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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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之前就喂鵝，給小豬煮食兒，下班回來就在廚房裡忙活，淘米，修鞋子，磨刀，洗瓶子，說說工廠裡的司機怎樣從遠地的農莊裡弄來面粉、雞蛋、羊肉……尼娜就和他搶着說自己的無數病症，還說她怎樣經常去找名醫，說她怎樣拿毛巾換豆角，說鄰居一個婦女向一個疏散出來的女子買了一件馬皮上衣和五個小碟子，說怎樣煉豬油和混合油。
他們是不壞的人，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和弗拉基米羅芙娜談起過戰争，沒有談過斯大林格勒，沒有談過蘇聯情報局的戰報。
他們又憐憫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羅芙娜，因為女兒走後，沒有了科學院的定量供應，她就經常處于半饑餓狀态。
她沒有糖，沒有油，喝的是白開水，菜湯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連小豬都不肯喝這種湯。
她沒有錢買木柴。
她也沒有東西賣。
她的窮困使二房東夫婦感到不快。
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羅芙娜聽到尼娜對丈夫說：“昨天我隻好給老婆子一張烙餅，當着她的面吃東西，她餓着肚子坐在那兒看着，實在叫人不舒服。
” 夜裡弗拉基米羅芙娜睡不好。
為什麼謝廖沙沒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來睡的鐵床，似乎女兒夜間的預感和思緒都傳給了她。
人多麼容易死。
活下來的人多麼痛苦。
她想着薇拉。
薇拉的丈夫也許死了，也許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親很苦惱，件件事情都不順心……但就連死亡和痛苦都沒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維克托之間的隔閡，讓他們親密起來。
晚上，她給葉尼娅寫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裡，她為葉尼娅難過起來：真是一個可憐的丫頭，她現在日子過得多麼不安甯，今後會怎麼樣呀。
維克托的媽媽，索菲亞·列文頓，謝廖沙……契诃夫是怎麼寫的：“米修斯，你在哪兒呀？”[3] “到十月革命節要把鵝殺了。
”謝苗·伊凡諾維奇說。
“我拿土豆喂鵝，為的是把鵝殺了嗎？”尼娜說。
“你聽我說，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闆漆一漆，要不然地闆要爛了。
” 他們總是談這樣那樣的東西，他們生活的天地裡充滿了東西。
在這個天地裡沒有人的感情，隻有木闆、鉛丹、米、鈔票。
他們是勤勞而誠實的人，所有的鄰居都說，尼娜和謝苗·伊凡諾維奇從來沒有拿過别人的一文錢。
但是他們既不關心一九二一年伏爾加地區的饑餓，也不關心醫院裡的傷兵、瞎眼的殘疾人、大街上無家可歸的孩子。
他們和弗拉基米羅芙娜截然不同。
他們對人、對共同事業、對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
可是她卻常常想着别人，為别人操心，常常因為一些跟自己、跟家裡人無關的事情十分憤怒，或者非常高興……普遍集體化時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為丈夫而進勞改營的一些婦女的遭遇、進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們的遭遇、德國人殺害俘虜、軍事上的挫折和失利，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甯，就像她自己家裡遭遇了不幸。
她這一點，不是她讀過的好書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來自她出身的民意黨人家庭的傳統。
她就是這樣，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她沒有錢，到發工資還有六天。
她沒有東西吃。
她的全部财産可以用一塊手帕包起來。
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沒有想過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裡被燒掉的東西，沒有想過家具、鋼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
她甚至也沒有心疼被燒掉的書。
而且，她竟遠離思念着她的親人，跟志趣迥異的人住在一座房子裡，這也有點兒奇怪。
在收到親人來信之後的第三天，卡裡莫夫來找弗拉基米羅芙娜。
她見他來了，十分高興，請他一塊兒喝用野薔薇煮的開水。
“您收到莫斯科來信很久了嗎？”卡裡莫夫問道。
“才三天。
