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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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出現。
河水有灰色的、紅色的、黑色的，有時像光閃閃的碎玻璃，有時裹在一股股工廠與火車頭噴出的灰煙之中。
在古比雪夫下船的乘客站到了船舷邊。
下船的人并不彼此道别，也不向留下的人點頭緻意。
他們在路上沒有交朋友。
一輛“齊斯—101”牌的小汽車等候着穿黃鼬皮皮襖的老奶奶和她的兩個孫子。
一個穿将軍呢大衣的黃臉男子向老奶奶行了一個軍禮，又跟兩個孩子握了握手。
過了幾分鐘，帶着孩子、提箱和公文包的乘客們消失了，就好像本來就沒有他們似的。
輪船上隻剩下許多軍大衣和棉軍裝。
柳德米拉覺得，這些人都是由共同的命運、勞動和痛苦聯結在一起的，現在她在這些人當中，呼吸起來就輕松些、痛快些了。
可是，她錯了。
二十八 在薩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碼頭，就和一個身穿軍大衣的醉漢相撞，醉漢打了一個趔趄之後，一把把她推開，又罵了一句髒話。
柳德米拉順着石子鋪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會兒，停了下來，喘着粗氣，回頭看了看。
那輪船在下面，在一個個灰色的碼頭貨棧中間顯得很白。
輪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别，發出低低的、斷續的汽笛聲，好像在說：“你走吧，走吧！”于是她走了。
在上電車的時候，一些年輕女子一聲不響地拼命推擠老年人和病弱的人。
有一個頭戴紅軍帽的盲人，看樣子是從軍醫院出來不久的，還不會摸索着單獨行動，兩隻腳急急慌慌地倒換着，拿小棍兒在面前直搗。
他像個孩子一樣急切地抓住一個不怎麼年輕的婦女的衣袖。
那婦女把胳膊一抽，朝旁邊跨了一步，釘了鐵掌的靴底在石子路面上叮當響了兩聲。
他還要去抓她的袖子，并且連忙解釋說： “請幫我上車，我是剛從軍醫院出來的。
” 那婦女罵了一聲，把瞎了眼的傷兵一推，那傷兵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馬路上。
柳德米拉看了看那婦女的臉。
這種無人性的表情是從哪兒來的？來自什麼？是來自她在童年經曆過的一九二一年的饑荒？來自一九三〇年的大批大批的死亡？還是來自窮困艱難的生活？ 那盲人愣了一會兒，然後一下子站起來，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
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在空中敲打着，在這種亂搖亂打中，表達着他對冷酷的明眼人的世界的痛恨。
人們推搡挨擠着往車上爬，他站在那裡又哭又叫。
柳德米拉懷着希望和摯愛，把他們聯結為一個辛勞、貧窮、善良和痛苦的大家庭的這些人，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堅決不做人道的事情。
他們似乎商量好了要推翻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穿油污衣裳、在勞動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腸必定是善良的。
柳德米拉的心觸到一種令人難受的、黑沉沉的東西，就好像來到俄羅斯那數千裡的貧瘠土地上，感到寒冷與黑暗，這是置身現實生活的凍土帶時的無可奈何。
柳德米拉問女售票員，應該在哪兒下車。
女售票員冷冷地說： “我已經說過了。
你聾了嗎？” 有些乘客站在電車通道上。
問他們是不是要下車，他們也不回答，像石頭一樣，動也不動。
過去柳德米拉曾經上過薩拉托夫女子中學初級預備班。
冬天的早晨，她坐在飯桌旁，悠蕩着兩條腿，喝着茶，她心愛的父親給她往熱烘烘的白面包上抹奶油，燈光映照在茶炊圓圓的肚子上。
她不願意離開父親溫暖的手，不願丢下熱烘烘的面包，不願離開熱氣騰騰的茶炊。
似乎那時在這座城市裡沒有寒風，沒有饑餓，沒有自殺的人，醫院裡沒有奄奄一息的孩子，隻有溫暖，溫暖，溫暖。
她的大姐索菲亞死于喉炎，就葬在這裡的墳地。
