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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正是目前所需要的，說他要把自己的讀後感告訴赫魯曉夫。
”這是傳聞，不知是真是假。
即便沒來電話，楚科夫斯基對此事的重視，這就很不一般。
[29] 我個人并不覺得格羅斯曼天真。
不論是人的心理活動，還是蘇聯政權的内部運作，顯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
1956年赫魯曉夫公開譴責斯大林。
從那時起，政治形勢一直在迅速演變。
今天回過頭來評說當時的政治形勢，事後聰明，肯定不費吹灰之力。
藝術批評家伊格爾·格隆斯托克（IgorGolomstock）跟我講過，當時很多有頭腦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們深刻批判蘇聯政權，但他們都像格羅斯曼一樣，一輩子都是在蘇聯體制内度過的。
利普金說得很明白，格羅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格羅斯曼當時有可能隻是厭倦了搪塞支吾，當局今天要求這樣，明天要求那樣，他厭倦了，不想再跟着它的指揮棒轉了。
他沒料到，這回和往常不一樣，沒逮捕他本人，卻把他的小說逮捕了。
他把這本書的手稿在廖麗亞·多米尼吉娜那兒也存了一份。
[30]不過，為慎重起見，他連利普金都沒告訴，以防萬一。
格羅斯曼不斷要求出版他的小說。
隔了一陣子，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主管意識形态的一把手蘇斯洛夫召見了他。
蘇斯洛夫把早就對格羅斯曼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這本小說，兩三百年内都休想出版。
正如諷刺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VladimirVoinovich）曾指出的，比蘇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居然很識貨，一眼就看出這本小說持久的重要性。
[31] 格羅斯曼擔心這本小說會就此付之東流，心情非常抑郁。
用謝苗·利普金的話說：“格羅斯曼在我們眼前一天天老下去。
他那卷曲的頭發變了樣，白發比以前更多了，有點兒謝頂。
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來趿趿拉拉。
”[32]用格羅斯曼自己的話說：“他們在一個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
”[33]但是，格羅斯曼并沒有就此歇筆。
他寫了一篇生動的亞美尼亞遊記《願你和平》，緊接着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動》，這本書批判蘇聯社會，筆鋒比《生活與命運》還要犀利。
它一半是小說，一半是沉思，書中有對蘇聯勞改營的簡要研究，關于1930年代大恐怖/大饑荒令人動容的描寫，對列甯慷慨激昂的抨擊，還有對俄羅斯“奴隸的靈魂”的深刻反思（至今還令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激憤不已）。
可是這個時候格羅斯曼已經罹患胃癌。
1964年9月14日晚間，别爾基切夫猶太人大屠殺二十三周年紀念日前夕，格羅斯曼與世長辭了。
[34] *** 在結構上，《生活與命運》和《戰争與和平》差不多：聚焦一個家庭，家族成員各有各的故事，這些故事合在一起，全國的大千世界就一覽無餘了。
亞曆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一位精神思想紮根于革命前知識分子民粹主義傳統的老太太。
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人是這本小說的中心人物。
書中有兩個次要情節，一個在俄國的勞改營，一個在物理研究所。
亞曆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大女兒叫柳德米拉，這兩個情節圍繞她的前夫和現任丈夫來寫。
亞曆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小女兒叫葉尼娅。
書中還有兩個次要情節，一個寫她的前夫克雷莫夫，一個寫她現在的未婚夫諾維科夫。
克雷莫夫被逮捕，關進了莫斯科盧比揚卡監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時候，諾維科夫指揮坦克集團軍，立下汗馬功勞，後來鳥盡弓藏，也與當局發生沖突。
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親戚朋友不少，他們又都生出不少故事：有在斯大林格勒發電廠工作的，有在前線當兵的，有在德國集中營裡組織暴動的，也有被牲口車運到毒氣室處死的。
格羅斯曼曾經寫道，斯大林格勒街壘戰期間，他隻能讀一本書，就是《戰争與和平》。
[35]《生活與命運》這個書名和《戰争與和平》相似。
他之所以選這個書名，似乎是要挑戰讀者，把這兩本小說比較一番。
