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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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她從别人的話裡知道他是迫擊炮手）罵了幾句髒話的時候，格列科夫便對他說：
“老爹，這像話嗎？這兒有咱們的姑娘。
說話要規矩點兒。
” 卡佳打了一個寒噤，不是因為老頭子的髒話，而是因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覺出來，雖然大家都不和她說話，可是她的到來，使樓房裡氣氛緊張了。
似乎她的皮膚都感覺出周圍的緊張氣氛。
即使在俯沖轟炸機嘯叫，炸彈在很近的地方爆炸，碎磚亂飛的時候，這種氣氛依然存在。
她對轟炸，對炮彈片的嘯聲總算有點兒習慣了，不怎麼慌張了。
可是她在感到男人們火辣辣地盯着她時産生的感覺，依然常常使她心慌意亂。
昨天傍晚電話員姑娘們就可憐起她來，說：“哎呀，你到那裡面才可怕呢！” 夜裡，一名通信員把她帶到團部。
在這兒已經特别感到敵人的接近、生命的脆弱。
人似乎成了極容易打碎的東西，這會兒還在，過一會兒就沒有了。
團長很傷心地搖了搖頭，說： “怎麼能把孩子們送到前線來？” 過一會兒，他說： “别怕，好孩子，如果有什麼情況，就通過報話機直接向我報告。
” 他說這話的語調那樣和善，那樣親熱，卡佳聽了差點兒掉下淚來。
然後另一名通信員把她帶到營部。
那兒在放留聲機，紅頭發的營長請卡佳喝酒，并且請她在《中國小夜曲》的樂曲聲中和他一起跳舞。
營裡有一種恐怖的氣氛，卡佳覺得，營長喝酒不是為了快活，而是為了壓一壓承受不了的恐怖，忘記自己像玻璃一樣易碎。
這會兒，她坐在“6—1”号樓裡一堆碎磚上，不知為什麼并不感到恐怖，而是在想着自己童話般美好的戰前生活。
被困在樓房裡的官兵顯得特别堅定，有信心，他們這種信心很能感染人。
著名的醫生、軋鋼車間的熟練工人，剪裁貴重呢料的剪裁師，救火隊員，在黑闆前講課的老教師，都有這種令人心安的自信。
戰前，卡佳覺得自己注定要過不幸的生活。
戰前，她認為女伴們坐公共汽車是擺闊氣。
她覺得就連平民飯館裡走出來的都是很不平常的人，有時她跟在從平民飯館裡湧出來的人群後面，聽他們說話。
有一次她放學後回到家裡，很得意地對媽媽說： “你可知道今天怎麼啦，同學請我喝果汁汽水，真正的果汁，味道就像真正的黑醋栗。
” 媽媽每月工資四百盧布，扣除所得稅和文化稅，扣除建設公債，她們靠剩下的幾個錢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她們不添置新東西，把舊衣服改了穿，鄰居們湊錢雇女工瑪露霞打掃公用的地方，她家不參加，輪到她家打掃的日子，卡佳就擦地闆，倒垃圾桶。
她家的牛奶不請人送，而是到國營商店去取，每天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但這樣每月可以節省六盧布；有時國營商店不供應牛奶，卡佳媽媽傍晚時候就到市場去買，賣牛奶的因為急着要趕火車，賣的價錢比早晨便宜，幾乎和國家的價錢一樣。
她們從來不坐公共汽車，因為票價太貴，有時如果要走很遠的路，她們就坐電車。
卡佳也不上理發館，媽媽自己給她理發。
衣服當然都是自己洗，用的電燈也很不亮，隻比公用場地的電燈多少亮一點點兒。
她們做飯要做夠三天吃的。
她們一般都是用菜湯下飯，有時候素油炒飯，有一次卡佳喝了三碟子菜湯，就說：“嘿，今天我家吃三個菜了。
” 媽媽不提她們跟爸爸在一起時是怎樣生活的，那時候的事卡佳已經不記得了。
隻是有時候，媽媽的好友薇拉·德米特裡耶芙娜看到她們母女做飯，會說一句：“啊，我們當年也有過好日子。
” 可是媽媽一聽就生氣，所以她們過去究竟怎麼樣，薇拉·德米特裡耶芙娜也不多說。