” “是這樣，”卡裡莫夫說，并且笑了笑，“我是想問問，從莫斯科來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郵戳。
”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卡裡莫夫仔細看了看信封，憂慮地說： “走了九天。
” 他沉思起來，似乎信走得慢對他有一種特别的意義。
“據說，這是因為檢查，”弗拉基米羅芙娜說，“天天信很多，無法及時檢查。
”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臉上看了看。
“這麼說，他們在那兒一切順利，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嗎？” “您的氣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羅芙娜說，“您一副病容。
” 他就像否認别人的責難似的，急忙說： “您說的不對！恰恰相反！” 他們談起前方的戰事。
“連孩子們都明白，現在戰争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
”卡裡莫夫說。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羅芙娜笑了笑，“現在連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聖人都認為，德國人一定會勝利。
” 卡裡莫夫忽然問道： “您一個人過日子，大概很困難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爐子。
” 她沉思起來，皺起眉頭，就好像卡裡莫夫問的問題很複雜，一下子回答不上來。
“您是來問我生爐子是不是困難的嗎？” 他搖了幾下頭，後來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兩隻手。
“最近把我傳了去，詢問我們在這兒聚會和談話的情形。
” 她說： “那您幹嗎不說？幹嗎要說什麼爐子？” 卡裡莫夫注視着她的眼神，說： “當然，我不能否認，我們談過戰争，談過政治。
如果說四個成年人僅僅談電影，那是可笑的。
當然，我說，我們不論談什麼，我們說的都是蘇聯愛國主義者該說的話。
我們都認為，人民在黨和斯大林同志領導下一定會取得勝利。
總的來說，問的問題還不是帶有敵意的。
但是過了幾天，我擔心起來，簡直睡不着覺。
我仿佛覺得，維克托出了什麼事情。
而且，馬季亞羅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上古比雪夫的師範學院去，有十天了。
這兒的學生等着他上課，可是不見他回來，系主任往古比雪夫發了電報，可是沒有回音。
我夜裡躺在床上，腦子裡直翻騰。
” 弗拉基米羅芙娜沒有作聲。
他小聲說： “真不得了，幾個人在茶餘酒後說說話兒，就要懷疑，就要傳訊。
” 她沒有作聲。
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她，懇求她說話，因為他已經把一切都對她說了。
可是她沒有說話，于是卡裡莫夫覺得，她沒有說
他們是不壞的人，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和弗拉基米羅芙娜談起過戰争，沒有談過斯大林格勒，沒有談過蘇聯情報局的戰報。
他們又憐憫又瞧不起弗拉基米羅芙娜，因為女兒走後，沒有了科學院的定量供應，她就經常處于半饑餓狀态。
她沒有糖，沒有油，喝的是白開水，菜湯是公共食堂的，有一回連小豬都不肯喝這種湯。
她沒有錢買木柴。
她也沒有東西賣。
她的窮困使二房東夫婦感到不快。
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羅芙娜聽到尼娜對丈夫說：“昨天我隻好給老婆子一張烙餅，當着她的面吃東西，她餓着肚子坐在那兒看着，實在叫人不舒服。
” 夜裡弗拉基米羅芙娜睡不好。
為什麼謝廖沙沒有音信？她睡的是柳德米拉原來睡的鐵床，似乎女兒夜間的預感和思緒都傳給了她。
人多麼容易死。
活下來的人多麼痛苦。
她想着薇拉。
薇拉的丈夫也許死了，也許是把她忘了，薇拉的父親很苦惱，件件事情都不順心……但就連死亡和痛苦都沒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維克托之間的隔閡，讓他們親密起來。
晚上，她給葉尼娅寫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裡，她為葉尼娅難過起來：真是一個可憐的丫頭，她現在日子過得多麼不安甯，今後會怎麼樣呀。
維克托的媽媽，索菲亞·列文頓，謝廖沙……契诃夫是怎麼寫的：“米修斯，你在哪兒呀？”[3] “到十月革命節要把鵝殺了。
”謝苗·伊凡諾維奇說。
“我拿土豆喂鵝，為的是把鵝殺了嗎？”尼娜說。
“你聽我說，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闆漆一漆，要不然地闆要爛了。
” 他們總是談這樣那樣的東西，他們生活的天地裡充滿了東西。
在這個天地裡沒有人的感情，隻有木闆、鉛丹、米、鈔票。
他們是勤勞而誠實的人，所有的鄰居都說，尼娜和謝苗·伊凡諾維奇從來沒有拿過别人的一文錢。
但是他們既不關心一九二一年伏爾加地區的饑餓，也不關心醫院裡的傷兵、瞎眼的殘疾人、大街上無家可歸的孩子。
