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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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葉爾紹夫叫“思想領袖”。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會活動家都是思想領袖。

    還有民粹派,還有風雲一時的米海洛夫斯基。

    在希特勒的集中營裡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領袖!獨眼者的孤獨在這營裡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征。

     自從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經幾十年過去了,而且那時候是另一個時代,是十九世紀。

     現在他常常想起當年的情形,那時候因為有些黨的領導人不相信他主持實際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氣。

    現在他感到自己是強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話不論古澤将軍,旅政委奧西波夫,還是天天愁眉苦臉、憂心忡忡的基裡洛夫少校,都是多麼看重。

     在戰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觸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憤慨的事。

    斯大林在黨内的獨斷獨行,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對黨内老幹部的不尊重—這些事他都沒有接觸到。

    他非常了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

    但是他知道,在任何問題上與黨對抗,就會不自覺地站到反對自己所獻身的列甯的事業的立場上。

    有時他覺得苦惱,他懷疑:他不發一言,不站出來反對自己不贊成的事情,也許是他軟弱,是他膽小怕事?戰前許多事使人不寒而栗!他常常想起已故的盧那察爾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談是那樣輕松,不等一句話說完,他們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現在,在可怖的德國集中營裡,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

    隻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時刻不離開他。

    他即使在集中營裡,也無法恢複年輕時那種鮮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當中是自己人,在外人當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國軍官問他,在蘇聯不能發表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是不是影響他研究哲學。

     “這對别人也許有影響。

    對我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沒什麼影響。

    ”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說。

     “我問這個問題,正因為您是一位老馬克思主義者。

    ”英國軍官說。

    雖然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這話心中,皺了皺眉頭,他還是恰當地回答了英國人。

     這也并非因為像奧西波夫、古澤、葉爾紹夫這樣一些跟他十分親近的人,有時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

    問題在于,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許多東西變得陌生了。

    過去在和平時期,他興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約,聚會結束時卻發現這人已變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時代格格不入的東西就生長在他身上,已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該怎麼辦呢?……又不能跟自己決裂,不能避而不見。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談話的時候,有時會發火,很粗暴,還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膿包、孱頭、蠢貨、窩囊廢。

    盡管常常嘲弄他,有時候很長時間看不到他,卻又想他。

     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輕時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間的主要變化。

     在年輕時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親的,容易理解的。

    敵人的每一種思想、每一種觀點都是格格不入,毫無道理的。

     可是現在他常常在異己者思想中發現他在幾十年前珍視的東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談中有時會不可理解地出現異己的東西。

     “這大概是因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

     五 一位美國上校住在特别營區的一個小小的單間裡,準許他在傍晚時候自由走出營區,給他吃的是特别夥食。

    據說,從瑞典方面有人來要求關照他,是羅斯福總統通過瑞典國王提出這一要求的。

     有一天,上校把一大塊巧克力糖送給生病的蘇聯少校尼科諾夫。

    在特别營區裡,最使他感興趣的是蘇聯戰俘。

    他想和蘇聯人談談德國人的戰略,談談戰争頭一年失敗的原因。

     他常常跟葉爾紹夫交談,看着這位蘇聯少校既嚴肅又愉快的聰明的眼睛,忘記蘇聯少校不懂英文。

    他覺得奇怪的是,長相這樣聰明的人怎麼會不懂他的話,怎麼會聽不懂有關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的談話。

     “難道您一丁點兒也聽不懂嗎?”他懊惱地問道。

     葉爾紹夫用俄語回答說: “我們可敬的軍士什麼語言都懂,隻是不懂外語。

    ” 不過,借助微笑、眼神、拍肩膀構成的語言,再加上一二十個發音不準的俄語、德語、法語和英語單詞,集中營裡的蘇聯人還是常常跟幾十種不同語言的民族的人談談友誼、合作、互相支持和對家庭、妻子、兒女的思念。

     一些變了音的俄語、法語、英語單詞,加上十來個在集中營裡新出現的德語單詞,足以表達簡單而複雜的集中營生活中特别重要的東西。

     也有一些俄語單詞,如夥計、香煙、同志,是很多民族的囚犯共同使用的。

    有一句俄語“不行啦”是說明快要死的囚犯的狀況的,已經成為大家的共同語言,所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人都在使用。

     大日耳曼民族帶着學來的一二十個單詞闖入居住着偉大俄羅斯人民的城市和鄉村,于是成千上萬俄羅斯農村婦女、老人和兒童跟成千上萬的德國士兵用這些單詞打起交道:“羊羔,老總,舉起手來,母雞,雞蛋,完蛋。

    ”這種交道絕不是什麼好交道…… 蘇聯戰俘之間也談不出什麼好結果,有些人甯死不願賣國,另一些人卻千方百計要參加蘇奸弗拉索夫的僞軍。

    他們談得越多,争論得越多,彼此的隔閡越大。

    到後來他們就不說話了,彼此越來越仇恨,越來越鄙視。

     這種不言不語,被恐怖、希望和苦難連接在一起的這些混亂的人群,說着同一種語言的人們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二十世紀可悲的災難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