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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家—契诃夫—聯系起來的諸多特質之一，盡管二人在寫作篇幅上大不相同。
《生活與命運》有很多章節，單個拿出來與契诃夫的短篇小說驚人地相似。
阿巴爾丘克和一個朋友争論不休，不料幾小時後這個朋友被一個罪犯殺害。
阿巴爾丘克把罪犯的名字告訴了勞改營當局，這樣做相當于自尋死路。
他覺得做一個堂堂君子是立身之本，告發兇手更讓他自覺義薄雲天。
底氣一足，對死去朋友的怒氣更大了，想好好教訓教訓他。
讀者一方面贊賞阿巴爾丘克的勇敢，一方面厭惡他的自命正直。
書中關于斯大林格勒年輕士兵克裡莫夫那一章也頗有契诃夫式的諷刺意味。
克裡莫夫遇到德軍轟炸，迫不得已在一個彈坑裡躲了幾個小時。
以為身邊躺着的是一個俄國同志，他突然感到一種他不應有的對于人類溫暖的需求。
這個殺人有術的偵察員于是握住了那人的手。
沒想到那人是個德國兵，碰巧也在這個彈坑裡躲轟炸。
等到轟炸結束，這兩個士兵才意識到彼此都弄錯人了；他倆默默地爬出了彈坑，各自都害怕被上級看見，說自己通敵……在關于紅軍駕駛員謝苗諾夫的一章裡，格羅斯曼提出了相似的問題，但是說得更含蓄。
謝苗諾夫被德國人俘虜，在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的時候，德國人把他給放了。
這時候，一個烏克蘭農家老太赫裡斯佳·丘尼娅克把他接進自己的茅舍，給他喂飯，護理他。
[42]過了一個多月，謝苗諾夫恢複了體力，一個鄰居來串門，談着談着就談起了農業集體化。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救命恩人，“這個舒适的農舍的女主人”[43]曾幾何時幾乎快要餓死了，當時命懸一線，就像他自己剛住進來的時候一樣。
而赫裡斯佳那天晚上睡覺前，覺得要在胸前畫個十字才安心；字裡行間看得出，如果她早知道謝苗諾夫是贊成農業集體化的，并且是從莫斯科來的，恐怕不一定會救他的命。
僅僅十二年前，正是那些莫斯科來的蘇共黨員、共青團員導緻她全家人活活餓死的慘劇。
她對人善良，似乎和她的認識水平無關；甚至可能正是因為她的缺乏認識。
正好像《生活與命運》可以作為一系列微型畫像來看，在格羅斯曼看來，契诃夫的短篇小說，合在一起，也可以作為一部史詩般宏大的作品來讀。
格羅斯曼塑造的一個人物向契诃夫表達了敬意，他的一番話道出了格羅斯曼自己的希望和觀點： 契诃夫使我們認識了整個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各個階級、階層、各種年齡的人……但是不僅如此。
他使我們認識了這平平常常的許多人，明白嗎，俄國的平常人！……契诃夫說：讓上帝到一邊去吧，讓所謂偉大的先進思想到一邊去吧，首先是人，我們要善良，要關心人，不管什麼人，僧侶、莊稼漢、百萬巨富的工廠主、薩哈林的苦役犯、飯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憐惜人，熱愛人，不這樣絕對不行。
[44] 我們或許可以把《生活與命運》稱為契诃夫式的人性史詩。
像任何一部偉大的史詩作品一樣，這本書偶爾也超出了史詩的框架。
在駛向滅絕營的火車上，一個已屆中年、沒有孩子的醫生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收養”了小男孩達維德。
格羅斯曼不光把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給了這個孩子，還把自己很多童年的回憶也給了他。
當一個德國軍官下令内科醫生和外科醫生走出隊列時，索菲亞沒站出來，她不肯扔下達維德不管，不肯扔下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認同感的猶太人們，而甯可放棄自己的生命。
一大群人被趕進了毒氣室，索菲亞和達維德也在這群人裡。
達維德是先死的，索菲亞感到孩子的身體在她懷裡漸漸沉下去。
這一章是這樣結尾的： 這孩子的身體小得像鳥兒一樣，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媽媽了。
”她想道。
這是她最後一個念頭。
可是她的心還活着：心在緊縮，疼痛，在憐惜你們，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們。
索菲亞感到一陣惡心，就把達維德，已經成了屍體的孩子緊緊摟在懷裡，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屍體。
[45]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在彌留的時刻第一次感到了母愛的力量。
她終于當上了媽媽—可是，她給孩子帶來了生命還是帶去了死亡？我們不能說：達維德已經死了。
