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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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準買黃油、雞蛋、牛奶、水果、白面包、肉、除土豆以外的所有蔬菜；在市場上買東西隻準許在傍晚六點以後，即在農民漸漸離開市場的時候。
老城區圍上鐵蒺藜，不準外出，隻能在監押下進行強制性勞動。
如發現猶太人藏在俄羅斯人家裡，罪同窩藏遊擊隊，對窩藏者處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農村的一位老漢，他從附近一個丘得諾夫鎮上來。
他親眼看見，當地所有的猶太人都帶着包袱和提包被趕進了樹林，槍聲和凄慘的叫喊聲在樹林裡響了一整天。
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回來。
住在舒金丈人家裡的德國人夜裡很晚才回來，都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喝到天亮。
又喝又唱，還當着老頭子的面分那些胸針、戒指、手镯。
我不知道，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還是也在等待着我們的厄運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紀猶太隔離區的一路上，多麼傷心啊。
我在城市裡走着，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
我們先是走在空蕩蕩的蠟燭街上。
但是等我們來到尼科爾街上，就看到幾百個人前往那被詛咒的隔離區。
因為許許多多白包袱、白枕頭，一條街都變白了。
生病的便由人攙着。
馬爾古裡斯大夫癱瘓的老父親由兩個人擡着。
一個年輕人抱着老母親，妻子和幾個孩子背着包袱跟在後面。
食品雜貨店經理戈爾頓是個胖子，走得氣喘籲籲，穿着皮領大衣，臉上的汗直往下流。
有一個年輕人使我吃驚：他沒有帶東西，頭擡得高高的，面前拿着打開的一本書，臉上是一副傲視一切和鎮定的神氣。
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吓瘋了的人啊。
我們在馬路上走着，許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陣子我跟馬爾古裡斯一家人走在一起，聽到一些婦女同情的歎息聲。
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爾頓，雖然他的樣子很可怕，并不可笑。
我看到許多熟悉的臉。
有些人輕輕向我點頭，跟我告别，有些人轉過臉去。
我覺得，在人群中沒有完全平靜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災樂禍的，但是有幾次我也看到哭紅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兩種人。
一種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猶太男人和裹了毛頭巾的女人。
另一種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裝的人。
女人穿着淡顔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着繡花的烏克蘭襯衫。
我覺得，似乎太陽也不再為走在馬路上的猶太人發光了，似乎他們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裡。
在隔離區入口處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給我指了指鐵絲網邊一塊地方，說以後給我送東西就在那兒會面。
你可知道，維佳，我進了鐵絲網，是什麼樣的感覺？原以為，我會十分害怕的。
其實不然，在這種牲口圈裡我心裡倒是輕快些。
決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奴性。
不是。
決不是。
周圍都是跟我相同命運的人，在隔離區裡我不需要像馬一樣在馬路上走，沒有惡意的目光，熟識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
在這牲口圈裡，大家都帶着法西斯強加給我們的标記，因此在這裡這種标記并不多麼刺我的心。
在這兒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難的人。
因此我輕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土坯房裡。
施佩林有兩個成年的女兒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兒子。
我有時看着這孩子痩瘦的小臉和憂傷的大眼睛，看了很久。
他叫尤拉，可是有兩次我喊他維佳，他給我糾正：“我是尤拉，不是維佳。
” 人的性格多麼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歲的年紀依然充滿了精力。
他弄到褥墊、煤油、一大車劈柴。
夜裡又弄來一袋面粉、半袋豆角。
他不論弄到什麼，都十分高興，就像一個新婚的男子。
昨天他又挂起壁毯。
他一再地說：“沒什麼，沒什麼，咱們能挨過去。
要緊的是準備些吃的和燒的。
” 他對我說，應當在隔離區辦學校。
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語，每節課報酬一碟子菜湯。
