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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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蔥和大蒜是治壞血病的。
至于在偵訊監獄裡度過的時間，從來沒有人在信裡提到。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的夜晚，從盧比揚卡和共青團街經過，是特别可怕的。
悶熱的夜晚，一條條街道空蕩蕩。
一座座敞着窗戶的樓房黑沉沉的，裡面擠滿了人，卻又像是空曠無人。
這種甯靜使人毫無甯靜感。
在遮着白窗簾的明亮的窗戶裡人影幢幢，在大門口，汽車車門不時地砰砰響着，車燈忽明忽滅。
似乎偌大一座城市被盧比揚卡明亮而呆滞的目光封鎖住了。
腦子裡出現了一個一個的熟人。
和他們的距離不能以空間來度量，這是用另外的尺度測定的一種距離。
天上人間沒有一種力量能夠越過這一深淵，這深淵等于死的深淵。
不過，不是在土裡，不是在棺材裡，而是在這兒，人還活着，在呼吸，在思考，在哭，沒有死。
汽車送來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成百、成千、成萬的人在内部監獄裡，在布特爾監獄、列福爾托夫監獄裡消失了。
一批批新的工作人員進入區委、人民委員會、軍事部門、檢察機關、公司、醫院、工廠管委會、基層工會、工廠工會、土地管理處、細菌實驗室、模範劇院院部、飛機設計院、設計巨型化學與金屬産品的研究所，代替被捕的人。
有時候，來接替人民敵人、恐怖分子、破壞分子的人轉眼間就成了敵人、異己分子，也被逮捕了。
有時又一批接替的人也是敵人，也被逮捕。
有一位列甯格勒的同志悄悄地對克雷莫夫說過，他曾經和列甯格勒同一個區黨委的三位書記住在一個囚室裡。
每一個新上任的書記都揭發過自己的前任，說他是敵人和恐怖分子。
在囚室裡他們睡在一起，誰也不恨誰。
當年葉尼娅的哥哥米佳·沙波什尼科夫進過這座樓房。
腋下夾着一個白色的小包袱，是妻子給他收拾的，有毛巾、肥皂、兩套襯衣、牙刷、襪子、三塊手帕。
他走進這樓房的時候，在腦子裡還記着黨證上的五位數字、自己在巴黎商務代辦處的辦公桌、國際車廂，還記着在國際車廂裡和妻子明确關系的情景、喝礦泉水和懶洋洋地翻看《金驢記》的情景。
當然，米佳沒有任何罪行。
可還是把米佳關進來了。
克雷莫夫倒是沒有被關過。
當年柳德米拉的第一個丈夫阿巴爾丘克就在這條燈光明亮、從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裡走過。
阿巴爾丘克在前去受審的時候，急不可待地想解開莫名其妙的疑團……可是過了五個月、七個月、八個月，阿巴爾丘克寫道：“使我第一次産生殺害斯大林同志的念頭的，是德國軍事間諜機關的一個頭頭兒，當初是一位地下工作的領導人使我和他認識的……我們談話是在五一遊行之後，在亞烏斯克林蔭道上，我答應再過五天給他最後的回答，我們約定了下一次接頭的時間、地點……” 在這裡面進行的工作是令人吃驚的。
實在令人吃驚。
要知道，當年高爾察克手下一名軍官朝阿巴爾丘克開槍的時候，他連眼睛也不眨一眨。
當然，是他們強迫他寫假供詞栽誣自己。
阿巴爾丘克當然是真正的共産黨員，是堅強的、列甯主義的老戰士，他什麼罪也沒有。
可是把他逮捕了，他寫了供詞……克雷莫夫沒有被關過，沒有被捕過，沒有被迫寫什麼供詞。
有關這類事的情況，克雷莫夫聽說過。
有些情況是有的人悄悄對他說的，說過之後還要叮囑： “不過你要記住，這事你如果說了，哪怕對一個人，對老婆、對媽媽說了，我就完了。
” 有些情況是另外一些人透露的。
有的人喝多了酒，聽到别人自以為是的愚蠢說法，很不服氣，無意中說出幾句不留心的話，接着就不作聲了，到第二天好像順便說說似的，打着呵欠說： “哦，我昨天好像胡說了一些什麼話，不記得吧？好，不記得更好。
” 有些情況是朋友們的妻子上勞改營裡去看過丈夫之後對他說的。
不過這一切都是傳聞，都是瞎說。
克雷莫夫從來就沒有遇到這類事。
可是，你瞧。
現在把他關進來了。