有一次卡佳在衣櫃裡發現爸爸的一張照片。
她是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面孔，好像有人悄悄告訴她什麼，她馬上就明白了，這是她爸爸。
照片背面寫着：“莉達：我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
”她什麼也沒有對媽媽說，但是放學回來，常常拿出照片，對着爸爸那黑黑的，她覺得似乎很憂傷的眼睛看上很久。
有一天她問： “現在爸爸在哪兒？” 媽媽說： “不知道。
” 等到卡佳要參軍了，媽媽才第一次跟她談起爸爸，卡佳才知道爸爸在一九三七年被捕，知道他再婚的事。
她們一夜沒有睡，談了一夜。
什麼都談。
一向善于隐忍的媽媽跟女兒談了丈夫怎樣把她抛棄，談她怎麼嫉妒，怎樣受辱、受欺負，談她的愛、她的憐惜心。
卡佳感到十分驚訝：人的心靈世界竟有這樣廣大，相形之下，轟轟烈烈的戰争簡直算不上什麼了。
早晨，她向媽媽告别。
媽媽把卡佳的頭摟到自己懷裡，把背包給她套到兩肩上。
卡佳說： “媽媽，我也是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 後來媽媽輕輕推了推她的肩膀，說： “該走啦，卡佳，走吧。
” 于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時此刻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和成年人一樣，她離開了媽媽，離開了家，也許從此不再回來，也許回來已成了永遠告别了自己的不幸而可愛的童年時代的另一個人。
這會兒她在斯大林格勒，跟這座樓裡的頭頭兒格列科夫坐在一起，望着他的大頭，望着他的厚嘴唇和陰沉的臉。
五十九 她來的第一天，有線電話接通了。
這位無線電報話員姑娘因為老半天無事可幹，再加上還沒有和“6—1”号樓裡的人打成一片，所以格外苦悶。
但是，來到“6—1”号樓裡的這第一天，為她接下來的生活做了很多準備。
她了解到，在打得殘破不堪的二樓設有炮兵觀測點，可以向對岸發送情報，二樓的頭頭兒是一名中尉，穿着肮髒的軍裝，戴的眼鏡老是從翹鼻子上往下溜。
她了解到，那個愛發火、愛說髒話的老頭子是從民兵裡來的，因為自己有了迫擊炮長的稱号，感到很神氣。
在高牆與一堆碎磚之間的那些人是工兵，其中的頭頭兒是一個胖子，走起路來皺着眉頭，嘴裡咯咯響，好像腳上長了雞眼。
掌管樓房裡唯一一門大炮的是一個穿水兵服的秃子。
他姓科洛密采夫。
卡佳曾經聽到格列科夫喊他： “喂，科洛密采夫，你睡過頭啦，把天大的好事兒耽誤了。
” 掌管步兵和機槍的頭頭兒是一名淺色胡子的少尉。
他的臉雖然有一圈胡子，卻顯得特别年輕，也許他自己以為，留胡子可以顯得有三十歲，像個上了年紀的人。
下午，大家拿東西給她吃。
她吃面包，就羊肉灌腸。
後來她想起軍裝口袋裡還有水果糖，便悄悄地把一塊糖放進嘴裡。
吃過東西以後，她就想睡覺，雖然四周槍聲很近。
她睡着了，在睡夢中依然咂摸着糖，依然很煩惱、苦悶，等待着災難降臨。
忽然她聽到唱歌的聲音。
她沒有睜眼睛，字字都能聽得很清楚： 往日的傷心事在我胸懷， 像酒，越陳越厲害…… 在夕陽的餘晖照亮的石頭天井裡，站着一個肮髒的、頭發蓬亂的小夥子，手裡拿着一本小書。
紅色的碎磚堆上坐着五六個人，格列科夫躺在大衣上，拿拳頭支着下巴。
有一個像格魯吉亞人的小夥子在聽着，露出不信任的神氣，好像在說：“算啦，别想拿這一套收買我。
” 附近有一顆炮彈爆炸，冒起一團紅紅的磚灰，似乎這團團亂轉的是童話裡的煙霧，坐在紅色磚堆上的人和他們在紅霧裡的武器，似乎是在《伊戈爾遠征記》[57]裡描寫的那個可怕的時日。
姑娘的心忽然顫抖起來，因為她産生了一種荒唐的信心，相信有幸福等待着她。
第二天。
