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3）
關燈
小
中
大
夫在化工廠擔任車間主任。
他穿着很不講究，沒有皮大衣和皮帽，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膠布披風，頭上戴一頂油糊糊、皺巴巴的圓帽，去上班的時候把圓帽緊緊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來，總是呵着凍得發僵發紅的手指頭，羞怯地對坐在桌邊的人笑着，維克托覺得，好像他不是房東，不是大工廠的大車間的主任，而是一個窮鄰居，是寄人籬下的。
就如這天晚上，胡子拉碴、兩腮癟下去的阿爾捷列夫就站在門口，聽馬季亞羅夫在說話，看樣子他是怕踩得地闆吱咯響。
瑪利亞在前往廚房的時候，走到他跟前，小聲對着他的耳朵說了兩句話。
他吓得直搖頭，看樣子，是瑪利亞請他吃飯。
馬季亞羅夫說：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養病的，他對我說，在前線黨委會有人對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個中尉一頓耳光。
在國内戰争時期可沒有這樣的事。
” “您自己說過，邵爾斯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狠狠打了一頓嘛。
”維克托說。
“這是下屬打領導部門的人呀，”馬季亞羅夫說，“這是不同的。
” “在我們廠裡，”阿爾捷列夫說，“廠長對所有的工程技術人員都稱‘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爾約夫同志’，他就生氣，必須喊他‘廠長’。
前幾天在車間裡有一位老技術員得罪了他，他又罵娘又嚷嚷，說：‘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要不然我叫你滾，你就得滾你媽的。
’那位老人家已經七十二歲了。
” “工會不說話嗎？”索科洛夫問道。
“還說什麼工會，”馬季亞羅夫說，“工會号召做犧牲：戰前準備迎接戰争，戰争時期一切為了前方，等戰後工會又要号召消除戰争後果。
哪兒會關心老頭子的事？” 瑪利亞小聲問索科洛夫： “是不是該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說，“給我們弄茶來。
” “她動作多麼輕悄呀。
”維克托在心裡說，一面漫不經心地看着瑪利亞那瘦削的肩膀，看着她溜進半開着的廚房的門。
“唉，親愛的同志們，”馬季亞羅夫忽然說，“你們可知道，什麼是言論自由嗎？但願你們在戰後和平的早晨，打開報紙，看不到歡呼的社論，看不到勞動者給偉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煉鋼工人為慶祝最高蘇維埃選舉加班加點的報導和美國勞動者在悲慘、失業和窮困中迎接新年的報導，你們猜，在報紙上能看到什麼？看到各種各樣的信息！你們能想象這樣的報紙嗎？能提供信息的報紙！你們可以看到：庫爾斯克州歉收，對布特爾監獄的制度進行了檢查，對于開鑿白海至波羅的海的運河正在進行争論，可以看到普通工人發表意見，反對發行新的公債。
“總而言之，你們可以知道國内發生的一切：知道豐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勞動，也知道撬鎖盜竊；知道礦井産量，也知道礦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的分歧；還會看到因為廠長侮辱七十歲的老技術員而引起罷工的報導；可以讀到丘吉爾和布呂姆的講演，而不是他們‘似乎聲稱’的那一些；可以讀到英國下議院辯論的報導；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殺，有多少被撞傷的人被送進外科醫院。
“可以知道為什麼沒有荞麥米，而不是僅僅知道用飛機從塔什幹往莫斯科運來了最早的草莓。
如果要了解集體農莊每個勞動日分多少糧食，可以看報紙，不必問家裡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從鄉下來莫斯科買糧食。
是的，是的，盡管如此，蘇聯人還是蘇聯人。
“每個人都可以進書店，買書，依然做自己的蘇聯人，但是可以閱讀美國、英國、法國哲學家、曆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評論家的作品。
