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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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你的額頭、頭發。
你要記住，在幸福的日子裡，在痛苦的時候，都有母愛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愛殺死。
我的好維佳……這就是媽媽給你最後一封信的最後一句話。
活下去，活下去，永遠活下去…… 十九 戰争爆發前維克托從來沒有想到他和母親都是猶太人。
不論在小時候還是上大學時期，母親都沒有跟他說起這一點。
他在莫斯科大學的那幾年裡，沒有一位同學、一位教授、一位班級領導跟他提過這種事兒。
戰前不論在研究所還是在科學院裡，從來沒聽到有人談這種事兒。
他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跟娜佳談談這種事兒—對她說一說，她的母親是俄羅斯人，父親是猶太人。
愛因斯坦和普朗克[19]時代竟成了希特勒時代。
秘密警察和科學昌盛同時出現。
十九世紀，質樸物理學的世紀，與二十世紀相比，多麼人道！二十世紀殺死了它的母親。
法西斯主義的原理和現代物理學的原理有可怕的相似之處。
法西斯主義根本沒有個性的概念，沒有“人”的概念，把一切看作大規模的總體。
現代物理學談的是物理個體的這種或那種總和中出現一些現象的最大與最小可能性。
難道法西斯在其可怖的秘密機構中奉行的不也是量子政治和政治概率論嗎？ 法西斯主張消滅居民中一些階層，消滅一些民族和種族，其根據是在這些階層和民族中，人們進行公然和隐蔽的反抗的概率大于其他階層和民族。
隻講概率和整體。
不過，當然不能這樣！毫無疑問，法西斯之所以一定會滅亡，正因為它将原子和砂石的規律應用于人類。
法西斯和人類不能共存。
法西斯要是勝利了，人類将不再存在，隻剩下一些實質已經改變的人形皮囊的動物。
等到富于理性和良知的人類勝利了，法西斯就會滅亡，被壓迫者又會重新成為人。
這不等于承認契貝任關于發面桶的說法嗎？今年夏天他還和契貝任争論，反對這種說法。
他覺得，那一次同契貝任談話已經過了很長很長時間，從那個莫斯科的夏日黃昏到今天，似乎已經有幾十年過去了。
似乎那不是維克托·施特魯姆，而是另一個人走在當時的喇叭廣場上，激動地傾聽，信心十足地熱烈地争論。
母親……瑪露霞……托裡亞…… 有時候，他覺得科學是欺騙，使他看不見現實生活的瘋狂與殘酷。
也許，科學成為可怕的時代的同伴，成為其盟友，不是偶然的。
他感到多麼孤獨啊。
沒有人跟他談談自己這些想法。
契貝任離得很遠。
波斯托耶夫會感到這一切很奇怪，沒意思。
索科洛夫傾向于神秘主義，對于暴虐者的殘酷與淩辱表現出一種奇怪的宗教式的順從情緒。
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的是兩位卓越的科學家，一位是實驗物理學家馬爾科夫，一位是又放蕩又聰明的薩沃斯季揚諾夫。
但是如果維克托跟他們談這些事，他們會認為他是瘋子。
他從抽屜裡拿出母親的信，又讀起來。
“維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裡，雖然我在戰線這邊，在圍了鐵蒺藜的猶太人隔離區裡……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結束呀？……” 仿佛一把冰冷的尖刀戳進他的咽喉…… 二十 柳德米拉從信箱裡抽出一封軍郵信。
她大步走進房間，把信封對着亮光，從老大的信封上撕去一條邊兒。