我答應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鮑莉索芙娜常常歎氣：“全完啦，咱們完啦。
”可是一面這樣，一面監視着大女兒柳芭，防備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塊面包送給别人。
柳芭是一個善良而可愛的姑娘。
媽媽喜歡的小女兒阿莉娅卻壞到了頂點：又厲害，又多疑，又小氣；常常罵父親，罵姐姐。
戰争前夕她從莫斯科到這兒來探親，就待在這兒沒有走。
我的天，這周圍多麼窮啊！要是有人說猶太人有錢，說猶太人總是攢着錢準備過災難的日子，那就請他上我們舊城區來看看吧！災難的日子來了，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災難了。
要知道，在老城裡不光是帶着十五公斤東西搬來的人，這兒還有長久的住戶，有老匠人，有工人，有護士。
他們住得多擁擠呀！吃得多麼壞呀！更叫人難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爛爛的土坯房！ 維堅卡[18]，我在這兒看到很多壞人—這些人又貪婪，又狡猾，甚至時時刻刻準備出賣一切投靠敵人。
這兒有一個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從波蘭一個小城來到我們這裡的。
他戴着袖章，常常跟德國人一起進行搜查，參加審訊，和烏克蘭警察一起喝酒，他們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錢，要東西。
我見過他兩次。
這人高高的個兒，非常漂亮，穿着講究的奶油色西裝，就連縫在胸前的黃色六角星，也顯得像黃黃的菊花。
不過，我還想對你說說别的事。
我以往從來沒感到自己是猶太人，我從小就生活在俄羅斯朋友的圈子裡，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的全俄代表大會上，我同觀劇的代表一起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萬尼亞舅舅》流下眼淚。
當年，維堅卡，當我還是一個十四歲女孩子的時候，我們家要動身遷往南美洲。
我對爸爸說：“我決不離開俄羅斯，要不然我就投河。
”所以我就沒有走。
在這災難的日子裡，我心中充滿了對猶太民族的母愛。
以前我從不曾有過這種愛。
好孩子，我覺得這種愛就像我對你的愛。
我常常上病人家裡去，小小的屋子裡往往擠着幾十個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婦。
我習慣在人的眼睛裡尋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内障症候。
現在我不能那樣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裡我看到的隻是心靈的反映。
維堅卡呀，都是美好的心靈！這是悲哀而善良，苦難而樂觀，屈從于強權壓制而又超越了強權的心靈。
維佳，這是多麼剛強的心靈！ 你要知道，有些老頭子、老奶奶多麼關心地向我問到你呀。
有些人多麼熱心地安慰我，雖然我從來沒有對他們訴過苦，雖然他們的境遇比我更慘。
有時我覺得，不是我去給人治病，而是好心的人民這個醫生在醫治我的心靈。
為了酬謝我的治療，他們送給我一塊面包、幾個蔥頭或者一把豆角，這是多麼令人感動。
維堅卡，你要知道，這決不是出診費！有一次，一個老工人攥住我的手，一面往我的小包裡塞幾個土豆，一面說：‘唉，唉，大夫，請您原諒。
’我的眼裡湧出了淚水。
這裡面有一種純潔、善良、可親的東西，我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
我不想安慰你，說我現在過得很好；我的心并沒有痛得撕裂成碎片，你可能會感到吃驚。
但是你不要太難受，不要以為我挨餓，這段時間我還從來沒有挨過餓。
還有，我也不感覺自己是孤獨的。
這兒的人究竟怎樣呢？好也好得使我吃驚，壞也壞得使我吃驚。
人與人大不相同，雖然都經曆着同樣的命運。
電閃雷鳴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想方設法盡量躲避大雨，但是你要知道，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一樣。
而且躲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施佩林大夫相信，對猶太人的迫害是暫時的，是戰争時期的事。
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少的。
我看到，一些人越是樂觀，器量越小，越是自私。
如果在吃飯時候有人來了，阿莉娅和她媽媽都要趕緊把吃的東西藏起來。
施佩林對我态度很好，尤其因為我吃得很少，我帶回來的東西總是吃不了。
但是我決定離開他們，跟他們在一起很不舒服。
我要另找安身的地方。
一個人越是悲傷，越不指望活下去，就越是大方、善良，心腸越好。
那些命定要死的窮人、白鐵匠、裁縫們，比起那些千方百計積攢吃食兒的人，要高尚得多，慷慨得多，也聰明得多。
那些年紀輕輕的女教員、古怪的老教師和象棋高手施皮爾貝格、文靜本分的圖書館女管理員、比小孩子還無用然而一直幻想制造土手榴彈把隔離區武裝起來的工程師萊維奇，他們都是些多麼古怪、多麼不實際、多麼可愛、多麼悲傷、多麼善良的人啊。
在這兒我看出來，希望幾乎永遠跟理智沒有什麼聯系，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覺得，希望出自本能。
維佳，人總是滿懷希望地活着，就好像今後還要活很多很多年。
無法知道這是愚蠢還是聰明，不過情形就是這樣。
我也服從這一規律。
這裡也有兩個婦女從鎮上來，也對我說了我的朋友舒金對我說的事。
附近的德國人見到猶太人就殺，也不憐惜老弱婦孺。
