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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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斯大林昂首闊步地走在斯莫爾尼宮的台階上，列甯急急匆匆、畢恭畢敬地跟在他後面。
如果在畫着列甯和斯大林跟人民在一起，那麼，隻有一些老頭子、老婦人和小孩子親切地看着列甯，而傾注着斯大林的卻是一些武裝巨人—腰纏機槍子彈帶的工人、水兵。
曆史學家寫到蘇維埃國家的危難時期，不論是喀琅施塔得叛亂時期，保衛察裡津時期，還是波蘭入侵時期，都要歪曲事實，說列甯經常向斯大林請教。
黨的曆史學家們給予斯大林參加過的巴庫罷工和他曾經主編過的《鬥争報》的地位，超過了俄國的全部革命運動。
“《鬥争報》，《鬥争報》，”維克托常常很生氣地說，“當年有熱裡雅鮑夫，有普列漢諾夫，有克魯泡特金，有十二月黨人，可是現在隻剩了《鬥争報》，《鬥争報》……” 千餘年來俄羅斯一直是君主專制和專制獨裁國家，是沙皇和寵臣們的國家。
但是在千餘年的俄羅斯曆史中誰也不曾有過斯大林這樣大的權力。
可是今天維克托不氣憤，不害怕了。
斯大林的權力越大，頌歌和定音鼓越響，這尊活神像腳下的神香煙雲越濃，維克托的幸福感越強烈。
天色漸漸黑下來，可是他不害怕了。
斯大林和他說話了呀！是斯大林對他說：“祝您研究順利。
” 等到天色完全黑下來，他來到大街上。
在這黑沉沉的晚上，他不再感到絕望和大禍臨頭了。
他心裡是甯靜的。
他知道，在簽發逮捕證的地方已經知道了一切。
他想到克雷莫夫、米佳、阿巴爾丘克、馬季亞羅夫，想到切特韋裡科夫，就感到奇怪。
他們的命運沒有成為他的命運。
他懷着感傷和不可理解的心情想着他們。
維克托為他的勝利高興，那是他的精神力量、他的頭腦取得的勝利。
他也不管，為什麼今天的幸福和被批判那天似乎感覺到母親跟他在一起時那種幸福有所不同。
現在馬季亞羅夫是不是會被捕，克雷莫夫是不是會供出他來，對他都無所謂了。
他生平第一次不為自己說的一些離經叛道的笑話和不小心的話擔驚受怕。
到很晚的時候，柳德米拉已經睡了，電話鈴響了起來。
“您好。
”一個很輕的聲音說。
維克托一聽就激動起來，似乎更超過白天的激動。
“您好。
”他說。
“我不能聽不到您的聲音。
您對我說點兒什麼吧。
”她說。
“瑪莎，瑪申卡。
”他說過這話，就不作聲了。
“維克托，我親愛的，”她說，“我不能對我丈夫撒謊。
我對他說了，我愛您。
我向他發誓永遠不再見您。
” 早晨，柳德米拉走進他的房裡，撫摩了撫摩他的頭發，吻了吻他的額頭。
“我在夢裡仿佛聽到，昨天夜裡你跟什麼人通電話。
” “沒有，你是做夢了。
”他鎮靜地看着她的眼睛，回答說。
“記住，今天你要上房管所去一趟。
” 四十三 看慣了軍裝的人，一看到偵訊員的西裝上衣，覺得很奇怪。
偵訊員的臉倒是一張很平常的臉，像這種黃白色的臉，在辦公室裡的少校和政工人員中是很常見的。
回答開頭幾個問題很容易，甚至輕松愉快，似乎其他一切也會十分清楚，就像姓、名和父稱一樣簡單明了。
從犯人的回答似乎可以感覺出一種迫切地想幫助偵訊員的心情。
偵訊員好像對他一點也不了解嘛。
他們之間的辦公桌并沒有把他們分開。
他們都交過黨費，看過《恰巴耶夫》，聽過黨中央的指示，在五一節前都被派到工廠企業去做過報告。
例行公事的問題很多，犯人漸漸鎮靜下來。
很快就會問起實質性問題的，他就要說說他是怎樣帶着人突圍的。
終于弄清了，坐在桌前這個敞着軍服上衣領口、被剪掉了紐扣、胡子拉碴的人有名字、父稱、姓，出生于秋天，俄羅斯族，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國内戰争，沒有參加過匪幫，沒有犯罪前科，參加聯共（布）二十五年，曾被選為共産國際代表大會代表，還當過世界工會太平洋地區會議的代表，沒有得過勳章和榮譽武器…… 想到當年被包圍，想到跟他一起轉戰在白俄羅斯沼地上和烏克蘭土地上的許多人，克雷莫夫感到心慌意亂。