都可以自己分辨，他們哪些地方不對；每個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 恰好在馬季亞羅夫結束自己的長篇大論的時候，瑪利亞端着茶具走了進來。
索科洛夫忽然用拳頭在桌上一擂，說： “算啦！我懇切地、堅決地要求不要再談這一類的事啦。
” 瑪利亞半張着嘴，看着丈夫。
茶具在她手裡叮當響起來，看樣子，她的手發抖了。
“瞧，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取消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隻存在了一小會兒。
好在瑪利亞·伊凡諾芙娜沒有聽到這些造反的話。
”維克托說。
“我們的制度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索科洛夫憤慨地說，“資産階級民主過時啦。
” “不錯，顯示倒是顯示了，”維克托說，“不過，芬蘭的過時的資産階級民主在一九四〇年與我們的集中制相遇，我們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我不崇拜資産階級民主，不過事實畢竟是事實。
再說，老技術員的事究竟該怎樣解釋呢？” 維克托回頭看了看，看到正在聽他說話的瑪利亞凝視的眼睛。
“問題不在芬蘭，而在芬蘭的冬天。
”索科洛夫說。
“哎，算啦，彼得。
”馬季亞羅夫說。
“可以這樣說，”維克托說，“在戰争期間，蘇維埃國家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也顯示了自己的弱點。
” “什麼樣的弱點？”索科洛夫問。
“比如說，有許多人，本來現在可以參加戰鬥的，卻被關起來了，”馬季亞羅夫說，“你們瞧，伏爾加河上打得多激烈呀。
” “不過，這和制度有什麼關系？”索科洛夫問道。
“怎麼沒有關系？”維克托說。
“彼得，依您看，難道士官的遺孀一九三七年是自己槍斃自己的嗎？” 他又看到瑪利亞那凝神注視的眼睛。
他心想，他在這場争論中表現實在奇怪：馬季亞羅夫一批評國家，他就和他争論；可是索科洛夫一反駁馬季亞羅夫，他又批評起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時喜歡嘲笑不高明的文章或文理不通的講話，但是一談到總的路線，就變得像石頭一樣堅硬。
馬季亞羅夫則相反，從不掩飾自己的心情。
“你們認為，我們撤退是由于蘇維埃制度不完善，”索科洛夫說，“其實是德囯人給予我們國家的打擊太強烈，我們國家能經住這樣的打擊，恰恰清楚不過地顯示了我們的強大，而不是軟弱。
你們看到巨人投下的影子，會說：瞧，好大的影子。
但是你們忘記了巨人本身。
要知道，我們的集中制是巨大的原動力的社會發動機，能夠産生種種奇迹。
已經産生了不少奇迹。
今後還會産生許多奇迹。
” “如果國家不需要你，就會把你折騰夠，把你和你的思想、計劃和文章弄得一錢不值，”卡裡莫夫說，“如果你的思想與國家利益相符，就會讓你坐上飛毯，青雲直上！” “就是，就是，”阿爾捷列夫說，“我曾經被派到一處特别重要的國防工程去工作了一個月。
斯大林親自過問各車間的生産，不時給主管人打電話。
設備是一流的。
原料、零件、備件，要什麼有什麼。
生活條件好極了。
有浴室，煉乳每天早晨送到家。
一輩子我還沒過過那樣的日子呢。
生産上的供應好得不得了！主要是沒有什麼官僚主義。
幹什麼事都不靠公文來往。
” “老實說，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就像童話裡的巨人一樣，都是人安排的。
”卡裡莫夫說。
“如果在國家的重要國防工程方面能這樣完善，那原則上就很清楚：可以在所有的工業中推行這樣的制度。
”索科洛夫說。
“禁區！”馬季亞羅夫說。
“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原則，不是一種原則。
斯大林興建的工程是國家需要的，而不是人民需要的。
需要重工業的是國家，而不是人民。
白海至波羅的運河對人民無益。
一頭是國家需要，一頭是人民需要，二者永遠不能調和。
” “就是，就是，從這種禁區再往旁邊跨一步，就是胡鬧，”阿爾捷列夫說，“有時附近的喀山需要我們的産品，可是我們得按計劃把産品運往赤塔，然後再從赤塔運回喀山。
我們需要裝配工，可是我們修建托兒所的貸款沒有花完，我們就要把裝配工送往托兒所做保育員。