這一天發生了一件事，驚動了已經習慣了一切的樓裡的人們。
二樓的負責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
他手下有一名
說話要規矩點兒。
” 卡佳打了一個寒噤，不是因為老頭子的髒話，而是因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覺出來，雖然大家都不和她說話，可是她的到來，使樓房裡氣氛緊張了。
似乎她的皮膚都感覺出周圍的緊張氣氛。
即使在俯沖轟炸機嘯叫，炸彈在很近的地方爆炸，碎磚亂飛的時候，這種氣氛依然存在。
她對轟炸，對炮彈片的嘯聲總算有點兒習慣了，不怎麼慌張了。
可是她在感到男人們火辣辣地盯着她時産生的感覺，依然常常使她心慌意亂。
昨天傍晚電話員姑娘們就可憐起她來，說：“哎呀，你到那裡面才可怕呢！” 夜裡，一名通信員把她帶到團部。
在這兒已經特别感到敵人的接近、生命的脆弱。
人似乎成了極容易打碎的東西，這會兒還在，過一會兒就沒有了。
團長很傷心地搖了搖頭，說： “怎麼能把孩子們送到前線來？” 過一會兒，他說： “别怕，好孩子，如果有什麼情況，就通過報話機直接向我報告。
” 他說這話的語調那樣和善，那樣親熱，卡佳聽了差點兒掉下淚來。
然後另一名通信員把她帶到營部。
那兒在放留聲機，紅頭發的營長請卡佳喝酒，并且請她在《中國小夜曲》的樂曲聲中和他一起跳舞。
營裡有一種恐怖的氣氛，卡佳覺得，營長喝酒不是為了快活，而是為了壓一壓承受不了的恐怖，忘記自己像玻璃一樣易碎。
這會兒，她坐在“6—1”号樓裡一堆碎磚上，不知為什麼并不感到恐怖，而是在想着自己童話般美好的戰前生活。
被困在樓房裡的官兵顯得特别堅定，有信心，他們這種信心很能感染人。
著名的醫生、軋鋼車間的熟練工人，剪裁貴重呢料的剪裁師，救火隊員，在黑闆前講課的老教師，都有這種令人心安的自信。
戰前，卡佳覺得自己注定要過不幸的生活。
戰前，她認為女伴們坐公共汽車是擺闊氣。
她覺得就連平民飯館裡走出來的都是很不平常的人，有時她跟在從平民飯館裡湧出來的人群後面，聽他們說話。
有一次她放學後回到家裡，很得意地對媽媽說： “你可知道今天怎麼啦，同學請我喝果汁汽水，真正的果汁，味道就像真正的黑醋栗。
” 媽媽每月工資四百盧布，扣除所得稅和文化稅，扣除建設公債，她們靠剩下的幾個錢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她們不添置新東西，把舊衣服改了穿，鄰居們湊錢雇女工瑪露霞打掃公用的地方，她家不參加，輪到她家打掃的日子，卡佳就擦地闆，倒垃圾桶。
她家的牛奶不請人送，而是到國營商店去取，每天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但這樣每月可以節省六盧布；有時國營商店不供應牛奶，卡佳媽媽傍晚時候就到市場去買，賣牛奶的因為急着要趕火車，賣的價錢比早晨便宜，幾乎和國家的價錢一樣。
她們從來不坐公共汽車，因為票價太貴，有時如果要走很遠的路，她們就坐電車。
卡佳也不上理發館，媽媽自己給她理發。
衣服當然都是自己洗，用的電燈也很不亮，隻比公用場地的電燈多少亮一點點兒。
她們做飯要做夠三天吃的。
她們一般都是用菜湯下飯，有時候素油炒飯，有一次卡佳喝了三碟子菜湯，就說：“嘿，今天我家吃三個菜了。
” 媽媽不提她們跟爸爸在一起時是怎樣生活的，那時候的事卡佳已經不記得了。
隻是有時候，媽媽的好友薇拉·德米特裡耶芙娜看到她們母女做飯，會說一句：“啊，我們當年也有過好日子。
” 可是媽媽一聽就生氣，所以她們過去究竟怎麼樣，薇拉·德米特裡耶芙娜也不多說。
有一次卡佳在衣櫃裡發現爸爸的一張照片。
她是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面孔，好像有人悄悄告訴她什麼，她馬上就明白了，這是她爸爸。