他們之中是誰被捕了呢，是誰在審訊中經受不住，喪失了良心？可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涉及另一段很早時期的問題使克雷莫夫大吃一驚：“您說說，您什麼時候和弗裡茨·加肯認識的？”他沉默了半天，然後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在托姆斯基的辦公室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 偵訊員點了點頭，好像他很清楚早年這些情況。
然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打開标有“檔案”字樣的公文夾，不慌不忙地把白色小絲帶解了開來，翻起一頁頁寫滿了字的紙。
克雷莫夫模模糊糊看到用各種顔色的墨水寫的字，看到打字機打的字，行距有稀的，有密的，還有用紅鉛筆、藍鉛筆和普通鉛筆寫的标注，有的筆道很粗，有的是仔細貼上去的。
偵訊員慢慢翻着材料，就像一個好學生滿有把握地翻着書本，早就知道他已經把課程學透了。
他偶爾看看克雷莫夫。
這時候他像一位畫家，看看他的畫是否與模特兒相像：外貌，性格，心靈的窗戶—眼睛…… 他的目光變得多麼陰沉。
他那很平常的臉—這樣的臉一九三七年以後克雷莫夫在區黨委、州黨委、區公安局、圖書館和出版社常常見到—忽然變得很不平常了。
克雷莫夫覺得，他整個的人是由一些拼圖方塊組成的，但這些拼圖方塊沒有合成一個整體，沒有成為一個人。
一塊方塊是眼，另一塊是慢騰騰的手，還有一塊是問問題的嘴巴。
方塊亂了位置，失去比例，嘴巴大得出了格，眼睛移到嘴巴底下，長到蹙緊的額頭上，額頭則移到應該長下巴的地方。
“嗯，嗯，是這樣。
”偵訊員說。
他臉上的一切又像人的樣子了。
他把公文夾合上，公文夾上的小帶子他沒有系上。
“就像沒有系上的鞋帶兒。
”褲子和襯褲上的扣子都被剪掉了的被捕者心中想道。
“共産國際。
”偵訊員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
接着用平常的語調說：“尼古拉·克雷莫夫，共産國際工作人員。
”随後又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第三共産國際。
” 他一聲不響地沉思了很久。
“啊呀，好厲害的小娘們兒穆絲卡·格林貝格。
”偵訊員忽然帶着很起勁又狡黠的神氣說，就像男子之間說玩笑話兒。
克雷莫夫感到很難為情，不知如何是好。
臉一下子紅了。
有過這事兒！已經很久了，可是一想起來就難為情。
那時候他好像已經愛上葉尼娅了。
好像那是他下了班去找老朋友，想把錢還他，好像是借了錢買車票的。
底下的事他就記得很清楚，不是“好像”了。
老朋友康斯坦丁不在家。
他本來也不喜歡她。
她不住地抽煙，抽得嗓子都啞了，談起什麼，都自以為有兩下子，她是哲學研究所的黨委副書記，不錯，她很美，如大家說的，是一個标緻娘們兒。
唉，所以他就和康斯坦丁的老婆在沙發上幹了那種事，而且後來又和她會過兩次…… 在一個鐘頭之前，他還以為，這是從鄉下區裡提拔上來的一名偵訊員，對他一點兒也不了解。
可是過了一陣子，偵訊員卻一個勁兒地問起和克雷莫夫一起工作過的外國共産黨員，他知道他們的小名和外号，知道他們的妻子和情婦的名字。
他的檔案材料這樣豐富，不是一種好兆頭。
就算克雷莫夫是一位偉人，每一句話對于曆史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也未必值得把這麼多雞毛蒜皮、亂七八糟的小事收進檔案裡。
可雞毛蒜皮的小事是沒有的。
不論他到過哪兒，都留下他的腳印，有人跟着他的腳跟走，記下他的生活。