無法設想的、荒唐的、沒有道理的事就出現了。
當年關押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白黨分子、神甫、富農代言人的時候，他連一分鐘也沒有考慮過，這些人失去自由，等待判決，心裡是什麼滋味。
他沒有想過他們的妻子、母親、孩子。
當然，當爆炸的炮彈越來越近，傷害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的時候，他已經不那麼心安理得了，因為關的不是敵人，而是蘇聯人，是黨員。
當然，在把他特别親近的一些人、他認為是列甯式的布爾什維克的一些同輩人關進來的時候，他是受到震動的，夜裡睡不着覺，思考過，斯大林是否有權剝奪人的自由，折磨他們，槍斃他們。
他想到他們遭受的苦難，想到他們的妻子和母親的苦難。
因為他們不是富農，不是白黨分子，他們是人，是列甯主義的布爾什維克。
不過他還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樣，他克雷莫夫還沒有被關過、被流放過嘛，他還沒有寫過什麼供詞，沒有被迫招認過什麼罪狀。
可是，你瞧。
現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甯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關進來了。
現在再也無法自我安慰，無法解釋，無法說明了。
這是事實。
他已經見識了一些情況。
牙齒、耳朵、鼻子、光身子的腹股溝都成了搜查的對象。
然後是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褲子和襯褲，又可憐又可笑地在走廊裡走，近視的人的眼鏡也被沒收，他們整天惶惶不安地眯着眼睛，揉搓着眼睛。
人進了囚室，便成了實驗室裡的老鼠，就會産生新的反應，說話聲音小小的，上床，起床，大小便，睡覺，做夢，時時刻刻都在觀察之下。
原來這裡的一切是這樣殘酷，這樣荒唐，這樣不人道，這樣駭人聽聞。
他第一次明白，在盧比揚卡幹的事情這樣可怕。
要知道，這是在折磨他這個布爾什維克、這個列甯主義者，折磨克雷莫夫同志呀。
至于在偵訊監獄裡度過的時間，從來沒有人在信裡提到。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的夜晚，從盧比揚卡和共青團街經過，是特别可怕的。
悶熱的夜晚，一條條街道空蕩蕩。
一座座敞着窗戶的樓房黑沉沉的，裡面擠滿了人，卻又像是空曠無人。
這種甯靜使人毫無甯靜感。
在遮着白窗簾的明亮的窗戶裡人影幢幢，在大門口，汽車車門不時地砰砰響着，車燈忽明忽滅。
似乎偌大一座城市被盧比揚卡明亮而呆滞的目光封鎖住了。
腦子裡出現了一個一個的熟人。
和他們的距離不能以空間來度量，這是用另外的尺度測定的一種距離。
天上人間沒有一種力量能夠越過這一深淵，這深淵等于死的深淵。
不過，不是在土裡，不是在棺材裡，而是在這兒，人還活着，在呼吸，在思考，在哭，沒有死。
汽車送來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成百、成千、成萬的人在内部監獄裡，在布特爾監獄、列福爾托夫監獄裡消失了。
一批批新的工作人員進入區委、人民委員會、軍事部門、檢察機關、公司、醫院、工廠管委會、基層工會、工廠工會、土地管理處、細菌實驗室、模範劇院院部、飛機設計院、設計巨型化學與金屬産品的研究所，代替被捕的人。
有時候，來接替人民敵人、恐怖分子、破壞分子的人轉眼間就成了敵人、異己分子，也被逮捕了。
有時又一批接替的人也是敵人，也被逮捕。
有一位列甯格勒的同志悄悄地對克雷莫夫說過，他曾經和列甯格勒同一個區黨委的三位書記住在一個囚室裡。
每一個新上任的書記都揭發過自己的前任，說他是敵人和恐怖分子。
在囚室裡他們睡在一起，誰也不恨誰。
當年葉尼娅的哥哥米佳·沙波什尼科夫進過這座樓房。
腋下夾着一個白色的小包袱，是妻子給他收拾的，有毛巾、肥皂、兩套襯衣、牙刷、襪子、三塊手帕。
他走進這樓房的時候，在腦子裡還記着黨證上的五位數字、自己在巴黎商務代辦處的辦公桌、國際車廂，還記着在國際車廂裡和妻子明确關系的情景、喝礦泉水和懶洋洋地翻看《金驢記》的情景。