有一刹那她覺得，從信封裡抖摟出來的将是托裡亞的相片：小小的，脖子還擎不住頭，光着屁股躺着，兩條小腿像狗熊一樣盤着，撅着小嘴。
不知怎的，她似乎不是在看信，而是在專心吸取那一行行文字，那是文化不高的寫信人特有的工整字體。
吸着吸着，她明白了：他活着，活着！ 她弄清楚了，托裡亞的胸部和腰側受了重傷，流了很多血，身體十分虛弱，自己不能寫信，四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發燒……可是，幸福的淚水遮住了她的眼睛，一會兒之前她還是多麼絕望啊！ 她走到樓梯上，看過了信的前面幾行，便放心地朝柴棚子裡走去。
她在寒冷而幽暗的柴棚裡看完了信的中間和結尾部分，這才想到，這信是臨死前跟她告别。
柳德米拉把劈柴往麻袋裡塞。
雖然她過去常常就診的莫斯科加加林胡同門診所的醫生囑咐她不能舉三公斤以上的東西，而且隻能做緩慢而從容的動作，這一次她卻像個農婦一樣，哼哧一聲，把滿滿一麻袋濕劈柴扛到肩上，一口氣上了二樓。
她把麻袋往地上一放，桌上的碗盞叮叮當當亂晃起來。
柳德米拉穿起大衣，裹上頭巾，來到街上。
行人從她身邊走過，又回過頭來看她。
她穿過大街，一輛電車發出尖利的鈴聲，電車司機朝她揚了揚拳頭。
如果向右一拐，就可以順着一條胡同到母親工作的工廠去。
如果托裡亞死了，他的父親也不會知道，到哪一個集中營裡找他去呀，也許，他早就死了……柳德米拉朝維克托的研究所走去。
走到索科洛夫家門前，順步走進院子，敲了敲窗子，窗簾依然沒有拉開—瑪利亞不在家。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剛剛回自己房間了。
”有一個人對她說。
她也道了謝。
雖然她沒弄明白是誰跟她說話，是熟識的人還是不熟識的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于是她順着試驗大廳朝前走去，大廳裡像往常一樣，似乎很少有人在幹事情。
總覺得這兒的男人或者在聊天，或者抽着煙在看書，女人總是忙活着：用燒瓶煮茶，用溶劑洗指甲，或者織毛衣。
她看到一些小東西，幾十樣小東西，還看到試驗員卷煙用的紙。
來到維克托的工作室裡，幾個人大聲跟她打招呼，索科洛夫快步朝她走來，幾乎是跑到她跟前，搖晃着一個老大的白信封，說： “咱們有希望啦，這是回遷的計劃和安排，要咱們帶着所有的東西、儀器設備和家小回莫斯科去。
不壞吧？雖然日期還沒有定下來。
不過總是有這回事兒！” 她覺得他那喜洋洋的臉和眼睛是可憎的。
難道瑪利亞會這樣歡歡喜喜跑到她跟前嗎？不會，不會。
瑪利亞一下子就會明白的，看到她的臉就完全能看出來。
要是知道她在這裡會看到這麼多喜洋洋的臉，她肯定不會來找維克托的。
維克托也是高興的，到晚上他會把高興帶回家裡去，娜佳會感到幸福的，他們就要離開可憎的喀山了。
這種歡喜是青春的鮮血換來的。
所有的人，不論多少人，能抵得上這青春的鮮血嗎？ 她帶着責難的神情擡眼望着丈夫。
他那一雙會意的、充滿不安神氣的眼睛也望着她的一雙陰沉的眼睛。
等到剩下他們兩個人，他告訴她，剛才她一進來，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看完了信，一遍又一遍地說： “沒法子呀，天啊，沒法子。
” 維克托穿起大衣，他們便朝門口走去。
“我今天不來了。
”他對索科洛夫說。
索科洛夫正跟新派來的人事處長杜賓科夫站在一起。
杜賓科夫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腦袋，肥大而講究的上衣裹在寬闊的肩膀上依然顯得緊巴巴的。
維克托把柳德米拉的手放開一小會兒，小聲對杜賓科夫說： “我們想着手編遷回莫斯科的表單，但今天不行了，以後我再告訴您。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不用操心，”杜賓科夫低聲說，“目前還不必着急。