他取笑同志的話、讀過一本書的感想、在慶賀生日時開玩笑的祝酒詞、在電話裡說的三分鐘的話、開大會時給主席團遞的不太客氣的條子—這一切都收進了系小帶子的公文夾。
他的言語、行動被搜集起來，曬幹了，做成了大型标本。
這是多麼不懷好意的手指頭如此勤勞地搜集野草、荨麻、飛廉、濱藜…… 偉大的國家竟在研究他和穆絲卡·格林貝格的豔史。
一些閑話和瑣事與他的信仰編結在一起，他對葉尼娅的愛沒有什麼意義，有意義的倒是一些不足道的偶然的豔遇，他簡直分不清大節和小節了。
他說過的一句對斯大林的哲學常識不太客氣的話，似乎比他十年日日夜夜為黨工作更值得注意。
一九三二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辦公室裡和一位德國同志談話的時候說，在蘇聯的工會運動中國家的成分太多，無産階級的成分太少，這是真的嗎，是那位同志告密的。
“您要明白，偵訊員同志。
” “應該稱呼公民。
” “是，是，公民。
這是捏造，是有成見。
我在黨内有四分之一世紀。
我在一九一七年發動過士兵起義。
我在中國工作過四年。
我日日夜夜為黨工作。
許多人都了解我……在衛國戰争期間我志願上前線，在最危難的時刻大家都相信我，跟着我走……我……” 偵訊員問道： “您怎麼，是來這兒領立功獎狀的嗎？要不要填表領嘉獎證書？” 确實，他不是來領立功獎狀的。
偵訊員搖了搖頭，說： “您還怪妻子不給您送東西呢。
瞧您這個丈夫！” 這話是他在牢房裡對鮑戈列耶夫說的。
我的天啊！卡茨涅林鮑肯用開玩笑的口氣對他說： “一位希臘人預言：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則可以斷言；一切都會密告上去。
” 他的一生進入系小帶子的公文夾之後，便失去體積、長度、比例……一切一切都成為黏糊糊、亂糟糟的、灰灰的一團，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更值得注意：是在潮濕、悶熱的上海的四年超強度工作，斯大林格勒的搶渡，對革命的忠忱，還是因為在“松樹”療養院對一位不太熟悉的文學家說的批評蘇聯報紙内容貧乏的幾句氣話？偵訊員又和藹、又親切地小聲問道：“現在請您對我說說，法西斯分子加肯是怎樣吸收您參加諜報和破壞工作的。
” “您不是開玩笑吧？” “克雷莫夫，别裝蒜。
您該看到，您走的每一步我們都是很清楚的。
” “正因為這樣，所以……” “克雷莫夫，您老實點兒。
您騙不了保安機關。
” “不過，這是捏造！” “是這樣的，克雷莫夫。
我們有加肯的供詞。
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中，談到他和您的罪惡關系。
” “您哪怕拿出十份加肯的供狀，這都是假的！是捏造！如果你們有加肯這樣的供狀的話，為什麼還相信我這個間諜和破壞者，讓我做軍事政委，帶領人作戰？你們幹什麼去了，你們是幹什麼的？” “您怎麼，是叫您到這兒來教訓我們的嗎？是請您來領導保安機關工作，是不是？” “說什麼領導，說什麼教訓！要擺事實，講道理。
我了解加肯。
他不可能說他吸收我幹什麼。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他是共産黨人，是革命戰士。
” 偵訊員問： “您一直相信這一點嗎？”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說，“我一直相信！” 偵訊員一面點頭，一面翻檔案材料，一面似乎無可奈何地說： “既然一直相信，那就是另一回事兒了……就是另一回事兒了……” “您就看看吧。
”他用手掌捂住一張紙的一部分，說道。
克雷莫夫粗粗地看着上面寫的字，聳了聳肩膀。
“太沒出息了。
”他很厭惡地說。
“為什麼？” “這人沒有勇氣挺直身子說，加肯是一名忠誠的共産黨人，又不肯昧着良心誣陷他，所以就躲躲閃閃。