當然，米佳沒有任何罪行。
可還是把米佳關進來了。
克雷莫夫倒是沒有被關過。
當年柳德米拉的第一個丈夫阿巴爾丘克就在這條燈光明亮、從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裡走過。
阿巴爾丘克在前去受審的時候，急不可待地想解開莫名其妙的疑團……可是過了五個月、七個月、八個月，阿巴爾丘克寫道：“使我第一次産生殺害斯大林同志的念頭的，是德國軍事間諜機關的一個頭頭兒，當初是一位地下工作的領導人使我和他認識的……我們談話是在五一遊行之後，在亞烏斯克林蔭道上，我答應再過五天給他最後的回答，我們約定了下一次接頭的時間、地點……” 在這裡面進行的工作是令人吃驚的。
實在令人吃驚。
要知道，當年高爾察克手下一名軍官朝阿巴爾丘克開槍的時候，他連眼睛也不眨一眨。
當然，是他們強迫他寫假供詞栽誣自己。
阿巴爾丘克當然是真正的共産黨員，是堅強的、列甯主義的老戰士，他什麼罪也沒有。
可是把他逮捕了，他寫了供詞……克雷莫夫沒有被關過，沒有被捕過，沒有被迫寫什麼供詞。
有關這類事的情況，克雷莫夫聽說過。
有些情況是有的人悄悄對他說的，說過之後還要叮囑： “不過你要記住，這事你如果說了，哪怕對一個人，對老婆、對媽媽說了，我就完了。
” 有些情況是另外一些人透露的。
有的人喝多了酒，聽到别人自以為是的愚蠢說法，很不服氣，無意中說出幾句不留心的話，接着就不作聲了，到第二天好像順便說說似的，打着呵欠說： “哦，我昨天好像胡說了一些什麼話，不記得吧？好，不記得更好。
” 有些情況是朋友們的妻子上勞改營裡去看過丈夫之後對他說的。
不過這一切都是傳聞，都是瞎說。
克雷莫夫從來就沒有遇到這類事。
可是，你瞧。
現在把他關進來了。
無法設想的、荒唐的、沒有道理的事就出現了。
當年關押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白黨分子、神甫、富農代言人的時候，他連一分鐘也沒有考慮過，這些人失去自由，等待判決，心裡是什麼滋味。
他沒有想過他們的妻子、母親、孩子。
當然，當爆炸的炮彈越來越近，傷害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的時候，他已經不那麼心安理得了，因為關的不是敵人，而是蘇聯人，是黨員。
當然，在把他特别親近的一些人、他認為是列甯式的布爾什維克的一些同輩人關進來的時候，他是受到震動的，夜裡睡不着覺，思考過，斯大林是否有權剝奪人的自由，折磨他們，槍斃他們。
他想到他們遭受的苦難，想到他們的妻子和母親的苦難。
因為他們不是富農，不是白黨分子，他們是人，是列甯主義的布爾什維克。
不過他還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樣，他克雷莫夫還沒有被關過、被流放過嘛，他還沒有寫過什麼供詞，沒有被迫招認過什麼罪狀。
可是，你瞧。
現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甯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關進來了。
現在再也無法自我安慰，無法解釋，無法說明了。
這是事實。
他已經見識了一些情況。
牙齒、耳朵、鼻子、光身子的腹股溝都成了搜查的對象。
然後是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褲子和襯褲，又可憐又可笑地在走廊裡走，近視的人的眼鏡也被沒收，他們整天惶惶不安地眯着眼睛，揉搓着眼睛。
人進了囚室，便成了實驗室裡的老鼠，就會産生新的反應，說話聲音小小的，上床，起床，大小便，睡覺，做夢，時時刻刻都在觀察之下。
原來這裡的一切是這樣殘酷，這樣荒唐，這樣不人道，這樣駭人聽聞。
他第一次明白，在盧比揚卡幹的事情這樣可怕。
要知道，這是在折磨他這個布爾什維克、這個列甯主義者，折磨克雷莫夫同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