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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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題。
安齊費羅夫因為自己從建設轉向破壞，所以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尋常的轉變。
有時候他們的談話從哲學的高度出發，比如，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男人的腦力結構在哪些方面勝過女人的腦力結構，然後談話轉向日常生活方面。
在這兒，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礫堆裡，一切都不同了，就連人們需要的智慧也常常在呆頭呆腦的巴特拉科夫這邊。
“說真的，老弟，”安齊費羅夫說，“多虧了你，我開始明白一些事情了。
可是以前我還以為我徹底了解全部奧妙：誰需要半斤酒加小菜，誰需要汽車輪胎，誰需要票子。
” 巴特拉科夫當真以為正是他和他的一些含混不清的見解，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齊費羅夫對人們有了新的認識，所以用居高臨下的口氣回答說： “是啊，老兄，可以說，咱們是相見恨晚呀。
” 在地下室裡住的是步兵，他們多次打退德軍的進攻，并且響應格列科夫響亮的号令進行反擊。
指揮步兵的是祖巴廖夫少尉。
戰前他在音樂學院學聲樂。
有時他在夜裡悄悄走到德國人盤踞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一段連斯基詠歎調。
别人問他，為什麼要爬到碎磚堆上冒着被打死的危險唱歌兒，他從來不肯回答。
也許他是要在這日日夜夜充滿屍臭氣的地方，不僅向自己和同志們，而且也向敵人顯示，強大的毀滅性力量永遠無法戰勝美好的生命力。
如果不知道格列科夫、科洛密采夫、波裡亞科夫、克裡莫夫、巴特拉科夫和大胡子祖巴廖夫，能算是生活嗎？ 奶奶過去常說，頭腦簡單的幹活兒的人都是好人，一直生活在知識分子環境中的謝廖沙認為奶奶的說法顯然是很對的。
可是聰明的謝廖沙還是發現了奶奶的錯誤，這錯誤就是：她總認為幹活兒的人頭腦都是簡單的。
“6—1”号樓裡的人頭腦并不簡單。
有一天，格列科夫說的一番話就使謝廖沙大吃一驚： “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
列甯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
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領導人。
可是列甯卻說：‘以前領導你們的人糊塗，我會做明智的領導。
’” 謝廖沙從來沒聽到有人這樣大膽，敢指責内務部裡的人，指責他們在一九三七年殺害了成千上萬無辜的人。
謝廖沙從來沒聽到有人帶着這樣沉痛的心情談論普遍實行集體化時期農民所遭受的痛苦與災難。
有關這些問題的主要發言人是樓長格列科夫，不過科洛密采夫和巴特拉科夫也常常談這些事。
這會兒，謝廖沙在司令部的掩蔽所裡，覺得在“6—1”号樓以外度過的每一分鐘都長得使人難受。
聽着人們談論值班，談論各部門領導的召見，覺得不可思議。
他想象這會兒波裡亞科夫、科洛密采夫和格列科夫在幹什麼。
晚上，寂靜的時刻，大家又在談報話員姑娘了吧。
格ˆ—科夫要是下了決心，什麼也阻止不住他，就是佛祖，甚至崔可夫，都對他沒有辦法。
“6—1”号樓裡的人都是極好的人，是剛強、勇敢的人。
大概今天夜裡祖巴廖夫又唱歌了……她一定是在無精打采地坐着，等待着自己的厄運呢。
“我要殺人！”他在心裡喊道，但沒弄清他要殺誰。
他哪兒行啊，他還從來沒有吻過姑娘呢，可是那些家夥是老手，當然會欺騙她，玩弄她。
他聽到不少豔史，說的是有些護士、女電話員、女測距員、女儀表員、女學生很不情願地成為一些團長和炮兵營長的“野味”。
他對這些豔史不欣賞，不感興趣。
他看了看掩蔽所的門。
他先前為什麼沒有想起，他可以誰也不問，站起來就走呢？ 他站起來，開了門，走了出來。
就在這時候，有人給司令部值班參謀打來電話，說是根據政治部主任瓦西裡耶夫指示，要讓被困的樓房裡出來的戰士立即去見政委。
達佛尼斯和克洛伊[59]的故事所以永遠能打動人心，并不是因為他們的愛情發生在藍天之下，葡萄藤蔓叢中。