” 偵訊員把手移了移，讓克雷莫夫看了看簽名和日期：克雷莫夫，一九三八年二月。
他們都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偵訊員厲聲問道： “也許，是他們打您，所以您寫了這樣的證明材料吧？” “不是，沒有打我。
” 偵訊員的臉又分裂成好幾塊拼圖方塊，那氣憤的眼睛流露着厭惡的神情，嘴巴在說： “還有。
您在被包圍的時候，有兩天離開了自己的隊伍。
敵人用軍用飛機把您接到德軍集團軍群司令部，您交出了重要情報，又接受了新的指示。
” “癡人說夢。
”被剪掉了衣服扣子的人嘟哝說。
可是偵訊員繼續進行審問。
現在克雷莫夫已經不覺得自己是具有崇高、明确的思想，随時準備為革命上斷頭台的強者了。
他感到自己是一個軟弱、不堅定的人，他說過不該說的話，傳播過荒唐的謠言，他竟敢嘲笑蘇聯人民對待斯大林同志的感情。
他不善于識别朋友，在他的朋友當中有很多人被鎮壓了。
他的理論見解十分混亂。
他和朋友的妻子私通。
他用可恥的兩面派态度寫了有關加肯的證明材料。
難道坐在這兒的是我嗎？難道這一切都是我的事嗎？這是一個夢，是夏夜的一個夢。
“在戰前您為國外的托洛茨基中央組織提供過有關國際革命運動主要人物思想狀況的情報。
” 懷疑這樣一個可鄙、肮髒的人叛變，不必是瘋子，也不必是壞蛋。
克雷莫夫如果在偵訊員的位子上，也不會相信這樣一個人。
這個人十分了解在一九三七年接替被鎮壓或被解職、降職的黨内工作者的一批新的黨幹部。
這是一些氣質和他不同的人。
他們讀的書不同，讀法也不同，他們不是讀，而是“仔細研究”。
他們看重舒适的物質生活，革命的犧牲精神與他們格格不入，或者說，不是他們性格的基礎。
他們不懂外語，喜歡自己的俄羅斯本性，說俄語也不按标準音。
他們之中有聰明人，但是他們的主要長處和本領似乎不在于思想和理智，而在于辦事能力和機警，善于見風使舵。
克雷莫夫明白，不管新幹部還是老幹部，都在黨的一緻與共同性中得到統一，分歧不要緊。
但是他覺得自己比這批新人優越，覺得他這個列甯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比他們好。
他沒有注意到，現在他和偵訊員的關系已經不在于他是否願意和這位新幹部親近，承認這位新幹部是黨的同志。
現在，和偵訊員認同的願望變成了可憐的希望，希望對方和他親近，哪怕同意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不全是壞的、低下的、不忠誠的。
現在，連克雷莫夫也沒有覺察到這樣的事是怎麼發生的：一個充滿自信的偵訊員成了一名充滿自信的共産黨員。
“如果您真的能夠誠心悔改的話，哪怕您還對黨多少有一點愛護之心的話，那就該承認自己的罪行，幫助幫助黨。
” 克雷莫夫一下子打掉侵蝕着他的大腦皮層的軟弱，叫了起來： “您别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我決不寫假口供。
您聽見嗎？就是用刑，我也不寫！” 偵訊員對他說： “您考慮考慮吧。
” 他又翻起檔案材料，沒有看克雷莫夫。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
他把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推到一邊，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一張紙。
他似乎忘記了克雷莫夫，不慌不忙地寫着，皺起眉頭思索着。
後來他把寫好的東西看了一遍，又想了想，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就在上面寫地址。
也許，這不是一封公函。
後來他又看了一遍地址，在姓氏下面畫了兩道着重線。
後來他往自來水筆裡灌了墨水，又把筆頭上滴的墨水擦了半天。