這是将來的計劃，一切草拟工作由我來幹。
” 索科洛夫招了招手，點了點頭，維克托便知道索科洛夫已經猜到他又遇到難過的事兒了。
冷風在大街上飛馳着，卷起一股股灰塵，忽而像繩子一樣滴溜溜繞圈兒，忽而一下子撒開去，就好像扔掉不能吃的發黑的糧食。
冷風飕飕，樹枝像敲骨頭一樣嘎嘎直響，電車軌泛着寒冷的青光，一派凜冽肅殺景象。
柳德米拉轉過臉來。
凍僵的、消瘦的臉因為痛苦顯得年輕了。
她朝着丈夫，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
他們過去養過一隻貓，初次生崽就難産死了。
這貓在瀕死之時，慢慢爬到維克托跟前，嗚咽着，瞪大發亮的眼睛望着他。
可是，在這無邊無涯、空蕩蕩的天空下，在這無情的、灰塵滾滾的大地上，又能向誰懇求、向誰祈禱呢？ “這是我工作過的軍醫院。
”她随口說。
“柳德米拉，”他忽然說，“你上軍醫院去一下，可以弄清楚這封軍郵信是從哪兒來的。
以前怎麼沒有想到呀!” 他看着柳德米拉上了台階，跟值班人員交談起來。
維克托走到角落裡，後來又回到軍醫院門口。
行人匆匆走過，大都帶着網兜和玻璃罐，玻璃罐裡盛着灰色的菜湯，菜湯裡遊蕩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
“維克托。
”妻子喊他。
他從她的聲音聽出來，她已經鎮定下來了。
“是這樣的，”她說，“這是從薩拉托夫來的。
不久前一位副主任醫生上那兒去過。
他把那兒的街道和門牌号寫給我了。
” 馬上出現了許多事情和問題：什麼時候輪船開到，怎樣能買到船票，要帶一些吃的用的，要借錢，要弄一封證明信。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的時候既沒帶用的，也沒帶吃的，甚至沒帶什麼錢，也沒有票，是趁上船時又擠又亂，擠上去的。
她帶走的隻是在黑暗的秋日黃昏同母親、丈夫、娜佳分别時的印象。
黑黑的波浪在舷邊喧響，下遊來的風吹打着，呼嘯着，掀起一陣陣水珠和飛沫。
你要記住，在幸福的日子裡，在痛苦的時候，都有母愛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愛殺死。
我的好維佳……這就是媽媽給你最後一封信的最後一句話。
活下去，活下去，永遠活下去…… 十九 戰争爆發前維克托從來沒有想到他和母親都是猶太人。
不論在小時候還是上大學時期，母親都沒有跟他說起這一點。
他在莫斯科大學的那幾年裡，沒有一位同學、一位教授、一位班級領導跟他提過這種事兒。
戰前不論在研究所還是在科學院裡，從來沒聽到有人談這種事兒。
他從來也沒有想到要跟娜佳談談這種事兒—對她說一說，她的母親是俄羅斯人，父親是猶太人。
愛因斯坦和普朗克[19]時代竟成了希特勒時代。
秘密警察和科學昌盛同時出現。
十九世紀，質樸物理學的世紀，與二十世紀相比，多麼人道！二十世紀殺死了它的母親。
法西斯主義的原理和現代物理學的原理有可怕的相似之處。
法西斯主義根本沒有個性的概念，沒有“人”的概念，把一切看作大規模的總體。
現代物理學談的是物理個體的這種或那種總和中出現一些現象的最大與最小可能性。
難道法西斯在其可怖的秘密機構中奉行的不也是量子政治和政治概率論嗎？ 法西斯主張消滅居民中一些階層，消滅一些民族和種族，其根據是在這些階層和民族中，人們進行公然和隐蔽的反抗的概率大于其他階層和民族。
隻講概率和整體。
不過，當然不能這樣！毫無疑問，法西斯之所以一定會滅亡，正因為它将原子和砂石的規律應用于人類。
法西斯和人類不能共存。
法西斯要是勝利了，人類将不再存在，隻剩下一些實質已經改變的人形皮囊的動物。
等到富于理性和良知的人類勝利了，法西斯就會滅亡，被壓迫者又會重新成為人。