達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在各種地方重演着，不論是帶有炸鳕魚氣味的窒悶的地下室，在集中營的棚屋，在機關會計室的算盤聲中，還是在紡紗車間的灰塵裡。
這故事又發生在瓦礫堆裡，在德國轟炸機的隆隆聲中，在人們不是用蜜糖，而是用爛土豆和舊鍋爐裡的水滋養自己肮髒的、汗淋淋的身體的地方，發生在沒有了安甯和寂靜，隻有打碎的石頭、轟隆聲和臭氣的地方。
六十二 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擔任門衛的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收到從列甯斯克捎來的一封信，是兒媳婦寫來的。
兒媳婦在信裡說，婆婆害肺炎死了。
得到老伴去世的消息以後，安德列耶夫打不起精神了，很少上斯皮裡多諾夫那兒去，每天傍晚都坐在工人宿舍的門口，望着一閃一閃的炮火和愁雲密布的天上晃動着的探照燈光。
宿舍裡的人有時候找他說話，他卻一聲不響。
說話的人以為老頭子耳朵背了，便用更高的聲音把話重說一遍。
安德列耶夫就陰沉地說：“聽見啦，聽見啦，我沒有聾。
”就又不作聲了。
老伴的死對他震動很大。
他的生活反映在妻子的生活中，他遇到的好事、壞事，他的快活心情、悲傷心情都保存和反映在老伴的心中。
在狂轟濫炸，重磅炸彈到處爆炸的時候，安德列耶夫老漢望着發電站各車間之間冒起的一股股灰塵和硝煙，心裡想：“我那老伴兒能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家夥……” 可是這時候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他覺得，被炸彈和炮彈炸壞的房屋殘骸，被炸得坑坑窪窪的院子，一堆堆的黃土和扭七歪八的鋼鐵，着了火的油庫那苦澀、潮濕的濃煙和黃黃的、火龍般的慢慢爬動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現，是他的殘生的象征。
難道他當年曾經坐在明亮的房間裡，吃早飯準備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着他：該不該為他添飯？是啊，他隻有孤單單地死去了。
他忽然想起年輕時候的她，胳膊曬得黑黑的，眼睛裡洋溢着快活的神氣。
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時間不遠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着咯吱咯吱響的木頭台階，慢慢地走進斯皮裡多諾夫的掩蔽所。
斯皮裡多諾夫看了看老頭子的臉，說： “老人家，身體不舒服嗎？” “斯捷潘·費多羅維奇，您還年輕，”安德列耶夫回答說，“您的力氣小些，您要多保重。
我的力氣有的是，我一個人能走得到。
” 這時候正在洗鍋的薇拉沒有立即明白老頭子的意思，回頭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轉換話題，就說： “薇拉，您該走了，這兒又沒有醫院，隻有坦克和飛機。
” 她笑了笑，攤開濕漉漉的兩隻手。
斯皮裡多諾夫很生氣地說： “就連一些不認識她的人都說這話。
不論誰看到她，都說，應該轉移到左岸去。
昨天集團軍軍委委員來了，來到我們的掩蔽所裡，看了看薇拉，什麼也沒說，可是等他坐上汽車，卻罵起我來：您怎麼，沒做過父親嗎，是不是想讓我們用裝甲快艇把她送過河去？我能說什麼呢：她不願意，就是不願意。
” 他說得很快、很流暢，就好像天天在争論同一個問題的一些人那樣。
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望着早就綻了線的上衣袖子沒有作聲。
“在這兒簡直收不到什麼信。
”斯皮裡多諾夫又說。
“這算什麼軍郵。
我們在這兒待了這麼久，沒收到過嶽母、葉尼娅、柳德米拉一封信。
托裡亞在哪兒，謝廖沙在哪兒，誰又能知道？” 薇拉說：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 “他收到的是死訊。
” 斯皮裡多諾夫對自己的話感到害怕。
