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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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坐的都是人。
在窒悶的空氣中回響着嗡嗡的說話聲。
斯皮裡多諾夫給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飯盒蓋子裡斟滿酒精。
大家都安靜下來，用一種特别的目光注視着他。
這種目光深沉而嚴肅，毫無擔心的意味，隻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着在座的人的臉，心裡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這兒。
最好也給他斟一杯。
”可是格列科夫已經飲完了他應該喝的酒。
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裡多諾夫端着酒杯站了起來，克雷莫夫心想：“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裡亞欣那樣發表長篇大論了。
” 可是斯皮裡多諾夫拿酒杯在空中畫了一個“8”字形，說： “來吧，夥計們，幹杯。
祝大家節日快樂。
” 玻璃杯叮當響，鐵茶缸叮當響，幹杯的人哼哧着，還把頭直搖晃。
這兒有各種各樣的人，國家在戰前把他們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沒有聚在一起飲過酒，沒有互相拍過肩膀，沒有說：“喂，你聽着，我來對你說說。
”但是在這裡，在炸毀的發電站和燃燒的土地下面，卻産生了純正的兄弟情誼，為了這種情誼不惜犧牲生命。
擔任夜間打更的一個白發老頭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兒，在革命前察裡津的一家法國工廠裡，小夥子們很喜歡這支歌兒。
他唱得很清脆，很響亮，依然是年輕時候的聲音，因為他自己也覺得年輕時的聲音太陌生，所以他聽着自己的聲音露出好笑和驚訝的神氣，就好像在聽别人唱。
還有一個黑頭發的老頭子，把眉頭皺得緊緊的，很認真地聽着這支傾訴愛情和愛的痛苦的歌兒。
是的，能聽到歌聲是很愉快的，這樣的美好而可怕的時刻，像這樣把站長、戰地面包房的駝夫、更夫、門衛，将加爾梅克人、俄羅斯人、格魯吉亞人聯結成一體的時刻，是令人愉快的。
那個黑頭發老頭子等到老更夫把傾訴愛情的歌兒一唱完，又皺了皺深鎖的眉頭，慢慢地、無腔無調地唱了起來： 我們要打倒舊世界，把舊世界的灰燼從我們的腳上抖幹淨…… 黨委書記大笑起來，搖晃起腦袋，斯皮裡多諾夫也邊笑邊搖頭。
克雷莫夫也笑了笑，向斯皮裡多諾夫問道： “這位老頭兒大概以前是孟什維克吧？” 斯皮裡多諾夫完全了解安德列耶夫的情況，他當然也可以對克雷莫夫說一說，但他怕的是尼古拉耶夫聽到，而且純樸的兄弟情感也暫時消退了，于是斯皮裡多諾夫打斷歌聲，喊道： “巴維爾·安德列耶維奇，離題太遠啦！” 安德列耶夫馬上就不唱了，看了看，然後說： “我還以為沒有離題呢。
迷糊啦。
” 擔任門衛的格魯吉亞小夥子讓克雷莫夫看了看他的脫了皮的手。
“這是挖我的好朋友弄成這樣的，他叫謝廖沙·沃羅比約夫。
”他的一雙黑眼睛亮起來。
他喘着粗氣，就像尖聲喊叫似的說：“我喜歡謝廖沙，比親兄弟還親。
” 老更夫已經喝醉了，滿臉是汗，纏着黨委書記尼古拉耶夫說： “喂，你還是聽我說，馬庫拉澤說他喜歡謝廖沙·沃羅比約夫，比親兄弟還親，這算什麼！你可知道，我以前在煤礦裡幹活兒，東家有多麼喜歡我，多麼看得起我。
他和我一塊兒喝酒，我唱歌給他聽。
他當面對我說，你雖然是普通礦工，可是我拿你當親兄弟看待。
我們常在一塊兒聊天，在一塊兒吃飯。
” “那是一個格魯吉亞人吧？”尼古拉耶夫問道。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格魯吉亞人。
東家姓沃斯克列辛斯基，所有的礦都是他的。