然後他削起煙灰缸上的鉛筆，其中有一支鉛筆的鉛芯一削就斷，但是偵訊員沒有生鉛筆的氣，很耐心地削了又削。
後來他在指頭上試了試鉛筆尖兒。
被捕者确實在考慮。
如果在畫着列甯和斯大林跟人民在一起，那麼，隻有一些老頭子、老婦人和小孩子親切地看着列甯，而傾注着斯大林的卻是一些武裝巨人—腰纏機槍子彈帶的工人、水兵。
曆史學家寫到蘇維埃國家的危難時期，不論是喀琅施塔得叛亂時期，保衛察裡津時期，還是波蘭入侵時期，都要歪曲事實，說列甯經常向斯大林請教。
黨的曆史學家們給予斯大林參加過的巴庫罷工和他曾經主編過的《鬥争報》的地位，超過了俄國的全部革命運動。
“《鬥争報》，《鬥争報》，”維克托常常很生氣地說，“當年有熱裡雅鮑夫，有普列漢諾夫，有克魯泡特金，有十二月黨人，可是現在隻剩了《鬥争報》，《鬥争報》……” 千餘年來俄羅斯一直是君主專制和專制獨裁國家，是沙皇和寵臣們的國家。
但是在千餘年的俄羅斯曆史中誰也不曾有過斯大林這樣大的權力。
可是今天維克托不氣憤，不害怕了。
斯大林的權力越大，頌歌和定音鼓越響，這尊活神像腳下的神香煙雲越濃，維克托的幸福感越強烈。
天色漸漸黑下來，可是他不害怕了。
斯大林和他說話了呀！是斯大林對他說：“祝您研究順利。
” 等到天色完全黑下來，他來到大街上。
在這黑沉沉的晚上，他不再感到絕望和大禍臨頭了。
他心裡是甯靜的。
他知道，在簽發逮捕證的地方已經知道了一切。
他想到克雷莫夫、米佳、阿巴爾丘克、馬季亞羅夫，想到切特韋裡科夫，就感到奇怪。
他們的命運沒有成為他的命運。
他懷着感傷和不可理解的心情想着他們。
維克托為他的勝利高興，那是他的精神力量、他的頭腦取得的勝利。
他也不管，為什麼今天的幸福和被批判那天似乎感覺到母親跟他在一起時那種幸福有所不同。
現在馬季亞羅夫是不是會被捕，克雷莫夫是不是會供出他來，對他都無所謂了。
他生平第一次不為自己說的一些離經叛道的笑話和不小心的話擔驚受怕。
到很晚的時候，柳德米拉已經睡了，電話鈴響了起來。
“您好。
”一個很輕的聲音說。
維克托一聽就激動起來，似乎更超過白天的激動。
“您好。
”他說。
“我不能聽不到您的聲音。
您對我說點兒什麼吧。
”她說。
“瑪莎，瑪申卡。
”他說過這話，就不作聲了。
“維克托，我親愛的，”她說，“我不能對我丈夫撒謊。
我對他說了，我愛您。
我向他發誓永遠不再見您。
” 早晨，柳德米拉走進他的房裡，撫摩了撫摩他的頭發，吻了吻他的額頭。
“我在夢裡仿佛聽到，昨天夜裡你跟什麼人通電話。
” “沒有，你是做夢了。
”他鎮靜地看着她的眼睛，回答說。
“記住，今天你要上房管所去一趟。
” 四十三 看慣了軍裝的人，一看到偵訊員的西裝上衣，覺得很奇怪。
偵訊員的臉倒是一張很平常的臉，像這種黃白色的臉，在辦公室裡的少校和政工人員中是很常見的。
回答開頭幾個問題很容易，甚至輕松愉快，似乎其他一切也會十分清楚，就像姓、名和父稱一樣簡單明了。
從犯人的回答似乎可以感覺出一種迫切地想幫助偵訊員的心情。
偵訊員好像對他一點也不了解嘛。
他們之間的辦公桌并沒有把他們分開。
他們都交過黨費，看過《恰巴耶夫》，聽過黨中央的指示，在五一節前都被派到工廠企業去做過報告。
例行公事的問題很多，犯人漸漸鎮靜下來。
很快就會問起實質性問題的，他就要說說他是怎樣帶着人突圍的。
終于弄清了，坐在桌前這個敞着軍服上衣領口、被剪掉了紐扣、胡子拉碴的人有名字、父稱、姓，出生于秋天，俄羅斯族，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國内戰争，沒有參加過匪幫，沒有犯罪前科，參加聯共（布）二十五年，曾被選為共産國際代表大會代表，還當過世界工會太平洋地區會議的代表，沒有得過勳章和榮譽武器…… 想到當年被包圍，想到跟他一起轉戰在白俄羅斯沼地上和烏克蘭土地上的許多人，克雷莫夫感到心慌意亂。
