐘，他心不在焉地問：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公民，我要上廁所。
” 偵訊員歎了一口氣，走到門口，輕輕喚了一聲。
當一隻狗在不适宜的時候要求出去遊逛的時候，狗主人的臉色往往就是這樣。
進來一名穿野戰軍服的士兵。
克雷莫夫用老練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眼：腰裡紮着皮帶，白襯領幹幹淨淨，軍帽戴得端端正正—一切都很像樣。
隻是這名士兵幹的不是士兵該幹的事情。
克雷莫夫站起來，因為在椅子上坐的時間太久，兩條腿都麻木了，一開始邁步直打戰。
在廁所裡，他在士兵的注視下急急忙忙地想着，回來的路上也急急忙忙地想着。
有很多事情要想。
等克雷莫夫從廁所裡回來，偵訊員不見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個穿軍服的年輕人，佩戴着鑲了紅縧的藍色大尉肩章。
大尉用陰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幹嗎站着？”大尉說。
“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家夥，幹嗎弓着背？等我給你兩下子，你身子就直起來了。
” “一見面就這樣。
”克雷莫夫心裡想道。
他害怕起來，在戰場上他都沒有這樣害怕。
“這一下子要來勁兒了。
”他想。
大尉吐了一個煙團兒，在灰色的煙團中響着他的聲音： “這是紙、筆。
怎麼，要我替你寫嗎？” 大尉很喜歡侮辱克雷莫夫。
也許，這是他的職責？要知道，在前方有時要炮兵對敵軍進行擾亂性射擊，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麼坐的？你是上這兒睡覺的嗎？” 過了幾分鐘，他又呼喚被捕人： “喂，你聽着，怎麼，我不是對你說話嗎，跟你無關嗎？”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簾，把電燈熄了，一道陰沉的晨曦射進克雷莫夫的眼睛。
克雷莫夫自從來到盧比揚卡，這是第一次看見白天的光。
“一夜過去了。
”克雷莫夫想道。
他一生是否有過更壞的早晨？難道在幾個星期之前是他無思無慮地躺在炸彈坑裡，對他厚待的鋼鐵在頭頂上呼嘯着，他感到那樣幸福和自由？ 可是時間錯亂了：他進入這個房間是很久以前，斯大林格勒卻是剛剛過去的事。
窗子面對着内部監獄的天井，窗外光線灰沉，毫無生氣，不像亮光，倒像髒水。
一切東西在這晨光下似乎比在電燈光下更陰沉，更帶有官氣和敵意。
不，不是靴子變小，是兩腳麻木了。
在這兒怎麼把他過去的生活和工作與一九四一年被包圍聯系起來？是誰的手指頭把不能連接的東西連接到了一起？這是為了什麼？誰要這樣？為什麼？ 他想到這些，心裡十分難過，以至于有時他忘記了脊背和腰的酸痛，感覺不到他腫脹的兩腿已把靴筒塞滿了。
加肯、弗裡茨……我怎麼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這樣一個房間裡，也是這樣坐着，不過，不是這樣：那時候口袋裡有通行證。
現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讨好所有的人，不論是開發通行證的辦事人員，值班守衛，還是穿軍服的電梯工。
那一位偵訊員說：“克雷莫夫同志，請您幫幫我們的忙吧。
”不，最卑鄙的還不是一心想讨好。
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誠！啊，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來了！在這方面隻要忠誠就行了！于是他表示了忠誠，他說出加肯在評價斯巴達克運動方面的錯誤，說他對台爾曼沒有好感，說他想要稿費，說他在艾麗薩懷孕的時候和她離了婚……當然，他也想起了好的……偵訊員記下了他的話：“我和他多年相交，認為他不大可能直接參與反黨的破壞活動，不過不能完全排除他有進行兩面派活動的可能性……” 啊，是他報告的……在這兒的檔案夾裡所搜集到的有關他的一切，都是也想表示忠誠的同志們說的。