這不等于承認契貝任關于發面桶的說法嗎？今年夏天他還和契貝任争論，反對這種說法。
他覺得，那一次同契貝任談話已經過了很長很長時間，從那個莫斯科的夏日黃昏到今天，似乎已經有幾十年過去了。
似乎那不是維克托·施特魯姆，而是另一個人走在當時的喇叭廣場上，激動地傾聽，信心十足地熱烈地争論。
母親……瑪露霞……托裡亞…… 有時候，他覺得科學是欺騙，使他看不見現實生活的瘋狂與殘酷。
也許，科學成為可怕的時代的同伴，成為其盟友，不是偶然的。
他感到多麼孤獨啊。
沒有人跟他談談自己這些想法。
契貝任離得很遠。
波斯托耶夫會感到這一切很奇怪，沒意思。
索科洛夫傾向于神秘主義，對于暴虐者的殘酷與淩辱表現出一種奇怪的宗教式的順從情緒。
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的是兩位卓越的科學家，一位是實驗物理學家馬爾科夫，一位是又放蕩又聰明的薩沃斯季揚諾夫。
但是如果維克托跟他們談這些事，他們會認為他是瘋子。
他從抽屜裡拿出母親的信，又讀起來。
“維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裡，雖然我在戰線這邊，在圍了鐵蒺藜的猶太人隔離區裡……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結束呀？……” 仿佛一把冰冷的尖刀戳進他的咽喉…… 二十 柳德米拉從信箱裡抽出一封軍郵信。
她大步走進房間，把信封對着亮光，從老大的信封上撕去一條邊兒。
有一刹那她覺得，從信封裡抖摟出來的将是托裡亞的相片：小小的，脖子還擎不住頭，光着屁股躺着，兩條小腿像狗熊一樣盤着，撅着小嘴。
不知怎的，她似乎不是在看信，而是在專心吸取那一行行文字，那是文化不高的寫信人特有的工整字體。
吸着吸着，她明白了：他活着，活着！ 她弄清楚了，托裡亞的胸部和腰側受了重傷，流了很多血，身體十分虛弱，自己不能寫信，四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發燒……可是，幸福的淚水遮住了她的眼睛，一會兒之前她還是多麼絕望啊！ 她走到樓梯上，看過了信的前面幾行，便放心地朝柴棚子裡走去。
她在寒冷而幽暗的柴棚裡看完了信的中間和結尾部分，這才想到，這信是臨死前跟她告别。
柳德米拉把劈柴往麻袋裡塞。
雖然她過去常常就診的莫斯科加加林胡同門診所的醫生囑咐她不能舉三公斤以上的東西，而且隻能做緩慢而從容的動作，這一次她卻像個農婦一樣，哼哧一聲，把滿滿一麻袋濕劈柴扛到肩上，一口氣上了二樓。
她把麻袋往地上一放，桌上的碗盞叮叮當當亂晃起來。
柳德米拉穿起大衣，裹上頭巾，來到街上。
行人從她身邊走過，又回過頭來看她。
她穿過大街，一輛電車發出尖利的鈴聲，電車司機朝她揚了揚拳頭。
如果向右一拐，就可以順着一條胡同到母親工作的工廠去。
如果托裡亞死了，他的父親也不會知道，到哪一個集中營裡找他去呀，也許，他早就死了……柳德米拉朝維克托的研究所走去。
走到索科洛夫家門前，順步走進院子，敲了敲窗子，窗簾依然沒有拉開—瑪利亞不在家。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剛剛回自己房間了。
”有一個人對她說。
她也道了謝。
雖然她沒弄明白是誰跟她說話，是熟識的人還是不熟識的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于是她順着試驗大廳朝前走去，大廳裡像往常一樣，似乎很少有人在幹事情。
總覺得這兒的男人或者在聊天，或者抽着煙在看書，女人總是忙活着：用燒瓶煮茶，用溶劑洗指甲，或者織毛衣。
她看到一些小東西，幾十樣小東西，還看到試驗員卷煙用的紙。