他十分激動地說起來，一面用手指着掩蔽所矮矮的牆壁，指着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瞧她在這兒是怎麼住的，她總是姑娘，是女的，這兒天天有男子漢擠來擠去，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時而是工作人員，時而是衛隊，人擠得滿滿的，又嚷嚷，又抽煙。
” 安德列耶夫說： “您就可憐可憐快要生的孩子吧，在這兒孩子就完啦。
” 斯皮裡多諾夫對薇拉說： “你想想看，萬一德國人沖進來呢！那時候怎麼辦？” 薇拉沒有作聲。
她自己相信，維克托羅夫會走進炸壞的發電站大門的，她會老遠看到他穿着飛行服、軟底靴，挎着圖囊走來。
她常常走到公路上，看他是不是來了。
乘車經過的戰士們常常對她喊： “喂，姑娘，你等誰呀？坐到我們車上來吧。
” 她一時間也快活起來，就回答說： “你們的汽車經不住人坐。
” 在蘇軍飛機飛過的時候，她凝望着低低地飛行在發電站上空的一架架殲擊機，似乎她就要認出維克托羅夫來了。
有一天，有一架殲擊機在發電站上空飛過時搖了搖翅膀，薇拉就叫了起來，并且像一隻失望的小鳥一樣打着趔趄向前奔去，跌倒在地上。
跌過這一跤之後，她的腰疼了好幾夜。
月底，她看到在發電站上空進行的一場空戰。
這場空戰不分勝負。
蘇軍飛機進入雲層中，德軍飛機轉過頭朝西飛去。
薇拉站着，望着沒有了飛機的天空，她那瞪得老大的眼睛裡還流露着極其緊張的神情，一名裝配工從院子裡走過，看見她這種神情，說： “斯皮裡多諾娃同志，您怎麼啦，是不是受傷了？” 她相信，她就會在這兒，在發電站和維克托羅夫見面，但是她覺得，如果把這一點告訴爸爸，命運之神就會怪她沉不住氣，不讓他們見面了。
有時候她這種信心十分強烈，以至于匆匆忙忙地烙起面粉加土豆粉餅子，匆匆忙忙地掃地，收拾東西，擦洗髒鞋……有時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側耳傾聽一陣子，說：“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
”便披起大衣，從掩蔽所裡走出去，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飛行員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問，怎樣可以找到斯皮裡多諾夫父女。
她一次也沒有想過、一分鐘也沒有想過他會忘記她。
她相信，維克托羅夫也和她一樣，日
安齊費羅夫因為自己從建設轉向破壞，所以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尋常的轉變。
有時候他們的談話從哲學的高度出發，比如，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男人的腦力結構在哪些方面勝過女人的腦力結構，然後談話轉向日常生活方面。
在這兒，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礫堆裡，一切都不同了，就連人們需要的智慧也常常在呆頭呆腦的巴特拉科夫這邊。
“說真的，老弟，”安齊費羅夫說，“多虧了你，我開始明白一些事情了。
可是以前我還以為我徹底了解全部奧妙：誰需要半斤酒加小菜，誰需要汽車輪胎，誰需要票子。
” 巴特拉科夫當真以為正是他和他的一些含混不清的見解，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齊費羅夫對人們有了新的認識，所以用居高臨下的口氣回答說： “是啊，老兄，可以說，咱們是相見恨晚呀。
” 在地下室裡住的是步兵，他們多次打退德軍的進攻，并且響應格列科夫響亮的号令進行反擊。
指揮步兵的是祖巴廖夫少尉。
戰前他在音樂學院學聲樂。
有時他在夜裡悄悄走到德國人盤踞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一段連斯基詠歎調。
别人問他，為什麼要爬到碎磚堆上冒着被打死的危險唱歌兒，他從來不肯回答。
也許他是要在這日日夜夜充滿屍臭氣的地方，不僅向自己和同志們，而且也向敵人顯示，強大的毀滅性力量永遠無法戰勝美好的生命力。
如果不知道格列科夫、科洛密采夫、波裡亞科夫、克裡莫夫、巴特拉科夫和大胡子祖巴廖夫，能算是生活嗎？ 奶奶過去常說，頭腦簡單的幹活兒的人都是好人，一直生活在知識分子環境中的謝廖沙認為奶奶的說法顯然是很對的。
可是聰明的謝廖沙還是發現了奶奶的錯誤，這錯誤就是：她總認為幹活兒的人頭腦都是簡單的。
“6—1”号樓裡的人頭腦并不簡單。