《生活與命運》經得起這樣的比較。
托爾斯泰再現了奧斯特利茨戰役，格羅斯曼再現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生動的手筆至少不亞于托翁。
遭到長時間轟炸是個什麼滋味，戰時應該有什麼“居家”小常識，格羅斯曼也寫得非常逼真，例如，書裡寫到，必須要有一個堅固的地下掩體，這是性命攸關的大事。
有一段描寫崔可夫将軍的地下掩體被摧毀了，結果軍官們一個接一個把自己手下的人從掩體裡攆了出去，像這樣出人意料的有趣段落比比皆是。
書中還描寫了斯大林保衛戰期間大家不分官階、一律平等的戰友之情，然後筆鋒一轉，寫黨的官僚們覺得這種精神比德國人還要兇險，于是要将這種精神根絕。
書中描寫俄國勝利後斯大林格勒一片悲傷的場景，讀來同樣感人：戰争中全世界都看着斯大林格勒，這座城市當時是“世界名城”，“它的靈魂就是自由”。
可是，戰役結束以後，它便淪為衆多被戰火焚毀的城市中的一座了。
[36] 也和托爾斯泰一樣，格羅斯曼書中采用了與很多人的觀點不同的視角：既有普通士兵對身邊形勢的直接感受，也有史學家、哲學家高遠的展望。
格羅斯曼全局性的思考比托爾斯泰更有看頭，也更多樣化；有些想法簡練隽永。
克雷莫夫在被捕前夕終于明白，無辜戰友被捕時自己沒有站出來說話，不光是因為害怕：正是“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義擺脫了道德”。
[37]克雷莫夫被捕後，他的思想迸發出詩的力量：“從革命的活的機體上把皮撕下來，新時期想用革命的皮來打扮自己，而把無産階級革命的帶血的肌肉和熱騰騰的心肝抛進垃圾堆裡，因為新時期不需要這些。
需要的隻是革命的皮，所以把這張皮從活人身上剝下來。
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說起革命的話，做起革命的動作，但是腦子、肺、肝、眼睛卻是另外一種人的。
”[38] 格羅斯曼的反思的力量，并非來自形象的描寫，而是來自嚴謹的邏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慢慢道來。
全書從頭到尾貫穿着一個非同尋常的觀點：極權國家運作的機理和現代物理學一樣，都着眼于概率，不關心因果關系；看的是巨大的總量，而非單個的人或粒子。
有時候，他把邏輯寓于詩情之中；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從希特勒手裡一把奪過反猶主義這把劍，這個奪劍的形象是個畫龍點睛的收尾之筆，點明了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本質上是一回事。
格羅斯曼在一篇假借書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談論“愚蠢的善舉”的文章中最為直截地表達了他的觀念。
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不久前親眼看見20000名猶太人慘遭屠殺。
[39]每當聽到諸如創造世界新秩序這話，我們最好回想一下這篇文章裡的某些想法： 哪裡有善的曙光升起—這種善是永恒的，并且永遠不會被惡所戰勝，當然那種惡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遠勝不過善—哪裡就會流血，就會有大批兒童和老人死于非命。
不但是人，就連上帝也無法消除現實的惡。
[40] 看樣子，隻有個人才能保住這顆種子令它存活，隻有未被國家意識形态征用的語言才能講到這顆種子。
德國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氣室，他拒不從命，此舉實際上是将他自己置于死地。
在此之前，他找到一位意大利神父，用一種令人難忘的混雜着意大利語、法語、德語的大雜燴語言問了一個深奧的問題：“Quedois-jefaire,miopadre,noustravaillonsdansunaVernichtungslager.”（“咱們在建毒氣工廠了。
神甫，我該怎麼辦？”）[41]有人說，格羅斯曼的文筆有點兒笨重，典型的蘇式風格；更确切的說法，應該是格羅斯曼能寫出各種各樣詩一般的語言，有伊康尼科夫笨拙、破碎的語言，也有克雷莫夫自我譴責時那種雄辯的語言，但是他不太相信為詩而詩，所以，隻有在平常語言不足以表情達意的時候，他才寫詩意的語言。
或許隻在一個方面，格羅斯曼不如托爾斯泰：他沒有托爾斯泰那樣高超的再現鮮活而完整的生命的能力。
托爾斯泰刻畫的年輕的娜塔莎·羅斯托娃那種形象，《生活與命運》裡面是找不到的。
但是，格羅斯曼描寫的是歐洲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所以盡管最後一章歌頌明媚的春光，寫到耀眼的陽光照在冰雪上，别廖茲金（Byerozkin）和他的妻子“從亮光中穿過，就好像從密密的樹叢中穿過”，但這部小說的整體色調是陰郁的，大多數的陪襯情節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結，有時候死去的還不止一人。
不過，格羅斯曼并不是沒有愛、沒有信仰、沒有希望。
在他的信念裡甚至含有一種堅強的、清醒的樂觀精神，他堅信，即使身陷蘇聯或納粹的集中營，也并非不可能堅守道義，仁慈待人。