德國人和警察常常乘汽車來，抓幾十名男子去挖土溝，過兩三天，德國人把猶太人趕到土溝邊，開槍屠殺，一個不留。
城市周圍的村鎮到處出現這種掩埋猶太人的丘墳。
隔壁住着一個從波蘭來的姑娘。
她說，在波蘭經常殺人，猶太人被殺得一個不留，隻是在華沙、羅茲和拉多姆的幾個隔離區裡還有一些猶太人。
我把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們集中在這裡，不是為了像保護比亞沃維紮密
老城區圍上鐵蒺藜，不準外出，隻能在監押下進行強制性勞動。
如發現猶太人藏在俄羅斯人家裡，罪同窩藏遊擊隊，對窩藏者處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農村的一位老漢，他從附近一個丘得諾夫鎮上來。
他親眼看見，當地所有的猶太人都帶着包袱和提包被趕進了樹林，槍聲和凄慘的叫喊聲在樹林裡響了一整天。
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回來。
住在舒金丈人家裡的德國人夜裡很晚才回來，都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喝到天亮。
又喝又唱，還當着老頭子的面分那些胸針、戒指、手镯。
我不知道，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還是也在等待着我們的厄運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紀猶太隔離區的一路上，多麼傷心啊。
我在城市裡走着，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
我們先是走在空蕩蕩的蠟燭街上。
但是等我們來到尼科爾街上，就看到幾百個人前往那被詛咒的隔離區。
因為許許多多白包袱、白枕頭，一條街都變白了。
生病的便由人攙着。
馬爾古裡斯大夫癱瘓的老父親由兩個人擡着。
一個年輕人抱着老母親，妻子和幾個孩子背着包袱跟在後面。
食品雜貨店經理戈爾頓是個胖子，走得氣喘籲籲，穿着皮領大衣，臉上的汗直往下流。
有一個年輕人使我吃驚：他沒有帶東西，頭擡得高高的，面前拿着打開的一本書，臉上是一副傲視一切和鎮定的神氣。
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吓瘋了的人啊。
我們在馬路上走着，許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陣子我跟馬爾古裡斯一家人走在一起，聽到一些婦女同情的歎息聲。
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爾頓，雖然他的樣子很可怕，并不可笑。
我看到許多熟悉的臉。
有些人輕輕向我點頭，跟我告别，有些人轉過臉去。
我覺得，在人群中沒有完全平靜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災樂禍的，但是有幾次我也看到哭紅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兩種人。
一種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猶太男人和裹了毛頭巾的女人。
另一種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裝的人。
女人穿着淡顔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着繡花的烏克蘭襯衫。
我覺得，似乎太陽也不再為走在馬路上的猶太人發光了，似乎他們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裡。
在隔離區入口處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給我指了指鐵絲網邊一塊地方，說以後給我送東西就在那兒會面。
你可知道，維佳，我進了鐵絲網，是什麼樣的感覺？原以為，我會十分害怕的。
其實不然，在這種牲口圈裡我心裡倒是輕快些。
決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奴性。
不是。
決不是。
周圍都是跟我相同命運的人，在隔離區裡我不需要像馬一樣在馬路上走，沒有惡意的目光，熟識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
在這牲口圈裡，大家都帶着法西斯強加給我們的标記，因此在這裡這種标記并不多麼刺我的心。
在這兒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難的人。
因此我輕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土坯房裡。
施佩林有兩個成年的女兒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兒子。
我有時看着這孩子痩瘦的小臉和憂傷的大眼睛，看了很久。
他叫尤拉，可是有兩次我喊他維佳，他給我糾正：“我是尤拉，不是維佳。
” 人的性格多麼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歲的年紀依然充滿了精力。
他弄到褥墊、煤油、一大車劈柴。
夜裡又弄來一袋面粉、半袋豆角。
他不論弄到什麼，都十分高興，就像一個新婚的男子。
昨天他又挂起壁毯。
他一再地說：“沒什麼，沒什麼，咱們能挨過去。
要緊的是準備些吃的和燒的。
” 他對我說，應當在隔離區辦學校。
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語，每節課報酬一碟子菜湯。
