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1）
關燈
小
中
大
頭上的汗，他像一個拖家帶口的人，他的性格似乎跟可怕的狙擊方面的事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來到掩蔽所裡的其餘的狙擊手，有炮兵中尉舒克林，有托卡廖夫、曼茹裡亞、索洛德基，全都像腼腆而羞澀的小夥子。
巴秋克向狙擊手們詢問着，低着頭，很像一個好學的學生，而不是一個經驗豐富、老謀深算的斯大林格勒戰場上的指揮員。
當他和别茲季科說話的時候，所有坐在這兒的人的眼睛裡都出現了快活的神氣，似乎在等待好笑的事。
“喂，别茲季科，咋樣？” “昨個兒我鬧得德國佬夠嗆，中校同志，您已經知道啦，今個兒早晨，我打死五個德國鬼子，用了四發迫擊炮彈。
” “是啊，可這還比不上舒克林，他一門炮打了十四輛坦克。
” “他打一門炮，因為他的炮兵連就剩一門炮啦。
” “他打壞了德國佬的碉堡呢。
”漂亮的小夥子布拉托夫說了一句，臉就紅了。
“我覺得那不過是普通的掩蔽所。
” “是啊，掩蔽所，”巴秋克說，“今天一顆迫擊炮彈把我的門打掉啦。
”又轉身朝着别茲季科，帶着責備的口氣用烏克蘭語說：“打得這麼準，我還以為是狗崽子别茲季科打的呢。
” 特别腼腆的炮兵眀„準手曼茹裡亞抓起一張餅子，小聲說： “中校同志，這面餅真好。
” 巴秋克拿一顆子彈敲着茶杯，說： “好啦，同志們，咱們言歸正傳。
” 這是一次生産會議，就像工廠裡、田野宿營地上常常召開的那種會議。
但坐在這兒的不是織布工，不是面包工，不是裁縫，談的也不是烤面包，不是打谷。
布拉托夫說，他看到一個德國人摟着一個女人在路上走着，他迫使他們趴到地上，在打死德國佬之前，讓他們爬起來三次，後來又迫使他們趴下，子彈打得離他們的腳兩三厘米的地方直冒煙。
“等他一站起來，我一槍把他打死，他就十字交叉倒在那女人身上了。
” 布拉托夫懶洋洋地說着，他說得使人震驚，因為士兵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使人震驚的事。
“好啦，布拉托夫，不要胡吹。
”紮伊采夫插話說。
“我沒有胡吹，”布拉托夫不解地說，“今天我一共打死七十八個。
政委同志決不會叫人胡吹，你瞧，這是他簽的字。
” 克雷莫夫本想加入談話，很想說，在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國人中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國際主義者……應該記住這一點，要不然就會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者。
但是他沒有說出口。
因為這種思想對作戰沒有好處，不能武裝軍隊，倒是會瓦解武裝。
口齒不清、面色灰白的索洛德基說了說他昨天怎樣打死八個德國佬。
然後他又說： “我是烏曼的集體農莊莊員，法西斯在我們村子裡造了許多孽。
我自己也流了一些血，受了三次傷。
所以我不再做農民，做起了狙擊手。
” 愁眉苦臉的托卡廖夫說了說怎樣選擇好地點，監視德國人取水和去廚房必經的道路，然後又順便說： “我老婆來信說，很多人在莫紮伊城外被抓去殺了，我兒子也被殺了，因為我給他取了一個和列甯相同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裡奇。
” 哈裡莫夫激動地說： “我從來不着慌，等心定了，我才開槍。
我來到前方，有個好朋友古羅夫中士，我教他說烏茲别克語，他教我說俄語。
德國佬把他打死了，我打死十二個德國佬。
我摘了一個軍官的望遠鏡，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政治指導員同志，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
” 狙擊手們創造的這些數字還是使人覺得震驚。
克雷莫夫經常嘲笑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嘲笑葉尼娅和維克托·施特魯姆一聽到富農分子在集體化時期遭殃就唉聲歎氣。
他常常對葉尼娅說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滅敵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殺自己人。
” 現在他很想說說，消滅白黨分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歹徒，以及消滅富農，他一向不手軟，他對革命的敵人從沒有任何恻隐之心，不過，在消滅法西斯的同時，把許多德國工人打死，不應該感到高興。