格羅斯曼能夠細膩地理解人的過錯、人的疑慮、人的表裡不一，理解道義選擇是痛苦的、複雜的，這種理解給予他的作品非凡的價值。
這種對于道德的微妙的理解，是讓我們将格羅斯曼與
”這是傳聞，不知是真是假。
即便沒來電話，楚科夫斯基對此事的重視，這就很不一般。
[29] 我個人并不覺得格羅斯曼天真。
不論是人的心理活動，還是蘇聯政權的内部運作，顯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
1956年赫魯曉夫公開譴責斯大林。
從那時起，政治形勢一直在迅速演變。
今天回過頭來評說當時的政治形勢，事後聰明，肯定不費吹灰之力。
藝術批評家伊格爾·格隆斯托克（IgorGolomstock）跟我講過，當時很多有頭腦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們深刻批判蘇聯政權，但他們都像格羅斯曼一樣，一輩子都是在蘇聯體制内度過的。
利普金說得很明白，格羅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格羅斯曼當時有可能隻是厭倦了搪塞支吾，當局今天要求這樣，明天要求那樣，他厭倦了，不想再跟着它的指揮棒轉了。
他沒料到，這回和往常不一樣，沒逮捕他本人，卻把他的小說逮捕了。
他把這本書的手稿在廖麗亞·多米尼吉娜那兒也存了一份。
[30]不過，為慎重起見，他連利普金都沒告訴，以防萬一。
格羅斯曼不斷要求出版他的小說。
隔了一陣子，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主管意識形态的一把手蘇斯洛夫召見了他。
蘇斯洛夫把早就對格羅斯曼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這本小說，兩三百年内都休想出版。
正如諷刺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VladimirVoinovich）曾指出的，比蘇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居然很識貨，一眼就看出這本小說持久的重要性。
[31] 格羅斯曼擔心這本小說會就此付之東流，心情非常抑郁。
用謝苗·利普金的話說：“格羅斯曼在我們眼前一天天老下去。
他那卷曲的頭發變了樣，白發比以前更多了，有點兒謝頂。
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來趿趿拉拉。
”[32]用格羅斯曼自己的話說：“他們在一個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
”[33]但是，格羅斯曼并沒有就此歇筆。
他寫了一篇生動的亞美尼亞遊記《願你和平》，緊接着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動》，這本書批判蘇聯社會，筆鋒比《生活與命運》還要犀利。
它一半是小說，一半是沉思，書中有對蘇聯勞改營的簡要研究，關于1930年代大恐怖/大饑荒令人動容的描寫，對列甯慷慨激昂的抨擊，還有對俄羅斯“奴隸的靈魂”的深刻反思（至今還令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激憤不已）。
可是這個時候格羅斯曼已經罹患胃癌。
1964年9月14日晚間，别爾基切夫猶太人大屠殺二十三周年紀念日前夕，格羅斯曼與世長辭了。
[34] *** 在結構上，《生活與命運》和《戰争與和平》差不多：聚焦一個家庭，家族成員各有各的故事，這些故事合在一起，全國的大千世界就一覽無餘了。
亞曆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一位精神思想紮根于革命前知識分子民粹主義傳統的老太太。
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人是這本小說的中心人物。
書中有兩個次要情節，一個在俄國的勞改營，一個在物理研究所。
亞曆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大女兒叫柳德米拉，這兩個情節圍繞她的前夫和現任丈夫來寫。
亞曆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小女兒叫葉尼娅。
書中還有兩個次要情節，一個寫她的前夫克雷莫夫，一個寫她現在的未婚夫諾維科夫。
克雷莫夫被逮捕，關進了莫斯科盧比揚卡監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時候，諾維科夫指揮坦克集團軍，立下汗馬功勞，後來鳥盡弓藏，也與當局發生沖突。
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親戚朋友不少，他們又都生出不少故事：有在斯大林格勒發電廠工作的，有在前線當兵的，有在德國集中營裡組織暴動的，也有被牲口車運到毒氣室處死的。
格羅斯曼曾經寫道，斯大林格勒街壘戰期間，他隻能讀一本書，就是《戰争與和平》。
[35]《生活與命運》這個書名和《戰争與和平》相似。
他之所以選這個書名，似乎是要挑戰讀者，把這兩本小說比較一番。
《生活與命運》經得起這樣的比較。
托爾斯泰再現了奧斯特利茨戰役，格羅斯曼再現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生動的手筆至少不亞于托翁。