他們之中是誰被捕了呢，是誰在審訊中經受不住，喪失了良心？可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涉及另一段很早時期的問題使克雷莫夫大吃一驚：“您說說，您什麼時候和弗裡茨·加肯認識的？”他沉默了半天，然後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在托姆斯基的辦公室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 偵訊員點了點頭，好像他很清楚早年這些情況。
然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打開标有“檔案”字樣的公文夾，不慌不忙地把白色小絲帶解了開來，翻起一頁頁寫滿了字的紙。
克雷莫夫模模糊糊看到用各種顔色的墨水寫的字，看到打字機打的字，行距有稀的，有密的，還有用紅鉛筆、藍鉛筆和普通鉛筆寫的标注，有的筆道很粗，有的是仔細貼上去的。
偵訊員慢慢翻着材料，就像一個好學生滿有把握地翻着書本，早就知道他已經把課程學透了。
他偶爾看看克雷莫夫。
這時候他像一位畫家，看看他的畫是否與模特兒相像：外貌，性格，心靈的窗戶—眼睛…… 他的目光變得多麼陰沉。
他那很平常的臉—這樣的臉一九三七年以後克雷莫夫在區黨委、州黨委、區公安局、圖書館和出版社常常見到—忽然變得很不平常了。
克雷莫夫覺得，他整個的人是由一些拼圖方塊組成的，但這些拼圖方塊沒有合成一個整體，沒有成為一個人。
一塊方塊是眼，另一塊是慢騰騰的手，還有一塊是問問題的嘴巴。
方塊亂了位置，失去比例，嘴巴大得出了格，眼睛移到嘴巴底下，長到蹙緊的額頭上，額頭則移到應該長下巴的地方。
“嗯，嗯，是這樣。
”偵訊員說。
他臉上的一切又像人的樣子了。
他把公文夾合上，公文夾上的小帶子他沒有系上。
“就像沒有系上的鞋帶兒。
”褲子和襯褲上的扣子都被剪掉了的被捕者心中想道。
“共産國際。
”偵訊員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
接着用平常的語調說：“尼古拉·克雷莫夫，共産國際工作人員。
”随後又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第三共産國際。
” 他一聲不響地沉思了很久。
“啊呀，好厲害的小娘們兒穆絲卡·格林貝格。
”偵訊員忽然帶着很起勁又狡黠的神氣說，就像男子之間說玩笑話兒。
克雷莫夫感到很難為情，不知如何是好。
臉一下子紅了。
有過這事兒！已經很久了，可是一想起來就難為情。
那時候他好像已經愛上葉尼娅了。
好像那是他下了班去找老朋友，想把錢還他，好像是借了錢買車票的。
底下的事他就記得很清楚，不是“好像”了。
老朋友康斯坦丁不在家。
他本來也不喜歡她。
她不住地抽煙，抽得嗓子都啞了，談起什麼，都自以為有兩下子，她是哲學研究所的黨委副書記，不錯，她很美，如大家說的，是一個标緻娘們兒。
唉，所以他就和康斯坦丁的老婆在沙發上幹了那種事，而且後來又和她會過兩次…… 在一個鐘頭之前，他還以為，這是從鄉下區裡提拔上來的一名偵訊員，對他一點兒也不了解。
可是過了一陣子，偵訊員卻一個勁兒地問起和克雷莫夫一起工作過的外國共産黨員，他知道他們的小名和外号，知道他們的妻子和情婦的名字。
他的檔案材料這樣豐富，不是一種好兆頭。
就算克雷莫夫是一位偉人，每一句話對于曆史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也未必值得把這麼多雞毛蒜皮、亂七八糟的小事收進檔案裡。
可雞毛蒜皮的小事是沒有的。
不論他到過哪兒，都留下他的腳印，有人跟着他的腳跟走，記下他的生活。
他取笑同志的話、讀過一本書的感想、在慶賀生日時開玩笑的祝酒詞、在電話裡說的三分鐘的話、開大會時給主席團遞的不太客氣的條子—這一切都收進了系小帶子的公文夾。
他的言語、行動被搜集起來，曬幹了，做成了大型标本。