聽着狙擊手們的話，還是感到可怕，雖然他們都知道他們幹這些事為的是什麼。
紮伊采夫說起他很多天以來在馬馬耶夫岡腳下同一名德國狙擊手的較量。
德國狙擊手知道紮伊采夫在注視着他，他也在注視着紮伊采夫。
他們的本領大緻相當，誰也沒有打到誰。
“昨天他打倒了我們三個人，我坐在小棚子裡，一槍也沒有發，他最後一槍打出來，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側着身子倒下了。
他們那邊走出來一個兵，手裡拿着一摞紙，我坐着，看着……我明白，他知道這兒有狙擊手，一定會打死他們那個兵，可是那個兵走過去了。
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個戰士，他很想看一看。
靜了一陣子。
又有一個德國佬提着水桶跑過去，我還是沒有動。
又過了十幾分鐘，他慢慢欠起身來，站了起來。
我一下子站了起來……” 紮伊采夫沉浸在當時的情景中，在桌子旁邊霍地站了起來，在他臉上閃現過的一種特别的、剛強的表情，現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經不是一個和善的大鼻子小夥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寬寬的額頭、充滿淩厲逼人的必勝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獅子般的強硬而兇狠的殺氣。
“他認出我來，明白了。
我也開槍了。
” 有一陣子鴉雀無聲。
昨天響過那一槍之後大概就是這樣寂靜，而且似乎聽到了那個德國狙擊兵倒下去的響聲。
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轉過臉來，問： “怎麼樣，感興趣嗎？” “很好。
”克雷莫夫隻是回答了一聲，再也沒有說什麼。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裡過夜。
巴秋克咕哝着嘴巴，數着心髒病藥水的滴數往杯子裡倒，然後又往杯子裡倒水。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對克雷莫夫說師裡的事情，不是說戰鬥情況，說的是各種各樣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覺得，巴秋克說的一切，都和戰争一開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關系，他的思想一直牽挂着那件事。
自從克雷莫夫來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有時他覺得自己進入一塊非黨的天地裡。
有時恰恰相反，他覺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氣。
克雷莫夫忽然問道： “中校同志，您入黨很久了吧？” 巴秋克說： “怎麼，政委同志，您覺得我掌握的路線不對頭嗎？” 克雷莫夫沒有立即回答。
他對這位師長說： “您要知道，我是個還算不錯的黨的報告員，常常在工人大會上作報告。
可是在這兒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是别人在開導我，不是我開導别人。
事情就是這麼奇怪。
是的，這就是誰掌握着路線，誰被路線掌握着。
我本來想加入你們的狙擊手們的談話，進行一點糾正。
可是後來我想，聖人面前誇學問，自讨沒趣兒。
不過說實在的，我沒有插嘴，也不光是因為這一點。
政治部就是要報告員使士兵們認識到，紅軍是複仇的軍隊。
可是我卻要從無産階級立場談什麼國際主義。
主要的是鼓起群衆的憤怒來反對敵人嘛！要不然就會像童話裡說的那個糊塗蛋一樣：本來是來參加婚禮的，卻念起追薦亡靈的經文……” 他想了想，又說： “而且也是習慣……黨一般都是鼓起群衆的仇恨和憤怒，使他們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在我們的事業中用不着基督式的人道主義。
我們蘇維埃的人道主義是嚴酷無情的……我們不講客氣……” 他想了想，又說： “當然，我指的不是毫無根據就要把您槍斃那樣的事。
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殺自己人的事，這些事是我們的不幸。
現在德國人侵入工人和農民的國家，那就來吧！戰争畢竟是戰争！他們是罪有應得。