集中制真害死人！有的發明者向廠長建議，可以生産一千五百件零件，而不是原計劃的二百件，廠長把他攆走，因為廠長正在煞有介事地執行計劃，所以别多事。
如果生産停頓，所缺的材料可以花三十盧布在市場上買到，那他甯可損失兩百萬，不肯冒險花三十盧布去買材料。
” 阿爾捷列夫很快地拿眼睛掃了掃聽他說話的人，又很快地說起來，好像生怕别人不讓他說下去。
“工人收入很少，不過根據不同勞動，有所差别。
一個售貨員的實際所得就相當于一個工程師的五倍。
可是領導人、廠長、委員們就知道一點：完成計劃！不管你是否餓肚子，是否浮腫，計劃都要完成！我們原來的廠長是什馬特科夫，他常常在會議上喊叫：‘工廠比親娘更重要，你們就是脫三層皮，也要把計劃完成。
誰要是不自覺，我要親自揭他三層皮。
’後來忽然聽說，他要調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了。
我問他：‘廠長同志，生産計劃還沒有完成，您怎麼丢下工廠要走啦？’他毫不掩飾，坦率地回答說：‘噢，您要知道，我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學，沃斯克列先斯克離莫斯科近些。
再說，到那兒要分給我一套好房子，還有花園，我妻子身體不大好，需要新鮮空氣。
’所以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國家要把工廠交給這樣的人，卻把工人、黨外的著名學者看得不值幾個錢。
” “原因十分簡單，”馬季亞羅夫說，“交給這些人的是比工廠和學校更重要的東西，交給他們的是制度的心髒，是最神聖的東西：産生蘇維埃官僚主義的權力。
” “我說的就是這話，”阿爾捷列夫不想把談話變成說笑話，繼續說，“我很愛自己的車間，從不愛惜自己。
可是我的心不夠狠，不能從活人身上剝三層皮。
剝自己的皮還可以，剝工人的皮就有些于心不忍。
” 維克托繼續保持着他自己也不明不白的态度，但覺得有必要反駁一下馬季亞羅夫，雖然他覺得馬季亞羅夫說的話都很對。
“您的話有很大的毛病，”他說，“難道在今天，人民的利益和興建國防工業的國家的利益不相符，不是完全一緻嗎？我認為，飛機、大炮、坦克是我們的子弟兵需要的，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需要。
” “這話完全對。
”索科洛夫說。
他穿着很不講究，沒有皮大衣和皮帽，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膠布披風，頭上戴一頂油糊糊、皺巴巴的圓帽，去上班的時候把圓帽緊緊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來，總是呵着凍得發僵發紅的手指頭，羞怯地對坐在桌邊的人笑着，維克托覺得，好像他不是房東，不是大工廠的大車間的主任，而是一個窮鄰居，是寄人籬下的。
就如這天晚上，胡子拉碴、兩腮癟下去的阿爾捷列夫就站在門口，聽馬季亞羅夫在說話，看樣子他是怕踩得地闆吱咯響。
瑪利亞在前往廚房的時候，走到他跟前，小聲對着他的耳朵說了兩句話。
他吓得直搖頭，看樣子，是瑪利亞請他吃飯。
馬季亞羅夫說：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養病的，他對我說，在前線黨委會有人對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個中尉一頓耳光。
在國内戰争時期可沒有這樣的事。
” “您自己說過，邵爾斯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狠狠打了一頓嘛。
”維克托說。
“這是下屬打領導部門的人呀，”馬季亞羅夫說，“這是不同的。
” “在我們廠裡，”阿爾捷列夫說，“廠長對所有的工程技術人員都稱‘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爾約夫同志’，他就生氣，必須喊他‘廠長’。
前幾天在車間裡有一位老技術員得罪了他，他又罵娘又嚷嚷，說：‘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要不然我叫你滾，你就得滾你媽的。
’那位老人家已經七十二歲了。
” “工會不說話嗎？”索科洛夫問道。
“還說什麼工會，”馬季亞羅夫說，“工會号召做犧牲：戰前準備迎接戰争，戰争時期一切為了前方，等戰後工會又要号召消除戰争後果。
哪兒會關心老頭子的事？” 瑪利亞小聲問索科洛夫： “是不是該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說，“給我們弄茶來。