達維德/瓦西裡還活着—索菲亞一定也還活着，因為她的心不僅憐憫已經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們，不僅憐憫她同時代的人，而且也憐憫“你們大家”，也就是說，憐憫我們這些讀者。
或許她給瓦西裡·格羅斯曼，也給一些讀者，帶來了更充實、更深刻的生命，雖然這生命痛苦照舊。
格羅斯曼曾經給愛倫堡寫過一封信談《黑書》。
正像信裡所說，他深感為死者說話，“為長眠者發聲”[46]，是他的道義責任。
但同樣重要的，是他感到死者在支撐着他；他相信死者的力量能夠幫助他履行為生者盡力的職責。
維克托·施特魯姆的故事，結尾處有一種謹慎的樂觀，從中可以清楚看到格羅斯曼這種責任感。
施特魯姆明知那些人是無辜的，可是不昧着良心構陷他們，自己那幾個新到手的特權就沒了，于是一反常态地在官方的诽謗信上簽上了名。
施特魯姆希望他死去的母親下次會幫助他，讓他有所長進；他在小說裡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好吧，咱們就試試吧……也許，我還有足夠的力量。
媽媽，媽媽，這是你的力量。
”[47] 格羅斯曼母親的二十周年忌日那天，他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他的情感在信中表達得更加明白：“親愛的媽媽，我就是你，隻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
我死以後，你還會繼續活在這本書裡。
我把這本書題獻給你，書的命運是和你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
”[48]他感到母親就在這本書裡活着，這似乎讓他覺得《生活與命運》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活體生命。
[49]他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戰的話作結：“我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書正在坐牢，那麼，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現在的職位都是毫無意義的，都是虛假的。
這本書，我寫了就不會抛棄，過去不抛棄，現在也不抛棄……請你把自由還給我的書。
”[50] *** 約翰·加勒德（JohnGarrard）和他的夫人卡羅爾（CarolGarrard）合寫了一本優秀的格羅斯曼傳記《别爾基切夫的靈骨》。
約翰·加勒德來信說，格羅斯曼有“兩個未愈合的傷口”： 第一個傷口是沉默的文化。
蘇聯猶太人的死亡，當地老百姓做了幫兇。
在前蘇聯的領土上，大家至今還保持沉默，絕口不提這件事。
有一位美國和平衛隊的志願者被分配到别爾基切夫工作，上個月她給我來信說，她正在尋找猶太人大屠殺的準确地點。
她請烏克蘭朋友幫忙尋找（她會說烏克蘭語），大家卻茫然看着她，都矢口否認，說沒發生過這樣的屠殺，也沒有這樣的屍坑。
第二個傷口與斯大林格勒戰役有關。
通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陵墓”的花崗岩牆上刻着一排大字：“一個德國兵問道：‘他們又向我們進攻了，他們能是普通人麼？’”在陵墓的大廳内，一個蘇聯紅軍戰士的回答用燙金大字刻在了牆上：“是的，我們确實都是普通人，活下來的沒有幾個，但是為了神聖的俄羅斯母親，我們都履行了愛國者的責任。
” 這些話是從格羅斯曼一篇文章上摘錄下來的，該文題目是《在主傳動線上》，最初刊登在《紅星報》上，後來《真理報》也轉載了。
但是，這個紀念館的設計師們并沒有注明這兩句話的作者是格羅斯曼。
紀念館的導遊人員至今仍然在說，他們不知道這個語錄的作者是誰。
[51] 紀念館修建期間，格羅斯曼在默默無聞中死去。
紀念館1959年奠基，1967年完工；《生活與命運》1961年被“逮捕”，格羅斯曼于1964年逝世。
蘇聯當局對待格羅斯曼的方式，似乎是将他劈作兩半，兩個“格羅斯曼”互不相幹：一個是持不同政見的猶太人，他的作品必須保持沉默；另一個則代表了“蘇聯人民的聲音”，他的話可以用巨大的字體刻在牆上，隻要不提他的名字就好。
直到今天，斯大林格勒陵墓始終沒有注明作者就是格羅斯曼。
格羅斯曼天上有知，對此可能隻會聳聳肩；他“為長眠者發聲”，如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才會更令他失望不安。
2006年6月 2010年11月修訂 [1]西方見證猶太大屠殺最為知名的作家普裡莫·萊維（PrimoLevi）終生從事的也是工業化學師的工作。
與格羅斯曼一樣，萊維也是精确描寫和分析的大師。
[2]見謝苗·利普金的《瓦西裡·格羅斯曼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VasiliyaGrossmana，阿迪斯出版社，1986），第10頁。
巴别爾：“用新的眼光發現了我們的猶太首都。
”布爾加科夫：“有價值的東西還是能夠出版的！” [3]這個書名取自德文Glückauf，短語的字面意思是“上來，好運！”，原是礦工從井下回到地面上的時候，地面上的人打招呼用語。