我答應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鮑莉索芙娜常常歎氣：“全完啦，咱們完啦。
”可是一面這樣，一面監視着大女兒柳芭，防備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塊面包送給别人。
柳芭是一個善良而可愛的姑娘。
媽媽喜歡的小女兒阿莉娅卻壞到了頂點：又厲害，又多疑，又小氣；常常罵父親，罵姐姐。
戰争前夕她從莫斯科到這兒來探親，就待在這兒沒有走。
我的天，這周圍多麼窮啊！要是有人說猶太人有錢，說猶太人總是攢着錢準備過災難的日子，那就請他上我們舊城區來看看吧！災難的日子來了，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災難了。
要知道，在老城裡不光是帶着十五公斤東西搬來的人，這兒還有長久的住戶，有老匠人，有工人，有護士。
他們住得多擁擠呀！吃得多麼壞呀！更叫人難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爛爛的土坯房！ 維堅卡[18]，我在這兒看到很多壞人—這些人又貪婪，又狡猾，甚至時時刻刻準備出賣一切投靠敵人。
這兒有一個很可怕的人，名叫艾普什津，是從波蘭一個小城來到我們這裡的。
他戴着袖章，常常跟德國人一起進行搜查，參加審訊，和烏克蘭警察一起喝酒，他們派他到各家要酒，要錢，要東西。
我見過他兩次。
這人高高的個兒，非常漂亮，穿着講究的奶油色西裝，就連縫在胸前的黃色六角星，也顯得像黃黃的菊花。
不過，我還想對你說說别的事。
我以往從來沒感到自己是猶太人，我從小就生活在俄羅斯朋友的圈子裡，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的全俄代表大會上，我同觀劇的代表一起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演的《萬尼亞舅舅》流下眼淚。
當年，維堅卡，當我還是一個十四歲女孩子的時候，我們家要動身遷往南美洲。
我對爸爸說：“我決不離開俄羅斯，要不然我就投河。
”所以我就沒有走。
在這災難的日子裡，我心中充滿了對猶太民族的母愛。
以前我從不曾有過這種愛。
好孩子，我覺得這種愛就像我對你的愛。
我常常上病人家裡去，小小的屋子裡往往擠着幾十個人：有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婦。
我習慣在人的眼睛裡尋找症候，青光眼症候，白内障症候。
現在我不能那樣看人的眼睛了—在眼睛裡我看到的隻是心靈的反映。
維堅卡呀，都是美好的心靈！這是悲哀而善良，苦難而樂觀，屈從于強權壓制而又超越了強權的心靈。
維佳，這是多麼剛強的心靈！ 你要知道，有些老頭子、老奶奶多麼關心地向我問到你呀。
有些人多麼熱心地安慰我，雖然我從來沒有對他們訴過苦，雖然他們的境遇比我更慘。
有時我覺得，不是我去給人治病，而是好心的人民這個醫生在醫治我的心靈。
為了酬謝我的治療，他們送給我一塊面包、幾個蔥頭或者一把豆角，這是多麼令人感動。
維堅卡，你要知道，這決不是出診費！有一次，一個老工人攥住我的手，一面往我的小包裡塞幾個土豆，一面說：‘唉，唉，大夫，請您原諒。
’我的眼裡湧出了淚水。
這裡面有一種純潔、善良、可親的東西，我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
我不想安慰你，說我現在過得很好；我的心并沒有痛得撕裂成碎片，你可能會感到吃驚。
但是你不要太難受，不要以為我挨餓，這段時間我還從來沒有挨過餓。
還有，我也不感覺自己是孤獨的。
這兒的人究竟怎樣呢？好也好得使我吃驚，壞也壞得使我吃驚。
人與人大不相同，雖然都經曆着同樣的命運。
電閃雷鳴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想方設法盡量躲避大雨，但是你要知道，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一樣。
而且躲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施佩林大夫相信，對猶太人的迫害是暫時的，是戰争時期的事。
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少的。
我看到，一些人越是樂觀，器量越小，越是自私。
如果在吃飯時候有人來了，阿莉娅和她媽媽都要趕緊把吃的東西藏起來。
施佩林對我态度很好，尤其因為我吃得很少，我帶回來的東西總是吃不了。
但是我決定離開他們，跟他們在一起很不舒服。
我要另找安身的地方。
一個人越是悲傷，越不指望活下去，就越是大方、善良，心腸越好。
那些命定要死的窮人、白鐵匠、裁縫們，比起那些千方百計積攢吃食兒的人，要高尚得多，慷慨得多，也聰明得多。
那些年紀輕輕的女教員、古怪的老教師和象棋高手施皮爾貝格、文靜本分的圖書館女管理員、比小孩子還無用然而一直幻想制造土手榴彈把隔離區武裝起來的工程師萊維奇，他們都是些多麼古怪、多麼不實際、多麼可愛、多麼悲傷、多麼善良的人啊。
在這兒我看出來，希望幾乎永遠跟理智沒有什麼聯系，希望不是出自理智，我覺得，希望出自本能。
維佳，人總是滿懷希望地活着，就好像今後還要活很多很多年。
無法知道這是愚蠢還是聰明，不過情形就是這樣。
我也服從這一規律。
這裡也有兩個婦女從鎮上來，也對我說了我的朋友舒金對我說的事。
附近的德國人見到猶太人就殺，也不憐惜老弱婦孺。
德國人和警察常常乘汽車來，抓幾十名男子去挖土溝，過兩三天，德國人把猶太人趕到土溝邊，開槍屠殺，一個不留。
城市周圍的村鎮到處出現這種掩埋猶太人的丘墳。
隔壁住着一個從波蘭來的姑娘。
她說，在波蘭經常殺人，猶太人被殺得一個不留，隻是在華沙、羅茲和拉多姆的幾個隔離區裡還有一些猶太人。
我把這一切好好想了想，完全明白了：把我們集中在這裡，不是為了像保護比亞沃維紮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