為什麼他要表示忠誠？是黨員的義務嗎？胡說！真正的忠誠隻能這樣：拿拳頭在桌子上狠狠一擂，高聲說：“加肯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沒有罪！”可是他卻搜索枯腸，拼命找毛病，拼命迎合那個偵訊員，因為沒有偵訊員的簽名，他有通行證也出不了灰色大樓的大門。
他還回想起來，當偵訊員說“請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證上簽個字”的時候，他感到多麼急切、多麼幸福。
他幫助他們把加肯打進了監獄。
他這個忠誠的人帶着簽了字的通行證上哪兒去了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妻子穆絲卡·格林貝格了嗎？不過他說的有關加肯的一切，都是事實。
但那裡面說的有關他的一切，也都是事實呀。
他确實對菲佳·葉甫謝耶夫說過，斯大林各方面的缺陷都和哲學上的無知有關系。
要說出他遇到過的人，實在可怕：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格裡高力·葉甫謝耶維奇、洛莫夫、沙茨金、比亞特尼茨基、洛米納澤、留京、紅頭發的什裡亞普尼科夫，他還到列夫·鮑裡索維奇的“科學院”去過，還有拉舍維奇、揚·加馬爾尼克、盧波爾，他還去研究所找過裡亞薩諾夫老頭子，在西伯利亞有兩次住在老朋友艾海家裡，還有基輔的斯克雷普尼克、哈爾科夫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奧爾，噢，還有盧特·菲舍爾，哦……幸虧偵訊員沒有想起主要的一個，要知道當初列夫·達維多維奇和他的關系是不壞的…… 我算是爛透了，還有什麼說的。
不過，為什麼？他們的罪過不比我的大呀！不過我可是沒有簽字。
别急，克雷莫夫啊，克雷莫夫，你會簽字的。
他們都簽字了，你怎麼能不簽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留在最後。
就這樣三天三夜不讓人睡覺，然後就開始毆打。
是的，反正這一切不大像社會主義。
我的黨有什麼必要把我消滅？要知道，當年搞革命的是我們，而不是馬林科夫，不是日丹諾夫，不是謝爾巴科夫。
我們對革命的敵人都是毫不留情的。
為什麼革命對我們毫不留情？也許，革命就是毫不留情。
也許，這不是革命，這個大尉算什麼革命，這是黑幫，是一夥流氓。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時間一點一點過去。
背也疼，腿也疼，疲憊無力，身子想挺直也挺不起來。
頂好能躺到床上，動一動光光的腳趾頭，跷一跷腿，撓撓小腿肚子。
“别睡覺！”大尉喝道。
就像在發布戰鬥命令。
好像隻要克雷莫夫閉一會兒眼睛，蘇維埃國家就會垮了，前線就會崩潰。
克雷莫夫一輩子也沒有聽到過這麼多罵人的髒話。
朋友們、親近的助手、秘書、推心置腹的交談者都在搜集他的一舉一動。
他越想越害怕：“這是我對伊凡說的，隻是對伊凡說過。
”“我跟格裡沙談過，我和格裡沙從一九二〇年就相識。
”“這話我和瑪什卡·海爾别爾說過，哎呀，瑪什卡呀，瑪什卡。
” 他忽然想起偵訊員說的，他别想等葉尼娅送東西……這是他不久前在囚室裡和鮑戈列耶夫說的。
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填充克雷莫夫标本呢。
下午，給他端來一缽子湯。
他的手抖得厲害，隻好彎下頭去，就着缽子的邊兒喝湯，湯匙像敲鼓一樣碰得叮當響。
“你喝起來像頭豬。
”大尉陰沉地說。
後來又是一件大事：克雷莫夫要上廁所。
他走在走廊裡的時候，已經什麼也不想了，可是，他站在便池前的時候又想了，想的是：幸虧把扣子剪掉了，要不然，手這樣發抖，褲裆還解不開，也扣不上呢。
時間又是一點一點地過去。
戴着大尉肩章的國家勝利了。
他的頭腦裡出現一團濃濃的灰霧。
大概，猴子的頭腦裡就有這樣的霧。
不再有過去和未來，不再有系着小帶子的檔案夾。
隻有一個願望：把靴子脫下來，撓撓癢，睡一覺。
那個偵訊員又來了。
“您睡好了嗎？”大尉向道。
“領導不是睡覺，是休息。
”偵訊員故意用教導的口吻說。
他說的是很久以前軍隊裡的一句俏皮話。
“是的，”大尉說，“不過部下眼皮有些腫了。
” 就像一個工人來接班，總要看看自己的車床，認真地和上一班工人交換一下意見，偵訊員就是這樣看了看克雷莫夫，看了看辦公桌，說： “好啦，大尉同志。