照片背面寫着：“莉達：我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
”她什麼也沒有對媽媽說，但是放學回來，常常拿出照片，對着爸爸那黑黑的，她覺得似乎很憂傷的眼睛看上很久。
有一天她問： “現在爸爸在哪兒？” 媽媽說： “不知道。
” 等到卡佳要參軍了，媽媽才第一次跟她談起爸爸，卡佳才知道爸爸在一九三七年被捕，知道他再婚的事。
她們一夜沒有睡，談了一夜。
什麼都談。
一向善于隐忍的媽媽跟女兒談了丈夫怎樣把她抛棄，談她怎麼嫉妒，怎樣受辱、受欺負，談她的愛、她的憐惜心。
卡佳感到十分驚訝：人的心靈世界竟有這樣廣大，相形之下，轟轟烈烈的戰争簡直算不上什麼了。
早晨，她向媽媽告别。
媽媽把卡佳的頭摟到自己懷裡，把背包給她套到兩肩上。
卡佳說： “媽媽，我也是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 後來媽媽輕輕推了推她的肩膀，說： “該走啦，卡佳，走吧。
” 于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時此刻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和成年人一樣，她離開了媽媽，離開了家，也許從此不再回來，也許回來已成了永遠告别了自己的不幸而可愛的童年時代的另一個人。
這會兒她在斯大林格勒，跟這座樓裡的頭頭兒格列科夫坐在一起，望着他的大頭，望着他的厚嘴唇和陰沉的臉。
五十九 她來的第一天，有線電話接通了。
這位無線電報話員姑娘因為老半天無事可幹，再加上還沒有和“6—1”号樓裡的人打成一片，所以格外苦悶。
但是，來到“6—1”号樓裡的這第一天，為她接下來的生活做了很多準備。
她了解到，在打得殘破不堪的二樓設有炮兵觀測點，可以向對岸發送情報，二樓的頭頭兒是一名中尉，穿着肮髒的軍裝，戴的眼鏡老是從翹鼻子上往下溜。
她了解到，那個愛發火、愛說髒話的老頭子是從民兵裡來的，因為自己有了迫擊炮長的稱号，感到很神氣。
在高牆與一堆碎磚之間的那些人是工兵，其中的頭頭兒是一個胖子，走起路來皺着眉頭，嘴裡咯咯響，好像腳上長了雞眼。
掌管樓房裡唯一一門大炮的是一個穿水兵服的秃子。
他姓科洛密采夫。
卡佳曾經聽到格列科夫喊他： “喂，科洛密采夫，你睡過頭啦，把天大的好事兒耽誤了。
” 掌管步兵和機槍的頭頭兒是一名淺色胡子的少尉。
他的臉雖然有一圈胡子，卻顯得特别年輕，也許他自己以為，留胡子可以顯得有三十歲，像個上了年紀的人。
下午，大家拿東西給她吃。
她吃面包，就羊肉灌腸。
後來她想起軍裝口袋裡還有水果糖，便悄悄地把一塊糖放進嘴裡。
吃過東西以後，她就想睡覺，雖然四周槍聲很近。
她睡着了，在睡夢中依然咂摸着糖，依然很煩惱、苦悶，等待着災難降臨。
忽然她聽到唱歌的聲音。
她沒有睜眼睛，字字都能聽得很清楚： 往日的傷心事在我胸懷， 像酒，越陳越厲害…… 在夕陽的餘晖照亮的石頭天井裡，站着一個肮髒的、頭發蓬亂的小夥子，手裡拿着一本小書。
紅色的碎磚堆上坐着五六個人，格列科夫躺在大衣上，拿拳頭支着下巴。
有一個像格魯吉亞人的小夥子在聽着，露出不信任的神氣，好像在說：“算啦，别想拿這一套收買我。
” 附近有一顆炮彈爆炸，冒起一團紅紅的磚灰，似乎這團團亂轉的是童話裡的煙霧，坐在紅色磚堆上的人和他們在紅霧裡的武器，似乎是在《伊戈爾遠征記》[57]裡描寫的那個可怕的時日。
姑娘的心忽然顫抖起來，因為她産生了一種荒唐的信心，相信有幸福等待着她。
第二天。
這一天發生了一件事，驚動了已經習慣了一切的樓裡的人們。
二樓的負責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
他手下有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