後延伸為“祝你好運”。
[4]茨維坦·托多羅
《生活與命運》有很多章節，單個拿出來與契诃夫的短篇小說驚人地相似。
阿巴爾丘克和一個朋友争論不休，不料幾小時後這個朋友被一個罪犯殺害。
阿巴爾丘克把罪犯的名字告訴了勞改營當局，這樣做相當于自尋死路。
他覺得做一個堂堂君子是立身之本，告發兇手更讓他自覺義薄雲天。
底氣一足，對死去朋友的怒氣更大了，想好好教訓教訓他。
讀者一方面贊賞阿巴爾丘克的勇敢，一方面厭惡他的自命正直。
書中關于斯大林格勒年輕士兵克裡莫夫那一章也頗有契诃夫式的諷刺意味。
克裡莫夫遇到德軍轟炸，迫不得已在一個彈坑裡躲了幾個小時。
以為身邊躺着的是一個俄國同志，他突然感到一種他不應有的對于人類溫暖的需求。
這個殺人有術的偵察員于是握住了那人的手。
沒想到那人是個德國兵，碰巧也在這個彈坑裡躲轟炸。
等到轟炸結束，這兩個士兵才意識到彼此都弄錯人了；他倆默默地爬出了彈坑，各自都害怕被上級看見，說自己通敵……在關于紅軍駕駛員謝苗諾夫的一章裡，格羅斯曼提出了相似的問題，但是說得更含蓄。
謝苗諾夫被德國人俘虜，在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的時候，德國人把他給放了。
這時候，一個烏克蘭農家老太赫裡斯佳·丘尼娅克把他接進自己的茅舍，給他喂飯，護理他。
[42]過了一個多月，謝苗諾夫恢複了體力，一個鄰居來串門，談着談着就談起了農業集體化。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救命恩人，“這個舒适的農舍的女主人”[43]曾幾何時幾乎快要餓死了，當時命懸一線，就像他自己剛住進來的時候一樣。
而赫裡斯佳那天晚上睡覺前，覺得要在胸前畫個十字才安心；字裡行間看得出，如果她早知道謝苗諾夫是贊成農業集體化的，并且是從莫斯科來的，恐怕不一定會救他的命。
僅僅十二年前，正是那些莫斯科來的蘇共黨員、共青團員導緻她全家人活活餓死的慘劇。
她對人善良，似乎和她的認識水平無關；甚至可能正是因為她的缺乏認識。
正好像《生活與命運》可以作為一系列微型畫像來看，在格羅斯曼看來，契诃夫的短篇小說，合在一起，也可以作為一部史詩般宏大的作品來讀。
格羅斯曼塑造的一個人物向契诃夫表達了敬意，他的一番話道出了格羅斯曼自己的希望和觀點： 契诃夫使我們認識了整個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各個階級、階層、各種年齡的人……但是不僅如此。
他使我們認識了這平平常常的許多人，明白嗎，俄國的平常人！……契诃夫說：讓上帝到一邊去吧，讓所謂偉大的先進思想到一邊去吧，首先是人，我們要善良，要關心人，不管什麼人，僧侶、莊稼漢、百萬巨富的工廠主、薩哈林的苦役犯、飯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憐惜人，熱愛人，不這樣絕對不行。
[44] 我們或許可以把《生活與命運》稱為契诃夫式的人性史詩。
像任何一部偉大的史詩作品一樣，這本書偶爾也超出了史詩的框架。
在駛向滅絕營的火車上，一個已屆中年、沒有孩子的醫生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收養”了小男孩達維德。
格羅斯曼不光把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給了這個孩子，還把自己很多童年的回憶也給了他。
當一個德國軍官下令内科醫生和外科醫生走出隊列時，索菲亞沒站出來，她不肯扔下達維德不管，不肯扔下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認同感的猶太人們，而甯可放棄自己的生命。
一大群人被趕進了毒氣室，索菲亞和達維德也在這群人裡。
達維德是先死的，索菲亞感到孩子的身體在她懷裡漸漸沉下去。
這一章是這樣結尾的： 這孩子的身體小得像鳥兒一樣，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媽媽了。
”她想道。
這是她最後一個念頭。
可是她的心還活着：心在緊縮，疼痛，在憐惜你們，活着的和死去的人們。
索菲亞感到一陣惡心，就把達維德，已經成了屍體的孩子緊緊摟在懷裡，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屍體。
[45]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在彌留的時刻第一次感到了母愛的力量。
她終于當上了媽媽—可是，她給孩子帶來了生命還是帶去了死亡？我們不能說：達維德已經死了。
達維德/瓦西裡還活着—索菲亞一定也還活着，因為她的心不僅憐憫已經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們，不僅憐憫她同時代的人，而且也憐憫“你們大家”，也就是說，憐憫我們這些讀者。
或許她給瓦西裡·格羅斯曼，也給一些讀者，帶來了更充實、更深刻的生命，雖然這生命痛苦照舊。