這是多麼不懷好意的手指頭如此勤勞地搜集野草、荨麻、飛廉、濱藜…… 偉大的國家竟在研究他和穆絲卡·格林貝格的豔史。
一些閑話和瑣事與他的信仰編結在一起，他對葉尼娅的愛沒有什麼意義，有意義的倒是一些不足道的偶然的豔遇，他簡直分不清大節和小節了。
他說過的一句對斯大林的哲學常識不太客氣的話，似乎比他十年日日夜夜為黨工作更值得注意。
一九三二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辦公室裡和一位德國同志談話的時候說，在蘇聯的工會運動中國家的成分太多，無産階級的成分太少，這是真的嗎，是那位同志告密的。
“您要明白，偵訊員同志。
” “應該稱呼公民。
” “是，是，公民。
這是捏造，是有成見。
我在黨内有四分之一世紀。
我在一九一七年發動過士兵起義。
我在中國工作過四年。
我日日夜夜為黨工作。
許多人都了解我……在衛國戰争期間我志願上前線，在最危難的時刻大家都相信我，跟着我走……我……” 偵訊員問道： “您怎麼，是來這兒領立功獎狀的嗎？要不要填表領嘉獎證書？” 确實，他不是來領立功獎狀的。
偵訊員搖了搖頭，說： “您還怪妻子不給您送東西呢。
瞧您這個丈夫！” 這話是他在牢房裡對鮑戈列耶夫說的。
我的天啊！卡茨涅林鮑肯用開玩笑的口氣對他說： “一位希臘人預言：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則可以斷言；一切都會密告上去。
” 他的一生進入系小帶子的公文夾之後，便失去體積、長度、比例……一切一切都成為黏糊糊、亂糟糟的、灰灰的一團，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更值得注意：是在潮濕、悶熱的上海的四年超強度工作，斯大林格勒的搶渡，對革命的忠忱，還是因為在“松樹”療養院對一位不太熟悉的文學家說的批評蘇聯報紙内容貧乏的幾句氣話？偵訊員又和藹、又親切地小聲問道：“現在請您對我說說，法西斯分子加肯是怎樣吸收您參加諜報和破壞工作的。
” “您不是開玩笑吧？” “克雷莫夫，别裝蒜。
您該看到，您走的每一步我們都是很清楚的。
” “正因為這樣，所以……” “克雷莫夫，您老實點兒。
您騙不了保安機關。
” “不過，這是捏造！” “是這樣的，克雷莫夫。
我們有加肯的供詞。
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中，談到他和您的罪惡關系。
” “您哪怕拿出十份加肯的供狀，這都是假的！是捏造！如果你們有加肯這樣的供狀的話，為什麼還相信我這個間諜和破壞者，讓我做軍事政委，帶領人作戰？你們幹什麼去了，你們是幹什麼的？” “您怎麼，是叫您到這兒來教訓我們的嗎？是請您來領導保安機關工作，是不是？” “說什麼領導，說什麼教訓！要擺事實，講道理。
我了解加肯。
他不可能說他吸收我幹什麼。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他是共産黨人，是革命戰士。
” 偵訊員問： “您一直相信這一點嗎？”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說，“我一直相信！” 偵訊員一面點頭，一面翻檔案材料，一面似乎無可奈何地說： “既然一直相信，那就是另一回事兒了……就是另一回事兒了……” “您就看看吧。
”他用手掌捂住一張紙的一部分，說道。
克雷莫夫粗粗地看着上面寫的字，聳了聳肩膀。
“太沒出息了。
”他很厭惡地說。
“為什麼？” “這人沒有勇氣挺直身子說，加肯是一名忠誠的共産黨人，又不肯昧着良心誣陷他，所以就躲躲閃閃。
” 偵訊員把手移了移，讓克雷莫夫看了看簽名和日期：克雷莫夫，一九三八年二月。
他們都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偵訊員厲聲問道： “也許，是他們打您，所以您寫了這樣的證明材料吧？” “不是，沒有打我。