”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說話，可是巴秋克沒有作聲，不是因為他聽了克雷莫夫的話感到無法回答，是他睡着了。
來到掩蔽所裡的其餘的狙擊手，有炮兵中尉舒克林，有托卡廖夫、曼茹裡亞、索洛德基，全都像腼腆而羞澀的小夥子。
巴秋克向狙擊手們詢問着，低着頭，很像一個好學的學生，而不是一個經驗豐富、老謀深算的斯大林格勒戰場上的指揮員。
當他和别茲季科說話的時候，所有坐在這兒的人的眼睛裡都出現了快活的神氣，似乎在等待好笑的事。
“喂，别茲季科，咋樣？” “昨個兒我鬧得德國佬夠嗆，中校同志，您已經知道啦，今個兒早晨，我打死五個德國鬼子，用了四發迫擊炮彈。
” “是啊，可這還比不上舒克林，他一門炮打了十四輛坦克。
” “他打一門炮，因為他的炮兵連就剩一門炮啦。
” “他打壞了德國佬的碉堡呢。
”漂亮的小夥子布拉托夫說了一句，臉就紅了。
“我覺得那不過是普通的掩蔽所。
” “是啊，掩蔽所，”巴秋克說，“今天一顆迫擊炮彈把我的門打掉啦。
”又轉身朝着别茲季科，帶着責備的口氣用烏克蘭語說：“打得這麼準，我還以為是狗崽子别茲季科打的呢。
” 特别腼腆的炮兵眀„準手曼茹裡亞抓起一張餅子，小聲說： “中校同志，這面餅真好。
” 巴秋克拿一顆子彈敲着茶杯，說： “好啦，同志們，咱們言歸正傳。
” 這是一次生産會議，就像工廠裡、田野宿營地上常常召開的那種會議。
但坐在這兒的不是織布工，不是面包工，不是裁縫，談的也不是烤面包，不是打谷。
布拉托夫說，他看到一個德國人摟着一個女人在路上走着，他迫使他們趴到地上，在打死德國佬之前，讓他們爬起來三次，後來又迫使他們趴下，子彈打得離他們的腳兩三厘米的地方直冒煙。
“等他一站起來，我一槍把他打死，他就十字交叉倒在那女人身上了。
” 布拉托夫懶洋洋地說着，他說得使人震驚，因為士兵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使人震驚的事。
“好啦，布拉托夫，不要胡吹。
”紮伊采夫插話說。
“我沒有胡吹，”布拉托夫不解地說，“今天我一共打死七十八個。
政委同志決不會叫人胡吹，你瞧，這是他簽的字。
” 克雷莫夫本想加入談話，很想說，在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國人中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國際主義者……應該記住這一點，要不然就會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者。
但是他沒有說出口。
因為這種思想對作戰沒有好處，不能武裝軍隊，倒是會瓦解武裝。
口齒不清、面色灰白的索洛德基說了說他昨天怎樣打死八個德國佬。
然後他又說： “我是烏曼的集體農莊莊員，法西斯在我們村子裡造了許多孽。
我自己也流了一些血，受了三次傷。
所以我不再做農民，做起了狙擊手。
” 愁眉苦臉的托卡廖夫說了說怎樣選擇好地點，監視德國人取水和去廚房必經的道路，然後又順便說： “我老婆來信說，很多人在莫紮伊城外被抓去殺了，我兒子也被殺了，因為我給他取了一個和列甯相同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裡奇。
” 哈裡莫夫激動地說： “我從來不着慌，等心定了，我才開槍。
我來到前方，有個好朋友古羅夫中士，我教他說烏茲别克語，他教我說俄語。
德國佬把他打死了，我打死十二個德國佬。
我摘了一個軍官的望遠鏡，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政治指導員同志，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
” 狙擊手們創造的這些數字還是使人覺得震驚。
克雷莫夫經常嘲笑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嘲笑葉尼娅和維克托·施特魯姆一聽到富農分子在集體化時期遭殃就唉聲歎氣。
他常常對葉尼娅說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滅敵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殺自己人。
” 現在他很想說說，消滅白黨分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歹徒，以及消滅富農，他一向不手軟，他對革命的敵人從沒有任何恻隐之心，不過，在消滅法西斯的同時，把許多德國工人打死，不應該感到高興。
聽着狙擊手們的話，還是感到可怕，雖然他們都知道他們幹這些事為的是什麼。
紮伊采夫說起他很多天以來在馬馬耶夫岡腳下同一名德國狙擊手的較量。