你可知道他多麼看得起我呀。
他有百萬家産，可是為人真不壞。
你懂嗎？” 尼古拉耶夫和克雷莫夫交換了一下眼色，兩個人都很幽默地擠了擠眼睛，搖了搖頭。
“嘿，”尼古拉耶夫說，“這話不錯。
活到老，學到老嘛。
” “那你就學學吧。
”老頭子沒有聽出嘲笑意味，就認真地說。
這天晚上過得格外好。
到了很晚的時候，等到大家都開始走了，斯皮裡多諾夫對克雷莫夫說： “尼古拉，不要穿大衣，别走了，在我這兒睡吧。
” 他不慌不忙地給克雷莫夫鋪床，一面考慮着底下鋪什麼：被子，棉衣，還是防雨布？克雷莫夫走出地下室，望着輕輕晃動的火焰，在黑暗中站了一會兒，又回到地下室裡，可是斯皮裡多諾夫還在給他鋪床。
等克雷莫夫脫了靴子，躺下來，斯皮裡多諾夫問道： “怎麼樣，還舒服嗎？” 他撫摩了一下克雷莫夫的頭，親熱地、醉醺醺地笑了笑。
克雷莫夫看到上面燃燒着的火焰，不知為什麼想起了一九二四年一月為列甯送葬的時候，夜裡在志願隊伍裡燃起的篝火。
留在地下室裡過夜的人好像都已經睡着了，漆黑漆黑的，什麼也看不見。
克雷莫夫睜着眼睛躺着，沒有注意黑暗，他想着，想着，回憶着…… 那是冰天雪地的嚴寒的日子。
受難教堂頂上是黑沉沉的冬日天空，許許多多的人頭戴皮帽、布瓊尼式軍帽，身穿軍大衣和皮夾克。
受難廣場忽然變成一片白，那是千萬張紙，是政府的通告。
用農民的雪橇把列甯的屍體從哥爾克運往火車站。
雪橇的滑鐵哧哧響着，馬匹打着響鼻。
跟在棺材後面的是頭戴毛皮圓帽、紮着灰頭巾的克魯普斯卡娅，列甯的妹妹安娜和瑪利亞，他的好友們，哥爾克村的農民。
在農村，為善良的腦力勞動者，為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和農藝師送葬，往往就是這樣。
哥爾克村的列甯住宅靜悄悄的。
壁爐的瓷磚閃着亮光，在鋪了白色被單的床邊有一架小櫥，小櫥裡擺滿了帶标簽的小瓶，散發着各種各樣的藥味。
一位穿白衣的上了年紀的女醫生走進空空的房間裡。
她依然習慣性地踮着腳走路。
女醫生從床邊走過，撿起凳子上的一段小繩子和捆在上面的一小片報紙，睡在椅子上的一隻小貓聽到玩具的熟悉的沙沙聲，很快地擡起頭來，看了看空空的床，便又打着呵欠躺下了。
走在棺材後面的親人和親近的同志們懷念着死者。
兩位妹妹回想着那個淺色頭發的男孩，他的性子很執拗，有時愛譏笑人，對人要求很苛刻，但是他心腸是好的，他很愛媽媽和弟弟妹妹們。
妻子回憶着：在蘇黎世，列甯蹲在地上，和女房東的小孫女季莉說話兒。
女房東帶着很可笑的瑞士口音用俄語說：“你們應該生幾個孩子啦。
”他帶着幽默的神氣，很快地朝上面看了看克魯普斯卡娅。
“狄納莫”廠的工人來到哥爾克，列甯出去迎接他們，一時忘了自己的病，想說話，可是像訴苦一樣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擺了擺手；工人們站在他周圍，看到他在哭，也都哭了。
還有那臨終時的目光，好像是恐懼，好像有苦要訴說，很像小孩子看着媽媽的目光。
遠處出現了車站的建築物，機車和高聳的煙囪在雪地裡顯得分外黑。
偉大列甯的戰友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雪橇後面走着，胡子上凍結了白霜，他們漫不經心地看着一個穿着長大衣和軟筒皮靴的黑臉膛的有麻子的人。
他們常常帶着嘲笑和容忍的神氣打量他那高加索人的裝束。
斯大林如果知趣的話，他就不應該上哥爾克來，因為在這兒聚會的是偉大列甯的親屬和最親近的朋友。
他們卻沒有想到，正是這個人将成為列甯的繼承人，他會把他們所有的人，包括最親密的戰友，統統打翻，甚至不準列甯的妻子繼承列甯的遺産。
列甯的真理不在布哈林、雷科夫和季諾維也夫手裡。
也不在托洛茨基手裡。
他們都錯了。
他們誰也不能成為列甯事業的繼承人。
不過，就是列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知道、不明白，列甯的事業會成為斯大林的事業。
一部農村的木架子雪橇拖着一個解決了俄羅斯、歐洲、亞洲和全人類命運的人的屍體去車站的那一天，已經過去将近二十年了。