” “她動作多麼輕悄呀。
”維克托在心裡說，一面漫不經心地看着瑪利亞那瘦削的肩膀，看着她溜進半開着的廚房的門。
“唉，親愛的同志們，”馬季亞羅夫忽然說，“你們可知道，什麼是言論自由嗎？但願你們在戰後和平的早晨，打開報紙，看不到歡呼的社論，看不到勞動者給偉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煉鋼工人為慶祝最高蘇維埃選舉加班加點的報導和美國勞動者在悲慘、失業和窮困中迎接新年的報導，你們猜，在報紙上能看到什麼？看到各種各樣的信息！你們能想象這樣的報紙嗎？能提供信息的報紙！你們可以看到：庫爾斯克州歉收，對布特爾監獄的制度進行了檢查，對于開鑿白海至波羅的海的運河正在進行争論，可以看到普通工人發表意見，反對發行新的公債。
“總而言之，你們可以知道國内發生的一切：知道豐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勞動，也知道撬鎖盜竊；知道礦井産量，也知道礦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的分歧；還會看到因為廠長侮辱七十歲的老技術員而引起罷工的報導；可以讀到丘吉爾和布呂姆的講演，而不是他們‘似乎聲稱’的那一些；可以讀到英國下議院辯論的報導；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殺，有多少被撞傷的人被送進外科醫院。
“可以知道為什麼沒有荞麥米，而不是僅僅知道用飛機從塔什幹往莫斯科運來了最早的草莓。
如果要了解集體農莊每個勞動日分多少糧食，可以看報紙，不必問家裡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從鄉下來莫斯科買糧食。
是的，是的，盡管如此，蘇聯人還是蘇聯人。
“每個人都可以進書店，買書，依然做自己的蘇聯人，但是可以閱讀美國、英國、法國哲學家、曆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評論家的作品。
都可以自己分辨，他們哪些地方不對；每個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 恰好在馬季亞羅夫結束自己的長篇大論的時候，瑪利亞端着茶具走了進來。
索科洛夫忽然用拳頭在桌上一擂，說： “算啦！我懇切地、堅決地要求不要再談這一類的事啦。
” 瑪利亞半張着嘴，看着丈夫。
茶具在她手裡叮當響起來，看樣子，她的手發抖了。
“瞧，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取消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隻存在了一小會兒。
好在瑪利亞·伊凡諾芙娜沒有聽到這些造反的話。
”維克托說。
“我們的制度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索科洛夫憤慨地說，“資産階級民主過時啦。
” “不錯，顯示倒是顯示了，”維克托說，“不過，芬蘭的過時的資産階級民主在一九四〇年與我們的集中制相遇，我們竟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我不崇拜資産階級民主，不過事實畢竟是事實。
再說，老技術員的事究竟該怎樣解釋呢？” 維克托回頭看了看，看到正在聽他說話的瑪利亞凝視的眼睛。
“問題不在芬蘭，而在芬蘭的冬天。
”索科洛夫說。
“哎，算啦，彼得。
”馬季亞羅夫說。
“可以這樣說，”維克托說，“在戰争期間，蘇維埃國家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也顯示了自己的弱點。
” “什麼樣的弱點？”索科洛夫問。
“比如說，有許多人，本來現在可以參加戰鬥的，卻被關起來了，”馬季亞羅夫說，“你們瞧，伏爾加河上打得多激烈呀。
” “不過，這和制度有什麼關系？”索科洛夫問道。
“怎麼沒有關系？”維克托說。
“彼得，依您看，難道士官的遺孀一九三七年是自己槍斃自己的嗎？” 他又看到瑪利亞那凝神注視的眼睛。
他心想，他在這場争論中表現實在奇怪：馬季亞羅夫一批評國家，他就和他争論；可是索科洛夫一反駁馬季亞羅夫，他又批評起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時喜歡嘲笑不高明的文章或文理不通的講話，但是一談到總的路線，就變得像石頭一樣堅硬。