格羅斯曼曾經給愛倫堡寫過一封信談《黑書》。
正像信裡所說，他深感為死者說話，“為長眠者發聲”[46]，是他的道義責任。
但同樣重要的，是他感到死者在支撐着他；他相信死者的力量能夠幫助他履行為生者盡力的職責。
維克托·施特魯姆的故事，結尾處有一種謹慎的樂觀，從中可以清楚看到格羅斯曼這種責任感。
施特魯姆明知那些人是無辜的，可是不昧着良心構陷他們，自己那幾個新到手的特權就沒了，于是一反常态地在官方的诽謗信上簽上了名。
施特魯姆希望他死去的母親下次會幫助他，讓他有所長進；他在小說裡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好吧，咱們就試試吧……也許，我還有足夠的力量。
媽媽，媽媽，這是你的力量。
”[47] 格羅斯曼母親的二十周年忌日那天，他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他的情感在信中表達得更加明白：“親愛的媽媽，我就是你，隻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
我死以後，你還會繼續活在這本書裡。
我把這本書題獻給你，書的命運是和你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
”[48]他感到母親就在這本書裡活着，這似乎讓他覺得《生活與命運》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活體生命。
[49]他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戰的話作結：“我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書正在坐牢，那麼，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現在的職位都是毫無意義的，都是虛假的。
這本書，我寫了就不會抛棄，過去不抛棄，現在也不抛棄……請你把自由還給我的書。
”[50] *** 約翰·加勒德（JohnGarrard）和他的夫人卡羅爾（CarolGarrard）合寫了一本優秀的格羅斯曼傳記《别爾基切夫的靈骨》。
約翰·加勒德來信說，格羅斯曼有“兩個未愈合的傷口”： 第一個傷口是沉默的文化。
蘇聯猶太人的死亡，當地老百姓做了幫兇。
在前蘇聯的領土上，大家至今還保持沉默，絕口不提這件事。
有一位美國和平衛隊的志願者被分配到别爾基切夫工作，上個月她給我來信說，她正在尋找猶太人大屠殺的準确地點。
她請烏克蘭朋友幫忙尋找（她會說烏克蘭語），大家卻茫然看着她，都矢口否認，說沒發生過這樣的屠殺，也沒有這樣的屍坑。
第二個傷口與斯大林格勒戰役有關。
通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陵墓”的花崗岩牆上刻着一排大字：“一個德國兵問道：‘他們又向我們進攻了，他們能是普通人麼？’”在陵墓的大廳内，一個蘇聯紅軍戰士的回答用燙金大字刻在了牆上：“是的，我們确實都是普通人，活下來的沒有幾個，但是為了神聖的俄羅斯母親，我們都履行了愛國者的責任。
” 這些話是從格羅斯曼一篇文章上摘錄下來的，該文題目是《在主傳動線上》，最初刊登在《紅星報》上，後來《真理報》也轉載了。
但是，這個紀念館的設計師們并沒有注明這兩句話的作者是格羅斯曼。
紀念館的導遊人員至今仍然在說，他們不知道這個語錄的作者是誰。
[51] 紀念館修建期間，格羅斯曼在默默無聞中死去。
紀念館1959年奠基，1967年完工；《生活與命運》1961年被“逮捕”，格羅斯曼于1964年逝世。
蘇聯當局對待格羅斯曼的方式，似乎是将他劈作兩半，兩個“格羅斯曼”互不相幹：一個是持不同政見的猶太人，他的作品必須保持沉默；另一個則代表了“蘇聯人民的聲音”，他的話可以用巨大的字體刻在牆上，隻要不提他的名字就好。
直到今天，斯大林格勒陵墓始終沒有注明作者就是格羅斯曼。
格羅斯曼天上有知，對此可能隻會聳聳肩；他“為長眠者發聲”，如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才會更令他失望不安。
2006年6月 2010年11月修訂 [1]西方見證猶太大屠殺最為知名的作家普裡莫·萊維（PrimoLevi）終生從事的也是工業化學師的工作。
與格羅斯曼一樣，萊維也是精确描寫和分析的大師。
[2]見謝苗·利普金的《瓦西裡·格羅斯曼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VasiliyaGrossmana，阿迪斯出版社，1986），第10頁。
巴别爾：“用新的眼光發現了我們的猶太首都。
”布爾加科夫：“有價值的東西還是能夠出版的！” [3]這個書名取自德文Glückauf，短語的字面意思是“上來，好運！”，原是礦工從井下回到地面上的時候，地面上的人打招呼用語。
後延伸為“祝你好運”。
[4]茨維坦·托多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