來到維克托的工作室裡，幾個人大聲跟她打招呼，索科洛夫快步朝她走來，幾乎是跑到她跟前，搖晃着一個老大的白信封，說： “咱們有希望啦，這是回遷的計劃和安排，要咱們帶着所有的東西、儀器設備和家小回莫斯科去。
不壞吧？雖然日期還沒有定下來。
不過總是有這回事兒！” 她覺得他那喜洋洋的臉和眼睛是可憎的。
難道瑪利亞會這樣歡歡喜喜跑到她跟前嗎？不會，不會。
瑪利亞一下子就會明白的，看到她的臉就完全能看出來。
要是知道她在這裡會看到這麼多喜洋洋的臉，她肯定不會來找維克托的。
維克托也是高興的，到晚上他會把高興帶回家裡去，娜佳會感到幸福的，他們就要離開可憎的喀山了。
這種歡喜是青春的鮮血換來的。
所有的人，不論多少人，能抵得上這青春的鮮血嗎？ 她帶着責難的神情擡眼望着丈夫。
他那一雙會意的、充滿不安神氣的眼睛也望着她的一雙陰沉的眼睛。
等到剩下他們兩個人，他告訴她，剛才她一進來，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看完了信，一遍又一遍地說： “沒法子呀，天啊，沒法子。
” 維克托穿起大衣，他們便朝門口走去。
“我今天不來了。
”他對索科洛夫說。
索科洛夫正跟新派來的人事處長杜賓科夫站在一起。
杜賓科夫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腦袋，肥大而講究的上衣裹在寬闊的肩膀上依然顯得緊巴巴的。
維克托把柳德米拉的手放開一小會兒，小聲對杜賓科夫說： “我們想着手編遷回莫斯科的表單，但今天不行了，以後我再告訴您。
”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不用操心，”杜賓科夫低聲說，“目前還不必着急。
這是将來的計劃，一切草拟工作由我來幹。
” 索科洛夫招了招手，點了點頭，維克托便知道索科洛夫已經猜到他又遇到難過的事兒了。
冷風在大街上飛馳着，卷起一股股灰塵，忽而像繩子一樣滴溜溜繞圈兒，忽而一下子撒開去，就好像扔掉不能吃的發黑的糧食。
冷風飕飕，樹枝像敲骨頭一樣嘎嘎直響，電車軌泛着寒冷的青光，一派凜冽肅殺景象。
柳德米拉轉過臉來。
凍僵的、消瘦的臉因為痛苦顯得年輕了。
她朝着丈夫，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
他們過去養過一隻貓，初次生崽就難産死了。
這貓在瀕死之時，慢慢爬到維克托跟前，嗚咽着，瞪大發亮的眼睛望着他。
可是，在這無邊無涯、空蕩蕩的天空下，在這無情的、灰塵滾滾的大地上，又能向誰懇求、向誰祈禱呢？ “這是我工作過的軍醫院。
”她随口說。
“柳德米拉，”他忽然說，“你上軍醫院去一下，可以弄清楚這封軍郵信是從哪兒來的。
以前怎麼沒有想到呀!” 他看着柳德米拉上了台階，跟值班人員交談起來。
維克托走到角落裡，後來又回到軍醫院門口。
行人匆匆走過，大都帶着網兜和玻璃罐，玻璃罐裡盛着灰色的菜湯，菜湯裡遊蕩着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
“維克托。
”妻子喊他。
他從她的聲音聽出來，她已經鎮定下來了。
“是這樣的，”她說，“這是從薩拉托夫來的。
不久前一位副主任醫生上那兒去過。
他把那兒的街道和門牌号寫給我了。
” 馬上出現了許多事情和問題：什麼時候輪船開到，怎樣能買到船票，要帶一些吃的用的，要借錢，要弄一封證明信。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的時候既沒帶用的，也沒帶吃的，甚至沒帶什麼錢，也沒有票，是趁上船時又擠又亂，擠上去的。
她帶走的隻是在黑暗的秋日黃昏同母親、丈夫、娜佳分别時的印象。
黑黑的波浪在舷邊喧響，下遊來的風吹打着，呼嘯着，掀起一陣陣水珠和飛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