” 偵訊員的臉又分裂成好幾塊拼圖方塊，那氣憤的眼睛流露着厭惡的神情，嘴巴在說： “還有。
您在被包圍的時候，有兩天離開了自己的隊伍。
敵人用軍用飛機把您接到德軍集團軍群司令部，您交出了重要情報，又接受了新的指示。
” “癡人說夢。
”被剪掉了衣服扣子的人嘟哝說。
可是偵訊員繼續進行審問。
現在克雷莫夫已經不覺得自己是具有崇高、明确的思想，随時準備為革命上斷頭台的強者了。
他感到自己是一個軟弱、不堅定的人，他說過不該說的話，傳播過荒唐的謠言，他竟敢嘲笑蘇聯人民對待斯大林同志的感情。
他不善于識别朋友，在他的朋友當中有很多人被鎮壓了。
他的理論見解十分混亂。
他和朋友的妻子私通。
他用可恥的兩面派态度寫了有關加肯的證明材料。
難道坐在這兒的是我嗎？難道這一切都是我的事嗎？這是一個夢，是夏夜的一個夢。
“在戰前您為國外的托洛茨基中央組織提供過有關國際革命運動主要人物思想狀況的情報。
” 懷疑這樣一個可鄙、肮髒的人叛變，不必是瘋子，也不必是壞蛋。
克雷莫夫如果在偵訊員的位子上，也不會相信這樣一個人。
這個人十分了解在一九三七年接替被鎮壓或被解職、降職的黨内工作者的一批新的黨幹部。
這是一些氣質和他不同的人。
他們讀的書不同，讀法也不同，他們不是讀，而是“仔細研究”。
他們看重舒适的物質生活，革命的犧牲精神與他們格格不入，或者說，不是他們性格的基礎。
他們不懂外語，喜歡自己的俄羅斯本性，說俄語也不按标準音。
他們之中有聰明人，但是他們的主要長處和本領似乎不在于思想和理智，而在于辦事能力和機警，善于見風使舵。
克雷莫夫明白，不管新幹部還是老幹部，都在黨的一緻與共同性中得到統一，分歧不要緊。
但是他覺得自己比這批新人優越，覺得他這個列甯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比他們好。
他沒有注意到，現在他和偵訊員的關系已經不在于他是否願意和這位新幹部親近，承認這位新幹部是黨的同志。
現在，和偵訊員認同的願望變成了可憐的希望，希望對方和他親近，哪怕同意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不全是壞的、低下的、不忠誠的。
現在，連克雷莫夫也沒有覺察到這樣的事是怎麼發生的：一個充滿自信的偵訊員成了一名充滿自信的共産黨員。
“如果您真的能夠誠心悔改的話，哪怕您還對黨多少有一點愛護之心的話，那就該承認自己的罪行，幫助幫助黨。
” 克雷莫夫一下子打掉侵蝕着他的大腦皮層的軟弱，叫了起來： “您别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我決不寫假口供。
您聽見嗎？就是用刑，我也不寫！” 偵訊員對他說： “您考慮考慮吧。
” 他又翻起檔案材料，沒有看克雷莫夫。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
他把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推到一邊，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一張紙。
他似乎忘記了克雷莫夫，不慌不忙地寫着，皺起眉頭思索着。
後來他把寫好的東西看了一遍，又想了想，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就在上面寫地址。
也許，這不是一封公函。
後來他又看了一遍地址，在姓氏下面畫了兩道着重線。
後來他往自來水筆裡灌了墨水，又把筆頭上滴的墨水擦了半天。
然後他削起煙灰缸上的鉛筆，其中有一支鉛筆的鉛芯一削就斷，但是偵訊員沒有生鉛筆的氣，很耐心地削了又削。
後來他在指頭上試了試鉛筆尖兒。
被捕者确實在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