克雷莫夫的思想總是萦繞着那個時候，他回憶着一九二四年一月裡那些嚴寒的日子，夜間篝火的噼啪聲，克裡姆林宮外挂着冰雪的牆，千萬張痛哭的臉，撕心裂腑的工廠汽笛聲，站在木台上宣讀告人民書的葉甫多基莫夫的宏亮的聲音，緊緊靠在一起的一堆人擡着棺材走向倉促釘成的木頭陵墓的情景。
克雷莫夫走上鋪了地毯的工會大廈的台階，看到旁邊的一面面大鏡子都披了黑紅兩色的綢帶，充滿松針氣味的暖和的空氣中回蕩着哀樂聲。
他走進大廳，看到他在斯莫爾尼宮和老廣場的主席台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人都垂着頭。
後來，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在工會大廈看到這些垂着的頭。
大概這些後來被定為罪犯的人聽着維辛斯基那冷酷而響亮的聲音，會想起當年他們跟在雪橇後面，站在列甯的棺材旁邊，聽着哀樂的情景。
為什麼在慶祝革命節的時候，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忽然想起那年一月裡的一些日子？幾十個和列甯一起締造布爾什維克黨的人竟成了奸細，成了外國間諜收買的代理人，隻有一個人，雖然一直在黨内不占重要地位也不是著名理論家，卻成為黨的事業的救星，成為真理的化身，他們怎麼會承認呢？ 最好别想這一切。
但是這天夜裡克雷莫夫偏偏想着這一切。
他們怎麼會承認？我為什麼不說話？克雷莫夫心想，我不說話，是沒有膽量說：“我不相信布哈林是破壞者、兇手、奸細。
”而且在表決時我還舉了手。
以後又簽了名。
以後又作報告，寫文章。
我自己覺得我的義憤是發自内心的。
那時我的懷疑和焦慮哪兒去了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兒？一個人有兩種意識嗎？還是一個人就是兩個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意識？怎麼理解呢？不過這種情況是常見的，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這樣。
格列科夫說出了很多人心裡暗暗感覺到的問題，這些問題秘藏在心底，使人憂慮，引人關心
在窒悶的空氣中回響着嗡嗡的說話聲。
斯皮裡多諾夫給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飯盒蓋子裡斟滿酒精。
大家都安靜下來，用一種特别的目光注視着他。
這種目光深沉而嚴肅，毫無擔心的意味，隻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着在座的人的臉，心裡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這兒。
最好也給他斟一杯。
”可是格列科夫已經飲完了他應該喝的酒。
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裡多諾夫端着酒杯站了起來，克雷莫夫心想：“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裡亞欣那樣發表長篇大論了。
” 可是斯皮裡多諾夫拿酒杯在空中畫了一個“8”字形，說： “來吧，夥計們，幹杯。
祝大家節日快樂。
” 玻璃杯叮當響，鐵茶缸叮當響，幹杯的人哼哧着，還把頭直搖晃。
這兒有各種各樣的人，國家在戰前把他們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沒有聚在一起飲過酒，沒有互相拍過肩膀，沒有說：“喂，你聽着，我來對你說說。
”但是在這裡，在炸毀的發電站和燃燒的土地下面，卻産生了純正的兄弟情誼，為了這種情誼不惜犧牲生命。
擔任夜間打更的一個白發老頭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兒，在革命前察裡津的一家法國工廠裡，小夥子們很喜歡這支歌兒。
他唱得很清脆，很響亮，依然是年輕時候的聲音，因為他自己也覺得年輕時的聲音太陌生，所以他聽着自己的聲音露出好笑和驚訝的神氣，就好像在聽别人唱。