有一天，格列科夫說的一番話就使謝廖沙大吃一驚： “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
列甯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
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領導人。
可是列甯卻說：‘以前領導你們的人糊塗，我會做明智的領導。
’” 謝廖沙從來沒聽到有人這樣大膽，敢指責内務部裡的人，指責他們在一九三七年殺害了成千上萬無辜的人。
謝廖沙從來沒聽到有人帶着這樣沉痛的心情談論普遍實行集體化時期農民所遭受的痛苦與災難。
有關這些問題的主要發言人是樓長格列科夫，不過科洛密采夫和巴特拉科夫也常常談這些事。
這會兒，謝廖沙在司令部的掩蔽所裡，覺得在“6—1”号樓以外度過的每一分鐘都長得使人難受。
聽着人們談論值班，談論各部門領導的召見，覺得不可思議。
他想象這會兒波裡亞科夫、科洛密采夫和格列科夫在幹什麼。
晚上，寂靜的時刻，大家又在談報話員姑娘了吧。
格ˆ—科夫要是下了決心，什麼也阻止不住他，就是佛祖，甚至崔可夫，都對他沒有辦法。
“6—1”号樓裡的人都是極好的人，是剛強、勇敢的人。
大概今天夜裡祖巴廖夫又唱歌了……她一定是在無精打采地坐着，等待着自己的厄運呢。
“我要殺人！”他在心裡喊道，但沒弄清他要殺誰。
他哪兒行啊，他還從來沒有吻過姑娘呢，可是那些家夥是老手，當然會欺騙她，玩弄她。
他聽到不少豔史，說的是有些護士、女電話員、女測距員、女儀表員、女學生很不情願地成為一些團長和炮兵營長的“野味”。
他對這些豔史不欣賞，不感興趣。
他看了看掩蔽所的門。
他先前為什麼沒有想起，他可以誰也不問，站起來就走呢？ 他站起來，開了門，走了出來。
就在這時候，有人給司令部值班參謀打來電話，說是根據政治部主任瓦西裡耶夫指示，要讓被困的樓房裡出來的戰士立即去見政委。
達佛尼斯和克洛伊[59]的故事所以永遠能打動人心，并不是因為他們的愛情發生在藍天之下，葡萄藤蔓叢中。
達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在各種地方重演着，不論是帶有炸鳕魚氣味的窒悶的地下室，在集中營的棚屋，在機關會計室的算盤聲中，還是在紡紗車間的灰塵裡。
這故事又發生在瓦礫堆裡，在德國轟炸機的隆隆聲中，在人們不是用蜜糖，而是用爛土豆和舊鍋爐裡的水滋養自己肮髒的、汗淋淋的身體的地方，發生在沒有了安甯和寂靜，隻有打碎的石頭、轟隆聲和臭氣的地方。
六十二 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擔任門衛的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收到從列甯斯克捎來的一封信，是兒媳婦寫來的。
兒媳婦在信裡說，婆婆害肺炎死了。
得到老伴去世的消息以後，安德列耶夫打不起精神了，很少上斯皮裡多諾夫那兒去，每天傍晚都坐在工人宿舍的門口，望着一閃一閃的炮火和愁雲密布的天上晃動着的探照燈光。
宿舍裡的人有時候找他說話，他卻一聲不響。
說話的人以為老頭子耳朵背了，便用更高的聲音把話重說一遍。
安德列耶夫就陰沉地說：“聽見啦，聽見啦，我沒有聾。
”就又不作聲了。
老伴的死對他震動很大。
他的生活反映在妻子的生活中，他遇到的好事、壞事，他的快活心情、悲傷心情都保存和反映在老伴的心中。
在狂轟濫炸，重磅炸彈到處爆炸的時候，安德列耶夫老漢望着發電站各車間之間冒起的一股股灰塵和硝煙，心裡想：“我那老伴兒能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家夥……” 可是這時候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他覺得，被炸彈和炮彈炸壞的房屋殘骸，被炸得坑坑窪窪的院子，一堆堆的黃土和扭七歪八的鋼鐵，着了火的油庫那苦澀、潮濕的濃煙和黃黃的、火龍般的慢慢爬動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現，是他的殘生的象征。
難道他當年曾經坐在明亮的房間裡，吃早飯準備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着他：該不該為他添飯？是啊，他隻有孤單單地死去了。
他忽然想起年輕時候的她，胳膊曬得黑黑的，眼睛裡洋溢着快活的神氣。