馬季亞羅夫則相反，從不掩飾自己的心情。
“你們認為，我們撤退是由于蘇維埃制度不完善，”索科洛夫說，“其實是德囯人給予我們國家的打擊太強烈，我們國家能經住這樣的打擊，恰恰清楚不過地顯示了我們的強大，而不是軟弱。
你們看到巨人投下的影子，會說：瞧，好大的影子。
但是你們忘記了巨人本身。
要知道，我們的集中制是巨大的原動力的社會發動機，能夠産生種種奇迹。
已經産生了不少奇迹。
今後還會産生許多奇迹。
” “如果國家不需要你，就會把你折騰夠，把你和你的思想、計劃和文章弄得一錢不值，”卡裡莫夫說，“如果你的思想與國家利益相符，就會讓你坐上飛毯，青雲直上！” “就是，就是，”阿爾捷列夫說，“我曾經被派到一處特别重要的國防工程去工作了一個月。
斯大林親自過問各車間的生産，不時給主管人打電話。
設備是一流的。
原料、零件、備件，要什麼有什麼。
生活條件好極了。
有浴室，煉乳每天早晨送到家。
一輩子我還沒過過那樣的日子呢。
生産上的供應好得不得了！主要是沒有什麼官僚主義。
幹什麼事都不靠公文來往。
” “老實說，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就像童話裡的巨人一樣，都是人安排的。
”卡裡莫夫說。
“如果在國家的重要國防工程方面能這樣完善，那原則上就很清楚：可以在所有的工業中推行這樣的制度。
”索科洛夫說。
“禁區！”馬季亞羅夫說。
“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原則，不是一種原則。
斯大林興建的工程是國家需要的，而不是人民需要的。
需要重工業的是國家，而不是人民。
白海至波羅的運河對人民無益。
一頭是國家需要，一頭是人民需要，二者永遠不能調和。
” “就是，就是，從這種禁區再往旁邊跨一步，就是胡鬧，”阿爾捷列夫說，“有時附近的喀山需要我們的産品，可是我們得按計劃把産品運往赤塔，然後再從赤塔運回喀山。
我們需要裝配工，可是我們修建托兒所的貸款沒有花完，我們就要把裝配工送往托兒所做保育員。
集中制真害死人！有的發明者向廠長建議，可以生産一千五百件零件，而不是原計劃的二百件，廠長把他攆走，因為廠長正在煞有介事地執行計劃，所以别多事。
如果生産停頓，所缺的材料可以花三十盧布在市場上買到，那他甯可損失兩百萬，不肯冒險花三十盧布去買材料。
” 阿爾捷列夫很快地拿眼睛掃了掃聽他說話的人，又很快地說起來，好像生怕别人不讓他說下去。
“工人收入很少，不過根據不同勞動，有所差别。
一個售貨員的實際所得就相當于一個工程師的五倍。
可是領導人、廠長、委員們就知道一點：完成計劃！不管你是否餓肚子，是否浮腫，計劃都要完成！我們原來的廠長是什馬特科夫，他常常在會議上喊叫：‘工廠比親娘更重要，你們就是脫三層皮，也要把計劃完成。
誰要是不自覺，我要親自揭他三層皮。
’後來忽然聽說，他要調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了。
我問他：‘廠長同志，生産計劃還沒有完成，您怎麼丢下工廠要走啦？’他毫不掩飾，坦率地回答說：‘噢，您要知道，我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學，沃斯克列先斯克離莫斯科近些。
再說，到那兒要分給我一套好房子，還有花園，我妻子身體不大好，需要新鮮空氣。
’所以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國家要把工廠交給這樣的人，卻把工人、黨外的著名學者看得不值幾個錢。
” “原因十分簡單，”馬季亞羅夫說，“交給這些人的是比工廠和學校更重要的東西，交給他們的是制度的心髒，是最神聖的東西：産生蘇維埃官僚主義的權力。
” “我說的就是這話，”阿爾捷列夫不想把談話變成說笑話，繼續說，“我很愛自己的車間，從不愛惜自己。
可是我的心不夠狠，不能從活人身上剝三層皮。
剝自己的皮還可以，剝工人的皮就有些于心不忍。
” 維克托繼續保持着他自己也不明不白的态度，但覺得有必要反駁一下馬季亞羅夫，雖然他覺得馬季亞羅夫說的話都很對。
“您的話有很大的毛病，”他說，“難道在今天，人民的利益和興建國防工業的國家的利益不相符，不是完全一緻嗎？我認為，飛機、大炮、坦克是我們的子弟兵需要的，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需要。
” “這話完全對。
”索科洛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