還有一個黑頭發的老頭子，把眉頭皺得緊緊的，很認真地聽着這支傾訴愛情和愛的痛苦的歌兒。
是的，能聽到歌聲是很愉快的，這樣的美好而可怕的時刻，像這樣把站長、戰地面包房的駝夫、更夫、門衛，将加爾梅克人、俄羅斯人、格魯吉亞人聯結成一體的時刻，是令人愉快的。
那個黑頭發老頭子等到老更夫把傾訴愛情的歌兒一唱完，又皺了皺深鎖的眉頭，慢慢地、無腔無調地唱了起來： 我們要打倒舊世界，把舊世界的灰燼從我們的腳上抖幹淨…… 黨委書記大笑起來，搖晃起腦袋，斯皮裡多諾夫也邊笑邊搖頭。
克雷莫夫也笑了笑，向斯皮裡多諾夫問道： “這位老頭兒大概以前是孟什維克吧？” 斯皮裡多諾夫完全了解安德列耶夫的情況，他當然也可以對克雷莫夫說一說，但他怕的是尼古拉耶夫聽到，而且純樸的兄弟情感也暫時消退了，于是斯皮裡多諾夫打斷歌聲，喊道： “巴維爾·安德列耶維奇，離題太遠啦！” 安德列耶夫馬上就不唱了，看了看，然後說： “我還以為沒有離題呢。
迷糊啦。
” 擔任門衛的格魯吉亞小夥子讓克雷莫夫看了看他的脫了皮的手。
“這是挖我的好朋友弄成這樣的，他叫謝廖沙·沃羅比約夫。
”他的一雙黑眼睛亮起來。
他喘着粗氣，就像尖聲喊叫似的說：“我喜歡謝廖沙，比親兄弟還親。
” 老更夫已經喝醉了，滿臉是汗，纏着黨委書記尼古拉耶夫說： “喂，你還是聽我說，馬庫拉澤說他喜歡謝廖沙·沃羅比約夫，比親兄弟還親，這算什麼！你可知道，我以前在煤礦裡幹活兒，東家有多麼喜歡我，多麼看得起我。
他和我一塊兒喝酒，我唱歌給他聽。
他當面對我說，你雖然是普通礦工，可是我拿你當親兄弟看待。
我們常在一塊兒聊天，在一塊兒吃飯。
” “那是一個格魯吉亞人吧？”尼古拉耶夫問道。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格魯吉亞人。
東家姓沃斯克列辛斯基，所有的礦都是他的。
你可知道他多麼看得起我呀。
他有百萬家産，可是為人真不壞。
你懂嗎？” 尼古拉耶夫和克雷莫夫交換了一下眼色，兩個人都很幽默地擠了擠眼睛，搖了搖頭。
“嘿，”尼古拉耶夫說，“這話不錯。
活到老，學到老嘛。
” “那你就學學吧。
”老頭子沒有聽出嘲笑意味，就認真地說。
這天晚上過得格外好。
到了很晚的時候，等到大家都開始走了，斯皮裡多諾夫對克雷莫夫說： “尼古拉，不要穿大衣，别走了，在我這兒睡吧。
” 他不慌不忙地給克雷莫夫鋪床，一面考慮着底下鋪什麼：被子，棉衣，還是防雨布？克雷莫夫走出地下室，望着輕輕晃動的火焰，在黑暗中站了一會兒，又回到地下室裡，可是斯皮裡多諾夫還在給他鋪床。
等克雷莫夫脫了靴子，躺下來，斯皮裡多諾夫問道： “怎麼樣，還舒服嗎？” 他撫摩了一下克雷莫夫的頭，親熱地、醉醺醺地笑了笑。
克雷莫夫看到上面燃燒着的火焰，不知為什麼想起了一九二四年一月為列甯送葬的時候，夜裡在志願隊伍裡燃起的篝火。
留在地下室裡過夜的人好像都已經睡着了，漆黑漆黑的，什麼也看不見。
克雷莫夫睜着眼睛躺着，沒有注意黑暗，他想着，想着，回憶着…… 那是冰天雪地的嚴寒的日子。
受難教堂頂上是黑沉沉的冬日天空，許許多多的人頭戴皮帽、布瓊尼式軍帽，身穿軍大衣和皮夾克。
受難廣場忽然變成一片白，那是千萬張紙，是政府的通告。
用農民的雪橇把列甯的屍體從哥爾克運往火車站。
雪橇的滑鐵哧哧響着，馬匹打着響鼻。
跟在棺材後面的是頭戴毛皮圓帽、紮着灰頭巾的克魯普斯卡娅，列甯的妹妹安娜和瑪利亞，他的好友們，哥爾克村的農民。
在農村，為善良的腦力勞動者，為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和農藝師送葬，往往就是這樣。
哥爾克村的列甯住宅靜悄悄的。
壁爐的瓷磚閃着亮光，在鋪了白色被單的床邊有一架小櫥，小櫥裡擺滿了帶标簽的小瓶，散發着各種各樣的藥味。
一位穿白衣的上了年紀的女醫生走進空空的房間裡。
她依然習慣性地踮着腳走路。
女醫生從床邊走過，撿起凳子上的一段小繩子和捆在上面的一小片報紙，睡在椅子上的一隻小貓聽到玩具的熟悉的沙沙聲，很快地擡起頭來，看了看空空的床，便又打着呵欠躺下了。
走在棺材後面的親人和親近的同志們懷念着死者。
兩位妹妹回想着那個淺色頭發的男孩，他的性子很執拗，有時愛譏笑人，對人要求很苛刻，但是他心腸是好的，他很愛媽媽和弟弟妹妹們。