遭到長時間轟炸是個什麼滋味，戰時應該有什麼“居家”小常識，格羅斯曼也寫得非常逼真，例如，書裡寫到，必須要有一個堅固的地下掩體，這是性命攸關的大事。
有一段描寫崔可夫将軍的地下掩體被摧毀了，結果軍官們一個接一個把自己手下的人從掩體裡攆了出去，像這樣出人意料的有趣段落比比皆是。
書中還描寫了斯大林保衛戰期間大家不分官階、一律平等的戰友之情，然後筆鋒一轉，寫黨的官僚們覺得這種精神比德國人還要兇險，于是要将這種精神根絕。
書中描寫俄國勝利後斯大林格勒一片悲傷的場景，讀來同樣感人：戰争中全世界都看着斯大林格勒，這座城市當時是“世界名城”，“它的靈魂就是自由”。
可是，戰役結束以後，它便淪為衆多被戰火焚毀的城市中的一座了。
[36] 也和托爾斯泰一樣，格羅斯曼書中采用了與很多人的觀點不同的視角：既有普通士兵對身邊形勢的直接感受，也有史學家、哲學家高遠的展望。
格羅斯曼全局性的思考比托爾斯泰更有看頭，也更多樣化；有些想法簡練隽永。
克雷莫夫在被捕前夕終于明白，無辜戰友被捕時自己沒有站出來說話，不光是因為害怕：正是“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義擺脫了道德”。
[37]克雷莫夫被捕後，他的思想迸發出詩的力量：“從革命的活的機體上把皮撕下來，新時期想用革命的皮來打扮自己，而把無産階級革命的帶血的肌肉和熱騰騰的心肝抛進垃圾堆裡，因為新時期不需要這些。
需要的隻是革命的皮，所以把這張皮從活人身上剝下來。
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說起革命的話，做起革命的動作，但是腦子、肺、肝、眼睛卻是另外一種人的。
”[38] 格羅斯曼的反思的力量，并非來自形象的描寫，而是來自嚴謹的邏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慢慢道來。
全書從頭到尾貫穿着一個非同尋常的觀點：極權國家運作的機理和現代物理學一樣，都着眼于概率，不關心因果關系；看的是巨大的總量，而非單個的人或粒子。
有時候，他把邏輯寓于詩情之中；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從希特勒手裡一把奪過反猶主義這把劍，這個奪劍的形象是個畫龍點睛的收尾之筆，點明了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本質上是一回事。
格羅斯曼在一篇假借書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談論“愚蠢的善舉”的文章中最為直截地表達了他的觀念。
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不久前親眼看見20000名猶太人慘遭屠殺。
[39]每當聽到諸如創造世界新秩序這話，我們最好回想一下這篇文章裡的某些想法： 哪裡有善的曙光升起—這種善是永恒的，并且永遠不會被惡所戰勝，當然那種惡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遠勝不過善—哪裡就會流血，就會有大批兒童和老人死于非命。
不但是人，就連上帝也無法消除現實的惡。
[40] 看樣子，隻有個人才能保住這顆種子令它存活，隻有未被國家意識形态征用的語言才能講到這顆種子。
德國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氣室，他拒不從命，此舉實際上是将他自己置于死地。
在此之前，他找到一位意大利神父，用一種令人難忘的混雜着意大利語、法語、德語的大雜燴語言問了一個深奧的問題：“Quedois-jefaire,miopadre,noustravaillonsdansunaVernichtungslager.”（“咱們在建毒氣工廠了。
神甫，我該怎麼辦？”）[41]有人說，格羅斯曼的文筆有點兒笨重，典型的蘇式風格；更确切的說法，應該是格羅斯曼能寫出各種各樣詩一般的語言，有伊康尼科夫笨拙、破碎的語言，也有克雷莫夫自我譴責時那種雄辯的語言，但是他不太相信為詩而詩，所以，隻有在平常語言不足以表情達意的時候，他才寫詩意的語言。
或許隻在一個方面，格羅斯曼不如托爾斯泰：他沒有托爾斯泰那樣高超的再現鮮活而完整的生命的能力。
托爾斯泰刻畫的年輕的娜塔莎·羅斯托娃那種形象，《生活與命運》裡面是找不到的。
但是，格羅斯曼描寫的是歐洲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所以盡管最後一章歌頌明媚的春光，寫到耀眼的陽光照在冰雪上，别廖茲金（Byerozkin）和他的妻子“從亮光中穿過，就好像從密密的樹叢中穿過”，但這部小說的整體色調是陰郁的，大多數的陪襯情節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結，有時候死去的還不止一人。
不過，格羅斯曼并不是沒有愛、沒有信仰、沒有希望。
在他的信念裡甚至含有一種堅強的、清醒的樂觀精神，他堅信，即使身陷蘇聯或納粹的集中營，也并非不可能堅守道義，仁慈待人。
格羅斯曼能夠細膩地理解人的過錯、人的疑慮、人的表裡不一，理解道義選擇是痛苦的、複雜的，這種理解給予他的作品非凡的價值。
這種對于道德的微妙的理解，是讓我們将格羅斯曼與