德國狙擊手知道紮伊采夫在注視着他，他也在注視着紮伊采夫。
他們的本領大緻相當，誰也沒有打到誰。
“昨天他打倒了我們三個人，我坐在小棚子裡，一槍也沒有發，他最後一槍打出來，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側着身子倒下了。
他們那邊走出來一個兵，手裡拿着一摞紙，我坐着，看着……我明白，他知道這兒有狙擊手，一定會打死他們那個兵，可是那個兵走過去了。
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個戰士，他很想看一看。
靜了一陣子。
又有一個德國佬提着水桶跑過去，我還是沒有動。
又過了十幾分鐘，他慢慢欠起身來，站了起來。
我一下子站了起來……” 紮伊采夫沉浸在當時的情景中，在桌子旁邊霍地站了起來，在他臉上閃現過的一種特别的、剛強的表情，現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經不是一個和善的大鼻子小夥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寬寬的額頭、充滿淩厲逼人的必勝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獅子般的強硬而兇狠的殺氣。
“他認出我來，明白了。
我也開槍了。
” 有一陣子鴉雀無聲。
昨天響過那一槍之後大概就是這樣寂靜，而且似乎聽到了那個德國狙擊兵倒下去的響聲。
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轉過臉來，問： “怎麼樣，感興趣嗎？” “很好。
”克雷莫夫隻是回答了一聲，再也沒有說什麼。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裡過夜。
巴秋克咕哝着嘴巴，數着心髒病藥水的滴數往杯子裡倒，然後又往杯子裡倒水。
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對克雷莫夫說師裡的事情，不是說戰鬥情況，說的是各種各樣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覺得，巴秋克說的一切，都和戰争一開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關系，他的思想一直牽挂着那件事。
自從克雷莫夫來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有時他覺得自己進入一塊非黨的天地裡。
有時恰恰相反，他覺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氣。
克雷莫夫忽然問道： “中校同志，您入黨很久了吧？” 巴秋克說： “怎麼，政委同志，您覺得我掌握的路線不對頭嗎？” 克雷莫夫沒有立即回答。
他對這位師長說： “您要知道，我是個還算不錯的黨的報告員，常常在工人大會上作報告。
可是在這兒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是别人在開導我，不是我開導别人。
事情就是這麼奇怪。
是的，這就是誰掌握着路線，誰被路線掌握着。
我本來想加入你們的狙擊手們的談話，進行一點糾正。
可是後來我想，聖人面前誇學問，自讨沒趣兒。
不過說實在的，我沒有插嘴，也不光是因為這一點。
政治部就是要報告員使士兵們認識到，紅軍是複仇的軍隊。
可是我卻要從無産階級立場談什麼國際主義。
主要的是鼓起群衆的憤怒來反對敵人嘛！要不然就會像童話裡說的那個糊塗蛋一樣：本來是來參加婚禮的，卻念起追薦亡靈的經文……” 他想了想，又說： “而且也是習慣……黨一般都是鼓起群衆的仇恨和憤怒，使他們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在我們的事業中用不着基督式的人道主義。
我們蘇維埃的人道主義是嚴酷無情的……我們不講客氣……” 他想了想，又說： “當然，我指的不是毫無根據就要把您槍斃那樣的事。
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殺自己人的事，這些事是我們的不幸。
現在德國人侵入工人和農民的國家，那就來吧！戰争畢竟是戰争！他們是罪有應得。
”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說話，可是巴秋克沒有作聲，不是因為他聽了克雷莫夫的話感到無法回答，是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