妻子回憶着：在蘇黎世，列甯蹲在地上，和女房東的小孫女季莉說話兒。
女房東帶着很可笑的瑞士口音用俄語說：“你們應該生幾個孩子啦。
”他帶着幽默的神氣，很快地朝上面看了看克魯普斯卡娅。
“狄納莫”廠的工人來到哥爾克，列甯出去迎接他們，一時忘了自己的病，想說話，可是像訴苦一樣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擺了擺手；工人們站在他周圍，看到他在哭，也都哭了。
還有那臨終時的目光，好像是恐懼，好像有苦要訴說，很像小孩子看着媽媽的目光。
遠處出現了車站的建築物，機車和高聳的煙囪在雪地裡顯得分外黑。
偉大列甯的戰友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雪橇後面走着，胡子上凍結了白霜，他們漫不經心地看着一個穿着長大衣和軟筒皮靴的黑臉膛的有麻子的人。
他們常常帶着嘲笑和容忍的神氣打量他那高加索人的裝束。
斯大林如果知趣的話，他就不應該上哥爾克來，因為在這兒聚會的是偉大列甯的親屬和最親近的朋友。
他們卻沒有想到，正是這個人将成為列甯的繼承人，他會把他們所有的人，包括最親密的戰友，統統打翻，甚至不準列甯的妻子繼承列甯的遺産。
列甯的真理不在布哈林、雷科夫和季諾維也夫手裡。
也不在托洛茨基手裡。
他們都錯了。
他們誰也不能成為列甯事業的繼承人。
不過，就是列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知道、不明白，列甯的事業會成為斯大林的事業。
一部農村的木架子雪橇拖着一個解決了俄羅斯、歐洲、亞洲和全人類命運的人的屍體去車站的那一天，已經過去将近二十年了。
克雷莫夫的思想總是萦繞着那個時候，他回憶着一九二四年一月裡那些嚴寒的日子，夜間篝火的噼啪聲，克裡姆林宮外挂着冰雪的牆，千萬張痛哭的臉，撕心裂腑的工廠汽笛聲，站在木台上宣讀告人民書的葉甫多基莫夫的宏亮的聲音，緊緊靠在一起的一堆人擡着棺材走向倉促釘成的木頭陵墓的情景。
克雷莫夫走上鋪了地毯的工會大廈的台階，看到旁邊的一面面大鏡子都披了黑紅兩色的綢帶，充滿松針氣味的暖和的空氣中回蕩着哀樂聲。
他走進大廳，看到他在斯莫爾尼宮和老廣場的主席台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人都垂着頭。
後來，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在工會大廈看到這些垂着的頭。
大概這些後來被定為罪犯的人聽着維辛斯基那冷酷而響亮的聲音，會想起當年他們跟在雪橇後面，站在列甯的棺材旁邊，聽着哀樂的情景。
為什麼在慶祝革命節的時候，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忽然想起那年一月裡的一些日子？幾十個和列甯一起締造布爾什維克黨的人竟成了奸細，成了外國間諜收買的代理人，隻有一個人，雖然一直在黨内不占重要地位也不是著名理論家，卻成為黨的事業的救星，成為真理的化身，他們怎麼會承認呢？ 最好别想這一切。
但是這天夜裡克雷莫夫偏偏想着這一切。
他們怎麼會承認？我為什麼不說話？克雷莫夫心想，我不說話，是沒有膽量說：“我不相信布哈林是破壞者、兇手、奸細。
”而且在表決時我還舉了手。
以後又簽了名。
以後又作報告，寫文章。
我自己覺得我的義憤是發自内心的。
那時我的懷疑和焦慮哪兒去了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兒？一個人有兩種意識嗎？還是一個人就是兩個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意識？怎麼理解呢？不過這種情況是常見的，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這樣。
格列科夫說出了很多人心裡暗暗感覺到的問題，這些問題秘藏在心底，使人憂慮，引人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