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時間不遠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着咯吱咯吱響的木頭台階，慢慢地走進斯皮裡多諾夫的掩蔽所。
斯皮裡多諾夫看了看老頭子的臉，說： “老人家，身體不舒服嗎？” “斯捷潘·費多羅維奇，您還年輕，”安德列耶夫回答說，“您的力氣小些，您要多保重。
我的力氣有的是，我一個人能走得到。
” 這時候正在洗鍋的薇拉沒有立即明白老頭子的意思，回頭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轉換話題，就說： “薇拉，您該走了，這兒又沒有醫院，隻有坦克和飛機。
” 她笑了笑，攤開濕漉漉的兩隻手。
斯皮裡多諾夫很生氣地說： “就連一些不認識她的人都說這話。
不論誰看到她，都說，應該轉移到左岸去。
昨天集團軍軍委委員來了，來到我們的掩蔽所裡，看了看薇拉，什麼也沒說，可是等他坐上汽車，卻罵起我來：您怎麼，沒做過父親嗎，是不是想讓我們用裝甲快艇把她送過河去？我能說什麼呢：她不願意，就是不願意。
” 他說得很快、很流暢，就好像天天在争論同一個問題的一些人那樣。
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望着早就綻了線的上衣袖子沒有作聲。
“在這兒簡直收不到什麼信。
”斯皮裡多諾夫又說。
“這算什麼軍郵。
我們在這兒待了這麼久，沒收到過嶽母、葉尼娅、柳德米拉一封信。
托裡亞在哪兒，謝廖沙在哪兒，誰又能知道？” 薇拉說：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 “他收到的是死訊。
” 斯皮裡多諾夫對自己的話感到害怕。
他十分激動地說起來，一面用手指着掩蔽所矮矮的牆壁，指着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瞧她在這兒是怎麼住的，她總是姑娘，是女的，這兒天天有男子漢擠來擠去，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時而是工作人員，時而是衛隊，人擠得滿滿的，又嚷嚷，又抽煙。
” 安德列耶夫說： “您就可憐可憐快要生的孩子吧，在這兒孩子就完啦。
” 斯皮裡多諾夫對薇拉說： “你想想看，萬一德國人沖進來呢！那時候怎麼辦？” 薇拉沒有作聲。
她自己相信，維克托羅夫會走進炸壞的發電站大門的，她會老遠看到他穿着飛行服、軟底靴，挎着圖囊走來。
她常常走到公路上，看他是不是來了。
乘車經過的戰士們常常對她喊： “喂，姑娘，你等誰呀？坐到我們車上來吧。
” 她一時間也快活起來，就回答說： “你們的汽車經不住人坐。
” 在蘇軍飛機飛過的時候，她凝望着低低地飛行在發電站上空的一架架殲擊機，似乎她就要認出維克托羅夫來了。
有一天，有一架殲擊機在發電站上空飛過時搖了搖翅膀，薇拉就叫了起來，并且像一隻失望的小鳥一樣打着趔趄向前奔去，跌倒在地上。
跌過這一跤之後，她的腰疼了好幾夜。
月底，她看到在發電站上空進行的一場空戰。
這場空戰不分勝負。
蘇軍飛機進入雲層中，德軍飛機轉過頭朝西飛去。
薇拉站着，望着沒有了飛機的天空，她那瞪得老大的眼睛裡還流露着極其緊張的神情，一名裝配工從院子裡走過，看見她這種神情，說： “斯皮裡多諾娃同志，您怎麼啦，是不是受傷了？” 她相信，她就會在這兒，在發電站和維克托羅夫見面，但是她覺得，如果把這一點告訴爸爸，命運之神就會怪她沉不住氣，不讓他們見面了。
有時候她這種信心十分強烈，以至于匆匆忙忙地烙起面粉加土豆粉餅子，匆匆忙忙地掃地，收拾東西，擦洗髒鞋……有時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側耳傾聽一陣子，說：“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
”便披起大衣，從掩蔽所裡走出去，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飛行員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問，怎樣可以找到斯皮裡多諾夫父女。
她一次也沒有想過、一分鐘也沒有想過他會忘記她。
她相信，維克托羅夫也和她一樣，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