媽媽給大姐取名索菲亞，為的是紀念因為謀刺沙皇而被處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亞·裡沃菲娜·佩羅夫斯卡娅。
爺爺好像也葬在這裡的墳地。
她來到一座三層的學校大樓跟前，這就是托裡亞所在的軍醫院。
門口沒有崗哨。
她覺得這是好兆頭。
她感覺到醫院裡的空氣，氣味是那樣濃重，就連凍得要死的人也不會喜歡這裡的溫暖，甯願
河水有灰色的、紅色的、黑色的，有時像光閃閃的碎玻璃，有時裹在一股股工廠與火車頭噴出的灰煙之中。
在古比雪夫下船的乘客站到了船舷邊。
下船的人并不彼此道别，也不向留下的人點頭緻意。
他們在路上沒有交朋友。
一輛“齊斯—101”牌的小汽車等候着穿黃鼬皮皮襖的老奶奶和她的兩個孫子。
一個穿将軍呢大衣的黃臉男子向老奶奶行了一個軍禮，又跟兩個孩子握了握手。
過了幾分鐘，帶着孩子、提箱和公文包的乘客們消失了，就好像本來就沒有他們似的。
輪船上隻剩下許多軍大衣和棉軍裝。
柳德米拉覺得，這些人都是由共同的命運、勞動和痛苦聯結在一起的，現在她在這些人當中，呼吸起來就輕松些、痛快些了。
可是，她錯了。
二十八 在薩拉托夫迎接柳德米拉的是粗暴和冷酷。
她一踏上碼頭，就和一個身穿軍大衣的醉漢相撞，醉漢打了一個趔趄之後，一把把她推開，又罵了一句髒話。
柳德米拉順着石子鋪砌的很陡的岸坡往上爬，爬了一會兒，停了下來，喘着粗氣，回頭看了看。
那輪船在下面，在一個個灰色的碼頭貨棧中間顯得很白。
輪船好像知道她在向它告别，發出低低的、斷續的汽笛聲，好像在說：“你走吧，走吧！”于是她走了。
在上電車的時候，一些年輕女子一聲不響地拼命推擠老年人和病弱的人。
有一個頭戴紅軍帽的盲人，看樣子是從軍醫院出來不久的，還不會摸索着單獨行動，兩隻腳急急慌慌地倒換着，拿小棍兒在面前直搗。
他像個孩子一樣急切地抓住一個不怎麼年輕的婦女的衣袖。
那婦女把胳膊一抽，朝旁邊跨了一步，釘了鐵掌的靴底在石子路面上叮當響了兩聲。
他還要去抓她的袖子，并且連忙解釋說： “請幫我上車，我是剛從軍醫院出來的。
” 那婦女罵了一聲，把瞎了眼的傷兵一推，那傷兵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馬路上。
柳德米拉看了看那婦女的臉。
這種無人性的表情是從哪兒來的？來自什麼？是來自她在童年經曆過的一九二一年的饑荒？來自一九三〇年的大批大批的死亡？還是來自窮困艱難的生活？ 那盲人愣了一會兒，然後一下子站起來，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
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在空中敲打着，在這種亂搖亂打中，表達着他對冷酷的明眼人的世界的痛恨。
人們推搡挨擠着往車上爬，他站在那裡又哭又叫。
柳德米拉懷着希望和摯愛，把他們聯結為一個辛勞、貧窮、善良和痛苦的大家庭的這些人，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堅決不做人道的事情。
他們似乎商量好了要推翻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穿油污衣裳、在勞動中弄黑了手的人，心腸必定是善良的。
柳德米拉的心觸到一種令人難受的、黑沉沉的東西，就好像來到俄羅斯那數千裡的貧瘠土地上，感到寒冷與黑暗，這是置身現實生活的凍土帶時的無可奈何。
柳德米拉問女售票員，應該在哪兒下車。
女售票員冷冷地說： “我已經說過了。
你聾了嗎？” 有些乘客站在電車通道上。
問他們是不是要下車，他們也不回答，像石頭一樣，動也不動。
過去柳德米拉曾經上過薩拉托夫女子中學初級預備班。
冬天的早晨，她坐在飯桌旁，悠蕩着兩條腿，喝着茶，她心愛的父親給她往熱烘烘的白面包上抹奶油，燈光映照在茶炊圓圓的肚子上。
她不願意離開父親溫暖的手，不願丢下熱烘烘的面包，不願離開熱氣騰騰的茶炊。
似乎那時在這座城市裡沒有寒風，沒有饑餓，沒有自殺的人，醫院裡沒有奄奄一息的孩子，隻有溫暖，溫暖，溫暖。
她的大姐索菲亞死于喉炎，就葬在這裡的墳地。
媽媽給大姐取名索菲亞，為的是紀念因為謀刺沙皇而被處死的女革命家索菲亞·裡沃菲娜·佩羅夫斯卡娅。
爺爺好像也葬在這裡的墳地。
她來到一座三層的學校大樓跟前，這就是托裡亞所在的軍醫院。
門口沒有崗哨。
她覺得這是好兆頭。
她感覺到醫院裡的空氣，氣味是那樣濃重，就連凍得要死的人也不會喜歡這裡的溫暖，甯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