” 他看了看表，從抽屜裡拿出檔案夾，解開小帶子，翻了翻檔案材料，很有興緻、很帶勁兒地說： “好吧，克雷莫夫，咱們繼續進行。
” 于是他們又進行下去。
偵訊員今天問的是戰争。
他在這方面也知道很多很多：他知道克雷莫夫擔負的任務，知道一些團和集團軍的番号，能說出和克雷莫夫一起作戰的一些人的名字，知道克雷莫夫在政治部說過的一些話，知道他對将軍寫的文理不通的便條所提的意見。
克雷莫夫在前方所做的工作、在德軍炮火下做的一些報告、在撤退和艱難困苦的日子裡對士兵們的鼓舞—所有這一切一下子全不存在了。
他成了胡說八道的可憐蟲，成了兩面派，瓦解同志們的鬥志，把不信任和失望情緒傳染給他們。
是德國偵察隊幫他越過前線以便繼續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 在重新開始審問的頭幾分鐘裡，睡足了覺的偵訊員那股精神勁頭兒也傳給了克雷莫夫。
“随您怎樣，”他說，“我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是間諜！” 偵訊員朝窗外看了看：天已經開始黑了，他看不清桌上的材料了。
他開了台燈，把藍色的窗簾放下來。
凄厲的、野獸般的叫聲從門外傳來，并且忽然斷了，沒有聲音了。
“好吧，克雷莫夫。
”偵訊員說着，又在桌旁坐下來。
他問克雷莫夫，是否明白，為什麼從來沒有提升過他的軍銜。
他聽到的是不太明确的回答。
“所以嘛，克雷莫夫，您在前方一直是一名營級政委，可是您應該是一位集團軍甚至方面軍的軍委委員呀。
” 他盯着克雷莫夫，沉默了一會兒，也許，第一次用一個偵訊員的目光看了看，得意地說： “托洛茨基親口說過您的文章‘十分精彩’。
如果這個壞蛋奪取了政權，您會升上很高的位子，‘十分精彩’—是開玩笑的嗎！” “這就是王牌了，”克雷莫夫心想，“他把王牌打出來了。
” 他以為，克雷莫夫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了，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不過，這樣的問題也可以拿來問問斯大林同志。
克雷莫夫同志和托洛茨基主義沒有任何關系，他一直反對托洛茨基的意見，一次也沒有贊成過。
最要緊的是脫脫靴子，躺下去，跷一跷腫脹的腿，睡一會兒，同時在睡夢中撓撓癢。
可是偵訊員很親切地小聲說起來： “為什麼您不願意幫我們的忙呀？難道問題在于，您在戰前沒有什麼罪行，在被包圍時沒有恢複關系，沒有秘密進行聯系？……問題要嚴重得多，深刻得多。
問題在于黨的新的方針。
您要在新的鬥争階段幫助黨。
為此必須抛棄過去的一些見解。
這樣的任務隻有布爾什維克能夠擔當。
所以我要和您談談。
” “那就好吧，好吧，”克雷莫夫慢慢地、昏昏沉沉地說，“可以設想，我不自覺地成了敵視黨的觀點的代表。
就算我的國際主義和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觀念相矛盾。
就算我因為本性，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和新的方針、新的人物格格不入。
我願意承認，可以承認。
不過，至于間諜，破壞……” “還要這‘不過’幹什麼？您瞧，您已經走上正路，承認自己敵視黨的事業。
難道形式有什麼意義？如果您承認了最根本的，還要您這個‘不過’幹什麼？” “不，我不承認我是間諜。
” “就是說，您根本不想幫助黨。
一談到問題，您就溜進樹林子裡，是這樣嗎？您是狗屎，真不識擡舉！” 克雷莫夫一下子跳起來，扯了一下偵訊員的領帶，然後用拳頭在桌上一擂，電話機裡有什麼東西叮當響了一聲，又咕咕了兩聲。
他用響亮的嗥叫聲叫了起來： “你這狗崽子，壞蛋，當我領着人在烏克蘭，在布良斯克森林作戰的時候，你在哪兒呀？冬天我在沃羅涅日作戰的時候，你又在哪兒？你這壞蛋，到過斯大林格勒嗎？難道我對黨一點事情沒有做過嗎？你這副憲兵嘴臉，你就在這兒，在盧比揚卡保衛蘇維埃國家嗎？我在斯大林格勒不是保衛我們的事業嗎？你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呆過嗎？你這敗類，高爾察克匪幫打穿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