他們和弗拉基米羅芙娜截然不同。
他們對人、對共同事業、對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
可是她卻常常想着别人，為别人操心，常常因為一些跟自己、跟家裡人無關的事情十分憤怒，或者非常高興……普遍集體化時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為丈夫而進勞改營的一些婦女的遭遇、進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們的遭遇、德國人殺害俘虜、軍事上的挫折和失利，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甯，就像她自己家裡遭遇了不幸。
她這一點，不是她讀過的好書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來自她出身的民意黨人家庭的傳統。
她就是這樣，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她沒有錢，到發工資還有六天。
她沒有東西吃。
她的全部财産可以用一塊手帕包起來。
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沒有想過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裡被燒掉的東西，沒有想過家具、鋼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
她甚至也沒有心疼被燒掉的書。
而且，她竟遠離思念着她的親人，跟志趣迥異的人住在一座房子裡，這也有點兒奇怪。
在收到親人來信之後的第三天，卡裡莫夫來找弗拉基米羅芙娜。
她見他來了，十分高興，請他一塊兒喝用野薔薇煮的開水。
“您收到莫斯科來信很久了嗎？”卡裡莫夫問道。
“才三天。
” “是這樣，”卡裡莫夫說，并且笑了笑，“我是想問問，從莫斯科來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郵戳。
”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卡裡莫夫仔細看了看信封，憂慮地說： “走了九天。
” 他沉思起來，似乎信走得慢對他有一種特别的意義。
“據說，這是因為檢查，”弗拉基米羅芙娜說，“天天信很多，無法及時檢查。
”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臉上看了看。
“這麼說，他們在那兒一切順利，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嗎？” “您的氣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羅芙娜說，“您一副病容。
” 他就像否認别人的責難似的，急忙說： “您說的不對！恰恰相反！” 他們談起前方的戰事。
“連孩子們都明白，現在戰争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
”卡裡莫夫說。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羅芙娜笑了笑，“現在連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聖人都認為，德國人一定會勝利。
” 卡裡莫夫忽然問道： “您一個人過日子，大概很困難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爐子。
” 她沉思起來，皺起眉頭，就好像卡裡莫夫問的問題很複雜，一下子回答不上來。
“您是來問我生爐子是不是困難的嗎？” 他搖了幾下頭，後來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兩隻手。
“最近把我傳了去，詢問我們在這兒聚會和談話的情形。
” 她說： “那您幹嗎不說？幹嗎要說什麼爐子？” 卡裡莫夫注視着她的眼神，說： “當然，我不能否認，我們談過戰争，談過政治。
如果說四個成年人僅僅談電影，那是可笑的。
當然，我說，我們不論談什麼，我們說的都是蘇聯愛國主義者該說的話。
我們都認為，人民在黨和斯大林同志領導下一定會取得勝利。
總的來說，問的問題還不是帶有敵意的。
但是過了幾天，我擔心起來，簡直睡不着覺。
我仿佛覺得，維克托出了什麼事情。
而且，馬季亞羅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上古比雪夫的師範學院去，有十天了。
這兒的學生等着他上課，可是不見他回來，系主任往古比雪夫發了電報，可是沒有回音。
我夜裡躺在床上，腦子裡直翻騰。
” 弗拉基米羅芙娜沒有作聲。
他小聲說： “真不得了，幾個人在茶餘酒後說說話兒，就要懷疑，就要傳訊。
” 她沒有作聲。
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她，懇求她說話，因為他已經把一切都對她說了。
可是她沒有說話，于是卡裡莫夫覺得，她沒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